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汴京。

大相国寺。大宋故左丞相司马光的灵柩，刚刚由此出发，在司马光的侄子司马富，以及尚未成年的嫡孙司马植的护送下，返回陕州老家安葬。前来送行的汴京百姓，挤满了从大相国寺至万胜门的道路，汴京的内城、外城、甚至西城以外，数十万的百姓，密密麻麻的跪在道路两旁，焚香烧纸，泣如雨下，哭声震天。

虽然司马光遗表上，请求薄葬，并且希望不荫封其后代，但是，宋廷仍然违其遗命，不仅赏赐司马家银一万两、绢两万匹用来大办丧事，而且由朝廷选派内官、相士前去堪察风水，并调动司马光故乡陕州附近四州的厢军、征募民夫共数千人，经营墓地。

宋廷追赠司马光为太师、陈王，由高太后亲自定谥为“文正”，配享高宗庙廷，位王安石之前。同时，宋廷又追赠王安石为太傅、舒王，并与司马光一道陪祀孔庙，微妙的区别是，在孔庙，则是王安石位在司马光之前。

司马光得到的另一个殊荣是，由太皇太后与皇帝下旨，允许陕州建陈王庙，祭祀司马光。

在大相国寺时停柩时，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帝全部亲临太相国寺，拜祭这位“人臣楷模”。对于司马光唯一的直系血脉，司马康的幼子司马植，不仅由高太后特旨赐爵骑都尉，皇帝还亲自替他选了个老师——桑充国。这件事情是石越与范纯仁都始料未及，而又求之不得的。

小皇帝只是无心之举，但是由王安石的女婿来做司马光嫡孙的老师，这种政治上的象征意义，无疑令许多人侧目。

司马光的祭文由范纯仁与苏轼分别撰写，此外，行状由范纯仁撰写，墓志铭则由石越撰写。三人在祭文、行状、墓志铭中，除了盛赞司马光的道德、功业、文章，更是异口同声的极力推许他与王安石之间和而不同，共辅高宗，致宋中兴之美德。范纯仁的行状中，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大谈赵顼、王安石、司马光这君臣三人之“相得”，在他这篇叙述司马光一生事迹的行状中，赵顼对司马光，是与王安石一样的“君臣相得”，而王、马之间，则是政见不同，但皆同心为国的“君子之交”，他极力赞扬王、马二人，不因私交之厚而废公见，亦不因政见之别而生党争，宣称二人之关系，实是人臣交往之万世典范。

这篇《司马文正公行状》，由《新义报》、《汴京新闻》、《西京评论》为首的全国性报纸全文刊发，石越百忙之中，又与陆佃深谈一宿，请陆佃替王安石重写了《王文公行状》，与范纯仁相呼应。然后又将两篇行状一道合刊成《王文公、司马文正公行状》，印了十万册，免费颁发给各州县之学校与藏书楼。

为了应对新党的攻击，石越与范纯仁还不断的宣称，司马光早就预料到了契丹的南犯。高太后也非常默契的配合他们，在召见几位知州之时，她突然主动提起这个话题，宣称外界对司马光多有“冤枉”，她表示司马光在密对之时，是支持废除与辽国的盟约的，并且此事最终得到推行，正是司马光“力主之”，她方才允诺。又说司马光在密对时数度提醒她，契丹有可能南犯，并且积极筹划应对之策。只不过契丹人过于狡黠，未能在司马光预料之九月后南犯，而是提前犯境，司马光又不幸得病去逝……她宣称司马光在公开场所之反对，只是为了保密，并且防止国内出现人心不稳。

高太后的话，无疑是极具权威性的。

无论是谁，都绝不敢公开质疑高太后撒谎。况且，大宋朝也绝不会有人相信，高太后会为了一个臣子而撒谎——哪怕那个臣子是司马光。另一方面，她所谓的“密对”，自然是别人谁也无法证实的。

于是此事就此定论。

石越心里算是彻底的松了一口气，他比谁都明白——高太后开了这个口后，终大宋之世，只要还是赵家的子孙在当皇帝，这个案就永远翻不了。人们既不可能找到证据指责高太后说谎，更不敢如此指责，毕竟那是大不敬的罪名。

虽然肯定会有许多大臣在自己的私人著作中，记录着不同的说法，这一点石越倒是非常能肯定，这些大臣们根本不会理会什么“大不敬”，想想宋太宗虽然硬生生的修改国史，将自己改进了陈桥兵变，并且还成为重要的策划人——可就是这样极为敏感之事，这些士大夫也敢在笔记小说中有意的留下不同的记录——比如，倘若石越此时能带兵去抄了苏辙的家的话，他多半就能找到这样的文稿，正躺在苏辙府上的某个书柜之中……关于司马光的真相，更加不可能不被记叙。

但那已经无关紧要。

当这些私人著作被公布之后，当事人早就去逝了。而且，只要有高太后的证言被国史馆记录在案，这最多就是一件永远说不清的疑案，而官方无论如何不可能不采信高太后之证言。

这是一次意想不到的胜利。

若非契丹大举犯境，石越断难想象他的计划会如此顺利，高太后出于她的立场做出的配合，更加远远超过石越的预期。

但是另一方面……

石越端坐在大相国寺的这间禅室内，用眼角瞥了一眼茶几上的一份报纸——“阳信侯束城大捷”七个大字，立即跃入眼帘。

“束城大捷！”石越在心里苦笑，那已经是整整一个月前的旧闻了。

如今已经是五月二十七日，距契丹大举南犯，已经有五十天。而“束城大捷”，依旧是目前为止，大宋军队在河北取得的唯一令人瞩目的胜利。

大宋所有的报纸都宣称，阳信侯田烈武在束城小李庄，奇袭辽军先锋两万余众，斩首八百级，生擒生女直军统领完颜阿骨打以下五千余众。如今各路大军已接近河北，契丹之覆亡指日可待……

但实际上，田烈武虽然招降了生女直军近两千人，却差点被韩宝打了个措手不及，若非张叔夜与李昭光率部狙击韩宝，令田烈武安全撤回河间府，这位阳信侯，此时说不定已经是韩宝的阶下囚。

束城大捷是一场惨烈的大捷。

云骑军的表现超过两府的预期，让所有的人刮目相看。仅仅披挂纸甲，只会骑射而缺少近战之能的云骑军第一营，在韩宝的三千先锋面前，展现了令人惊讶的英勇。据事后的战报，第一营的军法官主动在阵前充当肉盾，张叔夜与李昭光巧妙的指挥着这些弓骑兵们且战且退，双方激战近两个时辰，因为兵力、战斗力、骑术全面居于劣势，第一营始终无法脱离辽军的攻击，在离束城镇不足的两里的地方，被韩宝分兵包夹成功，几乎全军尽墨。此役最终只有张叔夜与李昭光带着一百余骑突围出来，但路上又被辽国追击了二十余里，当他们逃至河间府时，整营人马，只剩下不足五十骑。

而韩宝先锋军的损失，据张叔夜与李昭光的战报，不会超过三百人。而且大部分的辽军，都是被霹雳投弹炸死，死在云骑军箭雨之下的，少之又少。

歼灭云骑军第一营后，韩宝随即率部直抵河间府城外。他砍下了第一营千余名战死将士的人头，在河间府外，插上了一千多根木桩，每根木桩上，都挂着一个宋军的人头。

他的用意是想激怒城中八千余云骑军出城野战，即便不能如愿，也能羞辱云骑军，打击其士气，同时令城中居民感到惧怕，埋下动乱的隐患。

幸好章惇与田烈武还算冷静，二人遣使执剑把守各道城门，只以火炮进行还击，勉强稳住了河间府的局势。

伏击韩宝是一回事，与之堂堂正正决战又是另一回事。倘若田烈武中计出击，与韩宝野战，纵然是打个两败俱伤，后果也不堪设想。即使契丹无法趁机一举攻克河间府，没有了骑兵的河间府，也是毫无意义的河间府。辽军只要用少量兵力监视，便可以大摇大摆继续南下，而毫无后顾之忧。

好歹章惇与田烈武没将这只起到战略意义的马军，当成战术部队在战争初期就给拼光了。只要云骑军还在，八千云骑军也许打不过三千契丹先锋，但契丹要想盯住这只马军，保护自己后路的安全，就不是三千之众可以办到的。

尤其是，在经历过束城之战后，两府对云骑军更加寄以厚望。断不愿意这只刚刚能够让人看到希望的河朔禁军，就这么糊里糊涂的折送了，那样对整个河朔禁军的士气，都会造成难以估量的打击。

但接下来，两府就再也没有接到过多少好消息。

四月二十九日，耶律信在屡屡被雄州守军从地道中骚扰，而又无计可施之后，干脆一把火将整座雄州城烧为平地。

四月三十日，辽主与耶律信率军抵达莫州，只用了两天时间，就攻克缺兵少将的莫州城，莫州知州、通判自杀殉国。

五月一日，辽军攻取君子馆、束城。

五月二日，辽军攻取河间府之肃宁城、肃宁寨。

五月五日，韩宝绕过河间府，攻入深州，当日正好拱圣军北上，路过深州，双方在滹沱河边小规模交战，契丹援军赶到，姚兕退守深州，与辽军僵持。

姚兕的举动令枢密院大为恼火，表面上看，拱圣军进驻深州，正好位于河间府与真定府之中间，与云骑军、武骑军互为犄角，构成一道防线，可以阻止辽军继续深入，给赵、冀诸州百姓南撤争取更多的时间。但深州城垣不修，四顾无险，非可守之地，拱圣军挡在辽军主力南下的大道上，很有可能被辽军围歼——他所谓的“互为犄角”，是云骑军、武骑军皆不敢轻易支援他的“互为犄角”。

枢府立即严令拱圣军北进河间府，与云骑军合兵，以威胁辽军后路，但敕令往返，早已耽搁时日，而姚兕亦回覆枢府，称拱圣军与辽军僵持，无法轻易脱离。韩宝已经深入深州，河间之地虏骑密布，拱圣军更不敢轻进河间府，恐中途被契丹算计。

这些虽是事实，但姚兕也有自己的算盘。深州境内有滹沱河横贯，一到夏季，就常有暴雨，引致河水大涨。时至五月，气侯有利于宋军。辽军主力若是全部渡过滹沱河，围攻深州，一旦滹沱河水涨，他就给了云骑军极大的活动空间。若是辽军主力不敢渡河，姚兕就可以等着河水大涨之后，进攻滹沱河以南的辽军。总之无论出现哪种情况，拱圣军都会成为战场的中心。

但问题是，枢府对拱圣军的信心，明显不及姚兕。枢府也不想将战场定在深州。

而辽军的行动，也比姚兕想的更加快，五月十五日，耶律信给韩宝增兵至两万骑，韩宝立即包围深州。万幸的是，十六日深州就开始下暴雨，辽军不习雨战，韩宝不敢在深州城外久驻，北撤武强县，牢牢控制住武强县与河间府乐寿县之间官道上的几座滹沱河木桥与渡口。姚兕立即率拱圣军追击，双方在武强附近交战数日，辽军虽然兵力占优，但不习惯暴雨作战，而拱圣军始终是禁军精锐，亦非河朔禁军可比，双方互有胜负，皆不能取胜。韩宝控扼要道，姚兕眼见着滹沱河还没有涨大水，害怕滹沱河北面辽军渡河支援，只得引兵退回深州。

