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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刚解放，我们夫妇得到消息，就又回到上海。
那时我们觉得在新社会里，上海一定会有新的气象。
我们怀着满腔热情，准备为建设新中国奉献一切。
这时有朋友建议我去北京弄个一官半职。
我对从政不感兴趣。
早在我初来上海时，在胡风家中碰到冯雪峰时，他就对我说：“你性格豪爽，经历丰富，在上海卖文为生实在可惜了。
你应该做个干部。
你到张家口去，我给党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写个信，你去后至少是个县长。”
可是我对从政根本没有兴趣，所以就婉言谢绝了他的好意。
我的妻子任敏也不赞成我当官，不论在解放前还是解放后，她都对我的那些朋友们讲：“谁要是拉拢贾植芳做官，我就不准谁进我的门！”我希望留在上海，一方面能够有一个安宁的环境写作、翻译，继续当个自由的作家，好在刚解放时出版业还非常兴旺；另一方面我也希望能结束长期居无定所的流浪生活，有个安定的家。
那时我还没有想到后来会到大学里去当教授。
直到一九五年秋，当时在全国文协（即现在的中国作家协会的前身）任专职秘书的梅林来找我说：上海虽然解放了，但是一些教会学校还是帝国主义势力的地盘。
震旦大学的学生党员（也是地下党支部书记，当时虽然解放了，但是许多党员的身份还是保密的）郑康林通过文协邀请一些进步作家去震旦当教授，让进步力量渗进这个法国天主教会办的大学。
这样，我就与梅林、王元化一起进了震旦大学做兼职教授，教授两门课程。
我们这次到上海后，开始住在新亚酒店，等住了一段时间，我嫌这里人多嘈杂，就设法搬去苏州住了一些时间。
在震旦兼职的时候，每个星期坐火车来上海三天，剩下的时间在苏州闭门译著，过得倒也还自在。
到第二年，新文艺出版社成立，王元化和梅林分别去就任总编辑和副总编辑，离开了震旦，我留下来，做专职教授，后来又任中文系主任，讲授的课程是苏联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读。
那时胡风家住拉都雷米路（今复兴中路永康路），他希望我们能住得近些，我就近在西爱咸斯路（今永嘉路）找房子住下。
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后，我调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住在复旦第五宿舍。
当时中国的高校按苏联的教育体制在各系成立了教研室，我就兼任现代文学教研室主任，并讲授四门课程：苏联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世界文学和文艺写作；结合教学，我还翻译了几本书。
在这里刚过了几年安宁日子，我就被卷入了一场始料不及的灭顶之灾中去了。
一九五五年，“胡风事件”发生后，我们夫妇先后被公安机关逮捕。
我又回到了阔别六年的监狱，旧地重游，感慨良多。
我先被关押在卢湾区建国路华东公安部监狱，后转到南市车站路上海第一看守所。
我妻子任敏被关押了一年多释放，被分配到科技出版社当校对。
那里的一位人事科长（我敬祝这位同志万寿无疆！）劝她与我划清界限，站到人民一边来，任敏没有遵从。
按当时的政治语言讲，这是对抗组织，或目无组织的大逆不道的行为或罪行，因为党是领导一切的，党员干部就是党的代表。
这样，她就被剥夺了在上海的居住权，流放到青海一个少数民族杂居的山村当小学教师，美其名曰“支援青海社会主义建设”。
她到青海不到半年，上海有关方面发来公文说：她在上海出狱后，提出要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翻案。
这样她又被扣上“反革命翻案”的罪名，在青海的监狱里关押了四年，受到种种非人的虐待。
直到一九六三年，因为大灾荒，监狱里犯人的口粮供应不足，她才又被下放到我的家乡——山西省襄汾县侯村当了十八年农民，以戴罪之身，生产自救。
任敏出狱后，本来除过不准回上海外，可以有很多去处，但她还是选择了去我的家乡，一方面是为了照顾我的年迈的父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相信我们无罪，我的问题总有水落石出的一天，她要等我。
传说薜仁贵征西，十几年没有消息，他的妻子——出身于宰相之家的王宝钏拒不听家人的劝诫，在寒窑里苦守十八年，等丈夫归来。
这两个故事虽有相似之处，可故事的人物和背景却判然有别：一个是古代帝王将相的传奇故事，另一个却是现代知识分子的真实命运。
像我们这样的故事，在有类似遭遇的中国知识分子中一定还有很多、很多……在二十多年的茫茫苦海中，除过妻子任敏给了我一些慰藉之外，这个世界对我来说是一个冰冻的世界。
她是我在世界上唯一的精神支柱，所以她去年因脑血栓住院治疗后，我一个人在家感到心绪不宁、百事俱废，直到她病情得到控制，回家休养，看到她的身体日渐恢复健康，我才能静下心来，处理堆积在案头的信债和文债，我们两人的生活秩序才得到了正常的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