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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与我
书与读书人的关系，我觉得可以用一个蹩脚的比喻来说明：它们正如《红楼梦》中的四大家族贾、王、史、薛之间的关系——“一荣俱荣，一枯俱枯”，也可以说是荣辱与共。
我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文化专制主义传统的老封建帝国，而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大都又是制造文字狱的能手，举其荦荦大者就有：周厉王用暴力弭谤，秦始皇焚书坑儒，东汉党锢之祸。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比较开明，虽然有不杀儒生的圣谕，但到南宋处于偏安之局的时候，又忘了祖训，有迫害陈山的冤狱事件。至于明代的东林党案，清朝的文字狱祸，更是使中国的读书人谈虎色变的历史掌故了。现代中国是一个在激变中发展的国家。辛亥鼎革以后，由北洋军阀袁世凯到国民党蒋介石，在这方面的“德政”，并不逊于他们的前辈历代帝王（战前的一九三六年，当时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蒋介石一九二七年上台以来，遭到他直接或间接迫害的中国知识分子有五十万之众。鄙人就被他先后“光顾”过两次）。
我们建国以后，由于“左”的不断干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大一统文化观念的回潮，历次兴起的政治运动，就往往以知识分子为主攻对象，这已是我们自己所亲历的生活现实，恕在下就不在这篇短文内一一列举了。有鉴于这些血泪斑斑、一再重复出现的历史事实，我建议有心的同志不妨定下心来，收集材料，撰写一部《中国文字狱史》，作个历史回顾与总结。前几年上海书店重新排印了三十年代北平故宫博物馆影印的《清代文字狱档案》，可谓功德无量了。
我也算个读书人或知识分子，历经北洋军阀统治，国民党当政，中间插入日汪时代，以迄解放后的当代。由于我生性顽劣，每个历史时代，都免不了因文贾祸，身入囚室，经受牢狱之苦。而我生平不嫖不赌，不抢不偷，弄几个血汗钱，除必要的生活资料，以及吸烟喝酒需要花销外，都买了书。“黄金有价书无价”，每每碰到一本自己喜爱的书，不惜倾囊来买，甚至不惜告贷以求。可惜的是，我这些书籍藏存，每吃一次政治官司，都被官家抄家时搜掠一空，反而被作为犯罪铁证，受到监禁以至正式判刑的惩处。因此，直到一九八年我平反时，我手头只有四卷本《毛选》和小红书《毛主席语录》。这些年，世界太平了，我又买了不少书，加上文化界和出版界朋友的相赠，又积有满满七大架书，好像又有好几千册书了。我每坐在它们当中，环顾四周一排一排、一行一行的各色书脊，而以能与这些书的作者，古今中外的学者作家们共处斗室之间，感到人间万事已足，自我感觉非常良好。但每每想起它们的前辈在历代我落难时的不幸遭遇——它们都落在鲁迅先生所说的“三道头”（警察）手里，又感到不寒而栗，四顾茫然了。原载《青岛日报》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十七日第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