幸亏这姗姗来迟的暴雨——以往这可是宋廷最痛恨之事，每到此时，滹沱河泛滥成灾，治河救灾，年复一年。不想此时，却也阻住了辽军深入之步伐。

据前线传回来之情报，大雨开始后，辽军主力便驻扎于莫州、君子馆、肃宁城，一面西掠顺安、永宁二军，一面静等暴雨结束——滹沱河的雨季，不会持续很长时间。耶律信也非常精明，他提前给韩宝增兵之后，即使遇上滹沱河涨洪水，两军隔绝一段时间，宋军轻易也吃不掉韩宝。

如此一来，在暴雨之后，控扼要道的辽军将更有优势，而拱圣军的位置愈加尴尬。而这大雨也影响到了宋朝这一方，赵冀诸州百姓南撤在大雨的天气里，更加困难，速度也变慢许多。更麻烦的是，四五月间，陕西至汴京，也下了几场大雨，虽然西军走的是官道，道路所受影响较小，但是在枢府严令下冒雨行军的西军，行军速度却是大大变慢了。

但稍可安慰的是，在其他次要之战场上，宋军的局面倒还不算太难看。

如今形势已经清晰许多，东线之霸州在燕超的坚守下，仍然没有被攻破，信安军、保定军也全都在宋军手中。而辽军在损兵折将后，也放弃了继续强攻霸州之打算，转而南犯清州。五月十日，一只数千人的辽军渡过黄河北流，进入沧州境内。

枢府于五月四日正式采纳唐康等人的建议，征调虎翼第三军协防东线。但枢府以为黄河东流不足守，改令虎翼第三军北上沧州，配合沧州八寨，在浮水、减水河、御河之间巡弋，而令滨、棣诸州于黄河东流设警，仍然做好随时南撤之准备。

沧州之战略地位相当重要，而且沧州境内河道密布，到处都是塘泊水淀，不利于大股骑兵活动，州境内有名的“沧州八寨”，虽然兵少，而且多以教阅厢军驻守，但也不容易攻破。因此，枢府判断辽军几乎不可能攻下沧州，他们对沧州的最大威胁，是焚掠境内，甚至越过黄河东流，一路南下直至京东路。因为沧州境内之兵，守城寨尚可，但根本不足对犯境之辽军形成实质威胁。

若虎翼第三军协防沧州，虽然虎翼军之海战大船不可能深入沧州境内之河流，他们只能三百料、千料级战船为主，以兵力而言亦不可能防守全部河段，但仍能对辽军起到极大的威慑作用。在虎翼第三军赶到之后，即使这只深入沧州的辽军已经越过浮水南下，但他们一旦得闻后面有宋军水师出现，在归路出现威胁，与后续部队之联系被切断的情况下，他们继续越过黄河东流南犯的可能性就会变小。

但滨、棣诸州与京东路所受之威胁，并未完全解除。而此时，枢府已经不得不开始考虑东线之辽军在无法继续深入后，只留下小部分兵力对霸州、沧州保持压力，转道与主力合兵之可能。

而在西线，则是虽无大败，情报却一片混乱。广信军、安肃军、保州、定州、高阳关、博野、真定府、祈州……各府、州、军传回来的情报，都不相同，而且多有抵牾。前一日才接获段子介战死之消息，后一日就传来段子介的公文，称他在某地又攻击辽军得手。

西线各军、州各自为战，只有定州段子介力主主动出击，并隐晦的要求整个西线的指挥权，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以他的资历，即使给他指挥权，亦无济于事，反而会更加麻烦。段子介弹劾真定府的武骑军畏敌如虎，辽军一百余骑自府前而过，万余骑精锐骑兵竟然作壁上观，不敢出战。而真定府与祈州之守臣却也指责段子介轻率草莽，轻侮同僚，还弹劾他在各州招集亡命无赖，有非份之想，说他遇敌而不敢战，却常常杀良冒功，部下不守军纪，焚掠乡野，过于辽寇。若非石越对段子介颇为了解，他又得到小皇帝的赏识，段子介只怕已经被两府问罪了。

西线至今都无法准确判断究竟有多少辽军。虽然段子介俘获了萧阿鲁带之养子萧继忠，但此君还在被押送来汴京之路上——两府无人相信段子介此功，甚至不肯让报纸宣扬此事。在对这个萧继忠进行审问之前，枢府只能由各军州之战报进行判断——但若这些战报全都可信的话，西线的辽军至少超过二十万！

惟一可以肯定的是，西线各州皆异口同声表示，五月十日开始，西线出现了为数众多的部族军。

辽军多半是增兵了。

但他们的战略意图无法判断，开始枢府根据各州之战报，判断萧阿鲁带部将在深州提前与辽军主力合兵。然而他们又频频接获辽军在真定府境内活动之情报，甚至还有情报显示辽军逼近井陉——这令得枢府大为紧张，以为辽军竟然是妄图打通与河东之通道，夹击河东……所幸目前这只虚惊一场，很快又有小股辽军出现在赵州境内。

但越是混乱，刘舜卿反而越是坚信通过西线辽军之行动，可以判断全部辽军之作战意图。

前提是，他们能拨开西线情报混乱之迷雾。

辽主已经向天下颁布了他的《讨宋檄文》，在檄文之中，辽主指责了宋朝的“背信弃义”，这笔账一直从辽国内乱算起，斥责宋朝不顾两朝盟好，不顾君臣之义，天理人伦，暗中支持辽国之叛臣，趁火打劫，背弃澶渊之誓，干涉辽国之“家奴”高丽事务，威逼利诱使其背主，在两国贸易中奸诈无信，谋求暴利，压榨辽国百姓，又故伎重施，试图在辽国的“家奴”阻卜、女直中煽动不满。此外，檄文还抨击宋朝“穷兵黩武”，十数年间，就先后在西夏、西南夷、三佛齐用兵……檄文整整罗列了宋朝十八条罪状，宣称辽国以上国之邦，对宋朝屡加容忍，并历数了辽主包括保全西夏等事迹在内恩义仁德，是宋朝不知好歹，再次毁约背誓，并且大修边备，对幽蓟之地有觊觎之心，辽国才不得不先发制人，惩罚赵氏。

这篇檄文写得的确是铿锵有力。一看就知道是出自韩拖古烈之手。这个时代并无国家主权观念，他始终站在信义、君臣、主仆这样天下公认之大义之下，说得辽军倒真似是一只义师了。

而檄文中也提出辽国的三大要求：恢复澶渊之誓；宋朝放弃对山前山后诸州的野心、承认那是辽国之土地人民；宋朝退出高丽，承认辽国对高丽的唯一宗主权，并且立即停止在阻卜、女直诸部中的挑拨离间，保证永远不直接与隶属大辽之诸部进行交往。

这份檄文的确分化了一些宋朝的士大夫，石越也听到一些议论，许多人认为辽国之要求并不过份，尤其在旧党之中，即使主战派也只是认为除了恢复澶渊之誓无法接受外，后两条要求是完全可以让步的。幽蓟诸州虽然无法公开放弃，但至于为了对高丽之宗主权而与辽国打仗，这在宋朝国内，依然还是不被接受的。即使是对辽强硬派，也不敢将此做为战争的理由。

这是宋朝与汉唐之显著区别，士大夫与民众都还没有做好成为“天下共主”之心理准备。

而宋廷对辽国的回应，是由石越与范纯仁一起草写的《讨契丹诏》。

诏书的内容十分简单：

“契丹本匈奴余种，窃据北国，僭称尊号。蠢兹北狄，匪茹其力，屡犯大邦，不遵理道。今又恃牛马之肥、肆蜂虿之毒，忘我大惠、侵我边州。朕闻《春秋》之义，大九世复仇，耻城下之盟。朕已遣上将，大益精兵，诸路齐驱，克期剪戮此贼。天下士民，有能应接王师、纠合徒旅、雪此世仇者，朕当不吝爵赏。凡敌未退出吾土，而有敢言和，使朕负万世之讥、诸夏蒙夷狄之辱者，当斩于东市，以谢天下。布告中外，咸知朕心。”

与这份《讨契丹诏》一同颁布天下的，是另一份《募天下雄豪杀番贼诏》，御前会议立下的赏格是：生擒契丹一人或获马一匹，赏钱二十千；斩首一级，赏钱十千；十人级以上，即加奖官职。所获财物，赏之。擒斩首领以上，令有司上奏，另加优奖。战后凡愿从军者，优先录用；愿归农者，免赋役三年。

这两份诏书及时的中止了宋朝内部出现的分歧，至少是暂时压制住了各种反战派的声音。

但石越心里也很明白，无论诏书写得多少斩钉截铁，决定战和意志的，仍然是实力。倘若河北战场上节节败退，再如何慷慨激昂的文告，也阻止不了反战派与议和派的声音抬头。

石越与范纯仁已经有了共识，他们不介意在战争之前尽最大的努力避免战争，但是，战争一旦开始，他们就必须带给宋朝一场胜利。除了战胜者的身份外，他们不打算接受任何其他的结局。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也许无论何时都不应该让自己陷入背水一战的境地。过刚则易折，只知战而不知和亦并非明智。但石越与范纯仁选择了破釜沉舟。

因为他们心里都清楚，这个国家缺少的，不是明智。

不过，即便是选择了破釜沉舟，他们要面对的，也不仅仅是契丹。

西夏使馆不断的向宋朝示好，职方馆已经向安插在西夏的细作下令，以期确定李秉常的真实态度。但这需要时间，不过以职方馆对西夏渗透之深，既然迟至此时仍未有不好的消息传回来，而西北诸边州也没有传回西夏军队异动之消息，那么石越便几乎可以断定西夏人是可信的。李秉常在西迁之后，也创立了一个专门的间谍机构“四方察访司”，不过，他的四方察访使本身便是大宋职方馆的间谍，而在西夏，职位比这更高更机要的宋朝间谍，还有三四个。至少目前来说，唯一能阻止宋朝对西夏动静了解的，只有它们之间的距离。

但这些都是极机密之事，无论是为了安抚李秉常，还是巧妙的巩固西夏内部亲宋派之地位，又或者令李秉常对这些间谍少起一点疑心，宋朝都有必要给西夏一点甜头。

然而朝中有许多的强硬派官员对此极为反对。他们认为西夏无论如何都不敢东犯，就算东犯也是自取其辱，这些对李秉常恢复年号之举动耿耿于怀的官员，根本不能接受石越打算送给李秉常的礼物——以市价卖给西夏两门克虏炮。

人人都承认既然辽国已有火炮，西夏拥有火炮也就是迟早之事。也没有人会认为卖给西夏两门火炮会对宋朝造成什么威胁，即使西夏能够仿造，其产量与性能短时间内亦难以与辽国相提并论。但即便如此，他们仍然不能接受这种交易。

石越力主以此为契机，全面开放与西夏之武器贸易，倘若西夏人能从宋朝这里以相对公道的价格买到所需要的火炮，他们便不会有动力去发展自己的火炮工业。

但这个前提是宋朝不再将西夏视为敌人。然而，短时间内，这样的转变连范纯仁都难以适应。对西夏人的猜忌心理，仍然根深蒂固。

高丽人则是另一个问题。

御前会议要求高丽立即出兵，威胁辽国的东京道。但高丽正使虽然言语谦恭，却只表示会立即向高丽国王转达此事，并没有一口应允下来。高丽人既然心存观望，御前会议干脆给秦观下达敕令，令他全权处理此事，务必使高丽人尽快向辽国东京道出兵。

