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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哈哈的笑了，我说：
“你开玩笑吧?”
“玩笑?”他惊奇的口气，“打官司还有开玩笑的，真奇怪极了!”沙发上的警卫们发出了讽笑的声音，这明明是助威。
这是一本香港版的《群众》，我有一点小慌乱，但是我镇定了自己，因为家里的这种东西，我看过后都烧了的，这绝不会是我的东西，这是一种诬赖的手段。我说：
“因为我还没见过这个杂志。”
“你的东西你没有见过?”他瞪着我，“奇怪极了。这是我打你家里早偷出来的。”
“先生，”我笑着说，“我家里虽然没有什么值钱的物事，但是经常还小心门户，从没失过窃的；至于你的杂志，我还是第一次看见。”
“是一个老‘鬼’（音举，上海方言，老油子的意思。）吧?”他问着书记，书记嘻嘻地低头写着，已然出了汗。“那么你怎么敢说国民党三个月垮台的话?”
“这就更没有根据了，”我说，“国民党三个月垮不垮台是一回事，你在什么地方听我说的?”
“听谁说的?——自然有人——我们的情报员。”
“我在屋子里是说话，不是讲演呀，我没见过你什么情报员。”
“那么，你说国民党三个月垮得了台吗?”他突然转了题目。
“这你要问国民党才知道。”我干脆的回答说。
“好吧，”他站了起来，“我得先看看你那位朋友去，咱们回来再谈，你考虑考虑吧。”
他走了。这时书记问我道：
“你认识什么人?”
我说：“我读书十几年，在社会跑了十几年，认识的人有好几千。”
他说：“你这就不是坦白的态度了，要知道，我们对你客气，你老说没边没际的话，你实说，你认识什么人?”
我说：“很多很多，无从说起。”
他说：“你和什么人来往?”
我说：“我现在闭门家中坐，既没有做官又没有发财，就是来往的人也不会和我来往了。”
他说：“你认识商人吗?”
“商人?”我摇摇头，“这一行可没有什么朋友。”
“你们贵省在上海有一大帮，难道不认识一个?”
“我们贵省在上海发财的自然很多，可是我是一个单帮客，没福高攀。”我玩笑地说。
“你还跑单帮?”他惊异地问。
“我靠这个生活。”我说。
“那么怎么把你独独抓来了，照你这么说，你是冤枉了，上海七百万市民，为什么只抓你?”
“那是我运气不好，”我说，“我在家里喝酒，糊糊涂涂地来了，我正想问问你我犯了什么法哩，难道喝酒有罪?”
他陡然生气地说：“我不问你了，你毫无诚意，你开玩笑。”
我已然打过两次这类的官司，我觉得在这种场合，只可抱定生死由命的旧说法，这些东西你绝不能当人看待，你只要随便说一点不相干的事，他们就跟着挖根，得寸进尺；他们要打你，那你就挺着挨，没有话说，所以说说笑话顶好，这种人的方法，是一吓二哄三圈四套，我们应付的方法，是一赖二挺，装傻混说，否则，一切却是不智，没事也得闹事。我在监狱的时候，和难友开玩笑说，我想写一本“如何打官司”的小书，想来销路一定很好，因为在国民党治下，这几乎已然是每个人有机会碰上的生活场合，所以应该是“国民必携”的必要读物。像我这样的一个人，今年年不过三十，就已碰过两回这种事，这回是第三次了，我虽然也写点什么，但是那和向黄浦江小便一次一样，毫无功用，只可说是我自己督察自己，但就是这样，还被兴师动众地抓来了。所以人既然是环境的动物，打官司又成了国民义务之一，则打官司的常识实不可不备，这真是小而防身大而卫国的一种技能和技术，我想不到我打过两回官司的经验，在所谓中国已成了“四大强国”之一的时候，既没有杀人放火，又没有**偷盗，但还得把已然贴了封皮的经验箱子在这里打开了，此所谓不走的路也要走三回之故欤?真不大明白了。
苏特务这时又进来了，他佯笑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