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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州，信都城北门之外，数千骑具装骑兵挎大弓，持长枪，整整齐齐的布阵于北门官道外的两旁，一面面赤红的大鹏展翅军旗与“姚”字将旗在风中猎猎飞扬，严整肃穆的军阵，绵延数里。唐康身着丧服，骑了一匹黑马，立在这军阵之中。他的身旁，冀州知州、通判，还有自军都指挥使姚麟以下的云冀军诸将，按官阶高低，依次而立。众文武官员，全是穿着白色的丧服。

这一天乃是绍圣七年八月十日，距离东光、冀州围解已经有半个多月。在有意无意的一拖再拖之后，数日之前，辽主终于正式为宋朝太皇太后高滔滔发丧，遣使致哀，并向宋廷谋求和议。

经过事先的秘密交涉之后，辽国派来的致哀使，乃是辽国的北面都林牙韩拖古烈，副使则是晋国公韩宝之子遂侯韩敌猎。因正副使节都是辽国亲贵，唐康等人早接到宣台札子，虽处两国交战，然仍当以隆重礼节相迎；而此时驻节阜城的中军行营都总管王厚又行文冀州，要让韩拖古烈与韩敌猎南下之时，“一观军容”。因此，唐康和姚麟才有意排出这么大的阵仗，其意自然是向辽使示威。

但其实无需如此仗阵，辽人亦已能感受得到宋军的“军容”。

七月下旬何畏之以空船大布疑兵，水陆并进，增援东光，不仅惊走耶律孤稳，攻打西城的耶律信也不曾料到宋朝援军来得如此之快，他知道东光已难攻取，而宋军主力不久就要大举北进，次日便退兵解围，下令诸部大掠永静军诸城后，包括已经到达信都城下的韩宝部在内，所有人马全部退回深州、河间休整，准备与宋军主力决战。

耶律信退兵之果断，让冀州、永静诸将都大感吃惊。但其实这亦是迫于形势，不得不然。辽军南侵已经超过三个月，一切粮草，全靠着国内供应，而对于缺少经验且粮道并不安全的辽军来说，河间、深州一线，便已经是他们补给线的极致了。这自然是辽国君臣事先所不曾想到的，然而他们到底也不可能摆脱这一条战争的铁律——他们的运粮车所能到达的最远的地方，就是他们军队攻击范围的极限。既然知道攻不下东光了，就算心里再如何的悔恨与不甘，耶律信也不会为了一时的脸面与意气，莫名其妙的栽在东光城下。

事实也证明他的退兵是十分正确的决定。

一直稳居大名，即使拱圣军全军覆没、深州陷落也不曾惊慌的石越，在得知神射军溃败、东光告急之后，终于再也沉不住气，下令集结在大名府的西军主力数道并出，提前北上。同时又急令奉调经水路前往河间府的铁林军都指挥使张整，抛下辎重大船，轻舟急进，援救东光。仅在何畏之进入东光两日之后，铁林军也乘船抵达。紧接其后到达东光的，还有神卫营第二十营 。神卫第二十营是宋朝组建最晚的一支纯火炮部队，配有四十门新铸克虏炮，后装子母铳的灭虏炮上百门，全营校尉节级共六百余人，随军厢军、民夫千余人，骡马四百余匹，虽然迟至绍圣七年六月中旬才正式成军，但因军中将士多是自各营抽调，不少武官甚至参加过宋夏之战，经验丰富。石越原本是调其去增援仁多保忠的，因此也是走水路，并有战船护送，行舟速度，较运送铁林军的民船更快，只是不想仁多保忠先遭兵败，结果先被遣来支援东光……倘若耶律信在东光城下再迟延两日，攻克东光固然无异于痴人说梦，能否全身而退，只怕也是未知之数。

而只比神卫第二十营晚了三天，中军行营都总管司的前锋龙卫军便在种师中的统率下，到达冀州。此后数日，姚麟的云翼军、贾岩的威远军先后抵达冀州；苗履的宣武一军也与张整的铁林军合兵一道，大摇大摆进了河间府；连慕容谦的横山蕃军右军也赶到了真定。到八月初，当王厚亲率雄武一军与张蕴的神卫第十营抵达阜城之时，宋军的声势，也达到了自开战而来前所未有的顶点！

仅仅王厚的中军行营都总管司辖下，不仅有包括雄武一军、镇北军、神射军残部以及东光厢军、冀州与永静巡检在内的近三万步卒，还有包括骁胜、龙卫、云翼、威远、镇北、横山蕃骑六军将近四万骑兵！在一个战场上一次聚集近四万骑兵，这是自宋朝开国以来从未有过的景象，甚至可以说上溯到晚唐五代，中原王朝也从未有过如此盛况。如此兵威，不仅宋人没有见过，连对岸的契丹人在看见冀州、永静之间的平原上到处都是战马之时，也深感震惊。

除此之外，王厚麾下还拥有令辽人无法想象的火器部队。仅仅配署给雄武一军的便有一百五十门大小火炮与数百名神卫营将士；而张蕴的神卫第十营在宋军神卫营中更是以精擅火炮而赫赫有名。自冀州至永静，宋军的城池、营寨中，一共有三百多门火炮，其中克虏炮占到一百三十二门！

而王厚看起来也并没有隐藏实力的想法。

便在八月五日，辽主御驾亲临深州，黄河北岸到处欢声雷动之时，早就在武邑集结待命的神卫第十营与第二十营忽然对着对岸的武强开炮，九十门克虏炮与一百门多灭虏炮一齐开火，自清晨一直打到黄昏，炮声之大，连深州城都清晰可闻。