但两府都很清楚，高丽是一定会观望的，在胜负未明之前，他们绝不敢轻易得罪辽国。他们的使节已经开始向两府诉苦，委婉的表达希望宋朝减免其债务之要求——他们尚未派出一兵一卒，便先向宋朝开价了。

站在高丽之立场，这本无可厚非。然而宋廷之内，甚至是御前会议之内，对此也是态度两极。韩忠彦与刘舜卿等人皆认为高丽是否出兵无关紧要，他们认为即便高丽乐于参战，倾国而出，亦未必有能力战胜东京道内之现有辽军，更何况高丽必不会尽全力。因此他们认为不值得为此付出过多的代价。但韩维与吕大防却力主拉拢高丽，二人主张倘若高丽能够在九月之前，出兵五万，进攻辽国，宋朝便免除其全部债务。

虽然最终御前会议向秦观下达的敕令中，采纳了韩维与吕大防之主张。但怀疑、猜忌、不满的情绪，仍随处可见。

更大的麻烦出现在国内。

御前会议早就决定在河东、河北分别设立宣抚使司。但宣抚使的人选却难以定夺。

石越一心想让章楶担任河东宣抚使，统辖河东境内之兵马。不料小皇帝突然质疑章楶质历不够，提出要令吕惠卿出任河东宣抚使。而朝中竟然也出现奏折与小皇帝相呼应……虽然这些人官阶不高，但石越与诸宰执们除了借口吕惠卿从未领兵、不熟悉军务外，实在找不出更好的借口来搪塞皇帝。

然而麻烦的是，原本石越与范纯仁、韩维等人商议，要以韩忠彦出任河北宣抚使……韩忠彦本是各方都十分满意的人选，他又是遗诏辅政大臣，高太后也愿意让韩忠彦多立功勋，若他能够宣抚河北击退契丹，日后便大可与石越并驾齐驱，甚至后来居上。然而在小皇帝提出吕惠卿之事后，韩忠彦同样也是从未领兵之事实，就变得尴尬、显眼了。原本这倒并非问题，宣抚使司内自有谋臣幕僚，御前会议与两府亦能遥控指挥，对韩忠彦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决断力、以及调和掌控诸军——这两种能力韩忠彦都可信赖。

但如今这却成了一个问题。

自高太后以下，包括身为新党的许将在内，没有人想让吕惠卿去做河东宣抚使。倒不是怕他东山再起，便算他在此任上立了军功，众人亦有的是办法不入他重返中枢。而是旧党对吕惠卿的忌恨，实是到了根本不希望听到他名字的地步；石党与新党中除吕惠卿派以外，同样也不想给吕惠卿任何表演的机会。

于是吕大防、苏辙等人，干脆建议由韩维或者石越出任河东、河北两路宣抚大使。

这让石越越发的难以决断。

倘若韩维出任两路宣抚大使，以韩维之资历威望，石越定然会彻底丧失对战场之指挥权，他只能担任好萧何之角色。这是石越心有不甘的，况且他亦不完全信任韩维之能力。若他本人离开汴京，出任宣抚使，却又有更多的疑虑。

但无论如何，宣抚使之人选不能再拖。很快西军就要抵达战场，除拱圣军外的京师禁军亦要开始逐次出发，暴雨之后，辽军也必将酝酿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还有那个屯兵雁门之外，一个多月来一直没多大动静的耶律冲哥，更加令人担心……若那时河北、河东还没有宣抚使，后果将不堪设想。

石越心里面想着这些事情，端起茶碗，轻轻啜了一口茶，抬眼望了一眼坐在对面的潘照临。

二十多年了，他已经由布衣而位极人臣，但到了这样的重大抉择之时，他却仍然不得不依赖此人。

2

潘照临眯着眼睛，仿佛正在神游天外。

一晃二十余年的光阴，岁月在潘照临的脸上，也刻下了深深的印记。曾经有一段时间，潘照临几乎以为自己已经失败了——封建南海、与司马光合作、遣散府中幕僚……身居右丞相之位的石越，并不如一颗棋子那么听话。对潘照临来说，石越既是他的主上，亦是他的“作品”。然而，行百里半九十，他几乎以为这件“作品”失败了。

右丞相！位极人臣……这可不是潘照临的目的。

这几年间，他离开汴京，游历天下，只是偶尔才会回来。他这几年间的所见所闻，对潘照临而言，真是一种极妙的讽刺。他见到的大宋朝，州县官吏大抵清明，百姓安居乐业，农民赋税减轻，兼并放缓，城镇工商发达，文化更加繁荣昌盛……绍圣年间，不仅汴京之国库渐渐丰裕，便是各地州县府库、常平仓，亦皆仓禀丰实。尤其是东南诸路，其富裕程度，更是让潘照临惊讶。以两浙路来说，王安石在杭州期间，除了主持盐债、封建诸事务外，更是筹措资金，大搞建设——石越当年原本就打下了不错的底子，王安石到杭州后，在危机之中，竟有余力大兴水利、修葺道路、沟通河渠、整顿驿馆，并且还扩建了杭州城。如今两浙路内之官道，全以青石铺成，雨水虽多，道路却从不泥泞；杭州等城市中，皆有专门之机构收养弃婴与无人照顾之老人；学校密集，识文断字之孩童越来越多；仅仅两浙路内，报纸便多达十余种；取消对过路之商旅征税后，人口往来更加频繁，两浙路随便一座小县城，都能见到数以百计的外来商旅；杭州一场蹴鞠比赛，能吸引数万人观战……如今，杭州一城之商税，便已是骇人听闻，几乎相当于熙宁初年的数十倍。

东南如此繁华，西北也渐有生气。陕西在绍圣以来，虽然经历交钞危机，但是司马光主政后，百姓渐得歇息，到绍圣七年之时，虽不及东南之富庶，中户以上，却也是家家有余粮，户户有牲畜。

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隐患——与王安石和新党的最大区别是，司马光与石越从未真正挑战过势家豪族，隐田逃户仍在缓慢增加，兼并有所放缓，却并未停止，这侵蚀的是国家最基本的两税收入。司马光与石越的办法是通过节省开支、开拓其他的财源来弥补这一块之损失，尤其是裁撤军队的积极效果越来越明显，再加上二十余年工商业之蓬勃发展，令这种损失渐渐显得微不足道。但潘照临敏锐的觉察到，这迟早将再次成为一个问题。

然而，这个隐患的爆发是他潘照临有生之年绝对看不到的……

他能看到的，是天下百姓在交口称赞“赵官家”，高太后的声誉之高在民间无以复加。许多的杂赋被取消后，百姓无不感恩戴德……司马光与石越固然功劳很大，在百姓心目中威望很高，但百姓更不会忘记赵家的“恩德”。

他一生的事业，竟然是帮助了赵宋的中兴？

他苦心经营的一切，难道是为了巩固赵家的统治？

他辅佐石越，却是替赵家造就了一个好宰相？

事实还是如此的讽刺。石越向他证明他的确选对了人，但石越也向他证明他的确选错了人！

潘照临曾经在石越身上看到桀骜不臣的气质，但是，事实却是石越始终心甘情愿的做一个忠臣！

表面上看，在司马光死后，石越的确拥有人臣中无与伦比的巨大威望，军队信服他，士林相信他，百姓也拥戴他……但是，潘照临却看得清清楚楚，这种威望，与司马昭、刘裕们不同，反与王莽类似。

司马昭们的威望，是别于君主之外的，军队、士夫、百姓，要么效忠司马昭们，要么效忠皇家，大体上泾渭分明。可石越倒好，信服他的军队，同时也效忠赵氏；相信他的士林，更忠心于大宋；拥戴他的百姓，对赵宋绝无可能有叛心。他的威望与势力，实是与赵家、大宋朝相辅相成，倘若割裂、背叛，最后的下场极可能与王莽一样——也许有一群官员会为他歌功颂德，但是更多曾经拥护他、尊重他的人，却会在一夜之间，视他为“伪君子”与“叛臣”，到时的下场，便是一介匹夫倡义，而天下响应……

这正是曹操当年所顾忌的。魏武帝之处境，已然远远好过王莽，但他属下，仍然有许多的重臣与庞大的势力，其忠心是同时针对魏武与汉献的。只要魏武仍然是汉臣，哪怕只是一丝自欺欺人的微弱希望，许多的英雄豪杰，便仍然会受此羁绊，而或多或少，程度不同的为魏武效忠。而一旦彻底割裂这种表面上看似无关紧要的君臣名份，魏武便等同于将一大堆人逼成自己的敌人。

以魏武帝之英武，尚要投鼠忌器。何况石越今日之处境，比之王莽还不如。王莽之世，好歹汉室已经衰微，人心的确思变，但绍圣之世，潘照临却看到了中兴景象，人心思安。

说白了，他潘照临苦心经营二十余年，但天下人拥戴的，是“石丞相”而非“石皇帝”！

而另一方面，潘照临也几乎可以肯定，石越的确没有“异志”。

这令潘照临在深感挫折的同时，不得不怀疑起自己的识人之明来。

但是，那种桀骜不臣的气质是装不出来的！

所以，最终他只能认定，他还不是真正的完全了解石越。若是如此，这倒是件好事。让臣下觉得捉摸不透，这正是身为一个英主所必备的素质。

况且，即使石越本人无“异志”，即使天下人拥戴的只是“石丞相”，即使人心思安——但，时势仍是可以创造，最多是时间长一点。

诸葛武侯若要谋反，必定身败名裂。但若他年轻一点，不要死那么快，那么诸葛武侯也许就是另一个司马宣王。尽管一个有心，一个无意，但也许结局并无不同。

有些事情，不需要在一代之内完成。

潘照临只需要在自己死之前，能够亲眼看到赵氏的崩塌已成必然，便也算是遂了心愿。

所幸的是，老天竟然真的又给了他一个机会，让他实现自己的抱负。

也许是最后的机会。

在契丹南犯之前，能恰好回到汴京，难道冥冥之中，果真有天意存在？

“潜光兄……”石越先打破了沉默，他一开口便是叹气，“如今河东宣抚使之事，我真是势成骑虎。”

“皇上虽未亲政，然他既然提了吕吉甫，若无好借口，终不能欺他年弱……但若用吕吉甫，朝中便要炸了锅——然此中关键，却不便直接与皇上说。”石越无奈的说道：“若论用兵之能、统驭诸将之术，章质夫胜过吕吉甫百倍……”

“依我看，章质夫亦未必驾驭得住吴安国。他在河套之时，便专以纵容吴安国为能事。”潘照临不以为然的打断石越，“河东形势险要，雁门易守难攻，契丹纵然是耶律冲哥为将，亦难有作为。本朝与辽人屡次交战，凡是辽人进犯，便从未在河东吃过大亏。以我之见，河东若只要自保，本无必要设宣抚使。”

“但终不能令河东诸军各自为战，况且御前会议将折克行的飞骑军与河东蕃骑、吴安国的河套蕃军全数调往代州，亦不是为了令河东自保而已……”

“莫不成还能指望他们齐心协力？”潘照临嘲讽的再次打断石越，“河东代州与雁门关守军是伐夏后北调之神锐四军，相公莫要忘记那位雁门寨知寨、兼神锐军第四军都指挥使是何人？！”

石越不由一愣，“雁门守将是种朴，这有何不妥么？”

