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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后，大名府。

对于大名府的宣抚使司众人来说，他们经历了自开府以来，最为紧张抑郁的三天。七月八日，冀州急报，深州城失守，拱圣军被全歼，辽军屠城，姚兕生死不明。没晚多久，从汴京的使者，带来了一个让石越与他的谟臣们皆寝食难安的噩耗——高太后驾崩了！

当此大战之际，古往今来，在外面统军的方面之臣，最担心、最惧怕的，便是中枢的政治剧变。而这世界上，还有哪种政治剧变，大得过最高统治者的更替？！况且，这还是由一个老谋深算的政治家，换成一个乳臭未干的小毛孩？

依照惯例，石越一面下令诸军戴孝，一面立即上表请求回京奔丧。

这算是大宋朝制度的一个优越性，当皇帝换人的时候，宰相也罢，在外统兵的方面之臣也罢，都有一系列的制度，让他们自动交出权力，留任与否，则取决于下任皇帝。从负面的角度来说，这是为了强化君权；而从积极的角度来说，这有利于政权的稳固。每个皇帝都有他亲近宠信的人，他登基或亲政之后，反正是要换人的，与其让皇帝在这方面绞尽脑汁，甚至做出许多令人心寒的事情，倒不如将之制度化。宰执大臣们在诸如山陵使这样的位置上各有一席之地，而这些差使，总要花费至少几个月的时间，这几个月的时间，表面上是宰相们在营建山陵，办理丧事，实际上却是进行政权的交接过渡。几个月后，丧事办完，宰相们便请辞，新皇帝以办丧事有功为名，加以厚赏，然后便可以任用自己的宰相……

太皇太后高滔滔的地位，与皇帝是一样的。这一点，从皇帝已经下诏她的陵寝为“山陵”，便已可确证，这是对皇帝陵墓的称呼。

但也有不一样的地方，平时皇帝如果大举换人，宰执们有条不紊的过渡权力，将重心转移到山陵的营造上，那没什么不好。但如今却在战争之中！

倘若中枢大举换人，后果不堪设想。

虽然石越相信皇帝年纪再小也不会这么蠢，他相信就算他想这么干，朝中也一定有人会阻止他。但是，谁又能肯定皇帝会做什么？这个世界上，惟一比女人更不可预料的，便只有皇帝这种生物了。而无论大宋朝的制度多么完善，文官势力多么强大，大宋朝始终都是一个君主制国家。皇帝若真要干点什么，就算最后被阻止了，那也是在造成了混乱之后。

平日混乱一点也就罢了。

但此时……

而七月九日接到的诏旨，让石越证实了自己的担忧，绝非杞人忧天。

亲政才一天的小皇帝，竟然给他下了一道“内降指挥”！

如今大宋朝的制度，凡是不经过学士院、两府、门下后省的诏旨，皆是非法的。任何官员在理论上都可以封还诏令，拒不执行。但是，却仍有一个很大的弊政，可以突破这种制度，那便是“内降指挥”，亦即是“手诏”、“御批”，此类似于唐代所谓的“墨敕斜封”。所不同的是，唐代的“墨敕斜封”，只是皇帝不经过门下省任命官员，而宋朝的“内降指挥”，却是事无不预。

这种弊政，是由宋仁宗时开始泛滥的，宋仁宗天性柔弱仁厚，凡是身边的人说情请求，他性格上不能当面拒绝，完全没有皇帝的威严可言，于是往往却于情面答应他们的要求，但是他更害怕宰相们的拒绝，便滥批手诏，可他心里也明白这种行为不对，便又告诉宰相们，凡是他的内降指挥，都不能马上执行，让宰相们来把关做恶人。所以仁宗之朝，内降指挥的弊病倒并不明显。至熙宁朝，赵顼乃是一个英主，凡是英主，便不免对于一个个的命令都要经过层层讨论审议而不耐烦，他倒不是因为耳根软，而是为了追求效率，于是也经常内降指挥。然而，赵顼毕竟是一个英主，他心里也明白这种行为是不对的，自官制改革，便厉行限制“内降指挥”，但赵顼与石越也并不能彻底杜绝这种弊政，虽然熙宁朝政局渐趋稳定之后，除了一些小事，凡是军国大事，赵顼便没怎么动用过手诏。

石越心里也明白，在君主制下，想要从制度上完全去除这种弊政是不可能的。制度规定得再如何完善，照样都会被突破。如内降指挥这种东西的效力，更多的是取决于政治传统、外朝与中朝的博弈，以及整个文官阶层的觉悟 。

在绍圣间，高太后执政七年，所有内降指挥，便是全都局限于礼仪制度上的烦琐小事，但凡涉及官员任免、军国之事，从无一事不经两府。

七年了，石越几乎已经忘记“内降指挥”原来还可以直接干涉军国大事。

小皇帝的这道手诏，是催促石越尽快进兵，救援深州。

而石越的回复是，令使者将手诏送回京师，并且给小皇帝上了一道奏章，告诉他：“不经凤阁鸾台，焉得为敕？！陛下既以河北之事委臣，便当任臣信臣，凡诸军赏罚进退，皆当断于宣台，否则，臣不敢受此任。”

但是，石越可以不客气的拒受皇帝手诏，他却不能不担心，大部分武将可没有这个心理素质。大宋朝大部分的文臣敢于毫不客气的把内降指挥丢到皇帝的脸上，但是，有这个本事的武将，那是百中无一。

因为武官们的地位，远比文臣们要敏感。

皇帝不会跟一个拒绝他手诏的文臣计较，因为那危害不大，事实上中主以上，都明白这是对他的统治有好处的，而秋后算账成本太高。但是，对于敢于拒不听从他命令的统兵将领，那在皇帝的心中，便是与谋反之臣无异。

将领们会宁可听从皇帝的指挥打败仗，也不会拒绝执行皇帝的手诏。

这一点，大宋朝已经有不少先例在前了。

石越不怕皇帝给自己下手诏，却不能不怕皇帝绕过自己，直接去指挥军队。但他也不能下令诸军将领不得听从皇帝的指挥，只得给汴京的两府诸公写了一封信，严厉的指责他们失职，没有好好规劝皇帝。

七月十日，石越倒是接到汴京一份正式的诏书。诏书中拒绝了他回京奔丧的请求，皇帝并且重申了石越的功劳，国家对他的倚重与信任，并且表示军国之事，一以委之。这份诏令发出时，汴京已经得知了深州失守的消息，委婉的表示希望他能尽快进兵，以夺回深州，慰太皇太后在天之灵。

让石越稍稍安慰的是，皇帝挽留了韩维，太皇太后的遗体，暂安于大相国寺，等战争结束，再营造山陵。皇帝并向天下颁布了亲政诏，宣布大赦天下，表示他将墨缞治事，誓要将契丹驱逐出境，甚至继承先帝之遗志，矢志收复燕云。

但是，在接到这些诏令的同时，他又接到了两府的札子与皇帝的手诏。

两府的札子表面上是询问他应对契丹使者之策略——在得知太皇太后大行之后，辽国肯定会遣使致哀，两府询问石越的意见——这个使者，究竟是接纳还是不接纳？石越自然看得出，两府真正想要表达的是什么。

而皇帝的手诏更象是一份密诏，要求他凡有契丹遣使，一概拒之。

从这两份互相矛盾的命令中，石越与他的谟臣们，到此时，才总算猜到汴京发生了什么。

小皇帝既要安抚两府诸公，使政局不至于发生太大的波动，影响到对辽国的战争，另一方面，他又不甘寂寞，希望能马上执行自己的政策与主张。韩维与范纯仁自然是要竭力替石越承担压力，而且二人也绝不会委屈自己的意志去屈从皇帝的想法，小皇帝既要稳定局面，面子上便仍得尊重这两位宰执大臣，事实上他也轻易动不了韩维与范纯仁们，于是，沉不住气的小皇帝便干脆另辟蹊径，用内降指挥来绕开御前会议与两府。

从这个角度来说，小皇帝的内降指挥，倒也算是“迫不得已”。

但这可不能让石越感到安慰。

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在这个时候，他只能也必须站在两府诸公一边。这也是他一直所努力的，当外朝的力量增强，中朝的权力便会削弱，大宋朝士大夫的觉醒可以追溯到真宗朝，这是宋朝绝非汉唐可比的地方。相信即使是吕惠卿处在他的位置，也会做同样的事情。其实这才是考验他们的时候，在一个君主制国家，你不可能永远指望皇帝如仁宗那么好说话，又或者如赵顼那么明事理。如小皇帝这样的皇帝，甚至更加恶劣的皇帝，迟早都会遇上的。而石越倒是有足够的底气——现在可不是新旧两党势同水火，恨不能将寝对方之皮、食对方之肉的时代，他们还不至于因政见上的不同，便全然丧失理智。

皇帝会给他发第二道手诏，显然是还没有接到他那份半劝谏半威胁的奏折，但石越却不必理会这一点，他便权当赵煦是见着了他的奏章的。于是，在当天，石越便封好自己的印信节钺，并写了一份待罪自劾的札子，准备着人送往京师。

赵煦要么停止给他乱下手诏，要么便罢了他的宣抚大使与右丞相之职！

石越当然知道，这是给皇帝难堪。皇帝今天不计较，迟早总是要算这笔账的。但是，他认为这是必要的。小皇帝必须尽快明白他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因此，尽管范翔、折可适、游师雄，甚至包括李祥都苦苦劝谏，但石越仍然决定一意孤行。

虽然石越可以肯定皇帝绝不可能罢掉他——就算小皇帝想，他也做不到，在这个时刻，学士院没有人会给他草这样的诏书，两府他也找不到副署的宰相，门下后省更加不可能通过三读……但这种剑拔弩张的对抗气氛，仍然让宣台上上下下都人心惶惶。

石越的待罪自劾札子原本十日晚上便要发往汴京，但范翔与石鉴却自作主张，悄悄的拖了一个晚上，希望能够出现任何转机。

二人一夜未眠，苦苦等待从汴京来的使者，希望事情还有转寰的可能，一直等到次日天明，二人等来的，却是另一道内降指挥！

二人几乎绝望。

直到石越读过这道内降指挥，吩咐范翔写另一封奏章，范翔与石鉴才松了口气。这算是一个小小的讽刺——小皇帝用一道内降指挥，向石越委婉的表示悔意，并重申了他对石越的信任与宣抚使司的权威。二人这才找了个借口，向石越禀报他的待罪自劾札子因为意想不到的差错，没能及时发出去。

三天来的紧张不安，眼见着终于能熬过去了。

但谁也没想到，紧接着这道内降指挥的，是御前会议的一道紧急公文，以及小皇帝的另一道内降指挥。两者说的都是同一件事：在七月十日，皇帝曾经分别给吕惠卿、蔡京、章楶、慕容谦、唐康、仁多保忠发出手诏，这些手诏的内容，包括允许吕惠卿东下井陉；同意蔡京北上沧州，令他兼领沧州一切水陆兵马，增援霸州；督促章楶兵出雁门；以及命令慕容谦、唐康、仁多保忠要不惜代价，夺回深州。从宫中保留的副本来看，给仁多保忠的手诏措辞犹为强硬，赵煦在手诏中宣称他对仁多保忠逗留不进，观望失机，至有深州之失、拱圣军之败，极为失望。

