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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阁下，我回来了。”大不列颠驻上海公使私人秘书，剑桥毕业生伯纳德先生回来了。
行政主管汉弗莱先生闻讯赶了过来，三个人坐下：“好了，伯纳德，和江宁的上帝信徒们接触怎么样？”
伯纳德作为格莱斯顿公使的私人代表，专程前往江宁，试探太平天国的态度。
“我认为太平天国可以打交道。”伯纳德简洁的介绍了他与天国丞相李春长的会谈。
伯纳德到了镇江，发现太平军已经攻克此地，这倒免去了他用来恫吓清兵的一番说辞。他面见李春长之后，立即向对方表明：英国全权大臣特派他这位密使来，“此行目的是向各方面说明，目前英国是守中立的，藉此可对举事者揭破上海道台所捏造的无稽谣言，此举也许会发生效果，诱使举事者的领袖们宣布他们对待外国人的意向。”
李春长回答说：“你们如帮助满清，真是大错，但即使帮助它，也是没有用的”。但对所问太平天国对英国人的态度一点，却欣然回答说：“我们今后不特彼此相安无事，而且还可以成为亲密的朋友。”
到这一段为止，气氛相当不错，这时候，伯纳德取出《辛丑合约》中文本一份交给李春长，以表示英国从清政府取得的条约权利。并提交照会，提出了三个问题：一、天国是否准许英国人在辖区内“自由”通商，二，英国希望通商时采用英国法，即在整个太平天国辖区获得领事裁判权，三、英国希望得到长江的内河航行权。这些都是《辛丑合约》中英国人没有得到的东西。
李春长在请示之后，逐条答复说：
一、覆平定时不惟英国通商，万国皆通商，天下之内兄弟也。立埠之事，侯后方定。害人之物为禁。
二、覆前月花旗国炎（火）轮船来京者经诰谕他，不但许伊国通商，至万国亦许往来通商。但通商者务要凛遵天令。
三、凡欲来天国通商者，准到镇江焦山下，听守镇江大员办理。
这三条，口气虽然严厉，其实比照原先的五口通商和毫无内河航行权，要松动得多。伯纳对着格莱斯顿先生分析说：“新立通商口岸，并非不可商量，而各船到镇江集结，意味着从长江口到镇江都可以自由通航。”
“所以，你就满意了，兴高采烈的回来了。”汉弗莱先生嘲讽的问。
“阁下，我不明白，我们不是需要这些吗，自由通商、航行权。”
“是的，我们需要这些，但不仅仅需要这些，更不能接受别人的施舍。你明白吗？伯纳。”
“不明白，先生。”伯纳德更糊涂了。
“伯纳，你知道，我一直是自由贸易的倡导者。”格莱斯顿仔细的向伯纳德解释，“但自由贸易只是手段，而不是我们的目的。”
“那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平衡，”汉弗莱伸出左手，五指张开，在空气中移动着，像在抚摸一条看不见的狗，“大不列颠是如此热爱和平，而只有平衡的大陆，才能保证和平。”
“大陆均衡！”伯纳德恍然大悟。
“是的，大陆均衡。为了大陆均衡，我们联法国荷兰而制西班牙，联法国而制荷兰，联普鲁士而制法国，联欧洲而反拿破仑，联法国而阻挡俄国……只要大陆保持均衡，不列颠就可以不断的选择。”
“大陆均衡，就是让大陆四分五裂。”
“太直白了，毫无文学的美感。”汉弗莱批评着，“东方大陆和欧洲不一样，它本来是一个统一的整体。”
“所以我们要把他们拆成一块一块的。”伯纳德领悟了。
“是的，伯纳。现在，我们把政策回到江宁的叛匪们，回到太平天国。”格兰斯顿开始解释为什么自由通商是不够的。
“依照伯纳得来的条件，太平天国对我们毫无所求，我们去，或者不去，他们无所谓。这就很糟糕。他们对我们无所求，也就没有必要听从我们的命令，照顾我们的利益。”
“而相反，从他们的对立面，清廷，现在却在恳求我们。”格莱斯顿继续说。
还在太平天国困守南昌的时候，上海道台胡林翼已经和格莱斯顿举行了会谈，胡林翼提出在上海租借洋船，前赴江南助剿。由此，格莱斯顿发展出一个宏大的计划：
“当前的时机看做一个机会，以无限制进出最僻远的禁区为条件，把皇帝从迫在眉睫的瓦解情势中援救出来，从而大大地扩张自己活动领域。在东方大陆创造一个实力均衡的局面，以便大不列颠方便的选择和变更自己的盟友。”
简而言之，就是要在中国大地上制造五到六股大致平衡的势力，英国人可以从容的选择和抛弃结盟者。
“不列颠不会把自己绑在某一股势力的战车上。”汉弗莱还在教育伯纳德，“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国家利益，知道是谁说的吗？”
“不知道，先生。内阁秘书？”
“谁也没说过，但这是三百年来大不列颠的处世信条。真正的公务员都对此心照不宣，将来说不定会有哪个大嘴巴政客写在书里公诸于世。”汉弗莱说。
“现在的清国有三股主要的势力，从现在的局面来看，只有清廷是求着我们的。也是最弱势的。”
“太对了，伯纳。”
“因此我们早就决定了援助清廷，那您为什么还要派我去江宁。”
“为了诚意！”汉弗莱先生解释道，“在外交档案上，不会记录我们今天说的话，而只会记下公使阁下，恩，还有勤勉的公务员，是如何为了和平奔走呼号，殚精竭虑。”
“好了，江宁的问题到此告一段落。”
“等等，先生，我在江宁，听说美国武官戴维斯已经秘密拜访过江宁，并且和某位王爷会谈过。”
“美国人？他们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积极了？”
“看来我们要加强在上海的控制。”汉弗莱先生说，“正好，上海租界工部局三年任满，即将换届。”
“六名董事，我们三席，美国一席，清国一席。还有一个流动席位，现在是法国人。”
“法国人真讨厌。”格莱斯顿在私下里直言不讳，“他们那莫名其妙的自尊心，总是占别国的便宜。我们从来没有占过法国人便宜。”
“还是有的。”汉弗莱先生纠正。
“什么时候？”
“1815年，滑铁卢。”
“说回正题，我要把法国人从工部局赶出去。换一个听话的。这样也方便对付美国人。”格莱斯顿说。
“那谁来替代法国人？肯定不是美国人，比利时？荷兰？”
“这些国家太弱了。”
“俄国？”
“俄国太强了，而且在所有战线上和不列颠敌对。”
“普鲁士，想想自汉诺威王朝以来的百年友谊。”
“先生，是这样吗？”
格莱斯顿点点头：“联普鲁士以稳定东方，就是既定策略，早在六月，我已经写信给内阁，让他们考虑执行。普鲁士，一直是一把好用的手枪，而且是一把听话的手枪。”
“先生，我听说，你和内阁某位成员私人之间很不愉快，我怀疑……”
“不用怀疑，我和迪斯累利财政大臣是政敌，然而，我和他同样热爱女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