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禁中，政事堂。

海外事务丞李敦敏望着当值的右仆射石越与参政、刑部尚书范纯仁，目光中没有半点退缩。

“……太府寺必须立即停止蛮干！”李敦敏语气激烈，“下官已是第三次来政事堂陈情，李大卿只顾着追讨永顺钱庄的债务，却不知东南情势之微妙脆弱，这般蛮干，必酿成大祸。近几年内，海外贸易原本已呈萎缩之势，海商利润亦大不如前，然东南诸路工商之兴勃，却为古来所无。但这种兴盛，却多赖于钱庄之日渐发达。以造作瓷器为例，若某海商欲购瓷器万件，于当年冬借季风下南海，则在当年夏季，即要和瓷窑事先签订契约，付十分之一的定金，瓷窑签了契约，便用此契约抵押，向钱庄借贷，这才好雇人烧制瓷器。到了冬季，海商出海前，又向瓷窑付清六成的货款，余款以家产做保，待次年夏回来，再连本带息付清。而瓷窑也要这时候，才能还清钱庄的欠款。以下官所见，象以往那样，或由海商事先预付五成甚至是全部的预付金，或者完全不付预付金，只管现货买卖，货到账清的事，已经越来越少。此亦是由于作坊间竞争激烈，坊间所卖之货多于买者，而海商为牟取最大利润所然——若在六七年前海外贸易最景气的时候，海商要买货出海，不提前一年付清所有款项预订，甚至可能无货可买。但今时不同往日，即使冬季逆风回国的海商，也往往会拖到夏季再结清货款，这在近一两年内，几乎成为惯例。但其实海商亦不容易，海商间竞争之激烈，更不在国内作坊之下，不少海商采购国内货物，也是向钱庄借贷——因为借给海商的利息要高于别处，钱庄亦乐于借钱给他们。”

李敦敏一口气说了这么多话，也不停歇，又继续说道：“下官一直以为，东南情势已经岌岌可危。各种作坊为了竞争，拼命造作，但大部分货物，除了供应海外与本州本路，在国内是卖不掉的。比如瓷器，若非是名瓷，大宋哪州哪县不产这个？便有水路，算上运费，已是成本过高，倘若要走陆路，那成本更是高得吓人。所以，倘若这么继续下去，东南作坊产量越来越高，而海外贸易又越来越萎缩的话，迟早闹出大事来。不过话虽如此，但两三年内，还未必真会出事。可如今李大卿这般作为，半年之内若不出事，下官敢把这舌头割了，给李大卿赔罪！李大卿不知东南情弊，以为讨回债来便是功劳，但据下官所知，永顺钱庄借出的钱，七成是直接借给海商，三成是借给东南的钱庄、作坊。不论是海商也罢，钱庄也罢，作坊也罢，这时候根本不是结算的季节！纵便是永顺钱庄借出的都是大宗放贷，和海商们另外商议了结算时间，最早也不可能早过二月。而如今却是十一月，却叫他们上哪里去找钱来还债？李大卿只管逼海商还债，官府催债，百姓又岂敢不还？逼得紧了，难免要百般筹钱，层层讨债，甚至于卖田卖地——可其它借过钱给这些海商的钱庄，还有货款没收回来的作坊该如如何办？既到了这个地步，只怕免不了也要上门催债的。倘若他们收得回还好，若收不回来，钱庄免不了又要怕作坊的债收不回来……除此以外，更要命的还是借给钱庄和作坊的钱。海商反正人和货都不在国内，若夏季能平安回来了，还有个希望，可许多小钱庄和作坊，这个季节却是经不起催债的。”

李敦敏说到这里，这才顿了顿，加重语气说道：“下官现在最担心的，便是怕有作坊和小钱庄支撑不住破产！如今作坊工人的工钱，平时都只给些许，只够勉强度日，大半的工钱，分别在年前与中秋结算，作坊倘若破产，这些工人工钱没有着落，谁能担保不会激起民变？小钱庄破产则更加可惧，下官只怕一家钱庄破产，会连累大量钱庄跟着倒霉，到时候整个东南谁也无法幸免。这后果实是不堪设想！相公、参政，这交钞一物，现如今在京师是不值钱，在东南却还值钱呢！李大卿把东南的交钞收回来，对朝廷又有何好处？今日之事，实实已经是迫在眉睫了，倘若废除交钞的传闻再传到东南，这内外交攻，水火并至，东南又有几家钱庄能受得住？！请相公、参政早下决断，若再犹豫不决，或是等闲视之，到时候真要不可救药了！”

李敦敏所说，尽管石越和范纯仁都已看过他的扎子，石越也与李敦敏面谈过，但这时候再听他说一遍，亦不由耸然动容。但他字字句句，一口一个“李大卿”，矛头直指李清臣，却也叫石越心里暗暗叫苦。

李敦敏所禀之事，石越已经意识到非比寻常，李敦敏回京之后，就这件事，也已和他说过两三次，但李敦敏前两次至政事堂，都是司马光当值，司马光虽然也很重视此事，但他却以为李敦敏有点危言耸听，毕竟东南诸路之富饶，司马光比谁都清楚，司马光绝计无法理解，以东南诸路的富裕，以海商的富可敌国，少个千把万贯交钞，又能出什么大事情。他反而一厢情愿的相信，万一交钞危机波及到东南，东南少点交钞，受的冲击也许还要小点。毕竟自交钞危机以来，每有政事堂会议，石越都是凭借着他那点可怜的经济学知识，反复重申着尽可能的回收交钞，是解决交钞危机必须要走的一步。石越的主张，在政事堂内颇具说服力，司马光等人也很容易理解，只不过政事堂诸公一时没找到大规模回收交钞的办法，所以未遑实行。然而，石越的这个主张，既然在司马光广泛谘询过如食货派学者等等各色人物的意见后，已经完全被司马光所认可了。所以，在他看来，李清臣可能莽撞了一点，但可能无意中还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情。因此，李敦敏的札子，司马光只是例行公事的发到了太府寺，令太府寺“分析”。

太府寺是何回应，如今还不得而知。但石越却深知此事拖不得，因此才不顾司马光是否芥蒂，急急忙忙又召见李敦敏，询问此事。石越心里本就担心惹恼了司马光与李清臣，事情无法收场，岂料到李敦敏心里着急，竟然也失于考虑，只管直斥李清臣不懂财计，邀功误国。石越只道李敦敏素来是极机敏的，哪里想到人若着急起来，说话哪里又会那么周全？

这时候石越不得不为李清臣缓颊，因道：“若果真如修文所言，则外府处置此事，确是有欠考虑。吾侪身居两府，智不及此，亦难辞其咎。”他只说“外府”——亦即太府寺，却不提李清臣之名，又把自己和两府诸相都主动靠上去担了责任，轻描淡写便将李清臣的责任淡化了。

但范纯仁却没这么多顾忌，直言道：“此事我亦读过札子，财计上的事情，我是不太懂的，但李海外札子上把事情说得极清楚。方才李海外说的时候，我又想起今年三月的《白水潭学刊》转载过一篇文章，是专论钱庄一物的，那文章说，一千万贯交钞，经过钱庄，实际可能相当于三千万贯甚至更多的交钞在坊间周转，这才是真正的‘货币乘数效应’——若按此文的观点，太府寺一两个月内要自东南收回上千万贯的交钞，岂非相当于抽空了三千万贯的钱钞？照李海外所言，此时正是海商、钱庄、作坊都周转不过来的时候……”说到这里，范纯仁已是倒吸了一口凉气，他把自己吓了一跳。半晌，才喃喃道：“会不会已经晚了？”

“但愿还不晚。”石越摇了摇头。范纯仁又让他吃了一惊——他号称“不太懂财计”，可他说的这番道理，石越却是想了很久才明白是怎么回事的，而范纯仁不过看了一篇论文，便可举一反三。这让石越不由得暗暗感叹：果真要比智商，自己只怕要比范纯仁低一个档次。

这时范纯仁忽又想起一事，脸色顿时惨白，“若东南局势果真如此，便是没有李清臣这出，交钞之事传到东南……”

“正因如此，下官才再三求见，请诸公万万不可再有犹豫拖延。”李敦敏焦急地说道，“东南、海外贸易，实为朝廷财赋之所系，东南乱不得！下官此来，听说许多废除交钞之议，此辈全是坐而空谈，东南钱庄之发达，全赖于交钞之发行，倘若废除交钞，对东南钱庄来说，便是灭顶之灾。东南钱庄一垮，整个东南之作坊、好不容易才有今日规模气象的海商，覆巢之下，恐无完卵！”

“然张天觉之议，似与李海外不同……”

“张天觉是以为无药可救，他是想断尾求生。交钞击垮的是东南的工商业，对东南农业影响较小，他的主张，是熬个五六年，再重新整顿，也未为为迟。况且东南真正的大作坊、大海商，是一定能存活下来的，倒霉的只是小钱庄、小作坊……”

李敦敏指责张商英与东南的大商人大地主过从甚密，对石越来说，也不是什么新奇的事情了。张商英主张断尾求生，原也是个合理的主张，况且自与石越密谈过后，张商英虽然态度依然明确，但也很积极的配合石越，参与到挽救交钞的努力中来，并没有扯石越的后腿。这一点也让石越渐渐消除了对张商英的不满。因此，他见李敦敏心中焦虑，口不择言，竟又抨击到张商英头上，正欲打断他的话，却听李敦敏又道：“但下官却以为，东南诸路的小作坊、小海商、小钱庄，才是东南繁荣之关键。若海外贸易与东南之工商业被几个家族控制，于朝廷于百姓，皆有害无利。所以，只要有一线希望，便要尽可能挽救交钞。没有交钞，就不会有东南真正的繁荣，但若朝廷这次废除交钞，所谓惊弓之鸟，日后朝廷欲再颁行纸纱，只怕也是千难万难。”

石越这才放下心来，范纯仁也额首道：“这话确是这个道理。”又转向石越问道：“我听说先前君实相公已令外府分析，未知可有结论？”

石越摇头道：“还未报上来。”

范纯仁又细细问了些东南诸路工商业和海外贸易的情况，李敦敏在两浙路当地方官，对这些事情都很熟悉，回答起来条理清晰，又随口能举出具体的案例和数据，竟是很得范纯仁青眼。原本在东南官员中，如张商英虽然也是传统的儒生，比较关注普通自耕农民的利益，但也和大商人大地主打得火热；而李敦敏却和张商英大不相同，他最关注的，却是中小商人和中小作坊主的境况，他虽是所谓的“石党”，但对唐家为首的十八家却极是疏远，甚至多有批评，认为这些大商人大作坊主，凭借自己的资源垄断原料、操纵价格，对国家有害无益。李敦敏又说起他在两浙打击试图垄断价格和市场的传统行会组织与牙人组织，给牙人颁给“身牌”进行管理，又迫使行会改组，石越和范纯仁这才知道李敦敏与张商英等人原本就有明里暗里的冲突。李敦敏的主张显然很对范纯仁的心意，竟频频赢得范纯仁的赞许。

点汤送客之后，范纯仁便对石越说道：“此事只怕是君实相公失策了。”

石越早看出范纯仁已经被争取过来了，这时候却故作大方，只说道：“君实相公只是谨慎，此事亦不能听一面之词。”

范纯仁睨了石越一眼，不满道：“如今都是为朝廷社稷，子明何须如此？”