赵煦在手诏中，委婉的解释他是在收到石越的奏折之前发出的这些手诏，并且表示下不为例，日后定然会尊重石越的指挥权。但是，却绝口不提收回成命之事。御前会议的札子中则说得更加清楚，皇帝已经表示悔意，并且亲口宣示以后绝不会随便乱发手诏，致使令出多门，使河北诸将不知所从，然皇帝亲政之初，所颁诏旨，若是一道道都朝令夕改，会严重影响皇帝的威信，故此仍希望石越能斟酌行事。

御前会议的言外之意是很清楚的：无论如何，也要给皇帝这个面子。石越亦能明白他们的心思——深州已经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韩维与范纯仁、韩忠彦们虽然不愿意直接给石越施加压力，以免影响石越的决断，但是，他们心里还是希望石越能够夺回深州的。倘若石越实在不肯对深州用兵，那么他就得另想法子，去挽回皇帝的这几道手诏带来的麻烦。至于吕惠卿与蔡京、章楶，那是无关紧要，此三人皆是文臣，他们若不愿意执行皇帝的内降指挥，他们自己会拒绝；他们要想顺水推舟，那也由得他们，但总之后果自负。

石越也理解韩维他们的处境，现在朝廷还在隐瞒深州失守的消息，但总有瞒不住的一天，到时候，汴京市民、士子，只怕都难以接受，韩维他们也会面临难以想象的压力，而这种压力之下，石越也不可能置身事外。

只不过，皇帝赵煦的这种自以为聪明的幼稚手法，实在是令石越哭笑不得。谁都知道他不过是玩弄小聪明，故意制造时间差，造成既成事实，来逼石越就范，他居然还能装成虚怀若谷、纳谏如流的姿态，石越实在不知道要说什么好。皇帝毕竟是皇帝，石越也不能逼他太过，倘若他真要干什么罪大恶极的事或者死不认错，石越有的是办法对付他，但他要耍起小孩子的无赖来，石越却也无可奈何。

不仅是石越，连素来机灵多智的范翔也是傻了眼，张大嘴巴望着石越，“这……这……”半天不知道说什么好。

石越苦笑着，吩咐石鉴收好手诏与札子，摇摇头，道：“这才叫视军国大事如儿戏呢。”说罢，挥挥手，又对范翔说道：“你速去请王厚与折可适他们过来罢，便说某有要事相商。”

七月十二日。阜城。

仁多保忠一大早起来，便率领仁多观国与一干将校，前去东光接应粮草。早在七月七日深州陷落之前，神射军便已经面临了意想不到的压力，据他的哨探报告，在乐寿失守之后，耶律信可能曾经在那里出现过，几个探子都在那里见着了数以千计的黑衣军。此后，他又接到阳信侯田烈武送来的信件，称职方馆在辽军的细作送了一份情报到河间府，据信耶律信有可能想要攻打永静军。

耶律信的目标十分明确，永静军处在永济渠的北段，东光县是宋朝整个河北地区粮食转运的重要码头，那里有无数的粮草，各种军资，还有船只。若能顺利夺取永静军，辽军不仅可以缓解补给的压力，而且可以封锁永济渠，让宋军在河北地区丧失主要的水路交通通道，从而增大河北宋军补给的难度——直到冬天河水封冻之前，永济渠对于宋军在粮草军资转运上的意义，都是无法估量的。永静军虽有教阅厢军驻守，还有一只小规模的内河水军协防，但倘若辽军果真大举压境，只怕也难以坚守。

如果不是姚兕意外的出现在深州，吸引了韩宝与萧岚的全部兵力，让耶律信无暇他顾，而不久后仁多保忠又抢占了有利的位置，辽军只怕早已对永静军用兵了。

现在深州的麻烦已经解决，据职方馆的情报，至少在入冬之前，辽军恐已无意继续南下，那么，仁多保忠也不难想见，如今对耶律信来说，最重要的无非便那么几件事：继续给大宋施加各种压力，守株待兔等待宋军北上，寻找重创宋军的机会。而要完成这些目标，辽军需要足够的粮草。倘若完全依赖国内的补给，对于辽国的国力，会是不小的损耗。所以，接下来进攻永静军，亦算是顺理成章之事。

仁多保忠相信在他已经占据先机的情况下，耶律信会采取两面夹击的策略，攻下深州的韩宝、萧岚在稍加休整之后，可能会转移到武强一带，一面佯攻冀州，牵制唐康、李浩部，而主力则与耶律信的某支军队，分别从武强、乐寿强行渡河，对他形成夹击之势。

对他有利的是，辽军没什么船只，只能临时征集、掠夺，所以最终可能还是要靠浮桥，为了保证万无一失，耶律信必然会利用宋军没有足够兵力防守苦河、黄河全部河段的弱点，派遣小队人马先行偷渡，以策万全。除此以外，他必定会到处设置疑兵，令宋军摸不透他的意向；甚至干脆让韩宝、萧岚先突破较易渡过的苦河，牵制他与唐康、李浩的兵力，然后他再从容渡河，攻击他的后背。

在这样的局势下，要防御辽军的进攻，仁多保忠就必须与唐康、李浩精诚合作。而让他暗暗叫苦的是，偏偏他们不久之前，还在互相攻讦。休说唐康、李浩，便是神射军内部，如今也是隐隐分成两派，一部分将校站在他仁多保忠一边，还有不少将校则站在郭元度一边。尽管这段时间仁多保忠费尽心思，加上石越与宣台三令五申，至少让他得到了所有军法官的公开支持，这使得郭元度与他的部下们不得不有所收敛，倒也无人敢违抗他的将令。但仁多保忠心里也很清楚，打仗的时候，他还是要靠这些将领的。一支靠军法官弹压的军队，是打不了胜仗的。

因此，当他得知王厚抵达大名府后，便马上上书石越，请求王厚立即前来冀州。

只要有王厚在冀州坐镇，无论是骁胜军还是神射军，便没有人敢轻举妄动。这两只殿前司禁军中，有半数以上的将领，不是王厚的旧部，便是他老子王韶的旧部。许多人对“小阎王”怕得要死。

但石越与王厚却似乎不以为然，只是回信说已派了何畏之前来他的军中。石越给他下了份密令：若然郭元度敢不用命，他可以缚之送往大名，以何畏之代领其军。而对唐康、李浩，只是王厚以中军行营都总管的名义，给唐康、李浩下了将令，令二人须听仁多保忠节制，否则军法从事。

如此处分之后，石越与王厚便认为他们已经控制住了局面，可以高枕无忧了。但仁多保忠却不能不心怀惴惴：何畏之尚未至他军中，王厚的一纸军令，能否让唐康这种桀骜不驯之徒俯首听命，他也全无把握。

仁多保忠自己并不是什么胸怀宽广，不计旧怨之人。只不过他更擅于审时度势，明白屈己应时的道理。他心里面对唐康十分不满，也认为石越袒护唐康，因此未必没有不平。但是，他也并不想弄僵与唐康的关系。对他来说，他在大宋朝，有两个立身之本，其一是他在绍圣初立下的勤王保驾之功，这让已经故世的太皇太后与刚刚亲政的小皇帝，都对他信任有加，恩宠不绝，特别是如今小皇帝已经亲政，七年前所立功勋的政治回报，如今才刚刚开始；而另一件，就是处理好与石越的关系。仁多保忠十分清楚在大宋朝，仅有皇帝的宠信，却在文官之中没有强力的支援，任何人都是不可能谈得上如鱼得水的，而在绍圣一朝的文臣当中，惟一能对他不持偏见，不始终抱持防范心态的，暂时还只有石越。因此，些些不满，他也不能过于计较。与石越保持良好关系，才符合他的最大利益。既然如此，他就有必要修复与唐康的关系。

他确实也做出了姿态与努力。

他早猜到骁胜军与环州义勇会粮草不足，在深州失陷之后，唐康与李浩立即将主力撤回信都，只留少量兵力驻守衡水，便更加证实了他的猜测。原本他可以安然等着唐康、李浩来向他乞粮的，但是他却主动的让人给他们送过去数千石粮食与草料。他的好意也收到了一些回报，唐康与李浩果然派人送来札子，向他表示感谢。

虽说两军关系的进展也就仅此而已，但仁多保忠更加确信自己的正确。

在战争之中，谁控制了粮食供应，谁就占据着主动。

王厚到任后，亦数度行文给他，令他一定要守住永静军，大名府的运粮船只亦在源源不断的北上，无数的粮草军资，在东光卸货，宣台与王厚的意图昭然若揭，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虽然西军远来，仍需要在大名府休整一段时间，养精蓄锐之后，方能北上，但未来大军的补给，肯定是要以永静军为主。

仁多保忠判断，王厚可能会拖到八月，才开始让西军北上。一来休整一个月，西军元气便可以完全恢复，他可以兵强马壮的北上；而拖到八月，辽军入侵已有四个月，正是锐气渐失，士卒渐生归心之时，不仅如此，八月份也是辽军补给面临最大考验的时候，四五月份，辽军自带补给，加上四处掠夺，粮草不会有困难，六七月份，虽然随军的粮草吃完，但耶律信处心积虑，必然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包括国内运输，各地掠夺，仍可保无虞；但到了八月，大宋境内河北路北部正常生产被破坏，田间地里不会有什么粮食出产，而经过辽军四个月的洗劫，可以说是能抢到的他们都早已抢到，抢无可抢，一切粮草，便只能全靠着国内的转运，压力陡增自不用说。王厚只要加大对其粮道的骚扰，耶律信就不可能完全专心前面的战事。而除此之外，辽军的战马在外面打了四个月的仗，就算他们一人三马，也免不了死的死，病的病，不死不病，亦不免瘦弱掉膘。所谓彼消此涨，王厚不可能不善加利用。

然而耶律信也绝非善茬，数日来，仁多保忠不断接到报告，在东光县的北面与东面，出现了辽军活动的蛛丝马迹。他难以确定那是否是耶律信的疑兵，他也没有足够的兵力处处布防，只能一面令永静军知军加强戒备，一面加强对运粮部队的保护。

今日的这一批粮草，装满了三百多辆大车，是奉宣台的命令，准备由东光运往信都的——虽然信都东边便有黄河北流经过，但那是改道后的河道，漕运能力无法信任，远远不如永济渠安全可靠，因此即便是到信都的粮草，宣台选择的，也是走永济渠再转陆路。这么多的粮草，仁多保忠不敢掉以轻心，一大早便准备亲自去接应。

但他方出得城门，便听身后有数骑追来，这些人一面大声抽打着坐骑，一面大声喊叫着仁多保忠的官讳。他连忙勒马停住，令仁多观国前去询问。仁多观国领令前去，与那些人交谈数语，便领着那几人疾驰而来，到了跟前，仁多保忠不由吃了一惊，原来其中一个，却是他认得的，乃是宫中一名内侍，名唤高翔，早前被派在冀州信都督察递铺驿传诸事，实则亦有为皇家耳目之意，他不敢怠慢，急忙策马上前，问道：“高内使如何来此？”

那高翔却不答话，只是挥挥手，旁边一个从者——却是铺兵服色——连忙捧了一个木盒，送到他手中，他高高捧起，尖声道：“守义公，有皇上御批。”

仁多保忠大惊，慌忙滚身下马，跪在地上，口呼万岁，接过木盒，验过封漆，小心打开，细细读完，令身边的书记官收好，起身对高翔说道：“皇上旨意，下官已知。高内使远来辛苦，尚请暂回馆驿歇休，待下官办完这趟差使，晚上回来，再给内使接风洗尘。”