“也不算如何不妥。相公与枢密院的那些大人们，多半是不会将这些恩怨记在心上的……”潘照临讥道，“不过种朴想必不会忘记当年折克行的救援之恩。”

“啊——”石越顿时明白过来，“种朴是当年拱圣军……”

“我听说，自符怀孝死后，种朴既便是北调雁门，这十余年来，亦从未与折家通过音讯。数年之前，折可适途径代州，去拜会种朴，种朴竟然闭门不见。”潘照临看了看石越，又说道：“便不提种朴与折克行的恩怨，难道相公以为，折遵道会甘居章质夫之下？吴安国虽是章质夫的部下，可与折克行关系极好，交情亦更早，伐夏之时，两人便惺惺相惜，吴安国的次子，便娶了折家的娘子。若以章质夫为宣抚使，除非他诸事都听折克行与吴安国的，否则……可章质夫能优容吴安国，却未必能优容折克行，否则他何以行号令于军中？”

石越摇摇头，叹道：“若非折克行与吴安国离代州最近……”

“依我之见，河东全无必要设宣抚使。有飞武三军镇守苛岚、火山，神锐四军镇守代州、宁化军，耶律冲哥欲要犯境，并非易事。而若待自河东主动出击，西陉、雁门二寨以西，辽境皆有长城为隔，大军难以逾越，是天险在辽而不在宋，故此大军北进，必经代州，不走雁门山，必经瓶形寨。然耶律冲哥大军屯于朔州之狼牙村、马邑、石碣谷一带，我若自雁门、西陉而出，是自取败亡。而自瓶形寨入灵丘，地形险恶，难以运送攻城器械，耶律冲哥又已遣将扼守，攻取灵丘并非易事。纵然侥幸攻下灵丘，灵丘道的东边，还有飞狐关；便攻下飞狐关，东取蒲**，有五阮关天险；北取飞狐陉，有蔚州控扼——所经之路，全是险峻崎岖，马不成列，车不成轨的陉道，所攻之城，尽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关。若是契丹无人，倒还罢了，然耶律冲哥乃北朝名将……”

石越静静听潘照临分析着河东形势。他们的确忽略了折克行与种朴的关系——十年前之旧事，两个边将之间的恩怨，便是枢府，亦未必有几个人知道。但是，调折克行与吴安国前往代州，倒也不全是因为路程远近的原因。

事实上，是御前会议采纳了刘舜卿与司马梦求的一个大胆的建议。

对于河东的地理、形势，刘舜卿、司马梦求与潘照样有着同样的认识，但却有完全不同的结论。

御前会议调折克行与吴安国部至代州，并且决意要设立河东宣抚使司，目的正是想让折克行与吴安国去打硬仗，打连潘照临都不敢想象的硬仗！

耶律冲哥绝不是个让人喜欢的对手，北攻蔚州，孤军北上军都陉，自然是任谁也不敢如此不将耶律冲哥放在眼里的。但是若能攻取灵丘、飞狐口、五阮关，打通灵丘道与蒲阴陉，那么河东宋军就可以循此道直取辽军南京道之易州、范阳，直接威胁析津府。打通山前山后之联系，以精锐之师攻入辽国之心脏，转眼之间，河北之辽军，就会变为腹背受敌。到那时，耶律信若不马上回师，那他便可以永远不用回去了。但若果真如此，耶律信想从容回师，也没那么容易。

那将是真正的抗辽第一功。

但这个计划成功与否，保密至关重要——倘若耶律冲哥事先听到一丝半点风声，以灵丘道、蒲阴陉之地利，无论折克行、吴安国如何骁勇善战，他们便能有一人一骑活着回来，亦是谢天谢地。因此，即使是对潘照临，石越也不会吐露半个字。

这个作战计划，即便在御前会议中，也是只有廖廖数人才知道的最高机密。

这算是一支奇兵，石越与御前会议当然不会将战胜契丹之赌注，压在一支奇兵身上。自古以来，战争之中，妄图孤注一掷者，成功者绝少——虽然他们更引人注目，但看着别人成功容易，假若自己也去邯郸学步的话，却往往便会成为输得一无所有的那个赌徒。

主战场永远在河北，御前会议与石越皆不会自河北抽调任何兵力给河东，否则，万一攻不下飞狐口，或者耶律冲哥早有准备，结果便是全局崩坏。面对辽军的主力，每一支禁军，都弥足珍贵，因为你事前永远不会知道究竟哪支部队才是取得胜利的最后一根稻草。而且，纵然是河东得手，倘若因为兵力不济，河北战场之宋军无法对辽军保持压力，甚至遭遇重大挫折，那便是折克行、吴安国攻入易州，亦无济于事。

而实际上，从战术层面来说，能否攻取灵丘、飞狐口、五阮关，兵之多寡亦不是一个重要因素，在灵丘道与蒲阴陉上，兵多了反而碍事。

因此刘舜卿与司马梦求的计划，是要求种朴守雁门、西陉，折克行居代州策应，而吴安国出瓶形寨——若其得手，折克行部便可随之东出。若其失利，折克行仍可随时支援雁门或瓶形寨，保证代州不失。

御前会议为这个计划丢出去的赌注，便是吴安国的河套蕃军与一个神卫营——枢府已经下令，令刚刚成军不久的神卫十九营，携十门克虏炮前往河东，名义上是增援雁门、西陉二寨，实际上是令其受吴安国指挥。

从职方馆测绘的地图与地理资料来看，无人能保证蒲阴陉可以运送火炮，灵丘道路况稍好，但也并不容易。不过，既然耶律冲哥有本事将火炮运过天山，刘舜卿与司马梦求便理所当然的认为这个问题不必由他们来操心了。反正若吴安国没有办法的话，这支神卫营仍可以如公开宣称的那样，去雁门寨协助防守……

但此时，听着潘照临的分析，石越却突然明白过来。

在刘舜卿、司马梦求乃至枢府的官员们心目中，对吴安国这颗棋子，并不全是他们所宣称的那样寄以重任，实际上，吴安国更象是他们的一颗弃子。

从军近二十年，屡立战功，积功官至昭武校尉的吴安国，自伐夏之后十余年，竟然一直呆在天德军做个知军，统率着区区五千河套蕃骑！由此已可见吴安国实是不受人待见。这个“天德军”还是绍圣年间，以宋占河套之地所置，在它的东面，辽国的西南路招讨司亦有个“天德军”——宋朝这个“天德军”，休说比不上唐代的天德军，便是比辽国的天德军，亦远远不如。在大宋朝所有军州中，天德军无疑是所辖民户最少、环境最恶劣的军州之一。倘若人缘稍稍好一点点，以吴安国之资历，休说是龙卫、云翼，便令他统领上四军，亦在情理之中。

人人皆知吴安国难以约束，但他是功名卓著，如此大战，不用他亦说不过去，且只怕自己心里也会别扭……

因此，他们才会想出这“一举多得”的妙招来吧？

西汉诸将嫌李广碍事，便常令他独领一军，美其名曰“分兵合击”，实则大家都来个眼不见为净。吴安国之事，正与此异曲同工，只不过刘舜卿与司马梦求选择的，是让他去打恶战。成败封侯可期，败则性命难保。若得胜固然能出奇制胜，若失利亦无损于大局……与李广之际遇相比，实在称不上哪个更加恶毒些。

想到此处，石越忍不住摇了摇头。

潘照临却以为石越是不同意他的分析，撇嘴问道：“相公不以为然么？”

“非也，非也。”石越连忙回过神来，笑道：“只是我以为亦不能闻耶律冲哥之名而变色。东军终不能老老实实任契丹打，一味的死守。耶律冲哥虽是当世名将，但较之折克行、吴安国又如何？”

这却是大出潘照临的意料，他亦不由一怔，“如此说来，竟是打算令折克行领兵出雁门、西陉，与耶律冲哥争锋？”

“这是边将之事，御前会议也罢，枢府也罢，皆不便越殂代庖。”石越淡淡说道，“然河东诸军，若不能一号令，便是连反击之余地亦没有了。”

潘照临本想劝石越干脆将折、吴二部东调河北，出井陉，下真定，另调一只步军前往代州巩固防守。如此一来，便可以只在代州设立行营，顺便理成章便可以让章楶任行营都总管——倘若折克行在河东的话，设宣抚使倒还罢了，无论如何也轮不到他折克行，但若只是设立行营，他却未必会甘居章楶之下。

但此时他听石越的语气，便知此事已是定策了。他其实亦并不关心河东战局，此时念头一转，便道：“既是如此，则折克行必在河东。倘若设文职领兵，则碍于皇上，不得不令吕吉甫掌此兵柄；若设武职，则恐折遵道不甘居于章质夫之下，反误大事。某倒有一策……”

“潜光兄请说。”

“要解此局，只能设两路宣抚使……”

石越摇摇头，“即便如此，河东亦要免不了要设行营……”

“河东不必设行营。”潘照临笑道：“相公只要在河东设一个宣抚副使便足矣！”

“宣抚副使？”石越一愣，“那有何用？章质夫做得，吕惠卿照样做得。”

“那却未必。”潘照临微微一笑，“倘若韩维做两路宣抚大使，吕吉甫自然做得宣抚副使，但若相公做两路宣抚大使，吕吉甫必耻于为相公之副，他如何肯任此职？”

石越顿时呆住了。这的确是他从未想过的。

潘照临又道：“吕吉甫必不能受此大辱，折遵道亦无此资格来争，种朴便也不必做折遵道的下属。章质夫虽然名望稍逊，然有相公为宣抚使，出镇诸将，折克行与吴安国亦不敢不听号令……”

石越沉默了好一会，才淡淡说道：“如此说来，潜光兄是赞成我出京领兵？”

他说完，抬眼望着潘照临，一动不动。

潘照临笑了笑，迎视着石越的目光，笑道：“我知道相公所虑之事。”

“哦？”

“以常理而言，功高不赏。相公再次领兵，并非上策。但是，相公莫要忘记皇上……”

“皇上？”

“皇上是欲有所作为的。”潘照临抿嘴说道：“他对相公之不满，溢于言表，相公以为不去领兵，便能轻易全身而退么？自古以来，皆是一朝天子一朝臣！”

石越顿时默然。

“为相公计，如今不如反其道行之。一则如今社稷危急之时，岂能全以个人荣辱为念？二则当相公伐灭西夏之时，皇上年纪尚小，不知相公之功。今日若能驱除契丹，便是存社稷之功，非伐夏可比。亦可让皇上知道相公之能。”

“太皇太后春秋已高，相公便不立寸功，将来亦难见容于皇上。皇上年轻，倘其不知相公之能，反而会容易轻举妄动，惹得难以收拾。而倘若此次与契丹之战，有他人立下大功，皇上更会觉得少了相公亦不是不行，顾忌更少……”

“况且相公此番无论领不领兵，功劳皆是跑不掉、推不了的。只不过皇上年轻，只看得见韩、彭之功，却看不见萧、陈之劳。相公名望愈甚，而皇上却不加敬重，天下之危，孰过于此？”

“保全之道，无一定之规，需审时度势，或奋发有为而全身，或谦退无为而保全。”潘照临直言不讳的击打着石越心中的弱点，“如今太皇太后是明君，范纯仁亦是贤臣，相公出外领兵，不必担心朝中诽谤日增，可谓毫无后顾之忧。相公领兵出外之前，请上表太皇太后，乞求赏赐，并主动表明心迹，战胜之后，便欲退居杭州，著书立说，以为全君臣之恩遇。以太皇太后之英明，必不怪罪。”