石越被范纯仁责怪，亦不觉脸红，因道：“说来总须为李邦直留点面子。”

范纯仁轻轻哼了一声，道：“李邦直非是无能，若令他做刑部尚书，定然做得比我要好。但太府寺卿，他却的确是当不来的。子明，皇上令吾辈在两府，不是叫我们做滥好人的。皇上若用错人了，如何纠正，正是吾辈之责任。”

范纯仁胸怀磊落，石越听到耳里，却更觉不是滋味，只觉自己本欲调和矛盾，不料和范纯仁这么一比，倒象个小人一般。他有心为自己辩解几句，却又觉得这么做甚是可笑。当下也不分辩，只问道：“如此范公之意如何？”

“依在下之见，李敦敏的话，多半信得过。事不宜迟，当尽快与君实相公商议了，派使者前往东南诸路，令太府寺的差官停止追邀。此外，今日朝廷之事，哪件能与太府寺脱得了干系？便是为了李邦直好，太府寺卿也应当换人了。”

范纯仁说得理直气壮，倒让石越一时说不出话来。其实他想换掉李清臣已经很久了，但他虽然贵为尚书右仆射，要换掉李清臣这样敏感、重要的人选，反而比范纯仁更多顾忌。

过了好一会，石越才道：“此事非同小可，若果真要换太府寺卿，李邦直如何安置不说，由谁来接任却是个问题，这事若不能妥当，只怕皇上亦不肯。”

范纯仁望着石越，淡淡说道：“我看子明心中必有人选，怎么反来问我？”

石越叹了口气，摇摇头，苦笑道：“范公莫以为我是故意试探，只是我心目中的人选，未必那么合人心意。”

“哦？”

石越却不去管范纯仁的神情，低头沉吟了好一会，才抬眼望着范纯仁，缓缓说道：“以某之见，眼下太府寺卿最合适的人选，莫过于曾布。”

范纯仁迎视着石越目光，嘴角露出一丝笑意，过了一小会，口中吐出几个字来：“我不反对。”

石越顿觉愕然，很意外地看着范纯仁，却听范纯仁又笑道：“曾布做过三司使，又在广州、海外当过郡守，国内、海外之事，都很熟悉，做太府寺卿原极合适。但他在皇上那里，却不知……毕竟寺卿都得由皇上来任命——不过，子明若要荐他，我愿意在荐书后面添个名字。”

这对石越而言，实是意外的收获，他大喜过望，忙抱拳道：“多谢范公。”

“子明不用谢我。”范纯仁淡然道，“这不是人情。这等大事上，我是从不做人情的。”

石越却是十分高兴，笑道：“我既非替自己多谢范公，亦非替曾布作谢。”目前这种情况下，所有的人事任命，总要政事堂诸相达成共识，方才好和皇帝去说，这样才不至于节外生枝，又闹出什么别扭来。石越原来很担心旧党不会接受曾布这个人选，所以这事他连曾布那里都没有露过半点口风，但如今范纯仁既然表态支持，却是得了一块重重的筹码，司马光那边游说起来，也会事半功倍。因此石越之喜出望外，也是情有可原——皇帝如今因为身体的原因，变成了真正的“垂拱而治”，政事堂若无异议推荐的人选，皇帝一般情况下，是不会驳回的。

范纯仁摇摇头，道：“这些都没甚要紧，子明还是想想如何安排李清臣罢。”

石越笑道：“这个范公就不用担心了，皇上英明，自然会有好办法。这事却用不着臣子来操心了。”

熙宁十七年的十一月，注定是一个与“大事件”有关的月份。在十一月的下旬到来之际，首先是大宋钱庄总社的正式成立与知事局的选举。自熙宁初年以来一直顺风顺水，经过十几年的时间，奇迹般的扩张成为宋朝最大的工商业集团，并且在制造业和钱庄业都独占鳌头的唐家，却意外地遭遇了十余年来最大的挫折。唐家在接下来知事局都知事的选举中惨败，周应芳不仅赢得了全部小钱庄席位的支持，在独立知事中占据优势，便是在大钱庄知事中，也出人意料地取得了优势。

而在汴京的钱庄业决心联合起来应付交钞与挤兑危机后没多久，交钞局颁布了一道法令，要求全国之钱庄，提交存款总额的一成交钞或铜钱至交钞局封存，称为存款准备金，这笔钱将用来对付可能出现的挤兑。

此法令颁布仅两天之后，汴京再次出现让人眼花缭乱的人事任免。参知政事、吏部尚书冯京拜知枢密院事——枢密使与知院事同时并存，在宋朝极为罕见，但在赵顼在位期间，这却已经是第二次出现；参知政事、礼部尚书王珪拜参知政事、吏部尚书；权太府寺卿李清臣拜参知政事、礼部尚书。而回京后一直没得到任命的曾布，则意外的权任太府寺卿。

以曾布的资历，权任太府寺卿，原本没有任何问题，但他自三司使任上被贬以后，十年来不过在广州、凌牙门担任郡守，而后竟从凌牙门直接进入外府担任大卿，这种大起大落，已不寻常，而海外官员竟可以直接擢入部寺出任长官，更是彻底颠覆了宋朝官场的认知。而在苏辙回京接管户部之后，宋朝三大的经济部门——户部、司农寺、太府寺，其中有两个也正式落到了石党手中。

除此以外，皇帝又准了石越的札子，以故夏都城兴庆府为安西府，并接受王安礼的辞呈，以王安礼出判安西府。以吕大防为工部侍郎，权管勾工部事。

赵顼在此时进行果断的人事调整，绝非仅仅是接受石越、范纯仁等人的建议，为曾布腾出太府寺卿的位置这么简单。冯京不得再掌吏部，这已是所有人都可以预料到的事情，但觊觎吏部尚书之位很久了的王珪终于如愿以偿，却多多少少出乎人们的预料。赵顼给出的理由是很有人情味的——在六部尚书中，王珪的资历最老，却一直只是担任位次较低的礼部尚书，他在政事堂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如今他年纪也大了，纵使不能以左右仆射致仕，做做吏部尚书也是理所应当的。

赵顼的这个理由连司马光也没有反对。说起来，真要对王珪挑剔什么，除非从他的才干与品德入手，但这两样东西，有时候也是极为主观的，皇帝无疑拥有最后的裁决权。况且，人人都知道王珪名为参政，实不过就是皇帝的传声筒，皇帝既然想在这个时候亲自掌握吏部，司马光和石越，也不可能和皇帝来争。

政事堂的左右仆射，对于历史都不陌生，“朕亦欲除吏”的典故，两个人心里都是很清楚的。

而在皇帝对政事堂的布局进行调整的同时，权太府寺卿曾布向东南诸路派出使者，命令先前派出的差官暂时停止追缴永顺钱庄欠款之行动。

不过，石越却开错了药方。汴京钱庄出现挤兑的原因，不仅仅是由于交钞过多造成通货膨胀，更是因为金银铜钱之储备不足，民众担忧交钞会变成废纸所致。他仓促开出“存款准备金”这一剂药方，既无助于缓解各钱庄面临的窘境，反令得原本就面临挤兑危机的汴京钱庄雪上加霜。而且，存款准备金虽然能使一批交钞退出流通，却与新成立的大宋钱庄总社的救急金功能重复，这招致了钱庄们的反对——在钱庄看来，如果一定要出这笔钱，由钱庄总社来控制，远远比由交钞局控制要好。知事局对此态度难得的保持一致，在周应芳的建议下，知事局一方面对存款准备金制度做技术性抵制，采用拖延战术；一方面继续派遣代表向交钞局陈情；同时周应芳更决定拨出巨资，资助食货社的一些学者研究这个问题，使他们的研究成果可以在报纸、刊物上登载，可以出版发行。

有着西湖学院背景的周应芳，除了是一位精明的商人以外，更是真正的“儒商”——这个称谓的意义，原本就不应当仅仅是道德上的，而应当专指那些有着“儒士”的身份，同时并能够聪明地利用“儒士”这个阶层的商人。大宋的“儒士”，掌握着知识与学问，控制着舆论清议，连接着权力——周应芳也许无法总结出这三点特征，也不一定有兴趣来做这样的总结与分析，但他却总能天才般地将其为己所用。

周应芳比普通商人更加明白，对于宋廷来说，来自士大夫阶层的批评，远远比钱庄的反对要有力，对钱庄也风险更小。而他对这笔资金的使用也非常巧妙——熙宁重宝也许不能收买所有的学者，但是对多数人总是有影响的，而不被收买的少数，更可以彰显这笔资助的公正性，这一点可能更加重要。而这需要的，则是如何巧妙的控制支持者与反对者的比例。

但对石越来说，汴京的这点小小的反抗，根本就已经不值一提。

李清臣在东南诸路的蛮干、石越错开药方的“存款准备金法”、曾布为时已晚的停止追邀命令，外加上汴京有关废除交钞的传闻终于不可避免地传到东南诸路，终于在熙宁十七年的十二月，给汴京的王、马、石三公，带来了一个噩梦般的消息。

事情由福建路泉州开始，两家小钱庄本已被李清臣的蛮干折腾得奄奄一息，在听到“存款准备金法”后，连具体的细节内容都没有搞清楚，便先陷入了绝望，在他们心目中，交钞局征求这笔钱，与强制性收一笔巨额税款没有任何分别，于是这两家小钱庄的掌柜不约而同的打起了同一个主意，他们悄悄变卖家产，携款逃出海外！

席卷东南诸路的挤兑潮，由此爆发。东南的小钱庄远远没有汴京的小钱庄的抵抗力，他们甩卖债务，追讨债款，从十二月开始，一家接一家的钱庄被迫倒闭或者接近倒闭，小钱庄主倾家**产，大钱庄勉强维持。更致命的是，小钱庄的倒闭又引发了小作坊的倒闭，大量的货物与半成品无人问津，不断有州县出现大规模的作坊工人聚集到州县衙门前告状的事情……

直至此时，石越才知道，原来地狱远远不止十八层。

2

石府。

新建的雪后轩，座落在石府占地达数十顷的花园之东北角的一座人造土山上，丛木环绕，是一座雅致玲珑的木制建筑，由汴京最好的工匠造成，站在雪后轩中，可以俯瞰石府北面的武成王庙和淌淌流过汴京外城的惠民河；向东面，则可以将朱雀门以南御街上的繁华锦绣，尽收眼底。

这里从熙宁十七年的冬天开始，也成为石越最喜欢呆的地方之一。

此时，在轩中孤坐的石越，不由自主地又回想起几天前福宁殿皇帝召见的情形来。

那日的福宁殿中，虽然有皇宫的供暖系统烘得殿中暖洋洋的，但无论是王安石、司马光、石越、韩维这四大重臣，还是王珪、范纯仁、苏辙、郭逵这些参知政事、枢密副使们，却都感受到了汴京冬天的寒意。尤其是礼部尚书李清臣，更是脸色惨白，神情沮丧，殊无半点高升的喜悦。石越知道李清臣并没有为自己辩护，而是主动上表请罪，但是石越却无法同情他，因为他酿下的苦酒，却需要整个大宋朝来吞咽。

