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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日本读的专业是社会科学，跟上园谷弘教授学习对中国社会的研究，以致一九四八年冬天，当我从关押了经年的上海国民党中统局特务监狱由友人辗转托人保释外出后，我在蛰居沪西乡间一家农民阁楼上的两个多月时间内，利用妻子和相知的朋友们多方为我借来的图书资料（多半是日本学者的著译），我编写了一部研究中国近代社会和经济的专著。
这也是我多年在流转生活中打滚时养成的一种习惯和嗜好：读各类有关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书，以便能深入认识和了解我们这个国家的历史和现实。
当时风声日紧，我又不能安生了。
为此，我以贾有福的化名，用我伯父商行职员的身份，弄了一张“国民证”，离开恐怖的上海，避居到青岛。
我在一家小客栈安身以后，从街头旧货摊上买的一大堆便宜的英日文外文书内，选译了恩格斯的《住宅问题》，英国传记作家奥勃伦的《晨曦的儿子——尼采传》以及匈牙利作家维吉达的多幕剧《幻灭》。
但除过《住宅问题》解放初得以印出外，其余两本译稿，都以不合时宜，未能印出。
到了一九五五年，命运又向我进行新的挑战时，它们都在抄家时失去了。
我为它们的遗失惋惜，因为我喜欢这些作品，尤其是那本被称为“一个负伤的知识分子”尼采的传记。
一九五年开始，我到高等学校“插队落户”，当了文学教授，为了教学上的需要，也为了不甘寂寞，并且还为了弄些钱补助生活，“著书都为稻粱谋”，我又译了几种俄国和苏联的文学书。
其中那些写于斯大林时代的文学批评和作家研究的苏联著作，它们的理论和学术价值，现在已由历史作了公正的评判，只能作为历史的资料而存在了。
而随着一九五五年那场灾难的来临，我的短促的翻译史也就结束了。
上述我那些杂七杂八的文学活动，只能是它们消耗我的生命力的一点历史记录，它们虽然寄托了我的理想、希望、爱憎和思考，但也只是如此而已。
说我是一个作家或译家，那还差得很远；作为一个学问家，更不够格。
梁漱溟先生在《自述》中自我评价道：“我不是学问中人，我是社会上的人。”
其实这句话更适合于我，总的说来，我只是个浪迹江湖，努力体现自我人生价值和尽到自己的社会责任，在五四精神的培育下走上人生道路的知识分子。
我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七十多年，眼看就要进火葬场了，可以自我告慰的是，在上帝给我铺设的坑坑洼洼的生活道路上，我总算活得还像一个人。
生命的历程，对我说来，也就是我努力塑造自己的生活性格和做人品格的过程。
我生平最大的收获，就是把“人”这个字写得还比较端正。
一九八九年六月，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