“他日全功之后，便请相公激流勇退，避居杭州。如此一来，以相公之名望功业，最差亦是一郭子仪。那时某敢肯定，海外诸侯必前赴后继，来请相公为相，而朝廷终不能放相公去海外。在朝在野，惟相公所欲。便是相公不在汴京做丞相，范纯仁、韩忠彦辈，敢不奉行熙宁、绍圣以来之圣政？朝廷凡有军国大事，又焉能不遣一介之使，询问相公之意见？”

潘照临的这番话，说得石越暗暗点头。

没有一个皇帝会甘心于终身笼罩在一个强势宰相的阴影之下。自从他登上相位的那一刻起，石越便做好了退场的心理准备。

但他也有许多要保护的东西，他不希望这个“退场”，损害到他要保护的那些人与事。

若能如潘照临所言，那的确是一个美好的结局。尽管还有许多事情没有做完，但到了石越这个年纪，他早就明白他不可能亲手完成所有的事情。他所做的一切，尽管并不完美，但亦算差强人意。

若此生还能有机会带着妻女，乘着大海船去周游列国……石越不知道自己还有什么好抱怨的。

只是……

“潜光兄所言……只是秦汉以来，无有此等事。”

潘照临望着石越，过了一会，才淡淡回了一句：“自相公封建诸侯起，天下便已不是秦汉之世了。”

3

石越与潘照临密谈了近两个时辰，方才分别离开大相国寺。石越并没有回他的相府，而是直接去了尚书省。

尽管已经做了要妥善安置南逃百姓的决议，但是时间仍然太仓促，即使唐康他们在大名府殚精竭虑，但试图将难民全部安置在五丈河至梁山泊以北的设想，也难以实现，到五月下旬，仍有上万名难民逃到了汴京——虽说这个数字已经令两府感到欣慰了。

开封府下令城内寺观收容难民，施粥赈济，又征募成年男子到汴河等处搬运货物，或者去协助修葺汴京城墙，疏通河道。王岩叟为了应付这些事，忙了个人仰马翻。

但与此同时，两府对于南撤百姓的忧虑也与日俱增。

拱圣军进驻深州，带来了一个意料之外的结果。深州以南的赵、冀、刑、恩诸州百姓，恋土情重，加上对战局令人哭笑不得的乐观，竟然没有多少人愿意南撤。不仅绝大部分的百姓都心存观望，连这四州的官吏也不断有人上表反对南撤，其中刑州自恃地形有利，境内有大陆泽可以限制辽军，而以往辽军南犯，对刑州之骚扰也有限，因此自刑州知州、通判以下，竟公然违抗诏令，又是征募义勇守御城池，又是在境内各州县组织百姓结社自保……连北道都总管府也在站在了刑州一边，孙路与唐康一面替刑州开脱，一面先斩后奏，送给刑州大批的兵器与纸甲。

枢密会议内，两府之中，对于南撤百姓不以为然者本来就甚多，且安置难民的确是一件极困难之事，此时更是顺水推舟，最终石越与范纯仁亦只得默认。

讽刺的是，姚兕冠冕堂皇的诸多理由中，原本是包括给赵、冀诸州百姓南撤争取时间的……

可人心真是件微妙的东西。

石越完全不能明白深州以南的百姓与州县官吏的乐观情绪从何而来，但实际上，汴京士民的情绪更加乐观。汴京一般市民的舆情，此时是十分猛烈的抨击着两府过于谨慎，汴京所有的茶楼酒店当中，对于大宋未能在五月份将辽主生擒至汴京献捷，皆是十分失望。

而朝野的士大夫们虽然不至于对石越提出如此高的要求，但也极少有人考虑战败的可能。虽然有一些人对于《讨契丹诏》十分的不满，认为此诏杜绝了提前议和之退路，非谋国之言，但是，在一片乐观的情绪之中，这样的言论几乎全被掩盖。

虽然石越可以确定，倘若河北战场遭遇重大不利，《讨契丹诏》势必成为他与范纯仁的罪状之一，但至少此时此刻，士大夫们议论的是，是要如何惩罚契丹。许多人献策对付契丹，而其中有半数以上，竟然是在大谈规复燕云之术。

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信心甚至影响到两府。

战争初期的震惊、惶惧，此时早已经一扫而空。这也直接影响到石越在御前会议的地位，他虽然仍是首相，但是，既然大家都相信战争一定会胜利，那么对石越的依赖感自然而然就会降低。两府诸公也就不可能如一个月前那样，对石越惟命是从。

便是高太后的态度，也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南撤河北军民在执行上出现的折扣，便是这种心态变化后最明显的后果之一。

至五月二十七日为止，据北道都总管府的估计，赵、冀、刑、恩四州南撤百姓，总计不过区区两万五千余人——这无论如何都不能仅仅视为是大雨的影响——难民主要来自深州以北诸军州，因为辽军所至之处，大肆掳掠人口，造成大约近二十万的百姓南逃。

如何安置好这二十万的难民，在整个五月份几乎都是令两府最食不知味的事情。

为了以防万一，在司马光的灵柩离开汴京后，曾布便要北上去执行吕大防的建议——除了妥善安置逃难百姓外，还要从这些百姓中征募年青力壮的男子，编成厢军，来负责大军粮草运送、道路桥梁的修葺，为此，御前会议决定一次性刺募四万厢军。

石越对此也无可奈何。对大宋朝廷来说，这几乎是一种惯性思维，将这些青壮男子募为厢军，的确可以将动乱消弥于无形，而且此番大军作战，虽然是本土作战，补给线不长，但兵力之多，没有三十万以上的役夫来负责运送后勤补给，也难策万全。而将这些逃难百姓招募为厢军，比起简单的征募夫役，也的确更加能保证百姓的权益，吸引力也更大。厢军的薪俸即使被克剥，但比起小吏对夫役的苛酷，亦不可同日而语。

至于刺募厢军容易，裁撤厢军困难，此时却是没几个人会去考虑了。

想到这些，石越又不由在心里嘲笑着自己，也许战争之后，他就要退隐山林了，而他竟然还在操心这些未来的事情。

他已经决定采纳潘照临的建议，从大相国寺到尚书省的路上，他便已经想好了如何措置此事。

他会先向高太后建议，拜韩维为左丞相，范纯仁为枢密使。这会是一个体面的安排，虽然韩维本人未必想出任两路宣抚大使，但既然人选已经提出，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竞争。韩维资历远高于石越，让他任左相，可以避免造成韩维心中的不快——如此一来，韩维终于做到人臣之极，对年事已高的韩维来说，致仕之前能拜首相，他的一生可算圆满了；而石越也不必以首相的身份出外领兵。

战争结束之后，韩维多半便要致仕了。石越也已决意退隐，将来的左相与右相，不出范纯仁、韩忠彦、吕大防三人。韩忠彦身为遗诏辅政大臣，有先天的优势，石越必须要尽早巩固范纯仁的地位，由吏部尚书而枢密使，历任两府，范纯仁的资历也就完整了，加上此番与辽国作战，范纯仁若处在枢密使的位置上，自然是功劳卓著，谁都抢不走他的功勋。

而范纯仁腾出一个吏部尚书给吕大防，亦足安抚最顽固的旧党。如此一来，他便可以留出空间，以便日后能让许将升任工部尚书，而让曾布任枢密副使……

战争期间不宜有过于剧烈的人事变动，但连石越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一旦心里有了退隐的想法，他就已经在本能的开始进行布局了……

高太后多半不会拒绝石越的建议。然后，他就可以请求高太后在西湖边上赐给他一大片庄园，同时让人将汴京的产业卖掉。自然不能公开说出战争之后他就会退隐，这样反倒象是逼高太后表态，他只要表明心迹就行。

最后，石越会请求高太后让殿前侍卫班随他出征。

殿前侍卫班全是烈士子弟，对赵家忠心不贰，都指挥使呼延忠是先帝亲信之臣，忠于皇帝，与石越更是素无交往，两家连普通的人情往来都没有。身边带着这三千骑死忠于赵家的羽林孤儿，就算将兵权交付石越之手，高太后也绝对可以高枕无忧。

若他能主动做到令高太后与两府安心，那么，石越便能真正的无后顾之忧，否则，他时刻都要担心随时会有一纸诏书至军中，将他召回，然后面临的将是不测之祸……

不知为何，当石越做出这番布置后，他的情绪竟然变得高昂起来。

甚至于对前线的运筹，他也有了比潘照临所建议的更全面的想法。

石越回到东府时，韩维、范纯仁诸人正在商议着事情，见着他回来，各自见过礼，范纯仁便道：“子明丞相回来得赶巧，今日的边报刚刚送到……”

石越见他脸上犹有戚容，知道他仍是在感伤司马光之逝世，他本想劝慰几句，又不知说什么好，张张口，脱口而出的却是：“如何？姚兕那里可有何动静？”

“深州倒还无事。倒是章子厚与阳信侯上表，道已将那些生女直俘虏，着人经水路押解至大名府关押……”

“这是要献俘么？”石越闻言不由一愣。

“这多半是章子厚的主意。”韩维捻须插道，“他道是怕这些女直人在河间府久押生变……但阳信侯将那个女直头领留下了。”

“完颜阿骨打？”

“似是叫这个名字。”范纯仁道，但石越见他神色，便已知他其实也不记得这名字。石越心里当然知道阿骨打是何等人物，其实上次唐康使辽归来，便多次跟他提起过，但他也没太放在心上，此时只是有些好奇：“他留下阿骨打做甚？”

“阳信侯招降时，许诺日后送他们返乡。不过他想让这个甚么阿骨打随云骑军打仗，同时帮他训练云骑军。”范纯仁一面说，一面将田烈武的奏折递给石越，道：“丞相且看看这个，为瞒过契丹人，还给这个女直人起了个汉名，叫甚颜平城……”

“那亦随他。”石越细细读过田烈武的奏折，又说道：“他想留下，便由他留下。这阿骨打虽是生番，但上回唐康时使辽，便甚是称道他，若能为我大宋所用，亦是美事。若不能为我所用，仍吩咐大名府好好看管这些生番，咱们亦不必对生番失信。”

但石越心思显然全不在此，说完又道：“某所担心的，还是姚兕与拱圣军——他到了深州，便如同将一块肉送到狼嘴边，不管是骨头还是肥肉，辽人总是要啃一口的。我只怕这雨一停，深州便要有大战。想来想去，还是要设法策应拱圣军……”

“但司马梦求与刘舜卿皆十分反对在深州仓促大战。”范纯仁摇头道：“司马梦求昨日还说，河朔禁军畏敌如虎，可殿前司诸将却全是求战心切，甚是轻视契丹人。他担心诸将到了河北后，便全如拱圣军一般不听节制，故此才刻意压制诸军，不令他们离开驻所……总要河北宣抚使选定后，再令他们北上。”

“嗯。”石越点点头，沉吟了一小会，抬眼望望韩维，又望望范纯仁，缓缓说道：“某这几日想了想……”