不过，此事却是连石越自己也脱不了干系。

真是尽九州之铁，不能为此一错字！

石越感觉到皇帝殷盼的目光，扫过自己，扫过司马光、王安石、韩维……但石越也好，司马光诸人也罢，都只能羞愧的避开皇帝的目光。人人都低着头，福宁殿内，安静得可以听见针落地的声音。石越感觉到皇帝的目光慢慢转为失望，他偷偷观察皇帝，便见他抿紧嘴，沉脸坐着，双眼无神地望向殿门之外。

但石越却不能如以往一样，给赵顼一个许诺，甚至是一个希望。

今日石越面对的东西，对他来说，也是全新的。他冒冒然推出“存款准备金法”，以为那是对症之方，却不料，这个世界上，任何方法都是相对的。他已经忘了，这些年他身居高位，远在汴京，养尊处优，东南诸路对于自己，不过只是奏报公文上的小楷，幕僚清客口中的故事，结果一招不慎，竟然落得满盘皆输。

东南诸路到了今日这个地步，又岂能尽怪李清臣？

石越本来已经有了一套腹案来应付交钞危机，但事到如今，他却也不能不感到畏缩。尽管在外人面前竭力掩饰，但石越心里却知道，连他自己，对坚持不废除交钞的立场，都已经产生了怀疑。但是，他的动摇，却绝敢不表露出分毫来。否则，他的动摇立即便会造成一次谁也无法阻止的大崩溃。然而，他也不敢给皇帝空口许诺——石越是明白赵顼的性格的，许给赵顼的东西，是绝不能打折扣的！

石越能够看到皇帝的嘴唇在微微地哆嗦，但他依然只能是低着头。

……

当时绝对没有人想到，皇帝的风疾会在突然间再度恶化。就在福宁殿召见之后，石越与司马光等人刚刚回到政事堂，准备商议对策，便见李舜举匆匆而来，召王、马、石、韩进宫，四人再次到了福宁殿，才知道众人告退之后，赵顼听石得一禀报机密事务，勃然大怒，突然间病情再度恶化，不仅右边身体偏瘫，竟连话都不说出来了。当时在场的内侍，除了石得一外，还有李向安与李舜举，三人立时分别派人禀告高太后与向皇后，又由李舜举亲自至两府，召四人进宫。

后来高太后会同两府四公，亲自询问石得一与李向安、李舜举，才知道事情的原委。原来石得一向皇帝秘禀之事，竟然事关东宫。皇城司听到坊间谣传，道有人见着六哥、七哥出没市井坊间，甚至微服至汴京小学校，和小学校的学生们“斗殴”；又有传闻说东宫不爱读书，常常逃课、装病。须知此时皇帝的身体并未大好，按照传统之道德观念，太子即使不能仿古代孝子之行为，也应当深居宫中，每日请安问病，奉汤侍药，不离左右。何况此时国家又逢多事，君父忧心国事而夜不能寐，为人子为人臣，却流连市井，与小学校之学生斗殴打架，无德之行，岂非以此为甚？因此坊间对此，虽然自有人摇头不信，但信以为真者，自然免不了要感到不满与忧心。

其实这些传闻，石越与司马光诸人也都听说过，但众人都以为不过是谣传，因此只是斥责传言者不可乱说，却没把这些事情放在心上，哪曾想到，据石得一所言，则汴京军民对此信以为真者，竟然着实不少。众人细究其因，才知道原来关于六哥、七哥装病、逃课，不读书，屡屡被太后斥责、惩罚的故事，经常在坊间流传。因此太子的风评，在汴京百姓、甚至是士子的心目中，原本并不太好，所以这些不利的传闻，才特别容易流传——若非是因为朝廷对台谏风闻言事有所约束，只怕早就已经被台谏大加抨击了。

其后石越也曾暗地里派人调查，结果却令他暗暗惊心！石越发现，六哥在宫里受到的每一次责罚，民间竟然都了若指掌！

不过令得赵顼大怒的，还不是汴京中下层对太子顽劣、失德的风评，亦不是有关六哥、七哥私自出宫的传闻，而是石得一呈上来的一些在汴京中下层广为流传的文章与杂剧。

据皇城司查报，一出托名唐太宗，实则是颂扬宋太祖传弟之义的杂剧，在汴京各处受到追捧；而士林中，也有赞扬宋太祖传弟，奠定大宋百年太平江山的匿名文章在流传着，这些文章不仅写得冠冕堂皇，而且文采颇佳，还博得了很多的附和与赞赏！

皇帝便是在看了其中的一篇文章后，突然间病情急骤恶化的。

躺在福宁殿的御**，赵顼见着石越诸人进来，努力的想坐起来，维持自己的尊严，但半边身子却已不听使唤，李向安和两个内侍小心的扶着他坐起来。赵顼望着石越，想和石越说话，但发出的音全是一个个含混不清的音节，他越想说话，越是焦急，越是说不出来，石越感觉到赵顼的眼中，全是愤懑、焦虑，他示意李向安想写字，但当他用左手抓起毛笔的时候，整只手却不停的颤抖，根本无法下笔。皇帝恼怒地将毛笔掷到地上，眼睛移过众人，一直望着石越，石越能感觉到赵顼眼中那种令人心酸的期盼……

在那一瞬间，石越终于忍耐不住，跪在赵顼的床前，失声痛哭。王安石、司马光、韩维也都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老泪纵横。

赵顼真的很可怜。石越知道自己不应当有这样的感情，但有时候，人的感情是无法控制的。他第一次见着赵顼的时候，曾经想过，这个年轻有为的君主，这个充满理想与斗志的皇帝，会有一个不同的结局。他能够带给他一个不同的结局。然而，经过十几年的时间，君臣之间，由相互信任，到相互猜忌，到相互依赖、利用……两人看起来越来越近，心却已经越走越远。而石越终于还是没有完成对赵顼的承诺。他收复了灵夏，改变了这个伟大的帝国。但是，大宋朝的命运，却依然多灾多难。而赵顼本人，终于还是走到了这一步。

尽管知道皇帝风疾恶化的消息，对于目前的局势无异于雪上加霜，更可能让许多野心家铤而走险，甚至给辽国释放出危险的信号。但是，自高太后以下，两府大臣这一次，都有了极不好的预感。为了避免外界更多的猜疑，两府还是决定，向天下公布皇帝的病情，并且向全天下征召名医。

与此同时，石越与司马光被迫接受张商英的建议，由交钞局向天下各州县颁布法令，强行规定每人每天取款之额度，来控制挤兑。为了防止再次发生小钱庄主卷款潜逃的事件，政事堂更密令各州县守吏留意钱庄主的动态。

但这些手段，终究不过是苟延残喘而已。

李敦敏上了一封万言书，向石越与司马光建议，由朝廷出面，购买一些钱庄的股份，并以朝廷的名义，保证中小额存款可以全额取出，以此来应付东南的挤兑潮。同时又可以通过这个方法，保护通过《青苗法改良条例》向钱庄借款的农民，避免其被催债破产。待风波过去之后，朝廷可以将这些股份再次卖出。石越几乎可以肯定这个办法会有效果，但却只能望而兴叹——李敦敏到底不可能知道国库的虚实，国库空空如也，石越与司马光虽不想让百姓买单，到了此时，却也由不得他们了。

反倒是张商英的办法，令石越与司马光无法拒绝。张商英建议由交钞局颁布措施，鼓励大钱庄兼并小钱庄，财务状况好的钱庄兼并岌岌可危的钱庄。并且建议颁布法令，授权交钞局查看东南诸钱庄资产，迫使其中问题较大者破产，接受兼并。如若张商英的建议得到通过，那么如唐家这样的大钱庄，还有一些财雄势大的豪族，就会得到千载难逢的机会——他们可以用很小的代价，吞并、接掌许多经营了十几年的钱庄。前提是他们相信大宋最终可以平安渡过这次风波。

张商英提出的“钱庄兼并法”明发邸报，得到了众多呼应。朝廷之中，应者甚众；在野，不仅《海事商报》与食货社对此大加赞誉，甚至连《汴京新闻》与《西京评论》，也认为这是救弊良方。

石越相信这个办法也会有效果。大宋的豪族巨贾们拥有大量的财富，这是公开的秘密；虽然要冒着极大的风险，但是成功之后的利益也是显而易见的。控制大宋朝最富庶地区的相对发达、成熟的钱庄业，这将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事情？

但石越却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他能够想到的是，遍布各州县的中小钱庄的自由竞争时代，可能会很快终结……这让石越不由自主地想起兵器研究院的大爆炸……他打心里抗拒着这种局面的出现，但他却似乎无能为力。

他拨动了历史的转轮，但这个世界却不会按着他想象的那样发展——石越不止一次的意识到这一点，但每一次，他都会同样感到茫然，甚至是害怕。

然而他只有面对。

他没有逃避的权力。

除了李敦敏与张商英外，权太府寺卿曾布，正在努力地游说石越向钱庄总社妥协。

曾布绝口不提“存款准备金法”带来的恶果，但他却指出了一个关键性问题——不要说交钞局，即使是把整个太府寺连扫厕所看大门的人都算上，他们也没有这么多人手去执行那个“存款准备金法”。所以，与钱庄总社妥协、合作，也许是唯一的出路。交钞局来对付大钱庄，小钱庄委托钱庄总社执行。这样一来，交钞局不用担心人手问题，而钱庄总社将得到他们渴望的准官方地位。

曾布的倾向性也非常明显。因为曾在广州与凌牙门任职，有担任过所谓“夷官”的经历，他对海商们的处境非常了解、同情。因此，曾布上任伊始，就采纳了曹友闻与周应芳的建议，与沿海制置司同知事段子介、海外事务丞李敦敏联手，说服两府，预备在各大城市筹建结算钱庄——这的确是一举多得的事情，除了方便海商，增加国库收入以外，在这个敏感的时候推行这项措施，无疑也是向东南民众释放一个明确的信号。曾布、李敦敏、段子介也因此受到两府嘉奖。作为对献策者的奖励，同时也是因为曹家与周家等大钱庄相互入股，实力可观，在第一批七座城市中，以曹、周两家为首的几家大钱庄，顺利瓜分了凌牙门、归义城、广州、泉州、明州五城的结算钱庄业务，如梦初醒的唐家，仅仅保住了杭州与福州两座城市。

对于李敦敏与段子介来说，他们是根本不会在乎是否会得罪唐家的，唐家与石越的关系当然会被考虑到，但其效果则可能是“君子爱人以德”之类，他们会认为唐家如果是为了石越考虑，适当的收敛才是正确的处世之道。而曾布的态度也相似，他当面对石越说，若让唐家得到太多的好处，司马光与王安石看在眼里，必须会有不好的观感，这对石越有百害而无一利。唐家已经非常富裕，即使不刻意打压，也应当持“直道”对之，这样才能服众。

曾布的谏言当然很有道理，不过，在石越看来，曾布与李敦敏、段子介不同，他并非是那么公正无私的人。在广州与凌牙门呆了这么多年，曾布与南海的海商们不可避免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倾向哪一方，是不问可知的。

这种程度的倾向性，是可以容忍的。

人人都会有倾向性。

石越认为钱庄总社是个危险的东西，这也是一种倾向性。

但是，石越也许同样将不得不接受它。

……

“天下不如意事十之八九！”石越忍不住轻轻叹了口气。

“相公，云阳侯求见。”侍剑轻声走进轩中，禀道。

“唔？”石越愣了一下，忙道：“快请。”