那高翔抱抱拳，道：“守义公美意，俺心领了。但如今正是国丧，实是多有不便。守义公亦不必客气，仍是军务要紧，待早日驱除胡虏，咱们凯旋回京，俺再来府上叨扰不迟。阜城俺便不逗留了，今日便回信都，那边亦有公务，只是要请守义公赐几个字，回去俺也好交差。”

“如此岂非令下官太过意不去……”

高翔却不待他说完，马上说道：“非是俺客气，实是信都庶务亦多，须臾难离。”

仁多保忠在汴京早识此人，知道是个胆小怕事的。他这番巴巴的跑来送御批，不过是因新皇即位，见着这个难得的机会，便要表现表现，他连夜从信都跑来，日后免不了也算是一功。实则这些御前文字，自有铺兵传送，制度严密，原本用不着亲自劳动他老人家。但他虽到了阜城，心里多半还是嫌阜城离战场太近的，所谓“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他自然是离辽人越远越好，因此也不再挽留，抱拳道：“如此，下官亦不敢聒噪，他日回汴京，再给高内使赔罪。”说罢，唤来一个校尉，令其点了数十骑人马，护送高翔，又暗中叫心腹返回阜城，取了几缗交钞，送给高翔。

直到目送高翔远去，仁多保忠才转过身来，叫过一名指挥使，吩咐道：“你率本部人众，替某去接应粮草。”说完，也不顾众将惊讶，沉声道：“咱们回城。”

众人刚刚出城，旋即回城，心中无不惊诧莫名，人人皆猜到必与那道御批有关。然军中偶语则诛，仁多保忠不说，也没人敢问，只是闷声回到城内，仁多保忠也并不召集诸将议事，只令各自散了，自回行辕。

只有仁多观国跟着他进了行辕，见仁多保忠皱着眉头，喝退左右，才问道：“爹爹，皇上究竟有何旨意？”

仁多保忠踞案坐了，摇摇头，长叹一声，低声道：“皇上令我接到指挥之后，立即北进，务要收复深州，不得借口拖延。”

“啊？！”仁多观国大吃一惊，急道：“这如何能成？耶律信正虎视眈眈，咱们如何能自离巢穴？再说宣台已有指挥，令吾军坚守。”

“宣台的军令，比得过皇上的旨意么？”仁多保忠蹙眉斥道，“你我有几个胆子，敢不遵皇命？”

“可宣台……”

仁多保忠不耐烦的打断他，“我奉的是皇上的手诏，宣台亦不能说我违制进军。”

“可纵然宣台不追究，吾军此时北渡黄河，恐有覆师之忧啊！”

“你以为我不知道么？”仁多保忠苦笑起来，“但你是愿意听皇上的话打败仗，还是愿意不听皇上的话打胜仗？”

“这……”仁多观国一下子说不出话来。

仁多呆忠突然压低了声音，道：“你想吾家有族灭之祸么？！”

“那爹爹？”仁多观国毕竟年轻，已经完全不知道如何是好。

“皇上手诏中，对我已极为不满，要挽回圣上的欢心，只有遵旨一途。吾若抗旨，他日石丞相也保不住我。”仁多保忠低声说道：“但此次渡河，凶多吉少，故此你兄弟二人，此番不必随我渡河……”

仁多观国急道：“这如何使得，不如孩儿替爹爹北上！”

“我不亲自北上，如何让皇上知道我的忠心？”仁多保忠怒道：“你只管听我之计行事，休要聒噪。吾统率大军北进，虽不能胜，尚不至于全军覆没。你听好了，四郎如今在东光，你派人去告诉他，让他押运下队粮草，亲自送往信都。到了信都后，见机行事，不要急着回去。你则率兵驻守武邑，见机接应我退兵，但无论如何，不得渡河来救。一旦耶律信攻过黄河，你不要硬撑，以你的能耐，绝非耶律信对手，只管退往信都，只要守住信都，石丞相必不见怪。”

仁多观国虽不敢多劝，却越听越心惊，问道：“爹爹打算带多少人马渡河？”

“三千！”仁多保忠咬牙道。

“三千？这岂非羊入虎口？”

“你以为我便把神射军全部带过去，又能有什么好结果？”仁多保忠骂道：“我只须说船只不足，仓促难备，皇上哪懂得这许多，皇上见我亲自渡河，必然气平。你率一营之众在武邑接应，我把第二营给你，第二营几个将校，全部信得过，会听你号令。郭元度率三个营，守在阜城、北望镇……”

“那观津镇呢？”

“如今管不得许多，只留少许兵马看顾。”仁多保忠望着自己的儿子，沉声道：“无论如何，还要指望郭元度这厮能挡住耶律信，那我还有一丝生还的机会。倘真的令耶律信攻过来……”他摇摇头，道：“故此不得不给他多留一点兵力。你记住，若何畏之来了，你便将兵权交给他，转告他，不可令唐康、李浩渡河，万一韩宝、萧岚攻过河来，亦不可令郭元度轻举妄动。比起耶律信来，韩宝、萧岚，实不足为惧。”

“孩儿记下了。”仁多观国黯然应道。

却听仁多保忠笑道：“亦不须太悲观。我如此安排，石丞相当能体谅我的苦心。渡河之后，我自会见机行事，若敌势大，我便退回河南，只要我在深州打过仗，皇上必也不会深怪。”

仁多观国心知韩宝与萧岚绝不会这么好对付，但此刻多说无益，沉默半晌，问道：“那爹爹准备何时渡河？”

“事不宜迟，呆会吩咐过诸将，我便率亲兵驰往武邑，明日便率第一营渡河。这等事，既然要做，仍要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我可不想被韩宝在河边击溃。”

“第一营？”

“他们不是一直想打仗么？”仁多保忠知道仁多观国想说什么，挥手止住，冷笑道：“吵着要救深州的，第一营声音最响，我此番便成全他们。”

“可……”

“怕什么？！”仁多保忠轻蔑的说道：“难道他们还敢造反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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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向仁多观国面授机宜之后，仁多保忠立即召开军事会议，调整各营部属，他担心郭元度在知道皇帝手诏的内容后，为了讨好皇帝，迫使他带更多的兵力北进，因此绝口不提这是皇帝的意思，只说奉令行事，需要试探进攻深州一次。众人心里虽然怀疑，但他是主将，却也不能强问他皇帝的手诏内容。郭元度也是聪明人，听说他要亲自带兵渡河，便起了疑心，但是他乐得要回一大半的兵权，也并不多问，只是暗中令人将此事报知唐康。有几个参军对仁多保忠突然要渡河北进深州，十分反对，拼命死谏，但仁多只是不听，众人又见郭元度外，主管情报的参军也不发一言，因知道他是仁多一派的将领，只道仁多掌握了什么新情报，最终也得做罢。

会议结束后，仁多保忠便率领一百余名亲兵，奔赴武邑。众人挥鞭疾驰，跑了十余里路，忽听到身后有人高声呼喊仁多保忠名讳，众人皆不知又发生何事，连忙勒马停下，回头望去，却见后面竟有三十余骑正在拼命追赶，待这些人靠近之时，仁多保忠不由皱起了眉头。

原来仁多保忠以宣抚使司参谋官领兵，与郭元度这些见任领兵大将不同，他做守义公时，是没有什么亲兵的，平素跟在身边的那些随从护卫，人数也不多。不过如他这等身份，自有许多旧部、家丁、庄客，这些也算是久竖恩信的，离开京师时，他挑了一百多名家丁，充当自己的亲兵。这便是此时跟在他身边的这一百余骑人马，大多是西夏人后代，精于骑射，忠心可靠。自到大名府、阜城，他一路上又募集勇壮之士，如地方游侠豪士，也从禁军中选拨了一些人，将他的亲兵牙队，扩充到三百余人。但这次他却没有带这些人，因为他马上要面临的，是真刀真枪与辽人对阵，又是敌众我寡，这些人追随他时日太短，仁多保忠信他们不过，便将他们留在了阜城。

这三十余骑，便是仁多保忠留在阜城的亲兵。他们追赶上来之后，见着仁多保忠，立即翻身下马，跪拜在地。

“你们来做什么？”仁多保忠又是意外，又是担心，以为阜城出了什么变故。

这三十余人，相互对望，却不说话。过了一小会，领头的一人才大声回道：“俺们来求守义公带上俺们。”

仁多保忠看了他一眼，认得是在阜城招募的一个流民，叫做刘审之，便是深州武强县人，原是个屠夫出身，全家逃难至阜城，仁多保忠一日见着他力气大，又会骑马，来历可靠，便招他做了亲兵。这刘审之平日是个惹事生非的主，做了仁多保忠的亲兵后，还经常偷偷在阜城的酒楼与人斗酒打架，平时军棍不知吃了多少，这时他竟来请命，倒让仁多保忠十分意外。

但仁多保忠却也没什么好颜色给他：“带上你做甚？莫不成你还想回家去报仇？”

“回守义公，俺没仇可报。”刘审之跪在地上，高声回道，“辽狗虽然打下了武强，俺一家老小却跑得快，俺到现在都没见过辽狗长啥样……”

“那你还不给我滚回阜城去？！”仁多保忠又是好气，又是好笑。

刘审之却是跪着不动，“还是要求守义公带上俺们。”

“为何？”

“守义公对俺们不薄，这是俺们报答守义公的机会。”

仁多保忠看着刘审之狡黠的眼珠乱转，一时不由笑出声来。刘审之跪在地上，低着头，不敢去看仁多保忠的眼睛，过了好一会，才又放低了声音，说道：“再者……再者，俺们跟了守义公，不趁这机会搏个富贵功名……”

说到最后，声音已细如蚊虫。

仁多保忠又盯着他看了一会，方才转身上马，冷冷说道：“你们要不想活了，我也不拦着。既要来，便跟上了。不过有一点，本帅军令如山，战场上令行禁止，谁敢出半点差错，我便砍了谁。今日你们不听将令，擅自来此，每人五十军棍，权且记下，回来若还活着，再行补上。”

说罢，一夹马肚，“驾”的一声，飞驰而去。刘审之大喜，连忙喊道：“谢守义公。”急急忙忙爬起来，招呼众人，跳上马背，拍马紧紧跟上。

众人马不停蹄，当日便到了武邑。第一营都指挥使袁天保、副都指挥使张仙伦、护营虞候吉巡事先并未接到消息，都是十分意外，仓促出迎。仁多保忠一入军营，便下令第一营众将准备渡河船只器械，袁天保、张仙伦、吉巡三人原本都是极力主张北进，救援深州的，但如今深州已失，拱圣军全军覆没，仁多保忠却突然来到营中，下令要渡河北上，不免个个惊疑。

袁天保传了仁多保忠军令，便试探问道：“敢问守公义，咱们这是要开始反攻了么？”

“不错。”仁多保忠故意轻描淡写的回道：“吾奉令，要夺回深州！”

“夺回深州？”袁天保、张仙伦、吉巡三人，顿时瞠目结舌，面面相觑。三人一时怎么也想不明白，他们接到的上一个命令，还是要严防辽军渡河，如何转眼之间，就变成了要夺回深州？三将所在位置，是神射军诸营中离深州最近，知道深州如今辽军大军云集，仅仅是对面的武强，辽军萧阿鲁带部，人马便不下数万——早时不救，此时却要反攻，不免晚了一点。