他方说得这几个字，便已吸引了厅中所有人的注意力，不仅韩维与范纯仁，那些个正埋头做事的文吏，也都抬起头来，偷偷望着石越。自成立御前会议后，暂时打破了两府藩篱，由石越、韩维、范纯仁三人，一齐在原来的政事堂办公；而许将、司马梦求等人，则在枢府办公；苏辙、吕大防等人虽同在东府，却是另辟了几间厢房。如遇有事，小则在政事堂会议，大则至高太后前奏请御裁。如今这政事堂中的文吏，都是自两府抽调来的精干可信官员，因此石越倒不甚避嫌。若是以前，内探、省探[1]防不胜防，如此大事，石越断不敢当着这些文吏张口。

石越顿了一眼，又看了一眼众人，继续说道：“司马陈王物故后，某便是首相，依国朝故事，国家有事，某理当出外领兵……”

他此言一出，政事堂中，仿佛空气都停止了流动。

韩维与范纯仁对视一眼，二人皆是十分意外，但见石越神色，却是认真之举，范纯仁抿抿嘴，委婉道：“丞相，此事尚请三思，韩忠彦足当此任……”

韩维也说道：“子明，此事非同小可……”

他二人却都是真心实意为石越考虑，只是这些事情，却不能明言，二人都是忠君观念极重之人，总不便当众说些“功高震主”之类的话。

石越望着二人，点点头，但态度却是十分坚定，“朝中之事，有二公主持，吾无后顾之忧矣。某也想明白了，这天下之事，算来算去，总是算不清楚。倒不如想简单一点，先国后家，他事便听天命可也。”

“丞相……”范纯仁还想再劝，却听韩维已说道：“子明，若是顾忌福建子，不若由某出外领兵。”

韩维如此推心置腹，让石越又是意外，又是感动，但他此时主意已定，便不再犹豫，摇摇头，沉声道：“韩公还是坐镇朝中，更妥当些。某已想过，吕吉甫之事，倒亦有万全之策。”

“哦？”

“某观辽军作战，每每一将之兵，便有数万之徒，而吾军一军之众，不过万余。兵少又不及辽军之精练，此非克敌之道。如今之策，还是要将数军结为一军，以抗辽人。某以为，朝廷可设河北河东京东三路宣抚使，在河东、京东各设宣抚副使，凡宣抚使司以下，设诸都总管府、行营都总管司，各辖数军之众，如此，庶可以与辽军一决高下。”

“如河东路，可以章楶为宣抚副使，下辖三都总管司：河东行营都总管司，以折克行为都总管，辖飞骑军、河东蕃骑、河套蕃军；雁代都总管府，以章楶兼任，辖神锐四军、飞武三军；太原都总管府，以吕惠卿兼任，辖教阅厢军太原军及府内巡检——吕惠卿为判太原府，兼任本郡都总管府，亦是合情合理……”

这宣抚使下设立行营都总管司，其实也是迟早必行之事，并非什么奇谋妙策。但石越这么一说，韩维与范纯仁便立时会意，这的确足以搪塞皇帝了，小皇帝不知道听了谁的话，想让吕惠卿领兵，那便让他领兵，到时候将太原府之厢军、教阅厢军、巡检、乡兵义勇之类，全部算上，也是一只“大军”，小皇帝只会知道吕惠卿与章楶、折克行一样，各领一路“大军”，哪里能知道这太原府上不着天、下不挨地，道理上可以北出雁门、东下进陉，实际上却什么也干不了。

但二人见石越思虑周详，便也知道，他出外领兵之意已十分坚定。如若是石越自己决定要出外，那么的确也没什么理由阻拦。二人与石越私交都不错，心中虽然担忧，但毕竟如今最要紧之事，仍是与辽国之战争，石越若能出外领兵，自然是于战局最有利的，况且二人都深知石越行事风格，多半另有妥善安排——虽然他们都很难相信此事竟能有什么“妥善”的解决办法，但也便权当自我安慰，不再多说。

然而，此时，三人都不知道，他们的磨磨蹭蹭，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

[1].在真实的历史上，当时宋代便已有朝报与私人小报出现，朝报是官方每日政事活之公布，小报则由内探、省探、衙探私自搜集朝报未报之事进行报道，并且，“新闻”一词，此时便已出现于小报。小报记者各有分工，内探专门刺探皇宫内新闻，省探专门刺探三省新闻（包括两府学士院），衙探专门刺探三省以下官衙新闻。而在小说之时代，报纸愈加发达，虽有法规加以规范，但此“三探”之职业，自然亦不免更加繁荣发达。

4

绍圣七年六月一日。

这一天，宋朝太皇太后高太后应允了右丞相石越的建议，拜枢密使韩维为左丞相、吏部尚书范纯仁为枢密使，而以石越为右丞相兼河北、河东、京东三路宣抚使，率殿前侍卫班三千“羽林孤儿”，离开汴京，前往北京大名府。京师文武百官，奉诏送于长景门外。

同一天，诏令以河东转运使章楶、京东转运使蔡京为宣抚副使，两府在河东、京东各设都总管司，受宣抚使司节制。

根据石越的建议，河东路设河东行营都总管司与雁代、太原都总管府，分别以府州知州兼河东蕃军都指挥使忠武将军永安侯折克行、河东路转远使章楶、观文殿大学士判太原府建国公吕惠卿为都总管；京东路设齐州都总管府，以齐州知州宋球为都总管。河北路则设前军、左军、右军、中军四个行营都总管司，另外改北道都总管府为北京都总管府，一共是五个都总管司。五个都总管分别是：前军行营都总管忠武将军姚兕、左军行营都总管游骑将军慕容谦、右军行营都总管定远将军田烈武、中军行营都总管宁远将军王厚、北京都总管大名府知府孙路。

在西军老将凋零之后——到绍圣七年，不仅仅李宪、种古、种谔、种谊、刘昌祚等石越曾经信用、重用的西军名将皆已故世，如燕达、宋守约、曲珍、高永能、苗授、王君万等等这些或因为反对军制改革而被有意调离西军、或因为另受重用——或入典宿卫，或历官枢府，或管军三衙……总之因各种各样的原因错过了熙宁西讨，但却仍在西军中威名素著的将领们，此时也已大多不在人世，如本是西军中屈指可数的勇将高永能，军制改革后入典宿卫，然后历任天武、捧日诸军，官至侍卫马军司副都指挥使，绍圣七年虽然仍在人世，却已经七八十岁，早已致仕多年。

甚至，连与石越颇有嫌隙的高遵裕，此时都已去逝了……

而在绍圣七年，被石越委以重任，出任中军行营都总管的王厚，在熙宁西讨之时，却不过是李宪的副将而已。

尽管平定西南夷之乱，王厚立下了功勋，但当面对与辽国这样的倾国之战时，若不设宣抚使，王厚的资历根本就镇不住河北诸将——他的官阶，不仅远远低于姚兕，甚至还不及田烈武；而以军中最重视的派系来说，虽然许多的西军将领都出自王韶、李宪门下，但在伐夏之后，西军却可以说是四分天下：王韶、李宪一系的将领固然不少，但种家、姚家以及一些派系色彩不浓的将领，也能各成一派。

种家“三种”虽故世，但种建中进入枢密院，种朴、种师中各领一军，其余如田烈武、吴安国辈，皆出自种家军，种家可谓势力仍存；姚家不仅“二姚”还在，各领禁军，姚兕的两个儿子姚雄、姚古，也颇有出息，姚雄如今已积功官至振威校尉、横山蕃军副都指挥使兼左军都指挥使，姚古也在拱圣军任营都指挥使，姚家已有后来居上之意；此外如贾岩、张蕴等后起之秀，皆不可小觑。

这些西军将领，没有谁会安安份份听王厚调遣或者配合他作战。

河北五个都总管中，姚兕不用说，田烈武虽然曾经是王厚的部属，但如今却是今非昔比，官位比王厚还高——纵然田烈武乐意听王厚的，这中间也免不了会有芥蒂。孙路官位与王厚表面上都是正五品下，但孙路是文资，王厚是武资，算起来，他还是比王厚高一阶……算来算去，也就只有慕容谦比王厚官小点。

而且，这个中军行营都总管，免不了还要指挥前来河北参战的殿前司诸军。

因此，石越这个安排，是颇受质疑的。

虽然大宋的确有“官以委能”的传统，将品秩较低但能力出众的人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是司空见惯之事，但这并不代表当事人不需要面对因此而来的种种麻烦。

尤其是在禁军之中。大宋的武官们听文官的差遣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但若大家同是武官，资历官阶之类，仍然是要摆一摆的。

但是石越仍然坚持己见，众人也只得听从。毕竟有了石越出外领兵后，河北诸将倒也不至于敢公然抗命。

不过，此时，在高遵裕死后继任泸州知州，一直留在益州监视、镇压西南夷的王厚，尚在奉命而来的路上，因为王厚在西南夷之乱平定后，并未典领禁军，直到五月初旬，枢府才想起征调王厚与戎州知州何畏之——后者虽然屡立功勋，但却是献策不用、官至昭武校尉便无论如何也升不上去了，虽然几个儿子都受荫官，两府甚至让他去做亲民官，也算是少有的优待，但对何畏之来说，却始终是郁郁不得志……

当日征调王厚与何畏之，本意是想让二人入枢府参议军机，如今倒也算歪打正着。

而另一个都总管慕容谦，平定西南夷之乱后，遂调至银州，任银州知州兼横山蕃军都指挥使，此时统率着他麾下一万五千人马，刚刚走到新安境内。

当六月一日石越离开汴京时，最乐观的估计，也就是当他到达大名府时，第一支援军环州义勇可能也抵达了大名府——这是因为环州义勇只有一千骑，行军速度自然比其余诸军要快得多。

因此，这实在谈不上是一个令人振奋的好消息。

但坏的消息却令人压抑——当天晚上，石越与呼延忠率领三千殿前侍卫班走到陈桥驿歇息时，从汴京传来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噩耗——枢密院都承旨刘舜卿，于当天下午，在枢密院议事时，突然暴病而亡！

这个噩耗如同一片乌云一般，笼罩在陈桥驿每个人的心上，石越不必开口询问，只要看看表情，他便能知道，自呼延忠以下，每个人都将此视为一个极坏的征兆，虽然呼延忠治军严厉，让这些“羽林孤儿”们不敢对此稍加议论，但他们的士气，刚离开汴京，便低落到了极点。

而这也许，竟真是一个不祥之兆。

当日，深州。

拱圣军都指挥使姚兕一大早起来，便披挂铠甲，登上深州城垣，观察敌情。雨刚停了两日，韩宝便如同见了肉的饿狼一般，如附骨之蛆般的盯上了拱圣军，一天前便已率万余骑出现在深州城外。今日，城外的契丹人更多了，凌晨时喧嚣了好一阵，显然是又来了援军。姚兕在城头默数着旗帜，估摸着辽军已经增兵至两万余骑。

深州没有守备器具，城垣低矮，四顾平坦，非可守之城。这一点，姚兕清楚，韩宝也明白——这甚至是不需要间谍侦知的，治守备器具是需要花费大量人力物力的，宋朝再有钱，也不会在根本守不住的地方浪费财力，最终变成为他人做嫁人衣裳。

但韩宝也太目中无人了。

雨虽然停了，然而滹沱河的大水，没这么快便消退，拱圣军在深州没有援军，他韩宝在深州，亦是与主力隔绝。他虽有两倍兵力，却也未必能咬得动拱圣军这块大骨头。

姚兕虽已年近花甲，却还未到任人欺侮的地步。

韩宝想吃掉拱圣军，他姚兕还想吃掉韩宝呢。姚兕如今官位已高，伐夏之后，国恨家仇得报，惟因为没有大军功，不得封侯，常引为平生憾事。本以为此生再无望得偿所愿，但契丹南犯，却给了他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他打量着城外的辽军，旗帜队伍倒也算严整，只是不时有一队队的辽军，自城下呼啸而过，口里大声呦喝着些他听不懂的胡语，全没有把深州城内的宋军放在眼里。