石越亲自走到雪后轩的门口，准备迎接司马梦求。但他的目光却被司马梦求身后的人吸引住了。“文……文将军？”陡然间，竟在汴京见着文焕，不能不让石越大吃一惊，他几乎以为自己看错人了。

“石相！”一身灰袍的文焕，远远见着石越，已是拜倒在地，声音中不由哽咽。

石越连忙趋前几步，扶起文焕，上下打量着，见他气度越发的沉稳，不由笑道：“好文郎，好将军！”一面说着，一面将司马梦求与文焕请进轩中。

落座之后，司马梦求便道：“这次密院调文将军回来，可能是想叫文将军掌职方馆河北**务……”

“种彝叔已经履新了？”石越惊讶地问道。

司马梦求点点头，也很惊诧地望着石越，“相公还不知道么？”

石越摇了摇头，道：“他没去过政事堂，职方馆知事是密院的人，没必要知会政事堂。”

司马梦求与文焕交换了一个眼神。

二人都知道，新任职方馆知事种建中的任命，出自皇帝病情再度恶化前的内降指挥。在西军中，种家与姚家虽也算是石越的旧属，但毕竟石越曾经亲自下令杀了两家的人，且种、姚二家世受皇恩，与众不同，因此这两家，是属于西军之中与石越关系相对没那么紧密的。皇帝将职方馆交到年纪轻轻的种建中手中，用意非常明显，就是要淡化石党对职方馆的影响力。但这道新任命，却也是极具争议的——这几年来，种家诸将种古、种谔相继病死不提，连种谊也染上重病，卧病不起，因此自皇帝以下，从枢密院到西军诸将，对种家都十分同情，刻意提拔重用种家年轻一代，种建中屡立大功，西军诸将对其才华都交口称赞，认为他少年持重，可堪大用。但将职方馆这样重要的机构，交到一个年轻武官手中，却到底是一种冒险。只不过职方馆知事之任命，除皇帝以外，只有枢密使副有权置喙，而韩维、郭逵并不坚决反对，这道任命，便得以顺利通过。而种建中履新之后，果然也只一心一意追随皇帝，连谒见政事堂诸相都省了。石越这些日子忙得晕头转向，竟然不知道他已经抵京任职了。

石越虽然口里说得大方，心里却不免酸溜溜的，又问道：“如此说来，文郎去河北房，是种彝叔的主意？”

“多半是的。”司马梦求点点头。

石越目光移向文焕，干笑几声，道：“看来皇上果然有知人之明，种彝叔能知人善用，那是皇上也没用错人。”

“不过学生却……”

石越摆摆手，打断了文焕的话，道：“文郎须得再委屈几年，如今河北房非得有大将坐镇不可。此事过后，你若不想再在职方馆，进禁军领兵也罢，去军州做郡守也罢，皆当如君所愿。”

石越话说到这个地步，文焕再有什么想法，也只得咽回肚子里。却听司马梦求也说道：“我带你来见石相，亦是为此。君不欲久居职方馆，是人各有志，原本亦不便强求。但文郎久在南边，却不知北方局势变化。自从萧佑丹创通事局以来，职方馆屡屡受挫，想知道契丹之实情，较往日真是要艰难万倍。苏大人屡次带信回来，谓契丹内部争论不休，恐辽主有南下牧马之意。如今国家多事，若无得力之人在河北房主持大局，恐误国事。”

“云阳侯此言，实是令在下无地自容。”文焕红着脸，望着石越，道：“学生不敢自称国士，然石相知遇之恩，粉身碎骨，亦难报万一！若论学生之志向，原本的确是盼着能领兵破贼，立不世之功，但命运如此，学生早已不敢再抱此妄想。今日所虑者，非为他事，实是学生自广州房来，察觉三佛齐恐有异志，故以为不便轻离。”

“三佛齐？”

“正是。”文焕点点头，道：“三佛齐乃南海大国，其向大宋称臣，原不过是贪图贸易之利，兼欲借大宋之势，摆脱注辇国之控制。但如今时移势转，朝廷经营南海，三佛齐早存惶恐，而其属国丹流眉为摆脱三佛齐，日益倾向朝廷，更令其不满。学生查到三佛齐这一年来，打造船只，操练水军，又到处购买船只兵器，仅杭州、泉州的海商今年卖给三佛齐千料以上的海船，便超过三十艘。学生以为此事断不可等闲视之……”

石越再也料不到，连一向认为稳如磬石的南海诸国，亦也出现问题，忙问道：“薛奕知道么？”

“这些事情，早已送到薛世显案前。”

“唔。”石越听到薛奕已经知道，不由得舒了口气，笑道：“那吩咐他小心提防便是。三佛齐纵是操练水军，一时半会也不是朝廷海船水军的对手。段子介既去了沿海司，薛奕想要点什么也容易了。我看这点事情，他理当应付得过来。”说到这里，石越顿了顿，摇摇头，自失地一笑，道：“文郎可知，如今朝中也不太平，一时半会，也真还顾不了什么三佛齐。”

“但是……”

石越摆摆手，注视文焕，半晌，方道：“文郎，京师之事，你到底还是知道得太少！”

3

熙宁十七年，冬，福宁殿。

太医们施尽浑身解数之后，皇帝的病情，终于又勉强得到控制。皇帝依然不能说话，右手也不怎么听使唤，但已经可以下床走上几步了。然而，人们似乎都已经预感到皇帝的命不久矣，禁中的气氛，非常凝重肃穆。

在此之时，压力最大的，除了翰林院太医局以外，便是负责禁中侍卫的班直了。

按大宋之制度，平日负责禁中警戒的，分为五重。最外一层，是皇城司所掌的亲从官，他们掌握所有的宫门，负责宫城内外的巡逻与守护；然后便是天武军，这支禁军上军中的步兵部队，负责把守宫城的城墙，守卫皇宫、禁中两府的安全。而真正意义上的皇室安全，则是由班直侍卫负责。第三重由御龙弩直、御龙弓箭直侍卫共计十个指挥使的步军兵力守卫；第四重则是御龙骨朵直计两个指挥使的步军兵力；最核心的，当然是御龙左右直侍卫，同样也是两个指挥使的步军兵力，他们直接保护皇帝的安全，乃是班直中的班直，侍卫中的侍卫。在熙宁一朝，这个制度有所变化，因军制改革后，最得皇帝信任的，乃是殿前指挥使班、内殿班、殿前侍卫班这三支马军班直，因此殿前指挥使班、内殿班，也与御龙直、御龙骨朵直一道轮直。而杨士芳身为御龙左直指挥使，竟然是奉命护卫太子的安全，而并非跟随皇帝身边。

出乎许多人意料之外的是，继狄咏之后，最得皇帝信任的侍卫，竟然是新成立的西夏班指挥使、守义侯仁多保忠！

在许多人的心目中，西夏班的存在，不过是皇帝为了炫耀武功而设立。西夏班不过三百人，由西夏的降将、豪强贵族子弟组成，无论如何，都不能视为忠诚的代表。

但是守义侯仁多保忠却改变了这一切，与其余班直侍卫不同，因为是西夏人出身，仁多保忠除了皇帝以外，上至太后、皇后，下至太子、左右仆射、枢密使，都不在他眼中——这在西夏原本理所当然，但在大宋却非常罕见——在大宋禁中，无论是内侍还是班直，很少有人敢不忌惮高太后的威信，更很少有人会不害怕两府宰执的权威。除此以外，仁多保忠还有一个无可比拟的优点，他在汴京没有错综复杂的人事关系，皇帝可以放心的相信他不属于朝中任何一派势力，他的富贵甚至是生命，都只系于皇帝一个人。而仁多保忠降将、人质的双重身份，出身西夏大贵族的先天条件，让他在处事之时，既能小心谨慎，又能十分得体。因此，仁多保忠在皇帝的心目中，俨然就成了大宋朝的金日磾。虽然他不能象狄咏一样，指挥御龙直、殿前指挥使班，但却出入警跸，片刻不离。熙宁十七年，所有的人都知道，只要有皇帝在的地方，就一定会有守义侯仁多保忠在。

这一点，甚至让不少班直指挥使感到愤愤不平。但在这个多灾多难的熙宁十七年的年末，守护在福宁殿外的，依旧是守义侯仁多保忠。

“你听说过么？陈都知挨了太后的训斥……”

“休要胡说八道，谁不知道陈都知最得太后的宠信？他那么谨慎的一个人……”

身着赤红的戎装，象雕塑一样地站在福宁殿外，望着天上的雪花一片片地飘落下来，仁多保忠不由自主地又想起几天前听到的内侍之间的私语。

内侍们口中的陈都知，说的便是高太后身后最得信任的宦官陈衍。陈衍在高太后身边当了几十年的差，从未被高太后这样严厉的斥责过，因此，这个流言几天之内，便传遍了宫中，甚至连皇帝都知道了——那两个小黄门不知死活地嚼着舌头的时候，大概怎么样也想不到，这时皇帝正好心血**，让李向安与仁多保忠悄悄扶着他出来看一眼汴京的雪景。

陈衍被太后斥责的缘由，据说是因为某日高太后召见一个文学侍从，说起西汉霍光、王莽之事，那个侍从便借故说起坊间流传的“三公执政”之说，以为这是大宋建国以来未有之事，是大权归于臣下，皇帝反被架空，甚至暗讽自皇帝染疾之后，三公大小事情，不请而行，政事堂决定了的事情，皇帝也不过行玺而已。今天子尚在，三公已是如此；倘万一皇帝大行，孤儿寡母，更不堪设想。他因此直斥朝中有权臣。

这种书生议论，原也平常。宋代士大夫说话本来就无所顾忌，石越、司马光、王安石如今正是惹得怨气冲天的时候，有人借故骂他们是权臣，虽然用心难称良善，但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台谏每日骂三人的奏章，比这难听的，更不知道有多少。但偏偏这个侍从，平素却与雍王关系密切。而这段时间，又老有人在高太后跟前说石、马、王的坏话，因此陈衍便多了句嘴，劝高太后驱逐此人，以为来者之戒。

不料，陈衍虽是好心，但高太后却素来忌讳内侍言政，又因他言语之中隐隐又涉及雍王，一向疼爱这个儿子的高太后心中更加不快，竟大发雷霆，借着内侍不当言政的名头，竟将陈衍骂了个狗血淋头。

因雍王在宫中人缘极好，而陈衍一生谨慎规矩，免不了要得罪不少人，这事情传开之后，宫里内侍们交头接耳，无不幸灾乐祸。内侍、宫女，大多觉得高太后无非是希望几个儿子和睦相处，陈衍却无事生非，而且一个内侍，居然敢对政事说三道四，实是咎于自取……

但是，以仁多保忠对宫廷斗争之了解，心里却非常明白，陈衍的推测并没有错，那个侍从对石、马、王三人的指控，多半是受人指使。而高太后也一定心知肚明，至于她为何要斥责陈衍，却是仁多保忠所无法理解的——在仁多保忠的观念中，高太后这样做唯一的可能，只能是因为她偏袒雍王。那些内侍、宫女的想法，在仁多保忠看来，简直只能用荒谬来形容。

不过，令仁多保忠吃惊的，还是皇帝的反映。若是西夏国王，那夏主一定会先处死两个内侍，然后将弟弟赐死，仁慈一点的，则会找个借口发配到一个遥远的军司，下令当地官员将其幽禁起来。但是宋朝的官家，却只是默默听着，忍受着这一切，他甚至制止了李向安想去喝斥那两个内侍的行为。