这一日的炮击，自然并无实际意义。克虏炮的真正有效射程，平射不过一里，仰射最多三里——实则要想形成有效杀伤，便是仰射，也只好在两里左右，打到三里，即便击中，亦已无力。至于灭虏炮，射程更近，最大射程也不过一里有余，有效射程不过二三百步，仅与神臂弓相当——这灭虏炮与河间府城墙上的那些后装子母铳火炮并不完全相同，事实上后者只是灭虏炮的过渡炮型，这种由高太后亲自定名的“灭虏炮”，牺牲了射程，换来的是可以快速装填发炮，每次能打出百余枚甚至数百枚铅子，更妙的是，它方便运输，可攻可守，造价又相对适中，因而被宋朝枢密院寄以厚望，被认为是可以一举取代抛石机与神臂弓的火器。但以它的射程，隔着黄河，自然更加不可能对武强城形成什么威胁。所谓“强弩之末不能穿鲁缟”，何况宋军的这次炮击，甚至连鲁缟都碰不着。因此，这完完全全只是一次示威。

但是，这次示威却似乎真的吓到了辽主。

辽主次日便亲至武强劳军，他登上武强城楼，远眺黄河之南，亲眼目睹黄河南岸连营数十里的兵营，遍地的战马与骑兵，还有数百门令人望而生畏的火炮，许久默无一言。当日他便返回河间，只过了一晚，辽国便为高太后发丧，遣使致哀议和。

唐康原以为石越断然不会接受议和。

但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不仅石越欣然接收，便是王厚坐拥步骑七万余众，兵强马壮，也无丝毫进取之意。王厚自到了阜城后，便要求诸军修缮营垒，坚壁以待。他将骁胜军调至东光休整，改以云翼军驻冀州，龙卫军与两个神卫营驻武邑，他亲率威远军与雄武一军驻阜城。又夺了仁多保忠兵权，调走听命于唐康的环州义勇，将神射军、环州义勇与镇北军混编为一军，统归何畏之统辖，驻于北望镇。如今唐康孤身在冀州，仁多保忠孤身在武邑，两人虽然名义上仍是当地官爵最尊贵者，但是姚麟与种师中如何会听他二人节制？

仁多保忠是败军之将，倒也罢了。他也不愿意在武邑自讨没趣，趁着韩拖古烈与韩敌猎南来，他便讨了个差使，陪着这两位辽使，准备先回大名。但唐康自认是有功之臣，况又是野心勃勃，岂能甘心这么着被赶回大名府？而且他在枢府有年，固然得罪不少人，却也同样种下过不少的恩情，譬如龙卫军的种师中，便与唐康是极好的交情，威远军的贾岩，更是受石越知遇之恩，与唐康也是莫逆之交……这些人任摊上一个，资历又浅，官职又低，又有人情在前，唐康若去了，纵不能将兵权拱手相让，也不免要对他言听计从。只是王厚实是个厉害角色，嘴里什么也不说，却不动声色的将他按在了惟一他差使不动的姚麟身边。虽说就算念在他几次三番去救深州的份上，姚君瑞也免不了要给他几分面子，但云翼军的事务，却是半点也不容旁人插手。而唐康也并不敢放肆，只能暗自忍耐着在冀州继续呆下去。

便在等候韩拖古烈一行之时，唐康还忍不住朝冀州城的城楼上看了一眼。

就在两天之前，那城楼之上，还挂着武骑军都校荆岳的人头！

“诸军震栗”！每次想起这件事，唐康心里面都会冒出这四个字来。他不敢肯定这是不是大宋自开国以来处死的最高级别的将领，但他可以确定，这绝对是大宋自太祖皇帝以来，对统军将领最为严厉的处罚。

当日荆岳触敌即溃之后，不敢返回真定，一路南逃，跑到了赵州城下才停下来。这些武骑军的溃兵，御敌无能，残民有术，竟然在南逃的过程中，烧杀抢掠，赵州百姓虽然已有许多南撤，但留守的仍然不少，却不料受过辽军几次掳掠后，竟又遭了武骑军这道灾。幸好赵州知州与通判颇有智术，荆岳一到，二人便大开城门，奉上酒肉牛羊劳军，温言相待，荆岳也不疑有他，只率数十亲信进城，结果当晚被二人灌得大醉，数十人全被绑了起来，丢进牢里。然后二人紧闭城门，亲自登城守御，城外武骑军群龙无首，却也没有多少做贼的胆子，顷刻之间就作鸟兽散。赵州知州随即遣人急报宣台，石越闻讯大怒，一面给朝廷写奏章，一面就派了一名使者，持节至赵州，便在平棘将荆岳以下四十余将校全部斩了，并令这使者带了这荆岳等数人的人头，在河北诸军州“传首示众”。

大宋朝的统军将领们，可还真的从未想过会有如此严厉的刑罚。

荆岳的罪名不过三条：临敌怯懦、败军辱国、残害百姓。而他却是堂堂正六品上的昭武校尉！而且还是统军大将。若依惯例，至多不过贬官流放。哪想到石越竟然不请旨便行军法给斩了，还传首诸州示众。

据说此事传到汴京，亦是一片哗然。

然而自东京最后传来的敕令，却是认可了宣台的处罚。皇帝不仅下旨褒奖石越，还严厉警告诸将以此为戒。枢府在真定、赵州诸府州颁下榜文，凡武骑军溃逃将士，至八月二十日前未至各官府自首者，皆以通敌论。又下敕令，荆岳以下至各营主将、副将、护营虞候，全都归案处死，家属流三千里。

不但武骑军诸将被严厉处罚，连兵败的渭州蕃骑主将刘法也受重责，刘法被降职为从九品下陪戎副尉，戴罪军前听用，渭州蕃骑由慕容谦另行择将统领。甚至连慕容谦也未能幸免，由游骑将军降为游击将军。

