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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说我的妻子任敏的故事。
她被关押了一年多被释放后，被分配到一个学院工作，她到该院报到时，该学院一位人事干部对她进行了革命教育——要她照他们的指示办事并和贾植芳划清界限，回到人民队伍来。
她没有执行这个指示，为此，她又被流放到青海，并美其名曰“支援青海社会主义建设”。
她到了青海后，先是在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山村做小学教师，不到半年，又以为“胡风集团”翻案罪，被收监关押四年，直到一九六三年再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提前释放。
但指定她不准回上海，只准到农村，“在贫下中农监督下，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
为此，虽然她是一个在城市长大成人的从未在农村生活过的女性，但她还是选定了到我的家乡——山西襄汾县南侯村落户、改造，作了十八年在歧视下自食其力的农民。
直到七十年代末，胡风冤案得到初步平反，我开始离开劳改工地——校印刷厂回到中文系做资料员时，她才回到了相别二十多年的上海。
但因为过了二十多年的缺吃少喝的苦难日子，所以回到上海重新建立了我们一九五五年被政治风浪摧毁的家庭后，在一九九七年患了脑血栓病，卧床五年后，在二二年十一月二十日离开了这个世界。
正如一位老朋友在她去世后所说的“如非往昔遭那种迫害，她晚年又何至于患此绝症，悠悠苍天，人间何世！”为此，我再抄录我在原版《狱里狱外》书中的序文中的一段话作为本书的收尾：
老年人喜欢忆旧，喜欢回头看，因为人到了七老八十的年纪，随着体力与精力的日趋衰退，做事情越来越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这是自然规律。
人老了和生活的接触面就越来越缩小了，和复杂纷纭的广大世界的距离越拉越远，而和自己的主体世界的距离越来越近了。
在这种窄小的生活气氛里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沉湎在记忆中，从记忆里寻找自己，认识自己，即是“我来到这个复杂的世界里，这么几十个春秋，是怎么活过来的，是为什么而活，干了些什么，是否活得像个人的样子”之类。
这倒不是要学时髦做深刻状，而是我们这一代人生活的时代实在太复杂了。
近百年来，在这种历史的震荡中，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以自己不同的人生理想和价值追求，走着各自不同内容和形式的生命之路。
我常这么想：我们这一代吃文化饭的人，如果都潜下心来，写一本直面历史的真实的个人生活回忆录，对历史来说，实在是功莫大焉。
有了这份想头，这几年一直断断续续地写着关于我自己的回忆录。
我生于袁世凯称帝的那年，年轻时曾自号“洪宪生人”，以后又经过了军阀混战、国民党专制、抗日战争等时代，一直到高唱“东方红，太阳升”的新社会。
有缘的是我每经过一个朝代就坐一回牢，罪名是千篇一律的政治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是认真地付出过沉重的生命代价的。
我在这个世界里的追求、爱憎、信念以及种种个人遭遇，都可以作为历史的见证，为青年及后代提供一些比正史、官书更加丰富和实在的东西。
就抄到这里，是为序。
关于作者贾植芳（1916年10月9日—2008年4月24日）：山西襄汾人，著名学者、“七月派”作家。
早年赴日留学。
抗战爆发后弃学归国，投入抗战实际工作，并且坚持文学创作，成为“七月派”骨干作家之一。
1946年6月始定居于上海，在震旦大学中文系任教。
1952年调入复旦大学任中文系教授。
1955年因胡风冤案被捕入狱，达11年。
1966年3月，被法院定罪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判处有期徒刑12年。
1980年彻底平反。
他长期致力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成就卓著。
建国后历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代文学教研室主任、校图书馆馆长等职。
先后组建了复旦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比较文学两个学科。
著有《贾植芳文集》（四卷）、《近代中国经济社会》、《贾植芳小说选》、《狱里狱外》、《历史的背面》、《劫后文存》、《雕虫杂技》、《余年笔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