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1
1%
当时进京后的一个强烈印象便是北京人素质变得厉害。
我去看李何林先生的时候，在公共汽车上碰到一个小青年，他说话还保留了北京人传统的幽默。
他问我：“老大爷，你是第一次进北京吧？咱们北京人比较齐全，你要当心。”
我那时候穿一身制服，呆头呆脑的像个乡下人，难怪他这么问。
我问他：去过上海吗？他说“**”时串联，没有来得及去。
换车后，在第二辆车上，低头一看，我脖子上围的进京时借的围巾不见了，我才明白那个小青年说的“人比较齐全”是什么意思。
下车后我想人家李先生比我年纪大，我不能空手去。
附近有个大的食品店，我就进去买了二斤橘子。
在上海买橘子时，一般会给一个竹筐盛橘子，这个食品店却没有，我问售货员：“你们这儿有竹筐吗？”售货员恶声恶气地说：“没有！”我问有塑料袋吗，还是：“没有！”再问有旧报纸吗，也没有。
我说：“那这些橘子怎么拿？”售货员更加没好声气：“那是你自己的事，我们管不着！你不是穿着制服吗？装到你的口袋里去！”二十多年不进京，北京人真是变了。
当时我与她争吵了起来，围了一大圈人看热闹。
吵完后，摸摸口袋，才发现我这次进京的**——借的三十块钱不翼而飞了。
这样的事情碰到的不止此一次。
在我嫂子的追悼会上，碰到我的堂弟贾学忠，才知道我的一个姑母还在世。
我到一个食品店买了点蛋糕托他给姑母带去，结果又是跟买橘子一样，没有盒子，服务员的态度也一样恶劣蛮横，说：“老头，这是你自己的事，你自己想办法去！”结果还是自己找了一张报纸带走。
在东来顺吃饺子，先要排很长的队去买票，买票时服务员也是待理不待理的冷漠态度，顺手把票与找的零钱从窗口里扔出来。
这不由使我想起三十年代在北平读书时的情境。
那时我们学生常常去东来顺吃水饺，酸辣汤，有时还喝点酒，点一个葱爆羊肉，总共花不到两毛钱。
吃完饭叫伙计算账，伙计还要客气：“算我的吧！”客人说：“哪能呢！”算了账，给伙计一枚铜板，他马上大声喊道：“小账一枚！”于是楼上楼下的伙计都齐声喊叫：“谢谢！”出了门，管账的先生——穿着长袍，戴个瓜壳帽，留着小胡子的中年人——马上站起来，说：“叫您破费了，叫您破费了。
您走好。”
看着客人出了门，才坐下。
今昔对比，想不到北京人会变得这样没有礼貌、蛮横和冷漠，把客人当敌人，人都变成野兽了。
其中的原因，斗争哲学难辞其咎。
多少年的运动中，儿子检举老子，妻子与丈夫划清界限，学生打老师，朋友出卖朋友，中国的五伦关系与道德准则完全被破坏，都是在这种“对敌人残酷，就是对革命忠诚”的斗争哲学的指引下做出来的。
尤其是“文革”中的“红卫兵”和“造反派”，把“打砸抢”这种强盗流氓行为说成是“革命行动”，多次运动以迄“文革”，破坏的不仅是社会生产力，而且人的精神被政治扭歪变形和兽化。
生产破坏还可以恢复，人的精神破坏是很难恢复的。
每当看到现在的报纸上，动不动就举**人，动刀子杀人，车有车匪，路有路霸，社会治安受到严重威胁的社会新闻层出不穷，就让我想到这一点。
礼仪之邦让破坏成这样，让人感到的不仅仅是痛心。
这使我想到儒家的名言：“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也让我想起民间谚语说的：“递刀子的，比杀人的还可恶，罪加一等！”教唆犯比罪犯更可恶，更可憎。
从北京回来后，我还是当资料员，但是待遇慢慢有了进一步的改善。
一次资料室主任告诉我说：“你年纪大了，以后就上半天班，下午可以不来了。”
再后来又告诉我可以不用上班了。
这样一直到我的问题彻底解决，我又恢复五五年以前的教授职称与待遇，回到相别近二十五年的教学科研岗位上来。
还要说一点的是，当时我以为北京之行就这样结束了，后来才知道其实还有一个并不太光明的尾巴。
与我同去的苏同志一回到家，前脚刚进门，中文系一位管政工的干部后脚就进来了，对他说：“老苏，贾植芳在北京，见了哪些人，说了什么话，你要老实向党汇报！”北京之行已经过去快二十年了，我之所以把这些事情写下来，是想给那个“乍暖还寒时候”留下一点记录，让以后的人知道：这就是我们所经历过的历史。
一九九九年一月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