可以说束鹿之败，真正震动河北的，倒不是慕容谦的兵败，而是兵败之后朝廷与宣台对统军诸将的重责。左军行营都总管司诸将中，只有两个人异常幸运：武骑军副将振威校尉王赡虽然先败，然而事后经王赡上表自辩，被认定所部是得到慕容谦撤兵的命令后才撤退的，他并无过错，兼之他杀敌与损失大体相当，王赡不仅没受责罚，反而以振威校尉权领武骑军主将之职；刘延庆更是作战勇猛，射杀辽军大将，天子特旨，晋升为致果副尉，改任横山蕃军都行军参军。

但在这个时候，至少在中军与右军两个行营中，没有几个人去关注王赡与刘延庆，大概所有的统军将领，都很难忘记荆岳那颗用石灰处理过的人头。

所有的人，都在感受着时代的变化。荆岳的那颗人头，意味着五代以来中原王朝的骄兵悍将传统，已经彻底结束。

在这样的时刻，唐康是很识趣的。他绝不会蠢到此时去触霉头。尽管他无法理解，田烈武在河间坐拥步骑近五万大军后，反倒坐视着辽主在半个河间府来去自如，竟连袭扰辽军的心思都收了起来；慕容谦就更加象是被打掉了锐气，在横山蕃军步兵抵达后，按理说他应该军势复振，有一点兴兵复仇的意思，然而他却龟缩于镇、定之间，毫无东顾之意。

任人都看得出来，辽军已经无力继续南下了。

而大宋在河北自东至西马步十三四万之众，却在行坚壁高垒之策，甚而堂而皇之的与辽人议起和来。

唐康突然很想回大名府，当面问问石越，他还记不记得他的“绝不议和”之誓！尽管他心里面也明白，凡是身居石越那个位置的人，大概都是将背誓当家常便饭的。他若去指责他们，他们自然会有另一套大道理等着回复他。

“议和！议和！议个鸟和！”唐康在心里面啐了一口，忽然一夹马肚，掉转马头，朝冀州城内驰去。

“都承！”“唐参谋！”冀州知州与通判万料不到他来这一手，慌得在身后大叫，但唐康头都不回，早已驱马消失在城中。二人转头救助的望向姚麟，却见姚麟正目无表情的望着北边，身子连动都不曾动过。

同一天。

大名府，三路宣抚使司行辕内，溪园。一座石亭之内，亭中的石桌上，摆放着各色时鲜水果与点心，石桌两旁对坐着两位四五十来岁的白袍男子，两人身后，各站着一位青衣侍从，都是低着头，叉手侍立。在石亭东边，离亭约五六步远的水池之畔，还有一个中年白袍男子，正端坐在一块大青石上垂钓。这年八月上旬的大名府，炎热并未完全消退，这溪园之内，树木成荫，清风徐来，好不清凉，若非石亭之外，到处都是身着铁甲，荷戈持矛的卫士，真让人有人间仙境之叹。

“想来子明丞相当已猜到我的来意？”坐在亭内下首的一个男子，端起面前的玉杯，轻轻的啜了一口冰镇酸梅汤，又将杯子放回桌上。他说话之时，一双锐利的眼睛，一刻都没有离开坐在他对面的石越。

“师朴……”石越回视着这位与自己同为遗诏辅政之臣的参知政事、兵部尚书，默然一会。能让韩忠彦亲自来做钦差，自然是了不得的大事。而如今之事，莫大于与辽国的议和。“是皇上不准么？”

“是。”韩忠彦微微点了点头，“皇上不肯与辽人议和，想叫丞相不要接纳辽使。”

“如此，皇上只需遣一介之使持诏前来，便足矣。”石越淡淡说道，“劳动师朴前来，想来此事仍有转圜。”

韩忠彦不置可否的笑道：“军国大事，有时只凭着公文往来，却也说不太清楚。故此我特意来问问丞相的本意。到底是真议和，还是假议和？”

“真议和又如何？假议和又如何？总之都是议和。”石越笑道：“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所谓‘兵者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若能不动兵刀，便将辽人赶出国土，使百姓得以重返家乡，安居乐业，又何乐而不为？”

“若是如此，只恐皇上不肯答应。”

“只须是为国家社稷有利，只要我们做臣子的苦谏，皇上年岁虽小，却极圣明，必能从谏如流。”

“若两府皆不愿意议和呢？”

“这又是为何？”石越愕然望着韩忠彦，道：“只须条款合适，持国丞相 必肯议和。”

韩忠彦摇摇头，沉声道：“吾来之前，持国丞相曾让我转告子明丞相：此一时，彼一时。”

“这又是何意？”

“攻守之势异也。”韩忠彦望着石越，他虽心里认定石越只是装傻，却也不得不先把自己的想法交待清楚，“八月之前，官军屡败，任谁也不能保证局势会到何种地步，议和不得不成为一个选择。但如今我军兵势复振，更胜过往，而辽人师久必疲，如今已经是强弩之末，中智以上，皆知辽人兵锋已止于深州，再难进半步。而我大宋却有十余万大军以逸待劳。他倾国而来，若是所向披靡，自然万事皆休，可既然奈何我不得，那就容不得他说战便战，想和便和！当年真宗之时，我兵甲不修，文武多怯懦，便有千载良机也抓不住，只好忍痛议和。可如今岂是真宗时事？御前数次会议，皆以为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昔日汉武帝马邑不能击灭匈奴，最后不得不劳师远征漠北，落了个全国户口减半的惨淡结局。我山前山后诸州沦陷已久，朝廷久有规复之志。然与其做北伐这等事倍功半之事，倒不如抓住眼下的良机。既然要一决胜负，在自家土地上打，胜算总大过在别人的地盘上打！”

“两府诸公果真皆如此想？”

“如此大事，我岂敢妄言？”韩忠彦脸上露出不悦之色，“子明丞相远在北京，不晓朝中情况，或有顾虑，亦是常情。故此我才特意前来，要讨丞相一句实话。”

石越正容点头，笑道：“既如此，我也放心了。师朴莫要见怪，汴京非是守得了机密的地方。”

“如此说来？”

