事实上，来上海以前，我与这个城市已经有了不少因缘，对之也有了一定的了解。

三十年代，我给上海的《申报·自由谈》写过文章，通过各种上海的出版物——新文学的与鸳鸯蝴蝶派的——我也对上海的历史与文化有了一定的感性认识。

而一九三七年九月我从日本坐法国船回国，目的地本来就是上海，在中途获悉吴淞口被日本人的炮火封锁了，这艘船要转赴越南河内。

船行至香港我下来，准备转道回到内地参加抗战。

在香港我写了一篇《神户急行列车》，记录与描写了我坐火车由东京到神户沿途亲眼目睹的日本战时动员的疯狂状态。

我把这篇文章寄给上海《大公报》社办的《国闻周报》，后来在该报的《战时特刊》上刊出。

我有一个与胡适相似的癖好——历史癖，所以抗战胜利后，在我终于可以来上海之前，曾翻阅上海地方志一类的书籍研究了一番，发现上海的繁荣完全是近百年的事情。

在明代，上海还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镇，清初它也只是个三等县，一直到了晚清，满清政府腐败无能，国势衰微，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迫使清政府取消海禁，开放口岸，上海成了中国最重要的通商口岸和帝国主义的最重要的租借地，此后它才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西方侵略者按照自己的想法来设计上海，在短短的百年时间里，使之跻身于世界大都市行列。

历史总是充满着悖论：一方面西方列强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侵略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另一方面，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和报刊、出版事业也随着大炮和教堂传入中国——这就是所谓的历史的副作用。

在上海这个东方魔都，这一点尤为明显。

这正如马克思在《不列颠的印度的统治》一文中所说：“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革命，即消灭旧亚细亚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奠定西方社会的物质基础。”

西方的侵略破坏了中国长达几千年的亚细亚社会的基础，动摇了封建专制统治，可也把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文化带到了中国。

上海是西方列强在苦难中国版图上所建立的一块经济和文化飞地，在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侵略中，这个华洋杂处的城市却得到了畸形的发展。

当时对我来说，最感兴趣的是这个城市的文化所具有的独特的性格。

“海派”文化是移民文化，具有鲜明的开放性、兼容性与现代性。

那时的上海与世界文化是同步的，真可谓“国际上刮什么风，上海就起什么浪”，东西文化交流异常活跃；西方社会流行的社会思潮、消费趣味很快会在上海兴盛起来。

对于我们这些不愿依附任何政治组织，而想以写作为生的自由知识分子来说，上海发达的新闻出版业更具有莫大的吸引力。

自二十世纪初以来，现代的文化出版就成了上海滩相当活跃的行业，形形色色的文人都可以在这片广阔的文化市场施展身手——不论你是保守的，还是进步的；官方的，还是民间的；民族的，还是买办的……上海是一片无垠的“文化大海”，它具有吞吐百川、融汇众流的恢宏气象，是中国知识分子大显身手的地方。

在这里，传统的“文人”慢慢摆脱了对官方的由人身到人格依附的附庸地位，而成为自食其力、具有独立人格的社会个体，这是一种历史进步的现象。

那些以卖文为生的职业作家阶层渐渐壮大起来，并在中国现代政治、文化、思想、文学的历史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抗战胜利后的我，已经有了时间不短的文字生涯，我想到上海这个“文化大海”中一试身手。

促成我决定来上海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我与胡风的关系。

一九三七年我在日本读书时，在东京内山书店看到了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的《工作与学习》丛刊的第一辑，题名《二三事》，正是以鲁迅先生的遗文《关于太炎先生的二三事》来命名的。

从它的编辑风格及撰稿人员的阵营，我认为它是一个坚持鲁迅文学传统的左翼进步阵营的刊物，因此把我的一篇小说《人的悲哀》寄给了这个杂志，其内容正是我自己在北京时因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而被捕入狱后的监狱生活中的人生体验。

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个杂志的编者是什么人。

过了一些时候，我收到了这个丛刊的第四辑《黎明》，我的小说登出来了，同时收到了编者胡风的一封热情洋溢的来信和三十多日元的稿费。

抗战开始后，我回国参加抗战。

在战争中，胡风在艰难的处境中创办了《七月》杂志，我继续给他投稿，并被他聘为特约撰稿人，但并没有和他见过面，一直到一九三九年，我从北方颠沛流离到了重庆，才与胡风由神交变成了亲密无间的朋友。

可是没有多长时间，我又到了西北。

一九四四年离开西安时，我把在西北写的一些小说、散文寄给胡风，此后有一段时间断了联系。

抗战胜利后，我从徐州日伪监狱中出来，从重庆复原上海的《大公报》上得悉胡风已经回到了上海。

他在重庆所办的《希望》杂志也将转移到上海中国文化投资公司复刊，在重庆出版的四期也一起重新出版，在目录上我看到我离开西北时寄给胡风的文章都已登出。

我给胡风写了一封信，恢复了投稿与通信联系。

收到他的回信，令我十分高兴。

胡风在信上对我有一个简明而生动的概括，他说我是个“东南西北走”的人，这与我对自己的认识可谓心心相印：我不是一个愿意安坐于**写文章的书生，而是一个喜欢在人生之海中游泳的“社会型”的人，我不愿有一个固定的职业，而想做一个来去自由的作家。

胡风敏锐地看出了我性格中的这个特点，他来信特意说我这些年的经历非常丰富，可以作为写小说的材料。

他希望我能静下心来，把这些东西都写出来。

这也是促成我决定到上海来的一个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