眼见着辽军如此无礼，城头的拱圣军将校们，都不由得鼓噪起来。

“太尉，待末将出去冲杀一阵，也让辽狗知道我拱圣军不是好惹的！”最先按捺不住的，是姚兕的亲兵军使陪戎校尉田宗铠。

田宗铠是阳信侯田烈武的长子，年方十八，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他一带头请战，诸校尉立即纷纷响应，七嘴八舌的说道：“正是，难不成还怕了这些辽狗？”“俺只要一百兵马，定取了那辽狗的首级……”

但姚兕只听得几句，便厉声喝道：“全都给我闭嘴！”

顷刻间，城头便安静下来。

“还怕没仗打么？”姚兕头都不回，冷冷的说道：“咱们不出城，与韩宝也已经交过几次手了，这次，咱们考考他攻城的能耐。”

说完，也去不理会属下的这一干校尉，转身大步下了城墙，朝城中的雷公庙走去。田宗铠职责在身，愣了一下，便连忙紧紧跟上，其余诸校尉却不敢再去讨没趣，望着姚兕离去，只得各归本营。

深州的雷公庙是座规模宏大的大庙，此时被拱圣军占据，姚兕临时征募了城中所有的火药匠、铁匠，在雷公庙内，将数万枚受了潮或直接被雨水浸湿过的霹雳投弹的火药倒出来晒干，再一枚枚的重新填装好。

这是十几天前武强之战后留下来的隐患。

拱圣军与辽军雨战一场，结果却是几乎毁掉了八成以上的霹雳投弹。

他的儿子姚古正在督促工匠，收拾这个烂摊子。好在霹雳投弹的构造十分简单，这些民间的工匠很快就能上手，用不了半天的功夫，他们甚至变得十分熟练了。此时姚兕已经不再考虑保密的问题，其实也无此必要，辽军早就掌握了霹雳投弹的技术，并且也制造了一批出来，之所以没有大规模装备军队，原因不过是他们在铁矿开采冶练、火药购买、火器作坊上，都存在规模不足的问题。当他们的作坊开始竭尽全力造火炮后，其他的火器自然就受到限制。

这一点宋朝也是一样的，对于军队来说，并非火药武器的种类越多越好，而是越少越好。花样繁多的武器增加了训练的难度，士卒也不可能熟悉掌握所有的武器，而若分工过细，又会增加军队的脆弱性。

因此，自熙宁西讨以后，枢密院的策略是明确而清晰的，不仅仅是大量的火器被淘汰，甚至连普通兵器也是如此。千奇百怪的长兵器，看起来好看却毫无实用性，吹嘘得多么厉害的新兵种，往往在演习时便不堪一击，枢密院恨不能干脆一律裁汰，只保留长枪与长矛才好；短兵器则是统一的配刀，连剑都被大量取代，只有校尉以上的武官，才被允许使用自己趁手的兵器。火器亦是如此，即使在实战中取得过效果的火器，也照样会被淘汰——熙宁年间千奇百怪的火器，能够在神卫营中被保留的都少之又少，普遍装备军队的火器只有火箭与霹雳投弹。再加上绍圣以来最受重视的火炮，便构成了如今宋军的三种主要火器。

枢密院的思维是很简单的，火器只分为两种：要么便威力大得如火炮一样，值得为此培训专门之兵种；要么便如火箭、霹雳投弹一般，简单到每一个宋军士兵经过很短时间的训练都会使用，并且人人都可以携带，在实战中能起到显而易见的效果。

大宋自绍圣以来，所有的火器作坊都在造这三种火器，为的就是给每一个禁军都装备上霹雳投弹。

但结果却是，这玩意经不得暴雨淋一天。

道理上，是有一大套如何在雨天保护它们的办法，但是没有谁能指望自己的士兵们会完全照办，而且当你带着它们作战时，更加难策万全。

可令人气沮的是，这玩意又的确很重要。

比如，若姚兕想守住深州足够长的时间的话，他就十分需要这批霹雳投弹。

他心里很清楚，他在深州是等不到任何补给的，他想要补给的话，只能自己去真定府、河间府、大名府……任何一个地方都有。

然而，他去不了。

粮草可以解决，绍圣七年，大宋朝称得上府库丰盈，深州的存粮，养活他的拱圣军与城中百姓一两个月不成问题。尽管几乎可以肯定，明年深州将面临严重的饥荒，辽军践踏毁坏了每一块麦田，这个秋天，也许超过半个河北路，不要指望有一点收成。而这原本是大宋朝的粮仓之一。

不过这些不是姚兕需要考虑的，他要算计的，是他的火器、他的箭枝……深州没有足够的能做箭杆的材料，他更找不到足够的工匠打造箭头。亏得拱圣军自姚兕为将后，便一直以契丹为假想敌，一切皆仿照契丹之要求，例如姚兕要求拱圣军每人携四张弓，四百枝箭，这在辽军司空见惯，在宋军却是绝无仅有。

但四张弓、四百枝箭也未必够用……

因为，他们也许很快就将面对数量超乎想象的敌人。

“太尉。”在偏院的姚古见着姚兕前来巡视，连忙迎出来行礼参见。

“如何？”姚兕即使对自己的儿子，也并不稍假颜色，板着脸问道：“这些投弹何时能用？”

“不成。”姚古摇了摇头，“天非得再晴个三五天，火药才能晒干，没个十天半月，装不好这些家什……”

田宗铠眼见着姚兕的眉头锁得更深了，“我可等不了那么久！”

“可我们已经是在不分昼夜的干了。”姚古道，“太尉，末将就是想不通，为何咱们偏在这深州固守。就算是现在，咱们要退回大名府，还是有办法的。敌众我寡，这深州说得好听点，是一座城池，说得难听点，便是一座大点的营寨。城外的辽兵射箭，可以直接射进城中……”

“那又如何？”姚兕不耐烦的打断姚古，“别说还有座城池，便是真的是营寨，辽人又能奈何得我？”

“太尉莫要忘记，辽人还有火炮。雄州是如何失的……赵隆是太尉旧部，亦并非无能之辈。”

“你懂个屁！雄州守不住，是因为雄州守军与野战之能。与辽军正面交锋，他们便有三倍兵力，也不是辽军对手，何况兵力还少于辽军。城墙一破，自然就是万无幸理。可我麾下，全是大宋的精兵！难不成辽人有那几门破火炮，我们便连城都不守了？它便是轰塌深州城墙又如何？只要我拱圣军还在，深州便仍是一座坚城。”姚兕拉高了声音，语气几乎有点不可一世，“何况这十天半月的，它们的火炮还来不了。韩宝在城外，连架云梯都没有。”

“云梯这些攻城器械，只要有工匠，用不了几日便能造好。”姚古仍在不依不挠的苦谏，“太尉请再三思，咱们拱圣军进驻深州而不退，摆明了是向辽主挑衅，辽人要越过深州南下，亦容不得咱们屯兵于此。此时不走，过得几日，面对的只怕是十万计的辽军……可咱们无后援军，西军与其他的殿前司禁军都还没到大名府，这是无谓之战。兵法有云，用兵之道，在以众击寡，以石击卵……”

“什么破兵法。”姚兕呸了一声，“你便是个纸上谈兵的赵括。我老姚不晓得什么破兵法有云，我老姚只知道，我带的军队，绝不能见敌避走！辽主要嫌我老姚在深州碍事，那我在深州便是对了。十万大军又如何？就算是百万大军，我也在深州等他们！”

说罢，他瞪了一眼还待劝谏的姚古，道：“你休得再聒噪。深州是河北之洛阳，四通八达，是四战之地，非可守之城，这便是你和那些书呆子参军的道理。可我告诉你，你莫去想咱们是守深州便对了。我老姚进驻深州，是图进取之策。持守势之策，想要守深州，自然不会有好结果；但若是持攻势之策呢？欲规划河北者，能不图谋深州？”

姚兕这番话一出口，不但是姚古，连田宗铠也愣住了，这却是他们从未细想过的。

姚兕不屑的瞥了他这个儿子一眼，“是谁告诉你们，辽人气势汹汹的攻来，咱们便只能守的。他以长矛刺来，咱们便只能用盾牌挡？！我老姚不信这个邪！他往南攻来，我便往北攻去，他以长矛刺我，我亦以长矛击他！甚么鸟大名府防线，咱们只要能在深州坚守两个月，甚至一个月，朝廷大军便会倾巢而来！说甚么避实击虚，人家一拳打在你面门上，还空谈个鸟避实击虚！咱们就是要打硬仗，以堂堂之师，对皇皇之阵，不打赢几场这样实碰实的硬仗，契丹不会知道害怕！”

“给我收起那点小聪明。你是姚家的儿子，若我要让拱圣军的孩儿们死在深州，你便要冲在最前面！”姚兕对姚古丢下这句话，又转头对田宗铠说道：“伯坚，你也一样，你父亲是阳信侯，天子近臣，这拱圣军人人都知道。我宁可对不起你父亲，亦绝不负国家。”

“太尉。”田宗铠连忙抱拳欠身，回道：“知父莫若子，若末将战死深州，家父绝不会怪罪太尉。况且宗铠并非田家独子，宗铠便死，田家不为无后，死亦无憾。”

深州城外，辽军大营。

韩宝率领一干将领，焚香设案，跪于中军帐中，签书北枢密院事萧岚手捧诏书，正朗声宣读：“……以签书北枢密院事萧岚为监战，十日之内，必克深州，生擒姚兕，毋令拱圣军一人一骑，生离此城……”

萧岚读完辽主给韩宝的诏书，望着韩宝恭恭敬敬却神色肃然的接过圣旨，交给属下收好，他是最会察言观色的，因笑道：“晋公，深州非可守之城，拱圣军是败军之余，我军两倍于敌，十日之期，当不算为难吧？”

只见韩宝立时便换了一副笑脸，道：“这算什么难事，十日之期，那是宽裕了。签书尽可放心，深州之事，弹指可定。”一面说着，一面请萧岚在上位坐了，又道：“下官先给签书引见营中诸将。”

萧岚是何等机灵之人，眼见着韩宝是皮笑肉不笑，心中便已知他言不由衷，当即打了个哈哈，也装做大松了一口气的样子，笑着点头应允，由着韩宝一个个的替他引见着营中诸将。

韩宝麾下有超过两万骑兵，其中契丹骑兵除了三千先锋军外，另有五千永兴宫宫卫骑军，除了永兴宫都部署、副都部署外，每一千骑，别设部署、副部署。此外，则是一万二千余骑的部族军与属国军，包括隶属西北路招讨司的三支部族军：突吕不部、奥衍女直部、室韦部[1]，计六千余骑；阻卜国大王府、黄龙府女直部大王府各三千余骑，皆各有节度使或详稳统军。

构成如此复杂的大军，需要引见给萧岚的人差不多便有二十余人，萧岚耐着性子，一一见过，又做了一番即兴的小演讲，好不容易等到韩宝令他们告退，他长吁了一口气，马上便问道：“晋公，深州之事，可是有难言之隐么？”