袁天保喉咙动了一下，吞了一口唾液，又问道：“未知船只须何时办妥？诸军预备哪日渡河？”

“便是明日渡河。”仁多保忠悠然回道。

“明日？！”这下三人都呆住了，袁天保惊讶得张大了嘴巴：“其余诸营都到了么？末将亦曾广布逻卒，如何竟全然不觉？”

“什么其余诸营？”仁多保忠冷冷的瞥了三人一眼，“便只第一营渡河。”

“啊？！”张仙伦惊得叫出声来，上前一步，抱拳道：“守义公明鉴，探马查得真实，对岸武强，便有不下数万人马辽军驻守……”

“那又如何？”仁多保忠冷笑一声，“我虽然读书不多，也只听人说过，昔日汉朝之时，中原有数千步卒，便可横行十万匈奴之间。区区数万契丹，又有何可惧？”

“只恐传说不足为信……”

“张翊麾是害怕了么？”仁多保忠的脸顿时黑了下来。

张仙伦却不怕仁多保忠，单膝跪倒，高声道：“末将非是害怕，只是如此以卵击石，恐非智者所为。末将纵不惜命，这满营三千将士，岂无父母妻儿，还请守义公明鉴。”

仁多保忠望着张仙伦，嘿嘿冷笑，“如此说来，张翊麾之意是说陛下非智者了？”

此话一出，原本满不在乎的张仙伦，立时冷汗都冒出来了，颤声道：“守义公莫要顽笑，末将岂敢如此无父无君？！陛下英明睿智，虽古之圣君亦不能相比。”

“既然如此，那陛下令我等渡河与辽人决一死战，为何张翊麾又有许多话说？”

“这……这是陛下旨意？”

“难道我敢假传圣旨？”仁多保忠厉声道。

“末将并非此意。”张仙伦这时已是面如土色，只是低头顿首，“末将愚昧，既是陛下旨意，纵是赴汤蹈火，末将绝不敢辞！”

仁多保忠目光移去袁天保与吉巡，二人连忙跪倒，齐道：“愿听守义公号令。”

仁多保忠微微点点头，突然之间，那种作弄、报复的快感，消失得无影无踪。他面前的这三个人，的确是站在郭元度那边的，但是，在某方面，他们却与自己一样可怜。熙宁、绍圣以来，大宋军队对于皇帝的忠诚，是古往今来历朝历代都无法相比的。这自然得归功于石越主导的军事改革，自朱仙镇以下建立的那无数的武官学堂，经过一二十年的时间，极大的提高了大宋武官的素质，他们在学堂里学习军事知识，也学习一些粗浅的文化，但更重要的，还是不断的教给他们忠君爱国、遵守军法纪律的道理。如袁天保、张仙伦、吉巡这些人，因为做过班直侍卫，不免就较一般的武人更加愚忠——即使他们明知道渡河是全军覆没、兵败身死，但倘若是皇帝的命令，即使他们从未见过这个皇帝，他们也会毫不犹豫的遵行。这种人，可实在不符合仁多保忠的美学——他是个惯于算计的人，有时候他也会毫不犹豫的去死，但那只不过是因为能卖个好价钱——然而可悲的是，这次他与张仙伦这些人，居然要去做同样的事。

这愚与不愚，又有何区别？

但这却也正是他宁可死，也要站在宋朝这一边的原因。

石越干了一件可怕的事，在宋军中，如张仙伦这样的武官，数不胜数，特别是那些更年轻的，从小便在这些学堂里长大的人，这些人绝对的忠于赵家——仁多保忠不知道是否石越有意为之，但这并不重要，忠国即爱国，爱国即忠君，便是仁多保忠看来，这亦是天经地义的。士大夫们或者偶尔会有点不同意见，但是要指望那些武人来质疑这件事，则无异于痴人说梦。既然有了讲武学堂这个东西，既然要培养武人的荣誉感，那么在这些学堂中不宣扬忠君，不将忠君视为最高的荣誉，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任何一个皇帝都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就算是晋惠帝 ，大概也知道他该怎么办。

仁多保忠自然不会知道石越的想法，在石越看来，这只是“必要之恶”。做任何一件事，你都不可能只要它好的一面，不要它坏的一面。他不可能要求这个时代的人马上超越时代，既然宋朝已经有强大的力量来限制军国主义，让他完全不必担心这个危险，那么忠君就忠君好了，总比动不动就要担心军队叛乱，上下相忌，外战无能要好。事实上，在人类历史上有很长一段时间，忠君都是一种无可置疑的美德。你不能因为自己已经不处于那个历史阶段，便去嘲笑那个阶段的道德，并且以为那一文不值。因为，焉知你现在所以为的必须要对之保持忠诚的任何东西，在若干年后，不会受到同样的嘲讽与鄙视？虽然五十步相对百步的确是一种进步，但也仅仅只是五十步的进步。石越只能相信，到了一定的时间，这种忠君的思想，会从下到上的崩塌，而这个趋势，将是多少讲武学堂也阻止不了的。而在崩塌之后，还依然想着忠君的人——这样的人总是存在的——才应该受到嘲笑，但被嘲笑的，不是忠诚，而是愚蠢。

仁多保忠不可能也没必要了解石越的真实想法，他只须知道石越做的这件事是如何可怕就足够了。

在熙宁十八年的时候，他还不能如此明确的意识到这一点。但到了绍圣七年，也许是又过了七年，事情更加清晰，也许是与宋朝的文臣武将们打了足够多的交道，总之，仁多保忠已经看得比谁都清楚。相比而言，还有无数的人，却身在局中，浑然不觉。

所以他总能把注压在赢家一边。

只是，这一次，尽管也是站在赢家一边，他的确兴致不高。他不知道他能否看到棋局的结束，而陪他一起去面对死亡的，竟然是张仙伦这样的无趣之人。

虽然仁多保忠不是很瞧得上眼，但袁天保与张仙伦倒也不算是无能之辈。从颁下命令，到召集部队、民夫，准备妥当，一切都进行得有条不妥，当晚子时之前，便已一切齐备。不过，所有的这一切，对岸的辽军一直看在眼里，不过仁多保忠并不担心，倘若辽人沿河列阵，那么他们在船上射一阵箭后，他的奏章上就可以说，他接旨后立即北进，但辽人沿河布阵，敌众我寡，无法渡河。他很了解皇帝，皇帝读过一些兵法战例，他只要稍加暗示，皇帝会理解他的苦衷，转而去责怪别的部队没能替他牵制辽军——倘若存在这样的部队的话。在仁多保忠看来，唐康和李浩就是个不错的替罪羊，虽然在另一方面，他心里一点也不希望他们也接到同样的命令，渡河北进。但人类都是矛盾的。

然而，当神射军第一营在十三日的凌晨开始渡河，仁多保忠与袁天保、张仙伦们煞费苦心的准备了应对辽军岸头狙击的作战计划，细致到每个都的上岸后布阵先后序列，设想了各种各样的意外情况，结果却令他们瞠目结舌——他们轻而易举的渡过了河，上了岸，布了阵，却连一个辽军的影子都没有看到。

这实是大出仁多保忠的意料，他心里是希望与辽军越早交战越好的，这样他退回去也方便些，却没想到遇到这样诡异的情况。若说他们选择渡河的渡口，辽人没有挖陷坑，丢铁蒺藜等等，倒并不奇怪，在攻克深州之后，辽军一直就表现得并不是很害怕宋军渡河决战，宋军此前侦察过的几个渡口，辽军都没有过多的做针对性的准备。可是连一个辽军也没有，就未免太匪夷所思。毕竟，这里离武强城，也不过数里之遥。

此时，仁多保忠心中感觉的不是轻松，而是警惕。

他下令大军就在河岸埋锅造饭，一面派出侦骑前进刺探军情。待到全营吃完早饭，几个探马也陆续回来，禀报的情况，大体一致：除了东边的武强县城——他们是从武强县的上游的一个渡口渡河——以外，再没有发现任何辽军。武强城门紧闭，辽军防守严密，但不似有要出城攻击的样子。

这让仁多保忠与袁天保、张仙伦、吉巡都感到疑惑。

辽军如何会凭空消失了？

仁多保忠仿佛都嗅到了空气中潜伏着的危险气息。他才不相信是辽军突然遇到意外开拔走了，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这必定是诱兵之计。萧阿鲁带放弃半渡而击，那必定是有些别的打算，或者他想将他诱到离黄河北流更远的地方，然后围而歼之。萧阿鲁带明明知道对岸的宋军有多少人马，这个老头看起来并不害怕冒放整只神射军过来的危险，他觉得他能一口吞下。

若是平时，仁多保忠不会去咬这个饵，他很可能掉头就走。他不是那种狂妄的人，就算他带来了全部的神射军，他也不想跟着别人的步伐走。他与姚兕是两种人，诸如被敌军夹击、被优势敌军包围这种事，只要想想，仁多保忠都会睡不好觉。

但如今，他却是不咬也得咬。

他总不能渡河之后，一箭不发，便即退回吧？

别说皇帝，没有人会相信他的判断，大家只会认为他怯战。

仁多保忠一时间陷入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尴尬处境。他一直以为渡河之后，便有恶战，此后的事情，自然也不用多想，却不曾想过，渡河之后，竟是这样的局面。他不过区区三千步卒，东进攻打严阵以待的武强县，难竟全功；但除此以外，他还能做什么？找不到辽军，便以三千步卒，孤军深入，向深州挺进么？

袁天保与张仙伦倒是强烈的主张趁机攻打武强，武强不是一座大城，在二人看来，不必去管辽军跑到哪里去了，既然他们丢下了武强，便应该趁机夺取，只需再调一营兵力，合兵六千之众，攻取武强，绰绰有余。在此之前，他们便在河边扎寨——他们登岸的河边，有一座小土丘，居高临下，正适合扎寨。

二人的主张，得到了许多将校的赞同。没有几个人愿意过多的考虑发生了什么，一方面，他们只想着抓住眼前的机会；另一方面，倘若身边再多三千友军，无疑会让第一营的这些武官们，更加有安全感一些。

但仁多保忠无论如何也不肯让自己的儿子也跟着来送死。可他也没什么借口能说服这三千步卒往深州进发，于是仁多保忠决定妥协，他下令第一营在那座小土丘上扎寨，然后加派人马，四出侦察，打探究竟发生了何事，然后再做打算。他给探马们许下重赏，下令他们至少必须往各自的方向走出二十里，寻找当地的宋人，弄清楚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然而，当太阳快要落山，探马们回来禀报，他依然一无所获。从武强到静安，原本是一片富庶繁华之地，但经过辽军的洗劫，所有的村庄，除了断瓦残垣，都已空无一人。探马们找不到辽人，却也找不到宋人。而武强城附近，辽军戒备森严，探马很难靠近，仍然无法判断城中究竟有多少辽军。

原本一直以为在武强的萧阿鲁带部的辽军，竟然真的消失了。

几乎同时。

冀州南宫县，萧阿鲁带正在站南宫县县衙之内，欣赏着南宫知县的绝命诗，在他的脚边，便躺着自杀殉国的南宫知县的遗体。县衙之外，数千名契丹骑兵，正在到处烧杀抢掠，城中到处都是熊熊燃起的大火，与哭喊哀嚎。