“兵者诡道也。”石越笑笑，道：“前者王厚献策，道如今之势，辽人利速，我军利久。但以人情来说，辽军自南犯以来，屡战屡胜，几乎未尝败绩。他打的胜仗，自契丹建国以来算，也都是排得上号的大胜仗。只是不料打了这许多硬仗，我军反倒越战越强，人马越打越多，如今马步已达十余万，他出师三个多月，人马疲惫，士卒必生归心，明知再无力进取，可要就此退兵，如何可以甘心？况且他虽然无力继续南犯，却只是因粮草难济，人心思归，并不是真的惧怕我军。相反他打了这许多胜仗，更免不了有些骄气。战场上得不到的，不免便要生些痴心妄想，想要靠使节得到……”

“所以王厚之策，便是将计就计。辽人想要议和，我便与他们议和。他在大宋多呆一日，便要多耗一日的钱粮，士卒的战意也更加消退一分。我们一边高壁深垒，示敌以强，既不给辽人决战的机会，亦可打消辽人谋求决战的信心；一面却又与之虚与委蛇，派出使者交涉议和，只是这议和之事，既要令辽人相信我大宋是真心议和，又要在条款上慢慢拖延。拖得越久，对大宋便越是有利。”

韩忠彦原本便不如何相信石越议和之心，但这时听到他亲口说明，这才总算将一颗心彻底放回肚子里，笑道：“如此便好，我亦可回京说明……”

他话音未落，却听此前在亭畔垂钓的男子高声呼道：“参政万万不可！”韩忠彦几乎被吓了一跳，却见那人丢了钓竿，快步走到亭边，拜倒在地，道：“下官何去非，叩见韩参政。”

“你便是何去非？”韩忠彦惊讶的看了他一眼，以他的身份，自然不会认得何去非这样的小官，只是先前看此人在水池边悠然垂钓，他只以为是石越的什么亲信护卫，不料却是府中谟臣。韩忠彦也是很精细的人，见石越对何去非如此优容，便已知此人在石越身边，颇受重视。因又说道：“起来说话罢。”

那何去非连忙谢过，起身又是长揖一礼，方说道：“恕下官无状，参政方才说要回京说明，此事万万不可。”

“这又是为何？”韩忠彦笑道：“莫非你以为两府诸公尚守不住机密？”

“不敢。”何去非欠欠身，道：“只是参政断不可小瞧了辽人。”

“难道你疑心两府之内有辽人细作？”

“不敢。”何去非连忙摇摇头，道：“下官倒不相信辽人通事局如此神通广大，只是汴京之内，必有辽人细作，却是无疑的。”

“那又有甚要紧？”韩忠彦笑道：“难不成辽国的中京、上京，便没有我大宋的细作么？”

“只因辽主与耶律信，皆是聪明睿智之辈。便除此二人之外，如今北朝朝廷中，才俊之士，亦为数不少，断不可轻易之。参政试想，若是两府诸公，皆知道这是假意议和，那朝中便不会有反对之声音——细作将这些传回辽主那儿，那辽人如何肯信？”

韩忠彦这才明白何去非担忧之事，先是愣了一下，然后便不由哈哈大笑，点头对石越道：“这倒的确不可不防。我大宋朝廷之中，事无大小，的确都免不了要有议论不同者。这和战大事，若说众口一辞，却是说不过去。不过咱们不可以找几个人演双簧么？”

何去非欠身道：“若是演的，便免不了会露出破绽。两府诸公，何人主战，何人主和，只怕辽人心中都有些主意了。若是某人举止反常，便易启人疑窦。况且皇上年幼，即便两府诸公能演好这场戏，总不便叫皇上也……”

他这话虽吞吞吐吐，但韩忠彦马上便也明白石越担心的是什么事——他害怕皇帝年纪太小，管不住嘴巴，泄露了机密。但这番话，石越自然不便说出来，所以要借何去非的口来说一说。

这番担忧，亦不能说是杞人忧天。韩忠彦心下计议，又望着石越问道：“那么子明丞相之意是如何？”

石越听到韩忠彦点了名的问自己，便不好再叫何去非来回答，当下笑道：“窃以为此事便是师朴与持国丞相、尧夫相公知道便可。”

“那皇上那……”

“欺君乃是大罪。然事有经权，祖宗社稷才是大忠，说不得，只好先瞒上一瞒。待事后，吾辈再向皇上请罪。”石越淡淡说道：“陛下虽然年幼，然毕竟已有贤君之象，必不责怪。若果有罪责，越一身当之。”

韩忠彦想了想，点头道：“丞相言重了。此事便依丞相的主意。既如此，我也不急着回京，只修书一封与持国丞相、范尧夫，说明此事。皇上的诏书，便由下官担了这个责任，就当是下官瞒了下来，丞相从不曾见过这诏书便是。然后丞相与下官再分头上表，向皇上讲明议和之利，有持国丞相与范尧夫在内呼应，皇上纵小有不愿，最后多半还是会答应。”

石越万料不到韩忠彦肯替自己分担责任，他原本还忧虑这样做法，得罪小皇帝太深，但韩忠彦是小皇帝愿意信任的人，有他出面，他压力自也是小了许多，因此亦不由得大喜，抱拳谢道：“如此真要多谢师朴了。”

韩忠彦连忙抱拳回了一礼，道：“子明丞明何必见外？论公这是为赵家社稷，论私你我也算是一家人。说起来，倒还有一件私事，要与丞相商量。”

“师朴请说。”

韩忠彦笑道：“是有人请我作伐，为的是我那外甥女的婚事……”

但他话未说完，便已被石越笑着打了个哈哈打断，“师朴，这事却由不得我做主。”

