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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了，坏了，他们这么一闹，我真成了共产党了。”
我们看这个人老实糊涂得可怜，我向他说：
“吴先生，这是你们同人的一番好意，怎么能说坏了你的事呢?外面这么一闹，你或许就可以早出去了，你那些东西还是少写吧。”
他怀疑地看着我说：
“你先生是共产党吗?”
我觉得可笑，向他说：
“这不是什么共产党不共产党的问题，这是个做人问题。我们运气不好给抓来这里，只好自认倒霉，你不用说不知道人家是不是共产党就敢胡写八写，就是人家真是共产党，你也不应该写，你又没有吃中统局的饭。你这么一写，害己害人，说不定你就走不了了，别人可还得进来，你这简直成了人口贩子了。”
“贩卖人口!”小宁波在铺上翻筋斗，学着叫贩的口气叫着，大家乱笑着，好像是给这位吴先生的一点示威。
他不服气地说：
“我要不写不行，上头还嫌我写得太少哩，所以我今天又想写几个上去……”
老吴在一边，哈哈地说：“你这泥坑掉得深了，写吧!”
他真的歪了头写去了……
我和骆，吴，这时都挤在墙角吃烟，老吴不能忘怀似的说：
“老天爷呀，世界上怎么有这种糊涂蛋!”
小宁波在另一个角落里翻筋斗，大叫着：
“贩卖人口呀!”
（五）集体生活
秋老虎的余威正厉，我们屋子里人口继续增多，现在又塞进来一个中纺公司的染色工人小张，这是一个低额角，性情极端沉默的人，他在地上茫然地站了一下，看到伸向阁楼的扶梯，就爬上去了，三轮车夫老王和报贩子老周两个人躺在上面聊天，我们听到他们三个热切而低小的谈话声。
老骆说：
“我们这个屋子的秩序和治安得建立起来了。”
原来我们这里大家有一种公约和制度的。我进来的时候，这里还是一个“小社会”，人数又少，倒是颇井然有序的；在卫生上，原是小宁波的卫生部长，管理屋内一切清净事宜，如倒尿桶，打水，拭地，洗碗，按人轮流值日，由他负责监督；再还有监察个人卫生情况，谁的衣服脏了，提出来请他洗换，如无衣服可换，就借穿难友的，以防止白虱，保卫大家健康；老骆办理外交，——这所谓外交者，对象只是两个警卫和一个饭师傅，事项不外购物，添菜，“送礼”，再还有一种特别的事项：这里原来不准家属公开接见，就是勉强送一点东西来也很难，更毋庸说通信；两个警卫却兼办走私生意，术语叫“跑条子”，这是他们最大的收入所在。但是这又不能公开委托的，所以无形中形成了一种手续法，由一个老犯人总负接洽责任，汇集要跑的条子，在老犯人之间再大家一一讨论一下。如条子是新来朋友的条子，一定得先明白他的案情，和跑条子的地方和他的关系。如是家属顾忌自然少。如是亲友，那就得考察一下了，第一得考察他和犯人的关系程度，有两种人处绝不可去，一种是与特务有关者，一种是与他的案子可能牵连者；前一种人往往容易使事情暴露，后一种情形又有危及外面的友人的安全的危险，都是容易败事的。然而在姓全和姓宴的两个警卫之间却各有范围，互不相侵，各有一定“户头”的；在我们犯人之间，对于维持他们两个利益上的收入平衡，还得费一点小脑筋，使他们各得其所，天下太平，否则，利益一不均匀，他们就会发生暗斗，造成僵持，而这种不幸的结果，吃亏的还是我们，截断了经济来源，因为虽然吃的共产官司，却还得资产阶级才配吃这个官司，因为手纸，开水，咸菜，这些起码物事不仅都得自掏腰包，在价格上受一层剥削，而且对于警卫的送礼，则简直成了不成文的法律，否则，他不能让你安生，我们抱着小不忍则乱大谋的见解，不得不凑钱进贡，——这钱，虽然都是血汗钱，眼泪钱，事实上，绝没有一个资产老爷会吃这种官司的，而吃这种官司的，又都是不幸者，有人就有饭吃没有人就没有饭吃的各种肉体和精神的劳动者，往往有些都是家无隔宿之粮，和尚田银行素相往还的瘪人，一吃了这种官司，不但家破人散，无业无家，官司一吃长，家人们几乎要转乎沟壑的。所以这种钱，真是来之匪易，思之惨然的一种钱，但是小豺狗们还瞪圆眼睛伸手向你讨，这简直是谋财害命。我们之建立集体的经济制度和生活制度，还是在钱上着眼的。因为有的难友根本毫无接济，有的虽然似乎有接济，却不知牛年马月才来一次，也可以说是没有接济，若不实施集体制度，有些人简直非死不可，这一点，我们到是厉行“共产”了。这财政归老吴掌管。这财政，卫生，外交三部，是我们的“建国”要务。现在人口愈益增加，所以老骆一提议，我们这个地狱王国的一体臣们一致通过了拥护这个集体生活制度的继续实施，但为了使“新人”有“参政”和以资熟手的机会，各部添了一个“次长”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