仁多保忠猜中了耶律信的大部分意图，只不过，耶律信下手远比他想的要快。他的用兵，也更加灵活狠辣。

韩宝与萧岚部，在经历大战之后，此时的确还在深州休整。

但是，仁多保忠却算漏了，萧阿鲁带部不需要那么长时间的休整。

早在数日之前，耶律信便已密令萧阿鲁带精选八千轻骑，以所部宫卫骑军为主，各携十五日之粮，抛弃一切辎重，连家丁都不得跟随，每日疾行百里以上，沿着苦河北岸向西运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克堂阳镇，然后在堂阳镇的渡口搭起浮桥，渡过苦河，直取冀州南宫县，出其不意的出现在信都、衡水的后方。

为了保密，武强县仍然竖着萧阿鲁带的帅旗，每日仍有人打着宫卫骑军的旗号巡逻，实则余下的大部分人马，也已经北渡滹沱河，进入河间府乐寿境内，耶律信需要这些人马，在那里广布疑兵，迷惑宋军，使宋军搞不清他的兵力分布，以便他的主力顺利渡过黄河北流，好攻打永静军。此时留在武强县城的，不过是打着宫分军旗号的两千余部族属国军与汉军而已。

“枢使，是不是可以下令封刀了？”一个身材高大，黄发高鼻的契丹将领，大步走进县衙，在萧阿鲁带的身后几步站定，躬身问道。

萧阿鲁带回头看了一眼他的爱将，南院郎君高革，厉声道：“封什么刀？！”

高革虽然低下头去，避开萧阿鲁带锐利的眼神，口里却并没有退步，“枢使，兰陵王给咱们的军令，是绕到宋军之后，尽可能吸引宋军，以便晋国公与兰陵王渡河南下。下官愚见，咱们在南宫，不便久留，最好还是要设法往东渡过黄河，既可攻打枣强，也可以南下恩州，不但唐康、李浩无法安生，便是仁多保忠、郭元度也不能高坐。咱们在黄河以西，回旋空间太小，一旦过了黄河，黄河以东，永济渠以西，皆可驰骋，而骁胜、神射军腹背受敌，非但永静军，便是冀州，亦反掌可定。”

“这是自然。”萧阿鲁带哼了一声，“但你可知道，咱们如此轻骑疾行，将士们有多疲惫？我率八千骑自武强出发，跑到堂阳镇，掉队便掉到不足七千人，再这么跑下去，等我到了枣强，我还能剩几个人？”

“纵是只余四五千骑，亦是值得。”高革朗声回道。

“我便是晚得一日半日，又有何妨？让将士们在南宫好好快活一晚，养精蓄锐，又有何不可？”萧阿鲁带不以为然的说道，“细作早已探得清楚，唐康、李浩不过数千骑，纵然被他们赶上，又有何惧？”

高革见萧阿鲁带主意已定，不敢再劝，欠身行了一礼，缓缓退出县衙。

南宫县城的街道之上，景象惨不忍睹，令高革不忍目睹。他心里面生出一股强烈的罪恶感——这座城市，是他夺下来的。尽管已经知道辽军已攻取深州，南宫县也有所防范，但他们没有多少驻军，直到萧阿鲁带的辽军靠近，他们也全然不知。萧阿鲁带令高革率数十骑，身着宋军装束，大摇大摆的靠近城门，然后出奇不意，斩关夺门，守门的兵丁都是厢军，被高革一阵砍杀，立即吓得一哄而散，四处逃命，萧阿鲁带不费吹灰之力，便攻取了南宫县城。但让高革没有想到的是，萧阿鲁带竟然会下令屠城！

大辽南下，便是为了掠夺与破坏，这点高革心里一直知道得很清楚。但是，除非遇到激烈的抵抗，大辽军队是从不无故屠城的。

毕竟，大辽也是一个信仰佛教与儒教的国家，不是那种野蛮之邦。

当然，高革之所以会产生强烈的罪恶感，主要倒不是因为这些原因，而是另有隐情——他实际效忠的对象，是他正在率军攻打的这个国家！

高革是职方馆在辽国的间谍。或者说，他自以为如此。

因为，他所不知道的是，大宋职方馆视他为辽国的间谍。

几乎没有人知道，高革原本是宋朝人，他出生在陕西，十几岁的时候，在一次微不足道的边境小冲突中，全家被掳到西夏。然后，又被西夏人作为礼物送到辽国，成为奴隶。因为相貌的原因，西夏人谎称他们是从西域买来的。于是，整个辽国都没有人知道他真正的故乡，如今大家只知道他的父亲是辽国一个小有名气的优伶，是西域人。而职方馆当初看中的，也是他的父亲。职方馆希望收买一个优伶，以得到一些情报，但他父亲十分忠于辽国，反而举报了此事，结果通事局顺藤摸瓜，导致三名职方馆细作被捕、处死。高革保护了牵涉此案的第四名宋朝细作逃脱，因为与他的父亲不同，他自小便上过私塾，粗明礼义，因而一直将自己视为宋人，对于沦陷至膻腥之地，一直深以为耻。从这次细作案后，高革便加入了职方馆，而此前，他早已在辽国的内战中脱颖而出。

但他从不知道的是，宋朝职方馆从未信任过他，因为他的来历无人能证明，职方馆从未遇到过如此匪夷所思的事，他被视为通事局的细作，所有的一切，不过是为了取得职方馆的信任。职方馆曾经要求他窃取过一些情报来试探，他总能完成任务，结果反而更受怀疑，而在他未能按照要求如期窃取到一份相对重要的情报后，高革就被彻底认定是通事局的人。

此后，职方馆河北房屡屡受到重挫，与高革联系的细作死在通事局的一次追捕中，连河北房知事也数易其人，他的档案被尘封，高革便彻底与职方馆失去了联络。而他在辽国的仕途上却颇为顺利，因为懂汉文、西夏文、契丹文，又会打仗，他不断受到重用，曾经追随耶律冲哥西征，此后又入南枢密院，受到萧阿鲁带的赏识。

原本，他已渐渐放弃了要效力故国的打算，宋辽通好，而辽国也渐渐汉化，颇有“衣冠之国”的气象，让他觉得辽国也不能算是膻腥之地，但是，突然之间，他的人生又发生了剧变。他随着数十万大军南下，亲眼看到辽军在他的“故国”烧杀抢掠，无所不为，这让他十分的失望，而对于故国的向往与同情，也越来越强烈。

然而，让高革无奈的是，他做不了任何事，反而不得不为虎作伥。他整个人恍若被分裂成两半，他每日都要习惯性的做着自己的事情：当好萧阿鲁带的参谋，献计献策，有时还要亲自带兵去打草谷，甚至杀人放火，与宋军作战——在做这些事的时候，他完全是一个辽人，真心实意的为辽军着想。他好象在本能的做好自己的“份内之事”。但另一方面，随着战争时间越来越长，他越来越深入宋朝河北腹地，心里面认为自己是一个宋人的呼声，就愈发的强烈。仿佛是在这场战争中，他对宋朝的爱，又慢慢被激发起来。

此刻，他看着脚下那一具具的尸体，怜悯、厌倦、内疚、无奈、无助……各种各样的情绪，在他的心头翻滚着，他把手伸向了腰间的皮袋，那里面，放着一串念珠，他的手便在皮袋轻轻拨动着念珠，嘴唇微动，无声的吟颂着。

3

冀州。

唐康是与仁多保忠同一天接到皇帝赵煦的手诏，深州城破，对唐康与李浩原本是极大的打击，虽然无论朝廷、宣台都没有秋后算账，但二人也不能肯定是不是只是因为还没到“秋后”的缘故，但皇帝的这封手诏，却让二人安下心来。这表示他们的行为是受到皇帝赞同与认可的，而皇帝也的确在手诏中勉励了二人。

在与李浩商议过后，一则李浩也绝不敢抗旨，再则二人也希望在皇帝跟前表现表现，因此二人决定遵旨进军。但他们倒不似仁多保忠那么急切，写了札子表示他们会奉旨行事后，二人并不急于进军，他们一面增加探马刺探深州辽国虚实，一面派人前往慕容谦与仁多保忠部，商议约期共进。二人自与韩宝、萧岚打过一场硬仗之后，也算是学了个乖，对韩宝颇为忌惮，不敢独自进兵。

此时，二人早已得知慕容谦到了真定府，还知道慕容谦曾经沿着滹沱河大举东下，准备救援深州，但大军还未走到鼓城，深州便已经陷落，慕容谦认为再继续东进，已经没有意义，便又退了回去，只在祁州诸城部署了几只部队，稍稍牵制辽军。

也便在这一天，唐康与李浩还确认了姚兕已经突围的消息——在城破之前，姚兕率数百人突围成功，然后被送到了真定府，因为他是败军之将，到了真定府后，便被软禁，正等候朝廷的处分。虽然此前段子介逃过了一劫，但姚兕是统军大将，情况与段子介全不相同，既打了败仗，又有擅自行动、不听调遣之嫌，无论是枢府还是宣台，都没有人会替他来顶这个黑锅，可以预见，姚兕的仕途已经到头了。不过，大宋朝与西汉还是不同，不至于将他关进牢狱之中，他最后多半会被贬到某个军州，被软禁数年，直到遇到大赦，或者有人替他说情，才有机会返回汴京或者家乡。但以唐康在枢府这么多年的经验，他的政治嗅觉告诉他，姚兕很可能得到一个更好的结局——深州已被报纸捧得太高，两府会更加小心的处理此事，姚兕或许会被勒令致仕，保全他的颜面，也就是保全两府的颜面。而且，哪怕只是考虑到姚古在深州生死不明，两府也不至于做得全无人情可言。

不过，不管怎么说，拱圣军已经彻底的退出了这场战争。重建遥遥无期，也许要等到战争结束之后，据说慕容谦将随姚兕突围成功的那点人马，全部暂借给了段子介。这件事尤其让李浩与骁胜军诸将有兔死狐悲之感。

而对唐康来说，这让他更加明白一件事：要避免姚兕的下场，他必须打胜仗。

仁多保忠希望他们能阻止辽军渡过苦河，而唐康与李浩则认定仁多保忠对深州的失陷负有责任。但李浩与何灌都不敢违抗王厚的军令，唐康迫于辽军压境的不利形势，也只能暂时相忍为国——至少在他自己看来，他是妥协退让了的。而他们也的确听仁多保忠节制了几天。

因此，在面对皇帝的手诏时，二人也聪明了许多。唐康一早便猜到皇帝必定也会给仁多保忠与慕容谦下手诏，既然如此，最好是让慕容谦东下，吸引韩宝与萧岚的主力；让仁多保忠去吸引萧阿鲁带，他们再从容渡河，轻松夺回深州。

但二人的美梦没做一时三刻，便破碎了。

七月十三日，在得知仁多保忠已经北进武强后，唐康派去联络慕容谦的使者又在半路上派人送回消息，发现辽军已从堂阳镇渡过苦河南下。

二人大惊失色，连忙一面调集兵马，一面派出哨探寻找这只辽军的去向。

信都到南宫不过六十二里，探马都不需要跑到南宫，隔着二三十里，便可以看见南宫县城燃起的浓烟。到了下午，唐康与李浩甚至已经知道辽军可能会南宫县住一个晚上了。

但这只能让唐康与李浩陷入进退维谷的尴尬之中。

若去攻打南宫的辽军，则担心韩宝、萧岚大举渡河，一旦信都失守，他们便会陷入进退失据的窘境；可若是按兵不动，任后方这样一支敌军驰骋，那真是寝食难安，而且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他们也难以阻止深州之敌南下，最多不过据守信都坚城，以待援军。更可怕的是，一旦他们放任后方的辽军自由往来，若然永静之神射军也受到威胁，被耶律信大军席卷而来，只怕信都亦难守得住。

