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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回到这部书中，笔者之所以在此处加入了这么多的题外话，除了让读者再次回顾一下那段红色的历史外，目的只有一个，周红的智慧和胆识并不是与生俱来的，那是经过风雨的磨砺和烈火的锤炼得来的。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周红成功地打入了国民党内部，她与同是地下党员的一名特工组成了假夫妻，并借助于这位假丈夫进入了军统，当时，日本侵华的狼子野心已经昭然若视，军统局给她安排的任务就是就是进入一家由日本人开设的贸易商行，这家贸易商行只是一个外衣，其真正的面目是一个日本驻上海的特务组织，以窃取国民党内部情报为目的。
由于周红当时的身份特殊，日本人看好了她的丈夫是一名国民党政府官员这一优势，所以很自然地就委以重任，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周红成为了一名特殊意义上的日本间谍，军统也通过她的这条线故意将一些并不重要或是已经过了期的秘密情报透露给日本人，于是日本人越来越重视周红的作用，不久后就把周红正式拉入特务组织——“重光堂”。
1937年的“八一三淞沪会战”，让上海落入了日本人的铁蹄之下，日军在上海组建了宪兵队，周红因为之前的表现，大得日本人的赏识，随后就被派入南京，汪精卫在南京组建伪政府的时候，日本人再一次启用了她，让她进入了治安局，日本人把她看成是一个安排在治安局内部的秘密棋子，用于监视和暗中操纵治安局的重要人员，以达到窃取汪精卫政府内部秘密情报的作用。
当时的军统也乐于让周红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并围绕她，在南京建立起了情报机构。现在再回头看那段历史，我们很难想象得出周红、孔庆文这样的人员所面对的环境，如果在战场上面对的炮火硝烟下的生死离别还可以让人接受，那他们所处的环境带给他们的苦难与磨砺，考验的恐怕不仅仅是心智和勇气了，那是对自己内心深处那份信仰追求的坚贞不渝。
我们再用一些笔墨来简单的讲述一下周红的那位假丈夫，他是我党优秀的一名谍战人员，在一次行动中，由于一个意外的车祸夺去了生命，因为这个人在本书中没有出现过，我们在这里也无需说出这个人的真实身份，但必须要说的是，他是为了我党的事业才牺牲的，也正是他的存在，国民党才对周红如此的信任，周红才能很好地潜伏与军统之中。
当她的这位假丈夫意外牺牲后，**给周红的唯一指示就是：隐藏下去，潜伏下去，最大限度地完成自己的使命。同时告知周红，除非情况紧急，否则不允许她与党组织有任何的联系，党组织也不会轻易与她有任何的联系。如果需要联系，就将启动一套复活计划，在一个规定的时间里，前往一个规定的地点，与一个规定的人员用一种规定的方式进行接头。
而此刻的周红就启动了复活计划，她与上级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可以透露一点的是，与她取得联系的是当时由周恩来同志负责的特高科总部，周红详细地介绍了南京的局势和她自己所面对的困境，**特高科权衡利弊，为了更好地完成任务，也是出于对周红和其他隐蔽战线人员的保护，总部作出的答复是：特使行动已由他人负责实施，明确指示周红要继续潜伏下去，并告知周红，如情况紧急可直接与当地的组织负责人单线联系，联系人就是郑华强。
总部的回电让周红那颗忐忑的心冷静下来她好像在混沌的暗夜中看到了那一盏微弱的明灯。从总部的回电可以分析出，总部是在暗示自己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在南京城里，一定还有一位隐蔽战线上的同志，既然这个人可以完成特使行动，那就说明他能够接触到那份秘密情报，换句话说，他能够接触到特使本人。
当日本会馆里的王红梅正在往自己的身上抄写情报的时候，周红的心突然变得有些激动，符合这些条件的人一定就在日本会馆里，但她并不知道有王红梅的存在，在她所能想到的人中，只有一个人符合这个特点，这个人就是孔庆文。想到这里，周红内心以前觉得迷茫的事情突然明朗了，虽然总部并没有点明这个人是谁，但她已经想到了。
那后来响彻在日本会馆内如特洛伊木马般的枪声，又让周红陷入了紧张之中，难道他暴露了？忐忑焦虑的周红此刻真的很想主动去联系郑书记，但她并没有郑书记的联系方式，她甚至连郑书记在哪儿都不知道，她唯一能做的就是打探日本会馆内的消息。