虽然在西夏时向往大宋的文化，但真的到了大宋朝的中心之后，仁多保忠却发现，实实在在的宋朝，比想象中的宋朝，更难以理解。

想到这里，仁多保忠不由得握紧了腰间的剑柄。

宋人将他当成金日磾，将他当成那位忠诚厚重的匈奴王子，但他心里却明白，他只是仁多保忠。他小心谨慎，他忠于宋朝官家，仅仅只是出于生存之道。仁多保忠永远都只站在胜利者一边。

宋朝官家活着的时候，他可以将自己托付给宋朝官家；但可惜的，这样的状况已经无法持久，仁多保忠必须考虑宋朝官家驾崩之后，自己的生存之法。

在这汴京的禁中之内，与他处境最相似的，便只有那位来自高丽的王贤妃。王贤妃极得皇帝的宠爱，但眼见着皇帝就要大行，这位王贤妃却连每说一句话，都要再三斟酌。因为她知道，她任何惹人忌恨的举动，当皇帝去世之后，靠山一倒，她就免不了会被人加倍的报复。所以她小心的避开一切是非。仁多保忠也同样面临靠山将倾的现实。只不过，与王贤妃不同的是，王贤妃只要小心谨慎，就不用担心富贵，而他仁多保忠，却必须选一个新主子，否则，很快他就会被遗忘。

早些天开始，就已经有人绕着弯的向他讨好，给他送东送西，但越是如此，仁多保忠就越是恐惧。他更加注意与那些宋人保持距离，绝不敢收取任何礼物，一切宴会都不参加。他也听到过一些传言，知道雍王在暗中收买班直侍卫与指挥使，但他既不敢向皇帝举报，也不敢加入其中，只能保持缄默，装聋作哑，对一切都敬而远之。仁多保忠用金日磾的形象来保护着自己，但他心里知道，他其实是不甘心如此的。他希望站在胜利者一边，只不过暂时他还不知道谁将是胜利者。宋人的行事方法，常常出他意料。西夏的法则是如此简单，兵强马壮者便是胜利者；但在宋朝却并非如此。当然，这里同样也并非德高望重、礼义仁爱者便等于胜利者，更不见得是权高位重者便可以说一不二……

在这里，仁多保忠只能小心翼翼地走一步看一步，生怕一不小心，就被卷进这宋朝宫廷斗争的急流当中，万劫不复。

“仁多将军……”

“啊！李都知。”仁多保忠望着从福宁殿中走出来的李向安，忙收拢思绪，欠身行礼。

却见李向安手里捧着一柄玉如意，递到他面前，轻声道：“恭喜将军，这柄如意，是圣人赏赐给将军的。”

“啊？！”仁多保忠慌忙跪下接过如意，“谢圣人恩典。”

他抬头望着李向安，却听李向安轻声道：“圣人吩咐了，将军不必进去谢恩。”

“是。”仁多保忠连忙顿首应道。

福宁殿内。

向皇后坐在赵顼床边，轻声啜泣着。赵顼闭着眼睛，斜靠在**，一阵心烦意乱。

他和向皇后的感情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便是“相敬如宾”四个字。但到了这个地步，皇宫之内，他唯一能信任的，却只有向皇后。朱妃也罢、王妃也罢，无论平日里多么得宠，没有皇后的身份，真正有大事的时候，便连说话的份儿都没有。在法理上，皇后是有议政、甚至决策的权力的；而若是妃子们说三道四，那便是“后宫干政”，大臣们竖着脖子便顶了回去，碰上一鼻子灰，也没处说去。

正因为此，别看高太后平日深居九重之内，不问政事，但国家大事，她若打定了主意要插手，便是皇帝也会感到棘手。这是汉朝留下来的政治传统，叫做“以孝治天下”！更何况，赵顼深知他的这位母后，在民间、在士大夫中间，威望极高。而他也知道，一直以来，他的母后，最疼爱的儿子，都是他的弟弟赵颢。

六哥位份虽定，却到底年纪太小。国家局势如此——这几天他每天都叫人给自己读一会报纸——士林中已经有人开始反省，从赵顼的扩张政策、励精图治，到王安石、吕惠卿、石越，都受到批评。总额高达三、四万万贯以上的交钞出现问题，影响到的是每个人的利益，而士大夫们更是受害者——他们的薪俸很大部分都是交钞，偏偏到了这个地步，朝廷还无计可施。不管是从个人的立场，还是真的为了国家考虑，眼见着国家财政几乎崩溃，益州叛乱未定，东南又群情汹汹，人们对于熙宁朝政治的评价，已经开始发生转变。

熙宁变法，从饱受质疑，到渐渐获得多数士大夫的认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与熙宁十四年宋夏战争胜利之后，全国上下的意发风发完全相反，现在，士大夫中又开始出现退缩、保守的声音。在熙宁十四年，即使是最保守的士大夫，也不敢公开质疑熙宁变法之成就！但现在，赵顼敏感的觉察到了政治气候的变化。

赵顼这些日子忧心忡忡。

他痛恨自己居然会得风疾，相比半边身子瘫痪，说不话来的痛苦，让他更受折腾。但他更加担心的，却是他死后会发生的事情。

千算万算，他没有算到政治气候居然有发生逆转的可能，在朝廷中，旧党的实力过于强大了……怀疑的情绪若扩散，也许熙宁变法就会前功尽弃！这是赵顼绝不能容许的，然而，他却无能为力。他儿子年纪尚小，在床边哭哭啼啼的向皇后，不仅缺少政治上的野心，也缺少政治上的手腕，所以，他死后，即使不出意外，也会是高太后主政。

一个本来就倾向于旧党的高太后，再加上如今朝中旧党的势力……赵顼甚至开始觉得自己对石越的猜忌、防范有点杞人忧天了。

但这还不是最糟糕的结果。

司马光也许信得过，但若有人贪图富贵，提出在国家多事之时，需立长君——赵顼无法肯定那些旧党官员究竟是会维系嫡长子继承制，还是会打着更加冠冕堂皇的旗号，来接受一位他们更喜欢的皇帝。所谓的“君子”们，也并非那么值得信任。想要改变赵顼的政策，由他的弟弟来当皇帝，比起他的儿子来当皇帝方便得多。毕竟，“三年无改于父之道”这句先圣教诲，管的是他的儿子，而不是他的弟弟。况且，相比而言，人人都知道赵颢是“贤王”，而六哥却担着“顽劣”的名声……况且，宋朝还有过兄终弟及的先例……

一想到这个先例，赵顼就不寒而慄。

向皇后害怕、哭泣……不也是因为想到了这个先例么？

可清议却已经在唱兄终弟及的赞歌了！偏偏他还不能制止，也无法将那些逆臣贼子治罪……难道说，他要对天下臣民说歌颂太祖、太宗皇帝有罪么？

但何谓兄终弟及？！外臣无法理解，但是，大宋朝的皇帝，太宗皇帝的后代，却代代都活这“兄终弟及”的阴影之中。这是一个巨大的阴影，笼罩着每个太宗皇帝的后代，他们表面上歌颂这件事情，将它描绘成奠定大宋基业的英明之举，是杜太后、太祖皇帝、太宗皇帝母慈兄友弟爱的象征……可是，在私下里，没有一个姓赵的宗室会愿意主动提及此事，他们越是粉饰它，不过正是因为心里有愧！这是刻在大宋皇室骨子里一道伤疤！

什么兄终弟及！即使只是为了保全妻儿的性命，赵顼也一定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但他知道，他不能简单的对付自己的这个弟弟。不是因为这个弟弟有个“贤王”的好名声，也不是因为害怕群臣的反对、史官的评价——若是为了保全妻儿，他什么都做得出来。然而，赵顼虽然说不出话，心里却十分的清醒，他很知道所谓“皇帝”的权威，是怎么一回事。以他如今的状况，以高太后的权威，加上向皇后的懦弱，若他的母后想要控制宫内，实是轻而易举。到时候，他赵顼就只是一个任人摆布的傀儡。他若要对付自己的亲弟弟，难保高太后就不会为了保护自己最疼爱的儿子而不顾一切。一方是最得高太后宠爱的亲生儿子，一方却是经常受责骂的孙子，高太后会站在哪边？

也许高太后还在犹豫不定，无论如何，赵顼不会逼他的母后做选择。因为他知道，那个选择他不会喜欢。高太后即使不支持赵颢做皇帝，也一定不会想要他的性命。

赵顼心里也清楚，只要他活着，只要他不逼人过甚，就没有人敢轻举妄动。但若他死了，一切就无法预料……他也许管不了人亡政息，但无论如何，他一定会想个办法，让六哥稳稳当当的继位。

关键便在太后。赵顼心里面很明白，大宋朝的亲王作为有限，赵颢能苦心经营到这个份上，已是颇让他意外，但也须加上天时地利，才能造成今日之局面，然而，最后若无高太后之支持，也绝计成不了大事。所以，高太后的态度，至关重要。

然而……赵顼又想起陈衍被斥责之事，胸中不由又是一阵烦闷。

一直轻声啜泣的向皇后却并不知道赵顼在想些什么。她的担忧与害怕，纯粹只是出于女人的直觉。官家是她的靠山，如今靠山将倾，六哥七哥尚还年幼，宫内宫外，却已是谣言四起，尽是些不利于六哥的混话，而太后偏爱雍王，也是她早就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的。六哥、七哥虽非她亲生，但却由她亲手抚养长大，她算是他们嫡母，对他们视如己出，若六哥不能顺利继位，向皇后即使是女流，也知道后果会是什么。若是小叔子继位之后，其他的妃子或能平安无事，但她这个嫂子“太后”，又能有什么好下场？

一面是害怕，一面却是性格中的懦弱——向皇后在面对高太后的时候，是从来不敢说半个不字的——明白自己性格上的这个弱点，让向皇后更加忧虑。这几日，她派人天天守着六哥、七哥，除了每日来探视官家的病情外，连宫里都不让他们乱跑，更不敢让他们乱吃东西。非但如此，她还自己吃起长斋，求神拜佛，祈祷官家早日康复，每日里亲自在心在意地照顾着官家，所有的汤药，都必须她亲口尝过，才肯给官家喝……

但是她心里的害怕，却未能因此减弱分毫。

她轻轻地握着官家那只依然不太灵便的右手，温柔的摩挲着，试图从中汲取一些力量与勇气。但她脑子里却依然混乱，只是不停地回想起昨天和十一娘的对话。

“圣人还记得治平元年四月之事么？”清河是这样回答她的。

治平元年四月发生的事……向皇后当然记得。那时候她还只是王妃，但是在那个月发生的事情，官家曾经不止一次地和她说过——便在那个月，韩琦巧妙的迫使慈圣撤帘还政于先帝……

十一娘又说：“今日三公之贤，未必在韩琦之下。”

她明白十一娘的意思是叫她不必担心。然而，王、马、石之贤，是否比得过韩琦，她却没有清河那样的信心——当时两府，还有文彦博、富弼、曾公亮，哪一个不贤？可最后也只有韩琦才能主持公道。今日之三公，果真便贤得过当日之文、富、曾么？况且慈圣也不比高太后，慈圣没有亲生儿子，将先帝当做亲生儿子来养的；可高太后，却还有个最疼爱的亲生儿子！