二人这回算是充分领略了河北战场利攻不利守的特点。

唐康与李浩站在一座由行军参军们临时制成的沙盘之旁，双眉紧锁，身边的众参军也是目光死死盯着沙盘，却没有一人敢开口说话。

“诸君，可有良策？”李浩抬头望了一眼众人，闷声问道。

众人都是默然不语，过了一会，一个年轻的行军参军突然抬起头来，高声说道：“都承、太尉，干脆咱们今晚便夜袭南宫，打辽人一个措手不及。一击得手……”

仿佛是一石击起千层浪，他话未说完，行辕之内，已是一片哗然，有几个参军立即摇着头，高声反对：“不可，不可！据探马所报，南宫之敌，少则八千，多则上万，敌众我寡，况辽人深入我腹地，夜宿岂能无备？谈何一击得手……”

“是啊，我军若然南下，只怕难以脱身。到时候韩宝、萧岚趁虚渡河，大事去矣！”

“信都关系紧切，还是持重些好……”

唐康站在那里，不断的用马鞭轻轻击打着沙盘的边缘，一面听着众人七嘴八舌的讨论着，都是主张持重，心里极是不耐，突然听身后有人厉声喝道：“前惧狼，后畏虎，打个鸟仗！”

这一声暴喝，声音极大，厅中顿时安静下来，众人的目光，都齐刷刷的聚集到一直站在唐康身后，默然不语的何灌身上。

唐康也是有些意外，他与何灌相处，也有些时日了，知他平日不爱发表己见，此时他心里也不满意众人之见，因缓缓转身，看着何灌，问道：“何将军有何主意？”

何灌连忙朝唐康欠身一礼，高声道：“以下官愚见，都承、太尉实不必如此犹豫难定，如今诸公所惧畏者，不过是怕我军南下之时，韩宝、萧岚趁虚渡河，既然如此，何不干脆兵分两路？一路兵马，拒守苦河，防辽人渡河；一路兵马，去打南宫！”

唐康、李浩尚未说话，众参军已面面相觑，有人立时说道：“这如何使得？吾军兵力本已不多，再分兵，这……”

“下官却以为使得！”何灌傲然道。

“愿闻其详？”唐康这时却来了兴趣，挥手止住众人。

何灌走到沙盘前，用手指着苦河，道：“都承、太尉若信得过下官，下官愿立军令状，十日之内，让辽军匹马不得渡河！”

唐康才“哦”了一声，李浩已怀疑的看了何灌一眼，先问道：“你要多少兵马？”

“下官只要环州义勇足矣！”

李浩见何灌语气不驯，以为他口出大言，正要发怒，却听唐康已先问道：“何将军，军中无戏言。你有何本事，能以不足千骑，拒辽军数万铁骑？”

“兵不在多，善用则足。苦河虽小，亦不是处处都可渡河，辽人要渡河，总须找个渡口，只须守住那几个渡口，辽人也过不来。”

唐康摇摇头，“那也不少，要把守的渡口，亦有七八个。”

“下官确有办法，然只能说与都承、太尉听。”

唐康与李浩对视一眼，却不即答应，“纵然你果然有良策守河，我军兵马已不及南宫之辽军，少了环州义勇，兵力更弱，如何能保成功？”

“都承又何必一定要击破南宫的辽军？”

唐康愣了一下。却听何灌又说道：“敌众我寡，辽军又是百战精兵，不可小觑，定要分个胜负，只能自取其辱。所谓夜袭云云，更不过求侥幸而已。若只是对付南宫之敌，下官有必胜之策！”

唐康又是惊讶，又是怀疑，问道：“何将军有何必胜之策？”

何灌环视众人一眼，淡然说道：“下官以为，南宫的辽军，能神不知鬼不觉的跑到我们身后，其必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是什么？！”

“粮少！”何灌口中轻轻吐出两个字。唐康与李浩对视一眼，心里都已明白过来，这个倒是他们早已想到的，果然，便听何灌又说道：“辽军非是胁下生翅，若带着辎重，岂能不早被我们发觉？若是兵士自带，他们带不了多少粮食！既是如此，都承与太尉领兵去打南宫，便不必与他们斗力，我军只要紧紧跟着辽军，彼到东，我亦到东，彼到西，我亦到西，彼行军，我亦行军，彼宿营，我亦宿营……只是不与其交锋，其若来打我，我则退避之，其若不打我，我便又跟上去，总之是要如附骨之蛆，如影随行，令其不敢攻城，无法分兵劫掠，更加不敢渡河去威胁到神射军的后方……下官以为，只要拖得十日八日，辽军粮草将尽，一事无成，到时候纵然令其渡河东去了，亦不足为惧。若能多拖得几日，待其粮尽，则不战可胜。”

“何将军说得轻巧！”李浩冷笑道，“我骁胜军休说拖他个十日八日，便拖他个十年八年，亦非难事。只是何将军若守不住苦河，休说十日八日，只恐用不了一两日，便是辽人不战可胜了。”

唐康也说道：“李太尉说得不错，纵依何将军之策，骁胜军能拖住南宫之辽军多久，全取决于何将军能守苦河守多久！”

“不出奇，何以致胜？两军交锋，总不可能有万全之策。”何灌坦然迎视着唐康与李浩怀疑的目光，“若都承与太尉愿听听下官守河之法，下官敢立军令状，多了不敢说，只以十日为期，十日之内，若叫深州辽军渡河，下官愿伏军法！”

“好！若此战功成，某亦当上报朝廷，录将军首功！”唐康望着何灌，慨然道。他早已心动，此时不再犹豫，挥手斥退众将，单单留下何灌。

自骁胜军副都指挥使、护军虞候以下，众参军、诸营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护营虞候，都心不甘情不愿的退出行辕议事厅，在外面等候。过了好一会，才见着议事厅的大门重新打开，众将再次鱼贯进入厅中，却见唐康与李浩站在沙盘之前，只听李浩高声宣布道：“骁胜军诸将听令：即刻回营，聚齐本部兵马，校场列阵！”

深州，武强。

仁多保忠在经过一天的侦察、试探、犹豫之后，终于在袁天保与张仙伦的压力之下，移师东进，“包围”了武强城。

武强城筑于后周之时，它的南门，便紧挨着苦河的下游。当后周之时，武强其实与黄河没什么关系，一直到熙宁十四年，也就是西夏西迁的当年，辽军太平中兴元年，黄河北流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改道，河道向西偏移，黄河在冀州境内泛滥成灾，直到进入河间府境内，才重归旧道，宋廷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终于让黄河北流的河道稳定来，形成如今的局面，屈指算来，至今亦不过十余年而已。

如今的黄河北流，横在武强与武邑的中间，因为它还夺了苦河的一段河道，于是苦河在注入黄河北流之后，河水又突然从黄河的下游分出一条支流来，流进滹沱河，再一道注入河间府的黄河北流。于是，在武强城的南边，苦河以南，黄河之北，形成了一片被两条河道所环抱的狭长地带。这个地区，虽然一到汛期便经常被河水侵袭，不太适合耕种，但河北地少人稠，当地百姓仍然见缝插针，在那里开垦了一片片的农田。

这块地区，在军事上来说，原本无疑是有利于武强城防守者的。河流隔开了敌人，敌人即使进入这块地区，也容易被打败；而城里只要将吊桥放下，便可以进入这块地区放牧，耕种。可惜的是，虽有如此得天独厚的条件，但武强城却不是什么军事重镇，宋军没有重兵防守，被辽军轻易夺取。而仁多保忠渡河之时，也不敢选择这块地区，因为此地太容易被城里的辽军攻击。

但是，当仁多保忠决定包围武强城的时候，他做了一个让所有人大吃一惊的决定。他背水列阵，将大寨扎在了这块军事上的“死地”！同时，在苦河与黄河上，他用船只一共搭起了八座浮桥，以他的大寨与武强城南门为中心，在苦河上一东一西，各搭了两座浮桥，又在身后的黄河上搭起了四座浮桥。

如此一来，他就布了一个奇怪的阵形，在武强城东与城西，他各部署了一个指挥的兵力，余下所有人马，则全部集中在城内的狭长地带，而城北却没有一兵一卒。倘若城内的辽军想要逃走，那仁多保忠是一点办法也没有的。仁多保忠的三路人马，通过苦河上的四座浮桥联系，而在整个第一营的身后，隔着黄河，是仁多观国的一个营的人马，两营之间，亦可通过黄河上的四座浮桥联络。

这样的阵形，说是包围，实际上城东与城西的两个指挥，与其说是围城，不若说是保护苦河上的浮桥的。更加匪夷所思的，仁多保忠不仅以没有大型攻城器械为借口，严令各个指挥不得攻城，还命令城东城西两个指挥，一旦发现敌军大举来袭，不得迎敌，必须即刻撤回城南大寨，并且不得毁弃、破坏浮桥。

这让人很难分清楚，究竟是宋军要攻城，还是仁多保忠布了个怪阵，等着城里的辽军来打自己。

可奇怪的是，武强城中的辽军，只是在神射军列阵未稳的时候，出来几百骑试探性的攻击了一下，被神臂弓一阵齐射，辽军便灰溜溜的退回城中，双方均未有任何人马损伤。辽军只在城头旁观宋军做这一切事情，仿佛这全然与他们无关。除非有宋军进入城上的射击范围，他们连箭都懒得放。

而仁多保忠除了下令武邑的工匠制造抛石机、云梯、撞车、木驴等攻城器械，派出使者前往大名府请求派出神卫营与火炮支援外，却是一副长治久安的打算，整天都在巡查扎寨的情况，不仅要望楼、箭楼一应俱全，还要求打土墙、挖壕沟与陷马坑……虽说此时已是七月，黄河伏汛已过，秋汛尚远，但这黄河的事情，也无人能打保票，倘若如前些日那样，突然来两场大雨，河水一涨，这一营神射军，大半要成虾兵蟹将，这营寨扎得再牢，也是全无用处。然而，这次不论袁天保与张仙伦如何劝谏，仁多保忠却是塞耳不听。尽管袁、张二人坚信武强城内辽军必然不多，只要调来黄河南岸的第二营，以神射军的战斗力，哪怕是蚁附攻城，不过两三天功夫，也必能攻克，却奈何不了仁多保忠“爱兵如子”的心意——他坚持没有攻城器械，绝不强攻。

如此忙碌了整整一天，虽说土墙才打了一半，壕沟才挖了一小段，箭楼尚未造好，望楼也只有一座，但也算是规模粗具，有模有样了。眼见着满营将士，大半累得半死，疲惫不堪，仁多保忠便即鸣金收兵——这时众人才发觉这怪阵原来也有个好处，那就是他们不必再啃干粮，黄河南边，早有人做好热腾腾的饭菜，一桶一桶的担了过来，送到众人跟前。

袁天保与张仙伦休说一辈子没打过这样的仗，便是听也没听说过。因为仁多观国让人送了十斤牛肉过来，二人便请了吉巡，聚在营中吃肉喝酒，一面低声痛骂仁多保忠昏庸，对于摊了这么个主将，不免深感自己是如此不幸。