韩忠彦一怔，却听石越又说道：“不瞒师朴，我与令妹膝下便只此一女，自小便娇宠惯了，令妹更是视若掌上明珠，日夜便担心她出嫁之后与夫婿不能相得，故此许下愿来，要让她自己择婿。只是小女顽劣，如今进士都不知看了几榜，竟没得一个入她眼的。我与令妹，为此头发都不知掉了多少。我虽不知师朴说的是哪家小舍人，然这事还是先与令妹说去，待小女点了头，我再看不迟。要不然，我虽看了满意，她却不答应，白白让我着急一场。”

韩忠彦看着石越愁眉苦脸的样子，又是惊讶，又觉好笑，却也不便相强，只好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说道：“既是如此，我便回京再去找我妹子商量。只是丞相，这事却也不好久拖。过得三年，皇上便是要选妃了，我在京时，颇听些闲话，道是皇上看中了我那外甥女。虽说自古以来，后妃之选，都是太后做主，也由不得皇上，况且这些闲话也当不得真。但终究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外甥女年岁也到了，早该适人，不如便此釜底抽薪，免了这个后患。”

韩忠彦这番话，当真是如平地惊雷一般，石越素知韩忠彦并非胡乱说话的人，他既然提起此事，那便再也不能等闲视之。但他身居高位已久，心中虽然吃惊，脸上却丝毫看不出来，只是轻描淡写的笑道：“师朴说笑了，我大宋又不是汉唐，便是我想做皇亲国戚，也没这个福份呢。只须太后在一日，这后妃，只好向开国功臣家寻，别家再如何痴心妄想，亦不可能。”

韩忠彦哈哈一笑，却也不再多说，笑道：“丞相说得是。听说这次辽国的致哀使是韩拖古烈，此人亦是一时俊彦，可惜未生在我大宋。丞相可知他吹得一手好笛子，只不知我能不能有此耳福……”

2

虽然唐康对议和颇有腹诽，以至于韩拖古烈一行途经冀州之时，竟托病不见。但命运却仿佛在故意捉弄唐康，韩拖古烈前脚刚走，从大名府又传来命令，与辽人的秘密接触，正式搬上了台面，两国使节谈判的地点，便定在武邑县。韩拖古烈是要前往汴京对高太后进行礼仪上的祭奠，并向宋朝皇帝呈上国书，辽人显然有点等不及，要求同时在冀州或者永静军对和议的条款进行交涉。而石越竟也爽快答应。辽国派来的谈判使者是耶律昭远为首的三人，而宋朝这方面，因唐康有出使辽国的经验，宣台选中的使者，便是唐康与吴从龙。

唐康心里面虽然老大不乐意，却又不敢抗命，只好硬着头皮前往武邑。本欲以等待吴从龙为名在武邑多拖延几日，以待朝中生变——这在唐康看来几乎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情——但没想到吴从龙对这差遣十分卖命，竟是昼夜兼程赶来，还带来了宣台想要的和议条款。

在看到石越想要得到的条件之后，唐康几乎是目瞪口呆，若说此前对石越同意与辽人议和还有些许怀疑的话，此刻也是**然无存。在唐康看来，石越提出来的条件，辽人实在没有理由不答应的。议和肯定能够成功，难怪吴从龙如此高兴与卖力——按宋朝的惯例，他办成这等重要差遣，回朝之后，必定高升。这等于是将一件天大的富贵送到他手上，他如何能不喜出望外？

然而唐康对这桩“富贵”却是没什么兴致，若非是石越的亲笔札子，他多半会托病拒绝，来个眼不见心不烦。只要想到石越要求的条件——辽国退兵并归还一切被掳百姓财物，罢免耶律信，两国重申熙宁年间之誓书，永为兄弟之国，并互遣皇子为一名为质——唐康心里面便平生满腹的怨气。

因此，当唐康与吴从龙在武邑见着渡河而来的耶律昭远之时，他心里面想的尽是战事结束之后，便要辞官去国，到南海诸国去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但是，让唐康无论如何都意料不到的是，看起来几乎是可以一拍即合的两国议和之事，在头一日，却是当场便闹了个不欢而散。

如此结局，吴从龙固然有些呆若木鸡，仿若被人从头到脚淋了一盆冰水；而唐康也是不知道该愤怒还是该暗喜。

辽人不仅完全无法接受石越那在唐康看来几乎是委曲求全的开价，而且还开出了一份让唐康觉得简直是荒谬之极的要价——辽国要求宋朝放弃对高丽的宗主权、并“赠送”辽主黄金五万两、白银五十万两、缗钱二百万缗、精绢两百万匹——比起之前唐康曾风闻的要价，更高出了一百万缗缗钱。

唐康读过文书，当时便拂然大怒，将文书掷还耶律昭远，转身就走。而那边三个使节，除了耶律昭远外，另外两人看过宋朝要求的条款，同样都是满脸怒容，并出言不善——为着谈判的需要，唐康与吴从龙商议之后，交给耶律昭远的条款，除石越的要求之外，又加了好些条，诸如：辽国赔偿宋朝损失计黄金一万两、白银一百万两，许以马匹牛羊折价偿付；沿界河以北五十里不得驻军耕种放牧渔猎；辽国放弃对高丽之宗主权；割让辽国占领之河套地区予宋朝……

在唐康看来，这都已经是让辽人占了极大的便宜。然而在辽国的使者眼中，这却无异于羞辱。

若非吴从龙与耶律昭远从中竭力转寰，和议几乎就此夭折。

最终，双方的初次正式交涉，由吴从龙与耶律昭远做主，双方勉强达成一致，各自回去酌情让步，次日再议。

然而第二天的谈判，结果也好不到哪里去。

辽国做出让步，愿意重新接受熙宁之盟，互遣皇子为质，并将“赠送”辽主的钱帛削减一百万缗。但其余诸条，一条也不肯答应。吴从龙则和唐康商议之后，不再要求辽国放弃对高丽之宗主权，同意将辽国的赔偿削减五十万两。