当孔庆文回到了治安局的时候，周红正在宪兵队里，而且她看到了自己不愿意看到的一幕，在柳尼娜的身后跟着一个男人，从背影上看，这个人就是李洪利。突然出现的李洪利让周红更加的焦虑，她已经隐隐地觉得李洪利的情报并不妙了，他很有可能已经叛变。当她无意中看到李洪利进入了柳尼娜的房间后，周红立即也进入了自己的房间，她在宪兵队的办公室就在柳尼娜的隔壁，她打开了桌上的收音机，她早就在柳尼娜的办公室里安放了监听器。
收音机里传出的声音让她的心跳逐渐加快，她听到了郑书记的名字，更听到了孔庆文这三个字，她立即感觉到了潜在的危险，她必须要尽快通知郑书记和孔庆文，她用最快的速度赶回了治安局，当她得知孔庆文已经回来的时候，她立即推开了孔庆文办公室的房门，可此时的孔庆文正在三友洋服店的门前与那个日本特务头子在聊天，万般无奈的周红想出了一个办法，三分钟后，她离开了孔庆文的办公室，她已经在孔庆文的办公室里留下了痕迹。
当孔庆文回到自己办公室的时候，已经是中午时分了，三友洋服店门前的日本特务让他很的焦虑，他点起了一支烟，细细盘算着下一步的计划，他的目光茫然地落到了对面墙上的书柜，突然，他的眼睛一亮，他慢慢地站起身，先是关上了房门，而后走到了书柜前。
他的手慢慢伸向了其中的一本书，书柜里所有的书都是孔庆文自己买来放进去的，一共三层，第一层摆放的是一些当时时髦的书籍和画报，第二层摆放的是一些工具书籍，第三层摆着一些历史书籍，都是些四书五经什么的，秘密就在这第三层里，这一层的书籍摆放看似无序，其实不然，每本书都有自己的固定位置，这是孔庆文多年来养成的习惯，如果有人趁自己不在到时候进屋进行翻动，书籍肯定是要被查看的对象，如果书籍摆放的顺序被调整了，这就说明的确有人进来翻动过物品。
另外，这也是他们这些谍战人员的一个习惯，如果有人在自己不在办公室的时候来接头，来人就会把情报夹在第三层的书里，这是一个只有**高级间谍才知道的秘密约定。现在，书籍的位置被调整了，原来被放置在左手边第三本的《儒林外史》现在被放在了右手边的第一本。
难道有人进来过？孔庆文迅速地取出《儒林外史》，快速地翻了一遍，一张纸条掉落下来，孔庆文捡起纸条，上面只写了一个字——“警”！
孔庆文拿着书和纸条走回到座位上，仔细地检查过后，没再发现其他的情况，这让孔庆文很是疑惑。如果说自己被发现了，有人偷偷地进来检查，那不可能只翻动这一本书，书里根本就没有任何的秘密。但是从留下信息的方式上来分析，很有可能是自己的同志留下的，这就更难理解了，留下纸条的这个人会是谁呢？孔庆文突然联想到了三友洋服店，难道是郭庆已经被捕叛变，供出了自己，这是日本人在对自己的一个试探？不，不可能，如果真是那样，自己直接就会被日本人隔离审查，他们根本没有必要采取这样的试探方式。
那张小纸条在他的手上慢慢地翻滚着，突然，孔庆文注意到自己桌面上那一沓信纸的第一张被撕去了一个角，他把手中的纸条慢慢地拼接在缺口上，严丝合缝。看来留下纸条的人一定很焦急，以至于在看到自己不在的情况下，就地取材，从信纸上撕下一角留下了信息。
在南京城里知道自己真实身份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刘丽英，另一个就是郑书记。想到了郑书记，孔庆文突然觉得有些坐立不安，他不知道三友洋服店的暴露会不会给郑书记带来影响，如果郑书记出现了意外，那南京城的整盘棋都有可能陷入僵局。对，刘丽英，她并不像郑书记，她还有西南俱乐部经理的掩护身份，对，应该去找找她，凭借自己和她之间已经半公开的恋人关系，去找她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应该不会引起日本人太大的怀疑。
想到了这里，孔庆文立即站起了身，可他的目光却落在了面前的电话机上。自己回到治安局，这个情况刘丽英不可能不知道，可为什么她没有和自己联系，甚至没有一个电话，这个反常的情况还是让孔庆文冷静了下来，一定有什么变故，否则刘丽英是不会不和自己联系的。
他手里的那张纸条慢慢地燃烧，变成了灰烬，看来留下信息的这个人既不是日本人的试探，又不是郑书记或刘丽英的安排，他想到了在临来南京之前，华北局的杨书记曾经说过，在南京治安局里已经有一名自己的同志，但并没有说这个人是谁，组织纪律也不允许孔庆文去过多的询问。现在看来，这个隐藏得比自己更深的人已经现身了。
孔庆文再一次站起身，把那本《儒林外史》又插回到了原来左手边的位置，他必须要谨慎，在情况不明时，不能留下任何的信息，但是可以发出一个信号，把书的位置再恢复，如果真的有这名自己的同志存在，那这个人一定能再看到自己有意留下的这个信号，这个信号将说明，自己已经拿到了纸条。
特工人员最特殊之处就在于能够在任何环境下，在各种夹缝中寻找到一条最适合的路。当孔庆文做完这一切的时候，桌上的电话铃声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