然而当她小心翼翼表达自己对三公的不放心之后，十一娘却沉默了，无论她怎么追问，也不肯回答。直到清河告退回到静渊庄后，她依然不肯死心，又派亲信的内侍去问，内侍回报，道十一娘依然不肯回答，只是默默看书。她感到蹊跷，又详细问十一娘所读书名，才知道是《汉书》卷六十八。向皇后平日是并不读史书的，这时特意找来《汉书》翻查，才知道原来卷六十八乃是霍光、金日磾传。她又细细去读，书中一句话吸引了她的注意——“上以光为大司马大将军，日磾为车骑将军……皆拜卧内床下，受遗诏辅少主。”

这句话令她茅塞顿开。

在宗室之中，十一娘最有见识。向皇后有信任十一娘的理由——当初就是她向向皇后力陈桑充国与程颢为资善堂直讲的好处，而这个推荐终于也看到了回报。便在今日的《汴京新闻》中，桑充国亲自撰写文章，批驳赞美兄终弟及的观点目光短浅，颂扬太宗皇帝传子不传弟之英明，指出嫡长子继承制源自周礼，是立国之本，绝不可轻易变更；又以亲身经历，大赞六哥、七哥的聪慧仁孝，是国家“后继得人”，驳斥有关六哥“顽劣失德”的传闻“实不可信”、“用心叵测”。

桑充国的公开支持，对于向皇后与赵佣来说，称得上是雪中送炭。而向皇后也更加感念清河的先见之明，所以，对于清河的暗示，向皇后的确当成了金玉良方。

若皇帝仿汉武故事，遗诏司马光、石越等人辅少主，在这一层名份之下，司马光、石越等人就会更加尽心尽力，她知道，这些士大夫们都很爱惜名节，有了这层身份，他们也能够更有力的制衡高太后……

就因为这个想法，向皇后甚至还特意赏赐了有“金日磾”之称的仁多保忠。

但这到底是大事，是大宋朝开国以来未曾有过的大事。大宋朝的惯例，是幼主即位之时，由母后帘垂听政。宰执们从未有过这样的名份。所以向皇后犹疑着不敢开口。

若是官家拒绝怎么办？即使是如此简单的问题，在向皇后那里，也是莫大的困难。

“官家……”也不知道犹豫了多久，眼见着官家真的要睡着了，向皇后才终于鼓足勇气，抹了抹眼泪，轻轻喊了一声。

赵顼睁开了眼睛，安静地望着自己的皇后。

4

何家楼。

段子介坐在李敦敏身边，顺着他目光所视，一面低声介绍着在座的众人。

“那位五短身材，又胖又黑的，叫李承简，听说熙宁十年前，他只是个普通的船匠，如今已是婆罗洲最大的船坊主，他拥有的船坞、船坊，每年能造超过四百艘的两千料大船，更有无数的船只，在他的船坞中维修、保养……”

“两千料……一般两千民料的大船，少则一千贯，贵则两千贯乃至三千贯……虽则比不上唐家，每年造四百艘的规模，亦是屈指可数了。”

段子介早知道李敦敏对民间的情况非常熟悉，笑道：“海外说得不错，李承简算得上是个大财主。交趾、三佛齐等国，可都要向他买船。”说罢，又道：“挨着李承简的瘦高个叫杨怀。”

“他便是杨怀？”李敦敏似是吃了一惊。这杨怀他却听说过，此人原是薛奕部下的一个守阙锐士，因为违犯军纪而被裁汰，后来被一些武装船队雇佣，以枭勇狠毒而闻名海上。熙宁十二年，他在收编了一伙五六十人的海盗后，便带着这些人改邪归正，自称“武伴当”[1]，专门受雇于那些前往注辇国贸易的非武装船队，保护他们免遭海盗袭击，不过四五年时间，不仅他的“伴当行”迅速扩张，成为拥有两百人规模，五艘准战舰的伴当行，而且带动着令东南出现一大批的伴当行。东南的“伴当行”与中原、北方稍后出现的“标行”、“打行”，甚至惊动了两府。宋廷为此专门颁布法令，对伴当行与标行、打行进行限制与管理。李敦敏早就听过杨怀的大名，没想到他原来竟是个貌不惊人的瘦高个。

“便是此人。”段子介笑道，“东南伴当行许多大掌柜，原来都是杨怀的徒弟。这几年武伴当和注辇人打交道最多，他们经验丰富，对注辇人亦极为仇视。杨怀两个儿子、一个弟弟，都是被注辇水师假扮的海盗所杀，他对注辇人恨之入骨，一直盼着朝廷对注辇开战。”

“还有那个三角眼，叫黎天南，原是交趾人。如今是渤泥三侯的座上宾，他只是个小海商，但在南海海商中非常有名，专门替海商与当地蛮夷贵人牵线搭桥，从中抽取佣金……有人说，他其实是文焕的人。”

李敦敏不由得吃了一惊，反问道：“当真？”

“这我可不知道。”段子介笑道：“他三人是曹允叔带来的。这季节逆风回国，为的何事，待会便会知道……还有那一位，柴远柴官人，我见刚刚海外与他打过招呼，想是认识的。”

柴远是潘照临介绍给李敦敏认识的，但他自不会与段子介提起这些，只是点点头，“他是国宾支脉，不过他怎会来此？”

“这个柴官人交游广阔……”段子介笑道：“他和李承简、杨怀都是旧交。”

“原来如此。”李敦敏轻轻应了一声，又低头喝着茶。

这是曹友闻发起的一个茶会。与会的人大约有二三十个，包下了何家楼的一座大院子。这些人中，有擅于分茶的僧人道士，也有与曹家来往密切的生意伙伴，亦有李承简、杨怀、黎天南这样的海商、柴远这样的不速之客……

这样的茶会，是凌牙门非常盛行的一种社交活动，主人不会特别介绍每个客人，大家都以品茶之名而来，观赏分茶高手出神入化的绝技，但海商们的许多生意、决策，就是在这样的茶会中产生。海商们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是只知追逐利润而不懂风雅的野蛮之徒。他们也同样有诗会、茶会，虽与汴京的风俗不尽相同，却也别有一番风味。

李敦敏是被段子介拉过来的，一个沿海制置司知事，一个海外事务丞，两人政治立场接近，职务上又多要打交道，而性情竟也有几分投机，竟很快成了好友。卫尉寺出身的段子介，较之寻常官员，似乎更加重视情报的收集。接到曹友闻的邀请，他马上一口答应出席，而且还将李敦敏也拉了过来。这让曹友闻喜出望外，曹友闻非常想拉拢李敦敏。段子介与李敦敏对结算钱庄之事予以支持，是此事得以顺利通过的重要原因，而曹友闻亦知道李敦敏不仅与石越的关系非比寻常，更得到司马光的赏识——但是，李敦敏凡事都公事公办的态度，实是令人头痛。不曾想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一个小小的茶会，倒将他请来了。经过结算钱庄的成功，一直在汴京碰壁的曹友闻士气大振，他一面安排王六丈带着周应芳的表弟回凌牙门进行准备，自己则留在汴京，一方面筹备结算钱庄之事，另一方面，原本对游说朝廷向注辇国开战已渐渐灰心的心，也慢慢又活动起来。

对曹友闻与段子介的野心还毫无所知的李敦敏，这时候正在暗自留心听着与会者的闲谈。

“今年的运道看起来不是太好……”

“是啊，不知道有多少钱庄能撑过年关……交钞要是被废，俺可真是损失惨重。”

“张员外真能说笑，朝廷果真要颁行钱庄兼并法的话，对员外岂非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倒霉的是在下这样的小作坊才对……”

“是啊，如今是三公执政，国家恢复元气是迟早的事。不知多少人正提着真金白银等着钱庄兼并法颁布哩。对张员外这样钱大业大的，还有那些手里握着大把金银缗钱的海商，如今倒是应了那句成语，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俺听到传闻，张少卿又上表，道是要修改钱庄法，在太府寺下增设钱庄局，专门管天下的钱庄。日后想开钱庄可就难多了，这传闻要是属实，这时候不下手，还想等到什么时候？总之，手里有金银缗钱的，什么时候都不用怕。倒霉的都是没钱的。”

“我还听人说呢，周应芳对钱庄总社的小钱庄掌柜放出话来，要他们趁着兼并法还没颁布，早点盘算家底，觉得撑不下去的，可以与他富贵钱庄合并，折价计股，算是大家连财合本，总比将来被人强行兼并，什么都没有要好……”

“他想得美！这和明抢有何分别？”

“明抢和明抢也有分别，左右是个死，自是要选个死相好看点的。”

“世道一向如此。财雄势大的，朝廷要顾着；穷得没饭吃的，朝廷也要照顾几分。便是收税，也是上户与下户占便宜，吃亏的都是中户。如今的事也例外不了。家大业大的人是吃不了亏的，海商是石相公一手扶起来的，更吃不到亏去。倒霉的依旧是中产之家……”

这些商人们的闲谈、牢骚中，有时候确有一针见血的真知灼见。在李敦敏看来，中产之家，中产之商人、作坊主，才是国家的根基，是国家税赋的主要来源。但是，财雄势大者拥有特权，更能抵御风险；而最穷困的人朝廷为了害怕他们造反，亦不得不特加安抚。所以，到最后，损害的只能是中产者的利益。

这是愚不可及的做法，但朝廷公卿们，却乐此不彼，丝毫没有觉察。那些豪富之家，拥有远远超过他人的财富，却从来不知道收敛。此次钱庄兼并法果真颁行的话，无数中小商人打拼十几年才创下的钱庄业，轻而易举间，就将全部落到他们手里。钱庄业如此，那些中小作坊，只怕也难以幸免。

这一切，都让李敦敏忧心忡忡，却又无能为力。在朝廷中，他没有多少同道中人。朝中并非没有为中产者说话的官员，但是，那个“中产者”，只是局限于农民。

这些谈话中，惟一令李敦敏略感欣慰的，是商人们并没有丧失对朝廷的信心。交钞也许会废除，无数的商人、作坊主可能撑不过年关，但是，从这些闲谈中，李敦敏感觉到大家对未来的信心。商人们相信有三公执政，未来就一定会变好。他直觉的感觉到，这种对未来的信心，将是这场危机中，最可倚赖的东西。

“海外可听见这些闲话了？”李敦敏抬起头来，却见和自己说话的，竟然是那个又胖又黑的李承简。李承简这般发问，颇有些无礼，他不由得愣了一下。

“这些都是看人挑水不吃力的。”李承简却不知道自己的失礼之处，又说道。“方才曹员外和挖说，海外是挖们这些海商的父母官，挖才壮着胆子，和海外说说挖们的难处……”

李承简的官话，带着浓重的福建腔调，亏得李敦敏是江宁人，总算才勉强听懂。不过这李承简却是个大嗓门，说了两句话，便已将众人的注意力全部吸引过来。曹友闻素知李承简不知礼数，忙圆场道：“海外毋怪，李员外不知……”

段子介却在旁边笑道：“曹员外不必在意，听他说说也无妨。让大伙也知道知道海商们有何难处。”他这么一说，李敦敏自是不好驳他面子，便也点了点头。

“海外可真是个好官。”李承简大着嗓门，道：“挖刚刚听大伙议论，别的什么挖都不懂，但要说海商这时候日子好过，挖却是不服气。要是日子真的好过，挖这时候回什么国？各位休要不服气挖，国内再如何如何难过，可有一样，国内太平啊！”