双方分歧之大，看起来根本无法弥合。

只是因为吴从龙与耶律昭远仍然在竭尽全力的努力，这谈判才勉强维持了下去。

但从第三日起，唐康便干脆不直接参预谈判了。而辽国那边的情况看起来也好不到哪里去，也是从这天开始，便只有耶律昭远一个人过来，与吴从龙交涉。唐康知道，对于吴从龙来说，是战是和都是无所谓的，就算他心里有什么主张，那也是次要的。他此时大概也已经渐渐熄了做“和议功臣”的心思，只是能够参与甚至主持对辽国的谈判，这对于吴从龙来说，依然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自然要好好把握，即使和谈不成，若他表现突出，日后仍是极重要的资历。而耶律昭远，唐康也早就认识，在辽国朝廷之中，他是主张与宋朝维持和平通好的文官阶层的代表之一。仅以谈判的这两个人来说，他们都是抱着想要达成和议的期望的。只是，仅仅靠着谈判者的诚意，是无法拉拢宋辽两国之间的巨大分歧的。

每天晚上吴从龙都会来找唐康商议，汇报白天的进展，认真的讨论哪一条可以继续让步，分析辽国君臣的心思，猜测他们真正的底线，撰写报告宣台的节略……谈判本来就是十分艰苦的事，尤其是自熙宁以来，宋辽两国之间的大小谈判数不胜数，双方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尽管分歧很大，而且事实上二人主持的谈判还要受到远在大名府的石越的遥控指挥，他们的实际权力小得可怜，但吴从龙并无半点抱怨，仍然假设辽国只是漫天要价，双方最终终可达成一致。

这种克尽职守的态度让唐康都不禁动容，想来耶律昭远或许也是抱着与吴从龙差不多的心思……但唐康自认为自己是无法做到这一点，他每天都在武邑的诸军营寨中流连，整日的与龙卫军、两个神卫营的大小武官厮混。不是与种师中喝酒，便是找张蕴下棋，又或是在军中打马球、看相扑——这都是绍圣时大宋军中最时兴的娱乐活动之一。自从辽军渡河攻入永静军，当地百姓许多逃难不及，都被辽军掳走，如今武邑一带，几乎是十室九空，因此当地除了驻军便是随军的民夫，唐康也别无他乐，只好和一帮禁军校尉混得厮熟。以唐康的身份，武邑的禁军，自种师中、张蕴以下，谁不巴结？他既肯折节下交，出手又十分阔绰，众人自然更加拼命奉承，因此自到武邑，唐康倒也自得其乐，竟比在信都更快活十分。

时间便在不知不觉中流逝，转眼之间，唐康便已在武邑过了七天的太平日子。这一年的秋分也已经过去了十天，在深、冀、河间一带，一年之间那为数不多的秋高气爽的日子，眼见着就要结束，再过四天，便是寒露，天气便要开始渐渐转冷。掐指一算，至立冬也就是一个月多点了。

从气候来说，天气转冷，其实对于辽军要更加有利。而且战争的僵持不决，对于宋朝最不利的，还不在军事方面，而是在生产上——秋分前后原本是种植冬小麦的时间，然而受到战乱的影响，差不多有半个河北，田地完全荒芜。如此广大的产粮区整整一年没有收成，宋廷要面临多么沉重的赈济压力，是可想而知的。处置稍有不当，便会形成群寇蜂起的局面。尽管不能说辽国便不受影响，数十万的壮年男子长年征战不归，即使是纯游牧民族，在生产方面也是一个灾难，更何况辽国已经并非纯粹的游牧之国。然而相对来说，仍然是宋朝蒙受的损失更加巨大。毕竟战争是在宋朝的国土上进行，而辽军又是出了名的所过之处，砖瓦无存。

不过，看起来这些牺牲宋廷已经做好了承受的准备。从后方，开始源源不断的运来秋冬的棉衣与鞋子，宋廷以各种利益为诱饵，鼓励商人将棉花、秋冬衣鞋运往汴京与河北，以保障军队与灾民的供应，但即便如此，过冬物资仍是供不应求。此事还导致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因为宋廷从各地半强迫性的采购了大量的棉花，更导致了全国性的棉花紧缺，皇帝被迫颁布“种棉诏”，下诏全国各州县强制推广种植棉花，形成自熙宁以后的第二次种棉潮，从此彻底改变了宋朝的纺织品供应结构。

但在绍圣七年八月二十一日的武邑，唐康对于这些事情，都没有太深的感受。他只知道，托石越极度重视后勤补给的福，武邑的驻军居然在八月中旬便全部领到了秋衣，而为了赶在河水结冰前运送更多的粮草，御河的运能更是几乎被宋军使用到了极限——如今的大宋，已非熙宁之时，更不似绍圣初年，现今决定前线粮草供应的，不是产量，而是宋朝的运输能力。

因为十几万人马能穿暖喝足，王厚又更加变本加厉的推行着他的高垒深壕之策，各军的营寨，都扎得象一座座堡垒似的，寨门都是用合围粗的大木造成，其间偶有辽军小队人马过河挑衅，宋军虽然也出动骑兵驱逐，但王厚严令各军追击不得渡河。龙卫军有一个副指挥使率兵追击辽军，深入深州地界十余里，带了十几个首级得胜而回，结果刚到营门口，便被王厚遣人全部逮捕问罪，自那副指挥使以下，所有军官全部处斩，传檄各军示众，连普通的百余名节级士兵，亦被杖责。更令诸军愤怒的是，王厚还将那个副指挥使的人头遣使送至深州韩宝帐中，申明宋廷愿谋求和好之意。虽然次日韩宝便也立即投桃报李，送了个人头过来，声称是率军渡河骚扰的辽将首级，然这边宋军之中却是无人肯信，众将校全部憋了一肚子气，只是畏于军法，敢怒而不敢言。唐康曾将此事详细禀报石越，不料换来的却是一顿极严厉的训斥，石越亲笔回信，警告唐康，除非王厚有谋反之心，否则他纵是阵前斩了姚麟、种师中、贾岩，唐康亦不必向他报告。并称他已给王厚下令，若唐康敢有违王厚节制，便让王厚先将他斩于军中，然后再上报。更让他尴尬的是，石越还将这封信分别抄送给了王厚以下诸统军大将，并令王厚宣示诸军，“咸使知闻”。