韩宝此时也收起了笑脸，摇了摇头，“不瞒签书，下官与姚兕几次交手，虽是没有大胜负，但拱圣军不好对付……”

“晋公是否多虑了？”萧岚疑惑的望着韩宝，“姚兕虽是南朝有名的勇将，但他说到底，终不过匹夫之勇。孤军深入，屯兵深州，便可见一斑。当年拱圣军败于梁永能之时，亦不可谓不善战，然结局又如何？”

“可这是面对面的硬仗。”韩宝摇着头，“啃下这根骨头，不会容易。况且下官猜不透姚兕屯兵深州的原因——这是大背常理之事，姚兕再无谋，不会连最浅显的用兵之道也不懂。他敢在深州与我僵持，必有所恃。”

“晋公之意是他有援军？”萧岚诧道，“晋公是担忧有个折克行在我们背后？”

“不可不防。”韩宝点点头，“下官已让萧吼南出深州四十里，一直到葫卢河北，侦察宋军动静。”

萧岚笑道：“既是如此，可策万全，复有何惧？”

“签书，两军交战，哪有万全之事？”韩宝苦笑道：“下官既摸不透姚兕的意图，对于攻城，更无必胜之信心。便是一万南朝步军结个方阵，若无火炮之助，也是棘手得很，更何况深州虽小，终究是座城池。下官原本还想，最好是设法将拱圣军诱出城中，可这十日之期……”

“这是兰陵郡王的主意。”萧岚仿佛是随口说道，“若依我的意思，这深州其实可以当个诱耳。南朝不是将大军龟缩于大名府一带么，咱们就这么围着深州的拱圣军，一面遣骑四出抄掠，一面不紧不慢的攻着，引诱宋人来援，咱们再以逸待劳，便在深州附近，击溃南朝援军。可兰陵王有他的主意。”

他这么一说，韩宝却不便接话，只能听萧岚又打了个哈哈，笑道：“不过兰陵王终究是本朝名将，主意既然定下了，咱们还得听他的。他说若能大破拱圣军，姚兕是南朝有名的老将，名震天下，一朝失利，河朔震动。将来就算南朝天下援军大集，诸将之中，亦必有许多人因此心存怯意，如此一来，宋军与我交战之时，便难以互相呼应如意，那南朝兵马虽多，亦不足为惧。晋公，便有诸多顾虑，还得勉为其难，为朝廷立下此功！”

“下官必竭尽全力。”韩宝连忙回道。

萧岚又压低了声音，笑道：“如今部族、属国军大聚，室韦、阻卜、熟女直，素皆畏服晋公，这些蛮夷，还望晋公善加驱使。”

说到这里，韩宝嘴角亦终于露出一丝微笑，淡淡回道：“下官理会得。”

这也算是此番大辽伐宋的另一个目的，冒着让这些蛮夷军队通过大辽腹心之地的危险，让他们来到南朝，可并非是贪图他们那点兵力相助，这些部族、属国军，有些是值得信任的，有些来了还不如没来。兵马虽多，若人心不一，亦难成大功，这道理大辽君臣都心知肚明。只不过，用耶律冲哥的话，这唤做“驱虎攻狼”之策！

生女直的降宋，正好证明了此策的绝对正确。对于大辽来说，生女直不过是它上百个部族、属国中一个微不足道的部族，它的向背无关紧要，大辽君臣惋惜的，只是因此让田烈武逃回了河间府。但完颜阿骨打的降宋，也因此让辽国君臣更加重视对这些部族、属国军的“善加驱使”。

[1].此室韦部，特指室韦之一部落。按现代学者认为室韦、阻卜皆同一民族或种族，亦有认为室韦即鲜卑者，然辽时，二者各属不同部族则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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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的夜晚总是特别的短。深州到了六月，天气就变得炎热起来，此时的气温对宋军来说，还可以忍受，但对于来自北国的辽军，这种炎热的天气，实是他们最可怕的敌人。白天他们不停的喝水，并且不得不驱使虏获的四五千宋人，挖出一条沟渠来，将一条小河的水引往他们的营地，以供人畜之用。但即使如此，炎热的天气仍是难以忍受。只有到了晚上，清凉的晚风，才让他们觉得舒服一点。

但就是这样的夜晚，萧岚与韩宝也没能睡踏实。刚刚过了子时，深州的宋军突然悄悄的开了南门，溜出一百骑宋军，他们策马跑到在深州西面扎营的阻卜大营前，往里面扔了两颗霹雳投弹，惊得阻卜大营一阵人仰马翻的忙乱，有几十匹战马受了惊吓，挣脱缰绳逃了出来那些阻卜人又喊又叫的围堵，结果闹得各营都如临大敌，一晚上没睡好觉。室韦部详稳耶律薛禅是个沉稳老将，屡随辽军出征，颇建功勋，得赐姓耶律，慌乱之中，只有他记得遣兵去追击宋军，但追到城前，被城头宋军一阵乱射，掩护着那些宋军退回了城中。耶律薛禅无奈，只得召回追兵。

六月二日，韩宝召集诸将，想要报复拱圣军的骚扰，不料他尚未提出攻城方案，麾下部族、属国军诸将，却迫不及待的先喧嚣起来，众人纷纷要求将大营再后退三里，移到一片树林旁边的阴凉处扎营。韩宝如何肯应？但这种天气，的确是让这些北国部族无法忍受，即便是契丹诸将，虽然韩宝治军极严，不敢多说，但心里面仍是同意那些部族将领的。让韩宝意外的是，萧岚十分坚定的站在他的一边，反对移营。两人一个又哄又骗，一个威胁斥骂，折腾了一个上午，总算将这事弹压下来。

但攻城之事，却又耽搁了半日。韩宝与萧岚中午时分骑着马去巡视诸营，发现那些部族、属国军，十有八九，都光着个膀子，别说盔甲，便是连衣裳也脱了个干净。有许多人干脆横七竖八的钻到马车底下睡觉。只有韩宝的先锋军、永兴宫宫卫骑军，还有萧岚的一千骑私兵、耶律薛禅的室韦军，尚还算部伍严整——但他们也是在不停的喝水，时时都有人要离开营地去方便。

这种情形，尽管早有预料，但仍然让韩宝深感头痛。

下午，他派出一队骑兵去东门挑战，然而姚兕却一改此前主动寻找辽军决战的风格，不管辽军如何辱骂，始终闭门不出。

这让韩宝更觉得蹊跷。

随军的汉人、渤海工匠，两三日间，便赶造了十八架简易云梯。但韩宝见识过拱圣军的战斗力，即使与他的先锋军相比，也并不逊色多少，而其器甲更加精良。他并不想轻易的蚁附攻城，挫伤己军的锐气。因此，尽管萧岚带来了十日破城之令，但韩宝仍然只是下令工匠连夜制造箭楼与望楼。前期的交锋，韩宝已经知道深州城内并没有抛石机、床弩，如此一来，箭楼就能派上很大的用场。

一些部族军的将领对这些攻城的器械很感兴趣，往往跑到工匠营中去观看制造的流程，他们中有不少人，是从来没见过攻城的，望见并不高大的辽国城池，便十分惊叹，以为是无法攻克的堡垒。但战争便是如此，既然大辽已经将这些“蛮夷”带来一道进攻南朝，许多战法，就难免不被他们学去。

到黄昏时分，工匠们造好了第一座望楼，高达三丈，韩宝与萧岚登上望楼，深州城内的动静，立时了如指掌。这座望楼也吸引了许多部族、属国军将士的注意，许多人几乎是敬畏的望着这座望楼，众人都显得十分的兴奋。

然而韩宝却兴奋不起来。

他发现深州城内的旗帜比他预计的要多，而城中列伍而行的宋军，也不止拱圣军一种服饰，这可能是姚兕的疑兵之计，但也可能是宋军事先在深州里部署了他们所不知道的军队。

此外，他还发现宋军正在东面城楼上造弩台。这又是一件意料之外的事情。

韩宝又将观察的重点放在南门一带。

深州只有三座城门，没有北门。它防御的重点，在东门与南门。东面是辽军来的方向，自然是辽军的主攻方向；而南门是宋军出入的大门，城中军民需要出城砍柴做饭，拱圣军的几万匹战马，也要轮流出城放牧。他们不可能仅靠城中的粮食长期喂饱战马，就算是保证马的饮水，困在城中，亦非易事。因此，虽然深州并没有羊马墙，宋军每天早晨与傍晚，仍要出南门，城头有重兵策应，城外有精兵护卫，放牧战马与城内牛羊，并保护百姓出城砍柴。

果然，他发现了一队宋军向南门赶着许多牛马，往南门一带行进。

韩宝连忙唤来一个永兴宫部署，让他率领本部一千骑，去试探着攻击出城的宋军，看能不能占到什么便宜。为防万一，他又命令选调五百阻卜精兵，从西边绕过去应援。

这日护樵的宋军将领，一个叫刘延庆，一个叫荆离，分别是拱圣军第二营第三、第五指挥的指挥使。两人都不过二十岁出头，履历亦出奇的相似：都是出身将门，都是十几岁从军，以武艺出众，绍圣中选调为班直侍卫，又入朱仙镇讲武学堂，卒业之后，升为御武校尉，绍圣五年入拱圣军任指挥使至今……此外还有一位，却是田烈武之子田宗铠，他此行并非是负责护樵，因这日放牧的两千匹战马，差不多有一半以上属于拱圣军军部，姚兕便让他带了一百亲兵，出城牧马。

他们出城不过一里多点，到了一块水草肥美之处，正要放牧牛马，田宗铠也脱光了上衣，正准备跳进一条小河中洗个澡，忽然便听到南城传来鼓角示警之声。田宗铠连衣服也来不及穿，光着上身便跳到马上，才摘了大弓，便见着千余骑辽军自东边杀来。田宗铠只觉一阵热血上涌，打了个唿哨，他的一百名部下，立即都上马张弓，随着田宗铠冲了出去。

护樵的刘延庆见着辽军势大，心中顿生怯意，本欲退兵回城，不料转瞬之间，先是田宗铠光着上身率众迎了上去，然后便是荆离也领着所部三百骑兵冲上前去，刘延庆不敢弃袍泽不顾，只得硬着头皮，率兵也朝东边迎去。

那队辽军来势甚急，两个指挥外加牧马的一百名宋军，都有点准备不足，未来得及布成阵形，这七百余人散乱无章的朝天放了几箭，辽军便已到近前，刘延庆便听到田宗铠发出一声怒吼，摘了长枪，单手持枪，疾驰着冲入辽军阵中，一枪刺中一个辽军的左臂，顺势一带，便将那辽军挑落马下。荆离也是大声吼叫着，抡起骨朵，与一个辽将战到一起。刘延庆眼见着这队辽军，大多臂力过人，皆以铁骨朵之类的重兵器为主，他自己却是使刀，心中见怯，不敢力敌，便带了一队人马，绕着混战在一起的两军放冷箭。他箭法倒好，嗖嗖数箭，便射落几个辽军，但辽军哪里容得了他在一旁使冷箭，一个辽军小校得了个空当，收起骨朵，摘弓搭箭，一箭射向刘延庆。刘延庆慌忙策马避开，另有两个辽军小校已经拍马杀到跟前，一人使枪刺向他的腰间，他拍拍马头，战马轻巧的一跃，避开刺来的那一枪，但另一人已挥舞着铁骨朵，砸向他面门，刘延庆惊出一身冷汗，电光火石间，本能的拔出佩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