“李员外，此话怎讲？难道南海便不太平么？”

“太平！太平个鸟！”李承简说得几句，便原形毕露，没好气骂起粗口来。杨怀在旁边见李敦敏色变，连忙打眼色止住李承简，接过来话，道：“他是个粗人，海外莫要见怪。不过如今南海，也真是不知道还能够太平多久。”

众人都想不到这杨怀说话反倒文绉绉的，不由大感意外。又听柴远在一旁笑道：“老杨莫要危言耸听。”

“在下绝不敢胡言乱语。”杨怀瞥了柴远一眼，又朝段子介、李敦敏抱拳道：“二位大人明鉴，我等在冬季逆风回国，断不是来危言耸听的。海商的日子确是越来越艰难了，前者一面是注辇国阻塞商道，一面是这几年间，西夏完全控制河西道与吐谷浑故道后实行鼓励商贸之国策，加上辽主亦鼓励商旅，三条主要陆上商道日渐兴旺，已经有一些胡商开始改走陆路了。如今更是海上加霜，南海到处都在传言，三佛齐与注辇国又勾结到了一起，想要背叛朝廷。太平的日子没几天了……”

“不过是谣言而已。”段子介不以为意的笑道。

“段大人，这绝非谣言这么简单。”杨怀坐直了身子，认真的说道：“三佛齐有背叛之心，由来已久。当日三佛齐将凌牙门半卖半送给朝廷，其目的无非是为了借朝廷之力，摆脱注辇国的控制。但自从朝廷与交趾联军击灭渤泥后，朝廷威行南海，三佛齐对此早就心怀不满。而注辇国亦是野心勃勃，一直暗中招徕三佛齐。在下经常护送商船去注辇国，三佛齐之商船、使船前往注辇国，必受款待，注辇水师也从不打劫三佛齐的船队。两国勾结，形迹已露。三佛齐不仅本国到处订购两千料的大海船，扩充水师，而且在下还亲眼看到注辇国水师竟然也有大宋造的两千料海船！蔡大人曾经颁布法令，严禁将三百料以上的船只卖给注辇国，私犯禁令者以谋逆论。这若非是三佛齐从中捣鬼，还能有何解释？”

“老杨说的句句是真。小人往来满剌加城，满剌加是三佛齐大城，这传言最早便从满剌加传出来的。传言三佛齐是因丹流眉而对朝廷心生不满。丹流眉素来是三佛齐属国，但如今吴哥、占城都想吞并丹流眉，丹流眉为求自保，只好亲近朝廷，三佛齐早生不满。他家料到要吞并丹流眉，难免要得罪朝廷，故生了反心。三佛齐不断到满剌加买铠甲、弓箭，征募训象师，定是没安好心。”黎天南的官话竟也说得很不错。

“这些事薛侯不知道么？”段子介忍不住问道。

“自是知道的。不过……”杨怀叹了口气，道：“不过薛侯非但不信，还将进言之人狠狠责骂了一顿，还说三佛齐事朝廷甚恭，断断不会有异志。”

李敦敏一直默不作声地听着，听到这里，不觉愕然。却见段子介忽然把脸一沉，怒道：“既然薛侯说了三佛齐不会有异志，那自然便不会有异志。你等怎的还这么糊涂？”

他这么一发怒，众人不由面面相觑。李承简不服气的望着他，正要说话，却被黎天南拉了拉袖子。曹友闻见场面尴尬，连忙说着笑话，岔开话题。仿佛是安排好的，便在此时，琴声响起，几位分茶的僧人准备妥当，开始斗茶。

那李承简虽然出身卑微，但却反比旁人更加痴迷于分茶之艺，很快就陶醉于那几位僧人的“茶百戏”之中，这边走走，那边瞧瞧，高兴得手舞足蹈，将一切俗事抛诸脑后。杨怀却对茶艺一窍不通，看得一会，忍不住悄悄叹了口气，对身边的黎天南轻声说道：“果然是官官相卫，薛侯都不当回事，这段大人又如何及得了薛侯？这回只怕是白回来一趟。”

黎天南微闭着眼睛，深深嗅了一口茶香，正要回答，却听柴远在一旁低声笑道：“这可未必。”他便不再说话，果然，便见杨怀望着柴远，追问道：“柴员外，此话怎讲？”

柴远微微一笑，轻声道：“老杨，你又何必管他薛侯怎么想，段大人怎么想？薛侯、段大人有他们的想法，难不成你便没有自己的主意？”

黎天南也不由点头笑道：“便是这个主意了。我们只管把这件事在汴京散布出去便是了。”

这边厢三人低声说着悄悄话，那边厢李敦敏却是一面心不在焉地看着茶僧击拂出各种各样的花鸟虫鱼，一面不住拿眼去看段子介。对段子介刚才的作态，李敦敏颇觉意外。但他不知段子介与薛奕的交情究竟如何，一时又不便开口。但忍了好一会，终于还是说道：“恐怕还是要提醒薛侯才行。”

“唔？”段子介怔了一下，见着旁边众人没有注意，方低声笑道：“海外不用担心，依在下之见，薛侯不会如此糊涂。”见李敦敏惊讶的望着自己，不由扑哧一笑，但终于只是摇头微笑，却不肯再多说什么。他心里已经猜到薛奕的心思，但这种事情，无论如何，却都是不能明言的。

何家楼的茶会渐渐步入**，在此起彼伏的赞叹惊艳之声中，关于三佛齐将勾结注辇国叛乱的流言，也暗暗散播开来。汴京城中，本就弥漫着不安的气氛，这种流言的传播，更让人们觉得大宋朝在短暂的辉煌之后，便即将要步入一个风雨飘摇的时代。

在熙宁十七年担任海外事务丞的李敦敏，这时候并不知道接下来的时代将是什么样的场景，更不会知道自己会在接下来的时代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时候的李敦敏，与其他一心想有所作为的中下级官僚没什么区别。虽然身为海外事务丞，但他真正关心的，却是大宋东南诸路将要面临的大危机。而海外贸易之所以重要，在他心里，乃是由于海外贸易与东南之繁荣息息相关。对于在茶会中听到的关于三佛齐将要叛乱的流言，他虽然已有七八分相信，但在重要的军事外交之判断上，李敦敏尚还缺少自信。段子介是沿海制置司知事、薛奕是虎翼军第二军都指挥使，这二人既然都不以然，李敦敏便也没有太放在心上。

这个时候，李敦敏心里想的，已是另一件事情。

那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便在几天前，李敦敏收到陈元凤的一封书信。信中说，他在成都府无意间发现一个女子，可能便是石府走失的阿沅。

在熙宁年间，越是往后，所谓的朋党便越是公开。而所谓的旧党、石党官员，即使有同乡同年之谊，能够始终与新党官员保持友谊的，也已经是非常罕见。但任何事情，都免不了会有例外。

李敦敏与陈元凤便是一对例外。

早在熙宁初年，陈元凤投身新党，疏远石越，便已与旧日诸友隔膜。到他投入吕惠卿门下，如柴氏兄弟，便几乎与之割袍断交了。惟有李敦敏仍然念及布衣之交，依然与之互通音问。二人一是吕惠卿得意门生，一是石越亲信死党，虽则立场不同，少谈政治，但无论是讨论具体的州县庶务，交换对付滑吏的心得，还是谈论文章学问、互相关照族人，却也是相交甚欢。在经历一段时间的淡泊疏远后，二人友谊反见加深。

李敦敏坚信陈元凤不过是误入“歧途”，但所作所为，莫不出于公心。至陈元凤上章发益州之事，促使吕惠卿下台，更坚李敦敏之心。此后朝中新党颇有怨恨陈元凤，对其横加指斥之人，为其辩护最力的，莫过于范纯仁与李敦敏。

但这次陈元凤却给李敦敏出了一道难题。

在信中，陈元凤主要说的是其他的事情。陈元凤告诉李敦敏，他已与高遵裕调集厢军、乡兵、弓手，完成对伏虞县的包围，并且还说，他将不待冯京入蜀，率现有兵力平叛。李敦敏一向知道陈元凤的胆色，他是个敢提着脑袋冒险的人。因此陈元凤断不是说说而已，这是成是败，早晚间只怕便会有消息传至汴京。陈元凤只是在信里顺便提了一下阿沅的事，并且直言他对石越的态度没有改变，若由他将阿沅送还石府，恐招来误会，但阿沅在成都并不如意，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也难以置之不管，因此希望先将阿沅送到李敦敏府上，请他再送回石府。

便是这语焉不详的几句话，令李敦敏左右为难。以他的禀性，他很难拒绝陈元凤；但若想将阿沅送回石府，却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阿沅失踪已久，而且毕竟只是楚云儿的一个婢女，事隔这么久，谁知道石越夫妇如今的心思又是怎样？况且这件事在李敦敏看来，也是有伤石越“令德”之举。今日之石越，已是位极人臣，都受人瞩目。十余年前的往事，李敦敏只盼着世人将之淡忘，他心里也不愿意再去碰这个伤疤。

李敦敏是如此的崇拜石越、信任石越，他从来都以能够成为石越的“布衣之交”而自豪，更一心一意的希望帮助石越成为一个“完人”。但现在，他却面临着一个大难题，那便是无论他怎么样做，似乎都免不了让石越这个“完人”被玷污。

李敦敏心事重重的待到茶会结束。他与段子介都没有马车——宋朝文武官员虽然俸禄优厚，按照熙宁新官制制定的俸禄，两人平均每月的薪俸外加各种添支，在交钞出事前，折成缗钱也有六七十来贯。即使是汴京一向物价高昂，但在以前，最上等的粳米，每石也不过一贯钱；猪羊肉不过三四十文一宋斤，羊肉在与辽国通商后，甚至还一度跌到二十多文一宋斤，死牛肉也不过一百文每宋斤。[2]六七十贯的月俸，实已是相当可观。但二人的生活，却都过得并不宽裕。段子介历宦十余年，大半时间都在汴京，从卫尉寺到枢府，所任职位没有一个“肥缺”，全靠这点薪水过日子。他早已娶了向安北的妹妹为妻，又生了两个儿子，以他的身份地位，家里总要请几个家丁婢女，免不了各种交际应酬，这六七十贯已是过得紧巴巴的。加上他为人豪迈仗义，这钱就更加不经花。总算他家境还算不错，老婆又娶得好，向家到底是世家，嫁妆丰厚，这才能在陈州门附近买了一座宅院，算是成家立业。不过要养一辆马车，却也不是这么容易的事，买辆马车倒不难，难的是每月养马的钱、维修保养车身的钱、还有雇车夫的钱……这笔花销无论对段子介还是李敦敏，都不是小数目。李敦敏倒是一直任的都是“肥缺”，但他却立志要做个清官，要帮助石越做一翻大事业，有了这个念想，那自然也富不到哪里去。当地方官的时候，这马车、肩舆都还不是问题，可到了汴京，他区区一个海外丞算得了什么？而且熙宁十七年，汴京物价已贵得不象样子，以往官员们盼着朝廷把绢、棉布、碳之类的折成钱来发放，现在官员们却盼着朝廷多发实物少发钱，可偏偏现在户部发的薪俸中，七成都是钱钞，其中更有五六成是用交钞——这相当于官员们领的都是半薪。在这种情况下，养马车是肯定养不起的，他甚至还不如段子介，段子介骑术好，还可以骑马代步，养一匹马的费用比一辆马车要少多了，可他李敦敏却连马都不会骑。所以段子介请他出来，当然也不好意思自己一个人骑马，只好租了辆马车，为了节省开支，也不敢把马车包一天，只叫马车到时辰了再来接人。却不料二人出了何家楼，却双双傻了眼——那马车不知怎的，竟没有出现。