这个令人不快的插曲，更进一步巩固了王厚在军中的地位。各军将领不料石越如此信任王厚，自姚麟以下，见着王厚都不敢抬头。

而王厚也更加恣意自得，每天在军中置酒高会，以犒劳诸军为名，往来冀州、永静各军之中，所到之处，必宰杀猪羊，赐酒军中，每天仅要杀掉的羊，就多达上千头。诸将凡言及攻战之策，他就只管用大话搪塞了过去；喝到高了，更会时不时漏出几句“归期不远”之类的话来；又常说什么“大事自有两府诸公安排”；甚至连提到辽国，也只称“北朝”，连句“胡虏”都不曾说过……

可石越与王厚纵是如此忍气吞声，辽军不耐烦的情绪仍是越来越明显，过河挑衅的小股骑兵，也越来越多。因为每次这些挑衅的辽军都很容易被宋军击败，而且他们的所乘之战马也有瘦弱疲劳之态，宋军中许多的中级武官也越来越看不起辽军，许多人都相信辽军已然“师老”，宋军绝对有能力击而破之。若非西军自熙宁以来，极重纪律，军中阶级鲜明，无人敢犯，又有一个前车之鉴摆在面前，只怕已不知是什么局面。

唐康也是个极聪明的人，这七天之中，他外表无所事事，但是心里不知多少次怀疑石越与王厚是假议和、真拖延，然而唐康心里也很清楚，他能猜到的事情，绝对瞒不过耶律信，不管宋朝是真议和假议和，辽国君臣绝不会傻傻的被石越与王厚牵着鼻子走，他们心里面必然也有几个时间点，如若到了那个时间，仍然议和不成，辽军必然也会有所举动。而宋廷这一边，涉及和战大事，朝廷中更不可能没有半点争端。但是，尽管有这些怀疑，让唐康始终弄不明白的是，石越与王厚，以及宣抚的众谟臣，同样也是一时人杰，他们同样不可能不知道辽国君臣绝不肯被他们轻易牵着鼻子走这件事……

既然无论如何都难辨真假，唐康便干脆耐心的等待。

等待该发生的事情。

在某一天，就算是耶律昭远，也会彻底失去耐心。

在某一天，他收到的邸抄中，会报道朝廷中关于和战的争论，以及最关键的，皇帝与御前会议其他成员的态度！

他仍然有一个让王厚可望而不可及的身份——他也是御前会议成员。总有一日，朝廷会问到他的意见。

而且，这些应当都是指日可待的事。在这七天的谈判之中，他和吴从龙不断的接到宣台的指示，吴从龙几乎每天都会奉命向耶律昭远做出或大或小的让步，到八月二十日时，他们就已经退到了最初石越所划定的底线了。而辽人的让步却极小，数日之内，双方其实只达成两个共识——以“熙宁誓书”为日后两国关系之基础；不将对高丽国的宗主权问题归入和议之中。但分歧却是根本性的，尽管耶律昭远松口表态，辽国要求宋朝“赠送”辽主的钱帛数目仍可商议，表面上看双方达成和议的障碍越来越少，可唐康心里面却也看得越来越清楚。

双方的分歧并非几个条款那么简单，而是关系到谁是这场战争的胜利者。

石越的开价看起来诚意十足，但摆明了是以潜在的胜利者自居。而辽国表面上看起来咄咄逼人，其实却也只是想要宋廷承认他们是胜利的一方而已。

大宋自恃有十余万精兵严阵以待，但辽人亦同样自恃有十万战无不胜的铁骑。并且，将来若有决战，必是野战，这更是辽军之长，况且又是在一个极合适骑兵作战的地区，辽人是相信自己占据优势的——至少从辽人的作派中，从吴从龙所转叙的耶律昭远的言谈举止中，唐康是如此判断的。这是他在和议之初所完全没有想到的——辽主愿意议和，只不过是因为觉得宋军也不可小觑，再打下去，为了这种胜利，他要付出的代价与风险都太大了一点。辽军虽然丧失了一些主动权，然而另一个层面上的主动权，辽主仍然有理由相信还握在他手中，以耶律信、韩宝治军之能，在河北平原之上，辽主依旧可以想打就打，想走便走，大不了，退兵回国，明年再来！

尽管唐康是无论如何也不相信辽人还有啥本事“明年再来”，但他至少已经看得明白，辽主麾下十万铁骑，断不会当真被宋军区区几百门火炮所吓到。火炮对于骑兵究竟有多大的威胁，是谁也拿不准的事。唐康虽然认为火炮对于扭转宋军的战略劣势意义重大，却也并不相信几百门火炮对数以万骑的契丹铁骑能有多大作用。

真正对辽主产生威慑的，应该是那几百门火炮背后所展示出来的国力。大宋朝有多少火炮，仅仅取决于火炮在财政支出中的优先等级而已。大宋不是一个穷兵黩武的国家，和平之时国库开支要优先满足的事情太多，未真正经过实战检验的火炮如果能排在优先事项前五十名之内，大概所有支持发展火炮的文武大臣们都要欢呼雀跃了——而那自然是不可能的。

从熙宁中后期至绍圣初年的具体情况来看，若非是司马光、石越全力经营两北塞防，构筑大名府防线，再加上受到耶律冲哥成功使用火炮的刺激，装备火炮的事能排进前一百名就相当不错了。这是宋朝与辽国完全不同的地方之一，在辽国，如果辽主想要全力造火炮，他就可以全力造火炮；在宋朝，就算赵顼死而复生，若他不想激起朝廷之内的严重对立，最终搞得半个国家无法运转的话，那他最好还是要多多关心一下他的国库开支情况，以及各位大臣们的好恶取向。若单以绍圣初年的那几年窘状来说，他每往军费开支上增加一文钱，大概都得事先准备好几十个重要大臣的职位该由谁来顶缺……