但这酒方吃到一半，便听到西边锣声大作，三人知道这是事先约定的信号，必是有辽军大举来袭。他们三人倒无人惊慌，反倒是闻猎心喜，听到锣声，便即丢下酒杯，取了头盔戴上，便大步走出营帐。抬头望去，只见东西两边，苦河的浮桥上，派出去的两个指挥排成数队，正迅速的通过浮桥，朝营寨跑来。

张仙伦不由得低声“呸”了一声，骂道：“闻风而走，这成何体统？！”一面不屑的朝仁多保忠的中军大帐瞥了一眼，紧跟着袁天保，朝望楼那边走去。

但他们都不需要登上望楼——很快，站在平地之上，他们也能看到遮天蔽地的烟尘，正朝着南边，席卷而来。

三人顿时都被吓呆了。

“这……这是多少人马？”吉巡低声问道。

袁天保与张仙伦互相对视一眼，涩声回道：“至少得有上万骑……”

“这……这……”与袁天保与张仙伦不同，二人好歹都经历过熙宁西讨，虽说没打过大仗，却也见过些世面，但吉巡虽然官至护营虞候，却是足迹从未出过汴京周边五百里，这时听到这个兵力，感觉到上万骑战马踩踏地面传来的那种震憾，早已吓得脸色苍白。

待他缓过神来，袁天保与张仙伦早已跑得不知去向，只听营中到处都有人大声呼喊着：“列阵！列阵！”“拿好兵器，休得慌乱！”他转目四顾，却见仁多保忠已经出现在营寨中间的将台之上，镇定的脸上，美髯微飘，他端坐在一张铺着虎皮的坐椅上，没有一丝慌张，他心神稍定，连忙大步朝着将台走去。

萧岚的大军，一直推进到武强城西的苦河之畔，才停下来了。

但眼前这一切，却让他眼睛都直了。

他遵照耶律信的锦囊妙计而来，倘若宋军沉不住气，北渡黄河，攻打武强，就必须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良机。武强守军立即飞马通报深州的韩宝、萧岚，而韩宝与萧岚则分兵两路，萧岚率一万部族属国骑兵，前来武强，随机应变，牵制或歼灭渡河的宋军，而韩宝则率大军南下，能渡河则渡河，不能渡河，则牵制信都、衡水之宋军，方便萧阿鲁带部的行动。仗打这个份上，双方在前线对阵之兵力，谁也不瞒过谁，双方都能猜到个大概，冀州与永静军的宋军有多少，辽军一清二楚，以耶律信的计算，宋军倘若按捺不住北上，兵力至少要三个营，只要将这些宋军拖在黄河以北，甚至聚而歼之，他就可以大摇大摆的攻占永静军了。

那样的话，甚至萧阿鲁带的迂回，都成为了锦上添花之举。

但当韩宝与萧岚收到武强的报告后，却得知宋军只有三千左右兵马渡河。于是二人决定不必马上增援武强，又刻意拖了一日。一则让士兵们多休整一日，一则二人认为渡河的宋军太少，武强必能坚守，而他们去得太快，将宋军吓走了反而不美。二人商议着，让宋军在武强城下耗一日，萧岚再去攻击，必能事半功倍。若这是宋军的试探性进攻，萧岚晚点再去，亦能吸引更多宋军渡河。

而韩宝则仍然坐守深州，他必须算好时间，让他的主力可以再多休息一两日。这样的精打细算是必要的，在攻下深州、歼灭拱圣军之后，虽然走了姚兕，但萧岚、韩宝部仍然士气高涨——即使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这毕竟是君子馆之后大辽对南朝的最大胜利，大辽皇帝也当即下令嘉奖——然而，好的统帅，必须要懂得张驰之道。当年南朝太宗皇帝在灭亡北汉之后，自以为锐气可用，便要乘胜追击，结果士卒疲惫，兵败幽州，就是一个很好的教训。

虽然已经攻下了深州，但韩宝却已经预感到，他们还有很多的仗要打。姚兕的顽固态度，是一个不好的兆头。这让韩宝更加不想过早的抱着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即使再歼灭骁胜与神射军，也未必就是战争的结束。

他们对萧阿鲁带有着足够的信心，这是一位用兵沉稳的老将，只要赶在他粮食耗尽之前，攻入冀州或者永静军便可以。甚至倘若萧阿鲁带能顺利渡过黄河，进入永济渠以西地区，他还可能很容易的找到粮草补给——永济渠是南朝北方漕运要道，那一带到处都是粮仓。

所以，在耶律信策划的这一波攻势之中，韩宝与萧岚达成的共识就是，他们要以更长远的目光来对待这场战争。若是他们耗尽全力，哪怕如愿以偿歼灭了骁胜军与神射军，但若南朝不肯妥协，他们马上就会迎来宋军的主力。以疲惫久战之师与宋军主力交战，结果很可能会是赵光义第二。

所有的这些事前的计划，当时看起来都是天衣无缝，完美无缺的。

但此时此刻，在武强城边，苦河之畔，萧岚马上意识到，他回到了现实。

还在随耶律冲哥打仗之时，萧岚就学到了一件事，那就是战争永远不会按着你的预想进行。

但是，与预想偏差得如此之大，在萧岚的戎马生涯之中，却也还是头一回。

他赫然发觉，宋军既没有增兵，也没有攻打武强。

似乎这只宋军做的事情，只是将防守稍稍向前迈进了一点——此前他们是防守黄河，现在他们在防守苦河！

而让他更不可理解的是，宋军竟然在一片狭长的地域背水结阵！这意味着他们完全没有运动的空间，他们就是等在那里，等着挨打，并且不打算躲闪。而且，他们还懒得连浮桥也没有烧掉……

萧岚可不认为这是宋军主将愚蠢，这是一种挑衅！

他亲眼看着那几百名宋军是如何有条不紊的撤退的，这证明了这一切都是宋军预谋已久的。然后，宋军还留下了这几座浮桥！这是一个清晰的信号——我就在这里，无处可跑，浮桥都给你们备好了，你们也不必绕道进城了，有本事就来打我吧！

萧岚望着黄河岸边那一面面迎风飘扬的绣着猎鹰展翅图的军旗，目光在旌旗中仔细的寻觅着，突然间，他的瞳孔缩小了——他看见正中间的将台上，有一面席卷的大旗，突然被风吹展开来，这面大旗上，绣了一个斗大的“仁”字！

“仁多保忠？！”萧岚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深州之战，最后城破之前，竟然走了姚兕，萧岚直到现在都耿耿于怀。他怎么也想不到，仁多保忠居然会出现在他面前！

这是天神想要保佑他么？

萧岚拔出了佩剑。

“渡河列阵！”

呜呜的号角声，在如血的残阳下，凄凉的响起。武强城的西门与南门轰然打开，辽军分成两路，分别经过宋军搭好的浮桥与武强城的西门、南门，分成五百骑一队，一队队的进入到武强城南的这片狭长的地区，背城结阵。

待所有的部队都列阵完毕，萧岚才发现，在这一片狭长的地区作战，宋军固然施展不开，但他的骑兵也受到限制。最显而易见的是，在这块地区，他不能使用包抄这个骑兵对步兵最常用，最有效的战术。他也不能使用辽军最传统的结阵法，对步兵四面结阵，同时猛攻！但他认为，战场仍然对他有利，因为他背后是一座坚城。

他决定采用辽军最传统的战术。

他将一万骑人马，分成两道，每道十队，每队五百骑。他自率一道，列阵不动。另有一道五千骑，一队接一队的冲击宋军，在马上朝着宋军的大阵射箭，前队未能获胜，冲不动宋军阵脚，便马上退回，由后队接替攻击。十队人马，如此循环往复，更退迭进，只要其中一队获胜，则诸队齐进，一举击溃宋军。

但是，当他的第一队骑兵发起进攻之后，萧岚马上就发觉了不对。

这是辽军历史上第一次与神臂弓部队交锋。

萧岚发现，他的骑兵根本无法冲到他们的弓箭能射到宋军的距离，在他的骑兵准备拉弓之前，宋军便已经开始了至少两轮齐射。神臂弓的射程比他的骑兵长了一大截，而杀伤力也十分惊人，这些部族属国军所穿的铠甲，在神臂弓面前，几乎没什么防护力可言，一被射中，立即穿透。

眼见着冲在最前面的数十骑连弓都没开始拉便纷纷中箭落马，而宋军的第二轮箭雨又已经漫天蔽地的落了下来，第一队的骑兵们一阵慌乱，不待号令，便马上掉转马头，退回阵中。眼见着第二队便要依着战法，紧跟而上，萧岚连忙举起手来，下令鸣金收兵。后面的骑兵都不知道发生了何事，一时都是莫名其妙的停在了阵中，望着萧岚帅旗所在的方向。

但他们等来的，却是萧岚退兵的命令。

4

望着气势汹汹而来的辽军被两轮齐射便被打退，神射军中，顿时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声。刚刚将一颗心放回肚子里的袁天保、张仙伦、吉巡等第一营将领，此时亦不由得暗暗佩服起仁多保忠的先见之明来。但另一方面，他们对辽军的蔑视也发展到了一个无可再高的地步，三人都坚信，神臂弓的确是军国利器，只要调来更多的神射军，击破甚至歼灭面前的这只辽军，都不是难事。

但是仁多保忠却没有他们这么乐观，他一边吩咐加强夜间的巡逻，一边从武邑急调来千余民夫，在营寨中到处点起火矩灯笼，连夜修筑营寨。

早在戌初时分，仁多保忠便收到了唐康、李浩派密使从信都送来的急报，他已经知道辽军有一支部队已经迂回到了他们的后方，他也知道了唐康与李浩的冒险计划。但这件事被他瞒得死死的，没有让他的任何部下知道——当仁多保忠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他都有点慌张，他可不想让这个消息来动摇他的军心。

此时再调头去防守南宫的那只辽军——仁多保忠猜到了那是萧阿鲁带部——已经不太现实。即使他知道萧阿鲁带准备在何处渡河进入永济渠以西地区，也毫无意义，步军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跑得过马军，若是跟着辽国马军的步伐到处跑，那只能是死路一条。

因此，倘若由仁多保忠来决策，他会下令立即全线退守，神射军全都退回东光，而骁胜军与环州义勇则死守信都，据守两座孤城，放开冀州与永静军的其余地区任辽军驰骋，以宋军的守城能力——信都与东光，一座是大城，一座是军事重镇，城池之坚固，守城设施、器械之完备，皆非深州可比，辽军纵然倾国而来，也未必能攻得破这两城。在仁多保忠看来，只要这两城不破，无论石越是顶住压力，坚持拖到八月才大举北上，还是受不了压力提前反攻，胜负之数，仍未可知。

自然，这个策略，其中之关键，是要寄望于神射军能守得住东光，尽管神射军是步军，理应比拱圣军要善守，但耶律信也肯定会不择手段来攻打东光，若是绍圣以前，宋军敢说有十成把握守得住，可在绍圣以后，仁多保忠也只敢说有六成把握。而且，将冀州与永静军其他地区放开给辽军，对于大军北上反攻也是不利的，即便耶律信攻不下东光，他只要以骑兵封锁，便可以阻断宋军通过永静军对北上大军的补给，北上大军将不能利用永济渠，而不得不依靠陆路运输。这个结果，也就是比神射军、骁胜军被全歼，东光粮草军资被辽军所夺要好一些而已。