眼见着茶会的商人陆陆续续便要出来，二人口里应酬着送客的曹友闻，心里头已是尴尬得紧。段子介正寻思着脱身之计，亦是天无绝人之路，便在此时，却见一辆马车驶了过来，便停在何家楼的门口。二人抬头望时，却见田烈武与一个儒生从车上下来，笑着走到二人跟前，抱拳笑道：“海外、段兄，怎的有缘，却在此见着？”

李敦敏与田烈武不过是点头之交，这时连忙还礼。段子介却真是喜出望外，看看马车，又看看田烈武，笑道：“老田，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啊。”

田烈武脸一红，瞟了一眼旁边的曹友闻，憨声笑道：“段兄休要取笑，让人笑话。”一面又问道：“这位是？”

曹友闻早年虽见过田烈武，这时候却已是全无印象，但他见段子介与田烈武熟不拘礼，李敦敏又慎重其事，早知田烈武必非常人，忙揖道：“在下曹友闻……”

“原来是曹先生，久仰。”田烈武听到“曹友闻”三字，忙郑重的还了一礼。他见段子介与曹友闻都是惊讶地望着他，又笑道：“在下早听说曹先生大名，还知道先生与陈先生、司马先生是布衣之交。在下当年在石府，曾多蒙二位先生指点……”

以当时之习惯，田烈武既与司马梦求有这番渊源，终身都须行晚辈之礼，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段子介却知曹友闻不识得田烈武，又特意向介绍了，曹友闻这才知道面前这位，竟然是同主管右春坊事，太子东宫的二管家。田烈武又向众人介绍了旁边的儒生，却是赵时忠。

原来田烈武自做东宫官后，境遇又大不相同。宫中自高太后、皇帝以下，都知他忠义厚重，对他多所倚重。没多久，又令他兼任御龙弓箭直第五直的指挥使。田烈武也与杨士芳一道，尽心辅佐太子。只是六哥颇为顽劣，又有柔嘉在那里推波助澜，杨士芳与田烈武，都是忠则有余，智常不足，虽然常常进谏劝告，也免不了被耍得团团转。而坊间有关六哥失德的传闻，却是日甚一日，汴京百姓提起六哥，摇头叹气的人越来越多。田烈武在开封府故识甚多，更听到许多惊心动魄的流言，免不了更加忧心忡忡。但以他的智计，却也想不出什么良方妙策来应付，又因没有证据，更不敢乱说。在他的朋友当中，算起来便只有赵时忠原来在西夏还算有点身份，又读过点书，有点见识，算是个半吊子谋士。且田烈武与赵时忠时常往来，知他可靠，故此每每听到什么事情，便去找赵时忠商量。

这一日，便是田烈武出了东宫后，顺便拉着赵时忠回家里商议事情。不料路过何家楼时，却巧碰上了段子介和李敦敏。高太后新赐给田烈武的宅子，便在这何家楼附近。以田烈武的性情，段子介与他是同年武进士，交情极好，自不用提；便是李敦敏、曹友闻，既然遇见了，免不了便要邀他们到家里喝杯酒。不想段子介、李敦敏这时正要盼他解围，自然是一口答应；曹友闻也是有意结纳，更无拒绝之理。三人竟是一同上了田烈武的马车，往田家去了。

众人方到田家，便见温大有与马绍两人早已在客厅等候，见着田烈武等人回来，起身唱了个喏，温大有便说道：“田大哥可听到那些浑话了？”

“什么浑话？”

“便是这几日间，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一个疯道人。到处对人说他听到天正北有什么鸟天鸣……”

田烈武不懂星占之学，不解的望着温大有，“天鸣是什么意思？”李敦敏与段子介、曹友闻却是脸色大变，三人相顾一眼，段子介沉声道：“这天鸣是一种异象，若天象出现天鸣之变，便是说人主会出事，且必兴兵戈，百姓会流离失所。”

温大有点点头，道：“那疯道人也和这位官人说的一样。我只道他是胡说八道，派人将他抓了起来。可这几日间，流言总是不绝，人人都说官家要大行，契丹要兴兵南犯。更可恼的还是有一干人，说那疯道人不是常人，说他十年前便看到如今雍王府的上方出现过异云，说是什么天子之气……”

温大有这么不管不顾的说将出来，众人脸色顿时都变了。段子介早听说过这些流言，不由哼了一声，道：“接下来，肯定便是说什么国家内忧外患，动**不安，官家若大行，六哥顽劣，恐难当重任。国家须立长君，诸王之中，雍王最贤……诸如此类了！”

“这位官人真是奇人！”温大有一脸钦佩的望着段子介。

段子介又冷冷地哼了一声，和李敦敏、曹友闻交换了一下眼神。三人都知道这番来田家，却是没有来好，一不小心，竟卷入了宫廷斗争之中。

田烈武见温大有与段子介一来一往，已是把话揭破。这时候也不再避讳，对段子介三人长揖一礼，诚声道：“我本不想令三位卷入这是非当中。海外、段兄、曹先生，若是觉得有嫌隙忌讳，这时离去，尚还不晚。”

段子介与李敦敏相顾一笑，却自顾自找了张椅子坐了下来。曹友闻脑筋一转，也已拿定主意，笑道：“只怕我帮不上忙。”

田烈武见三人如此，不由大喜，拜道：“三位果然忠义。”一面又请诸人入座，一一介绍了，方叹道：“实不相瞒，如今这种种流言日甚一日……”他是忠厚人，说到这里，想到要开口议论高太后与皇帝，只觉颇为不妥，一时竟无法宣诸于口，半晌说不出话来。

却听马绍在旁边笑道：“田大哥有什么好顾忌的，我们做的事光明正大。倒霉便倒霉摊上这么个时势。雍王本来就名声好，没有这事之前，便连我老马也要赞他一声‘贤王’的。如今百姓的日子越发难过，朝廷拿不出对策，本就是人心浮动，加上种种谣言，说六哥的坏，说雍王的好，汴京又到处唱那太祖让位给太宗的戏，休说是汴京的百姓，便是那些读书人、官人，心里也未必不想着让雍王做官家也不错。反正都是赵家的江山，又不是没有先例。只不过老百姓读书少，有啥想法便说啥话，那些读书人、官人的花花肠子多，心里想着口里却不敢乱说罢了！”

他把话一挑明，赵时忠也叹道：“说得不好听一点，如今汴京的人心，只怕还真在雍王一边。连在下也听到人说十余年前大灾，雍王如何为民请愿的事……要不是有桑山长和程先生在那里不遗余力的替六哥说好话……可便是程先生的学生，也有些暗地里对六哥不满的。但以我所见，这造天命也好，造舆论也好，都还不可惧，可惧的是雍王为何敢这么肆无忌惮？”

李敦敏这时心里对马绍与赵时忠不由刮目相看。他见马绍长相猥琐，赵时忠又是西夏人，原本颇有些轻视。此时听他们说话，一个虽直言无忌，却有条有理，把事情说得清清楚楚；一个直指事件的要害，显然比起那仪表堂堂的温大有，实是强得太多。但李敦敏不似段子介，段子介是个什么话都敢说出来的，李敦敏却要谨慎得多，只是默默听着，并不多言。

果然，便听段子介冷笑道：“还不是欺官家病重，太后又最站在他那边……”

田烈武不由点点头，叹道：“自从陈都知被太后斥责后，内头的人见着雍王，说话味道都变了。太后威信这么高，无论是班直侍卫还是内侍宫女，都对太后甚是敬服。果真要是太后的心意……”说到这里，田烈武却又摇了摇头，道：“不过我绝不相信，以太后之贤明，会故意纵容雍王做这种大逆不道的事。”

“其实六哥天资聪颖，将来必成一代明君。只可惜我和杨兄弟说到底不过两个赤佬，程先生又是方正君子。眼见着六哥这么被人诋毁，我们也只能干瞪着眼，除了在这里气愤之外，竟想不出半个法子来。段兄、海外、曹先生，三位都是博学多才的人……”

李敦敏见着田烈武之自责，皆是由心而发，亦不由动容。他也知道这原怪不得田烈武，在本朝，东宫官本来就设置得很简陋，更何况六哥年幼，设官更不可能齐备。象杨士芳、田烈武，忠义勇武是可以依赖的，但要他们佐辅太子来应付这种宫廷斗争，那就真是难为他们了。而且如今这事，更是颇为棘手。但同情归同情，李敦敏虽不是怕事、不敢担当之人，但他毕竟比不得田烈武、段子介，这里的人虽然可以说个个都与石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独有他李敦敏却是石越的故交好友，是所谓“石党”的真正核心官员之一，从本心来说，他当然愿意参预这件事，帮助田烈武，但李敦敏亦知道，这样的大事，在石越没有正式表态之前，他的言行都必须有分寸。对李敦敏来说，既然碰上这等大事，他既不能怕事避事，也不能随随便便说话，以免令人误会。

但李敦敏对田烈武竟是甚有好感，沉吟了一下，还是说道：“田将军忠义，在下甚是钦佩。不过这件事，将军便是文臣，只怕亦无良策。这种事情拿不到真凭实据，就算是台谏参劾雍王也没用的……”说到这里，他又苦笑一声，道：“我等位秩低卑，只怕早有台谏论列，亦未可知。”

李敦敏说得非常委婉含混，田烈武、温大有等人一时竟是没明白他话中之意，只有段子介一人听得清楚。他是颇有点闻事则喜的性子的，竟直言不讳的说道：“海外说的却是实情。台谏弹劾雍王，若无真凭实据，那叫‘以疏间亲’，离间皇家骨肉。便是官家还能理政，除非是铁了心要对付自己的亲弟弟，否则便不能不顾忌着太后的感受。更何况官家已不能理政……休说谣传太后还纵容雍王，便是传言是假，要太后置这个最疼爱的儿子于死地，那也是千难万难。这便算是两府大臣，也莫可奈何。台谏的弹章上去，没有真凭实据，雍王谦逊一点，上表分辩一番，再请个罪，太后、官家还得好言安慰他，弹劾的人却免不了要被贬出朝廷。倘若雍王再聪明一点，上表假模假样救救弹劾他的人，这‘贤王’的名声，岂非更加坐实？所以这雍王才敢有恃无恐。”

段子介这么着毫不避讳的说将出来，众人这时却是听明白了。田烈武等人哪里想得到这中间的许多世故，一时间竟是听得目瞪口呆，连赵时忠都不由得连连慨叹。

段子介又望着李敦敏，笑道：“海外，我可有说错？”

众人的目光顿时全都转向李敦敏，李敦敏心里苦笑，既不肯定，也不否定，只又是委婉说道：“祖宗之法，帝位传承，一是立嫡不立长，在嫡子中择贤者立之；一是太后、两府权重，尤其是祖制贵太后。当年真宗继位，宰相之功最大；而仁宗、英宗继位之初，都有太后垂帘。若果真如田将军所言，太后并无他心，那六哥之位便是铁打的，任他机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