因此，尽管唐康与李浩的计策近于疯狂，但这却是仁多保忠在用兵方面，最欣赏唐康的一次。这个计划绝对是不够谨慎，也难称老辣，但它充满着冒险与投机，十分符合仁多保忠的美学。

这是只有那种敢于在关键时刻将包括身家性命的一切都拿去关扑的人才做得出来的事，的确很象是唐康的风格。

其实在仁多保忠看来，石越也有这样的气质，只不过他隐藏得太深，而且对石越来说，所谓的“关键时刻”已经越来越少。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因为他手里的筹码已经越来越多。极端一点来说，就算是河北路全部沦陷，只在大名府防线还在，甚至是只要汴京还未失守，对石越来说，那就还谈不上“关键时刻”。所以他才能一直不紧不慢的在大名府慢里斯条的调集着军队。

所以仁多保忠很羡慕石越——对石越来说，即便冀州失守，永静军失守，仁多保忠战死，也没到需要他冒险拼命的时候，他不过是损失了三个主力军而已，听起来很震憾，但如今大宋早已不是仁宗时期，一只能野战的几万人的精兵，就几乎是大宋朝的全部。自仁宗朝中后期起，从范仲淹、韩琦、文彦博们在陕西的几近白手起家、苦心经营算起，一直到绍圣朝，数十年坚持不懈的积累重建，特别是经历过熙宁朝的浴火重生，由早期王韶的开熙河、种谔的夺绥德，到中期的兵制改革，一直到伐夏之役，宋军已是脱胎换骨。绍圣朝保留的十只西军禁军之中，便至少有五只战斗力不逊于任何一只殿前司禁军，这还没算上诸如横山蕃军这样的部队；即使在殿前司诸军来说，这三只禁军，也绝非不可替代。无论是谁，手中若还有十万以上的精锐大军没派上用场，就算是不能说确保打赢这场战争，至少也远远谈不上山穷水尽吧？

可对仁多保忠来说，他的筹码很少，输光了，那就什么都没有了。

尽管如此，他还是很乐意陪着唐康搏上一把。

关扑的话，与石越这种人玩是很没有意思的，你快将身家性命都贴上了，他那里还是九牛一毛，无关痛痒……但唐康就不一样了，这次唐康若是再搞砸了，虽说不至于永无翻身之日，但是兵败之责是逃不脱的，降责某州编管是免不了的，不说十年八年，三年五年之内，大约是没机会再见着汴京了。至于以后还有没有机会再进入中枢，东山再起，那就是神仙也说不清楚的事。也许唐康会在地方官的任上，终此一生——对于唐康这种胸怀大志的人来说，这与杀了他其实区别不是太大。

所以，与唐康一道玩关扑，是乐趣无穷之事。

要么就一道立个惊天动地的大功，要么就一起被编管某州，或者干脆战死冀州，一了百了。唐康都将骰子丢了出去，早就抱着必死之心渡河的仁多保忠有什么不敢跟注的呢？

而且，他的确很欣赏这个计划。

仁多保忠不动声色的调整了自己的计划。他决定配合唐康、李浩将戏演得更逼真一些。他下令仁多观国征集所有的骡马，派出部队，多打火把，骑着骡马，连夜驰援信都、衡水，到了之后，熄掉火把，再绕道连夜返回，然后，他下令仁多观国的第二营在黄河南岸偃旗息鼓，全部换成厢军旗号服饰。

他向武强的辽军传递了再明确不过的信号：他已经发现原先驻守武强的辽军消失，并且知道他们去了哪里，他正在加强对衡水、信都的防守，因为他确信武强现有的辽军，不足以对他构成威胁。对于刚刚与姚兕恶战过一场的辽军来说，这合情合理，仁多保忠亲率少量兵力据险坚守，而主力则防守耶律信，同时分兵一部分协助信都、衡水之宋军防守苦河，以确保骁胜军能分出兵力至少牵制住后方的萧阿鲁带部。

可在做了这些事情后，仁多保忠也就已经肯定，恶战已不可避免——他的所作所为，就是在给对面的辽军发进攻的邀请函。

果然，次日一早，刚刚吃过早饭，辽军就再次出城列阵。

吃过小亏的辽军这次学了个乖，他们竟然改变了战法，在大阵的最前面，排出了一个数百人的步兵方阵！这可是让仁多保忠吃惊不小，这个步兵方阵的前方，是手持长矛与大盾的士兵，后面则跟是几排弓箭手，手持小盾，护住上方，他们缓慢的向着神射军的大营推进，在他们身后数十步，则紧跟着辽军的马军。

这个变阵的确有些出人意料。

神射军对着辽军的方阵一顿齐射，箭矢落到厚厚的木盾之上，将辽军的步兵方阵扎得如刺猬一般，却丝毫阻止不了辽军缓慢而坚定的推进。

这让神射军的将领们都变得紧张起来，仁多保忠也腾地从他的虎皮坐椅上站了起来，死死的盯着正一步步靠近的辽军方阵。

一直以来，大宋枢密院内部都有一种呼声，许多将领坚信，世界上最好的军队，是由持盾长枪兵、弓弩手、骑兵、神卫营四者混编而成的军队。所以不少将领，包括关心军事的文臣都认为，神锐军、飞武军，才是禁军的发展方向。甚至连神锐军与飞武军也要进一步改革，让每一个营都拥有持盾长枪兵、弓弩手、骑兵、火器器械部队这四个兵种。

但这与宋军长期以来的发展方向不相符。大宋禁军，一直以来，讲究的都是结大阵，集结重兵方阵，打大军团会战。这宋军的假想敌有关——辽军每次出动，至少都是数万铁骑，因此枢密院内压倒性的观点，还是传统的，聚集几个军组成一个个的大阵，才能真正与辽军抗衡——这符合宋辽交战的历史，两军交战史上，大部分时候，都是数万人规模以上的会战，甚至是十万人以上的大战。而且，这对将领的指挥能力，对士兵的素质要求，也要低许多许多，更加容易实施。

甚至连石越都认为，将火器器械部队配属到营，会损害神卫营的发展。尽管石越几乎从不越权去干预枢密院的事情——这倒是容易理解的，有些话在他不做宰相之前可以很随便的说，但在做了宰相之后，反而不能说，因为不管他与枢密使们关系再好，倘若他去干涉他们职权以内的具体事务，后果就必然是一场不小的政治风波，没有一个枢密使会甘当宰相的附庸，东府侵犯西府权力的事情虽然一直在发生，但却总是十分敏感——但不管怎么说，人人都知道他是一个坚定的神卫营独立成军的支持者。

所以，一旦与辽军开始打仗，宋军就必须要设立行军都总管司。

每个都总管司下面，最终会都配辖步军、骑军、步骑混编军、神卫营。因为在实战中，人人都明白，世上没有万能的兵种，不存在哪个兵种可以横扫天下，所有兵种都有局限性与缺点，都会被一定的对象所克制。优秀的将领，必须要懂得兵种的配合，针对不同的地形与对手，将自己的弱点限制到最小，而将优势发挥得最大。

但这样的将领是很罕见的。

在辽国，公认的具有如此水准的将领，也就只有耶律冲哥一人而已。即便是耶律信，这也不是他的长处，耶律信更加擅长的，还是骑兵战。他被视为能将骑兵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的将领。

而在宋朝，对于神卫营与骑兵的使用，将领们仍然意见分歧。大部分将领对于马军的使用都不太擅长，而擅长统率骑军的将领，对于要让骑兵配合步军作战，又是十分的不以为然。

这一点在殿前司诸军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只有西军因为长期的战争经验，一直以来，军队都是处在配合作战的实践中，步军为主力，其余一切兵种皆是辅助兵种的心理早已深入人心，而他们的步军与骑兵、神卫营配合作战的经验也十分丰富，所以在这方面表现要好很多。一个明显的例子是，自绍圣以来，因为战马供应的增加，原来的纯步军振武军，便一直有神锐军化的趋势，他们先是培养骑马步兵，然后进一步的增加能够骑马作战的士兵数量。据仁多保忠所知，西军的神锐军与振武军，每个营中都有一个指挥变成了马军，虽然神臂弓部队因为受制于制造材料的稀缺性，造价高昂而无法扩充，但是射程超过二百四十步的采用棘轮的钢臂弩作为替代品被更加广泛的采用。

西军中甚至有将领在推行这样的改革——他们进一步牺牲士兵的防护力，甚至连持盾的长枪兵也只穿简陋的皮甲，以使他们的军队变得更加灵活，同时也能节省军费开支——绍圣年间，一副打造精良铠甲，造价就在八十贯以上，普通的铠甲一般在四十贯左右，仅以四十贯来算，一个营的步卒就可以节省两万贯以上，这笔钱用来培养一个指挥左右的骑兵，绰绰有余。当然，这只是锦上添花。他们只是在实践自己的理念：兵种配合至上，步骑协同作战至上，提升步军机动力至上。

自熙宁以来，宋朝文武官员，都一致的推崇唐朝的卫国公李靖，李卫公的兵法被奉为最可效仿的经典，而这些将领也全都声称对是李靖兵法的继承。他们坚信步兵才是战争的主宰，但他们也同样认定，惟有步骑协同作战，才能真正克制辽国的骑兵。他们还进一步声称，不仅仅是克制骑兵，李靖纵横天下，靠的便是步骑协同作战。

在这些将领中，出身马军的种朴尤其令人瞩目，如今已经成为河东军的神锐四军，便是最先改革的一支军队。

而这些人，也正是对神射军最不以为然的一批将领。尽管神射军也并非全是装备神臂弓的弩手，按照宋军步兵的传统，也有持盾长枪兵、刀手——事实上没有这些他们根本无法布阵。但种朴等人仍然激烈的批评神射军，他们讽刺神射军只不过是让骑兵不能靠近而已，谈不上真正的克制，而将这么多神臂弓集结起来使用，纯粹是一种对神臂弓的浪费。

长期驻守雁门的种朴对辽国十分了解，他在一份奏折中预言，辽国汉人与渤海人的势力日渐强大，契丹人也多数定居，虽然马匹的供应可能会一直充足，但是辽国迟早会重视步军。他认为辽国若然不想迅速地走向衰败，即使萧佑丹的整顿宫卫骑军之法也只不过是治标之策，难以持久，辽国君臣迟早会意识到，他们不能将境内数量最多的两大种族永远当成辅助兵种来看待。辽国最终必须也只能依靠汉军与渤海军，若然他们做不到这一点，辽国在军事上的衰败就是必然之事。种朴认为如今辽国的朝廷中，多有远见卓识之辈。他相信辽国最终会完成契丹——包括奚族、汉、渤海几大主要种族之整合，而宋军迟早会遇到一只真正的由步骑配合作战的辽军。而一旦遇到这样的辽军，神射军将不堪一击。

便在这一瞬间，仁多保忠突然想起了种朴的那篇奏折。

做为一个西夏降臣，他很早就注意到种朴的远见。但他也一直认为，那就算发生，至少也是几十年后的事情，从辽军这次南侵的过程来看，到目前为止，所有的情报显示，辽军也一直将汉军与渤海军做为仆从军来使用。还从未有任何情报提及过辽军的步兵方阵——虽然大家都知道，汉军与渤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