但是，当真正的面对战争威胁之时，那就全然不同了。

这些事情，辽主自然也是明白的。只不过，在此之前，宋朝从没有成功的向辽人展示过将国力转变为军力的先例。相反，有相当长一段时间，这个国家只是一直在用军队来消耗自己的国力，然后一无所得。在最极端的一个时期，他们每年花费了七八成的财政收入在军队上，结果举国上下，却只有一只临时整编的军队能够野战！

宋人趁辽国衰弱之机，一举击败西夏，收复河西之地，实现中兴，这的确让人印象深刻，但若从事后来分析，西夏内乱不已，许多贵人被宋人分化收买，而之前又穷兵默武，一而再、再而三的分兵与宋军战于坚城硬寨之下，白白损耗实力……如此种种，恐怕也是重要的原因。从职方馆获取的情报中，唐康知道辽国君臣之间不乏这样的议论，尤其是在受挫于西南夷之后，这种议论就更多——宋朝整军经武是一个方面，但西夏其实更是自取败亡……

总而言之，国力是一回事，军力又是另一回事。宋朝国力远胜于辽，大概辽国君臣都是承认的，但是论及将国力转为军力的能力，尤其是速度，那只怕最乐观的人也会有所保留。

更遑论是直观的“感受”。

火炮其实仅仅只是一个方面而已。如今想来，辽主站在武强城上看到的，当不仅仅是那几百门火炮，还有冀州、永静之间七万余众连绵数十里的宋军营寨！

而王厚在武邑的火炮齐轰，只不过是让辽人直观的“感受”一下宋朝的实力而已。

许多事情，光道理明白有时候是没用的，必须要让他“感受”一下。

辽主想必“感受”已经很深刻，但即使他已经知道了宋朝将战争潜力变成现实的能力，这场战争的胜利者的归属，哪怕是名义上的，他也不可能拱手让出。辽人是自居大国的，并非历史上的那些胡狄蛮夷可比，因此，他们也是要面子的。更何况，不管未来如何，至少此刻辽军是真正的胜利者。辽主顶多是觉得宋军远比想象的难对付，生了些畏难之心，尚不至于有何惧怕之意。

而大宋，若连个和议条款上的“胜利者”都争取不到，石越的相位，大约也到头了。

这些个利害细节，都是唐康这六七日间才慢慢想明白过来的。所谓“当局者迷，旁者观清”，他身在局中之时，不免觉得宋军已熬过最困难的时期，击败辽军，那只是顺理成章的事，却忘记站在辽国君臣一方来看待战局的变化。但这数日间，他每日里飞鹰走马，反倒想明白不少事情。辽国君臣之间，定然也有许多人觉察到这个问题。只不过，辽人不管有多么了解宋朝，有些事情，他们也难以感同身受——譬如要让宋朝再一次接受一份身为战败方的和议，没有过这类历史经历的辽人，总是会将此想得太容易。能够明白这种心情的人，大约只有韩拖古烈等廖廖数人吧？可这些人却很可能将接下来可能发生的战争视为对辽国更大的威胁，而寄希望于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在言辞上润色一下，细节上周全一下，同时照顾到双方的脸面，也是可以办到的。

但惟有在这一点上，唐康却坚信不可能。若非是石越与王厚的种种行为，让唐康都觉得他们的确是真心实意想要议和，仅凭这一点，唐康就要认定石越在玩什么计谋。

因此，在八月二十一日的上午，唐康就几乎以为谈判破裂便是这一两日之内的事了。当吴从龙意外出现在他的营帐之外时，他心里还不由一阵高兴。这一天他特意留在营中读书，等的便可能突然出现的变化，只是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但当他笑容满面的吩咐护卫将吴从龙请进帐中，看见吴从龙的脸色之后，却忽然感觉到有点不对劲。

“康时。”吴从龙落座之后，欲言又止的望了唐康一眼，脸色几乎是有些尴尬，但犹豫了一会，还是继续说了下去，“方才耶律昭远带来一个消息。”

一听到这话，唐康忍不住笑出声来：“他们要翻脸了么？”

吴从龙摇摇头，抿着嘴，道：“这倒不是。算着日子，韩拖古烈该到东京有一两日了。不过耶律昭远大约也早就知道凭着吾辈，是难以谈成什么了，就算要翻脸，肯定要等等韩拖古烈的消息。他今日是来兴师问罪的……”

“兴师问罪？问什么罪？”唐康也糊涂了。

“他说数日之前，有三百余骑宋军偷渡白沟，在辽国境内袭击了一支运送财物回国的辽军，杀死五百余伤兵、家丁，抢走了几十车物什……”吴从龙苦笑一声，“这些宋军还留了一面旗帜在那儿，自称是致果校尉赵隆所为。”

“这等事，子云理他做甚？实不足挂怀。”唐康听得眉开眼笑，又笑问道：“子云如何回他？”

“我只得说，虽属两国议和，然他契丹兵马，亦不曾停止在我河北州县劫掠。我大宋议和的条件，便有要他们归还所劫财物一条，契丹果有诚意，便不当趁着议和之机会，偷运财物回国。这本是他契丹不是，如何能怪我大宋？况且如今我军与雄州、高阳关全为辽军隔绝，我们虽在这儿议和，赵隆又如何知道端的？若要他收兵，还须请辽军从中间让出一条道来，好让我们的使者通过。”

“说得极好！子云真有苏、张之才。”唐康笑道。

吴从龙却有些无精打采，道：“康时说笑了。就算真是苏秦、张仪在此，又有何用？这军戎之事，我不敢妄议，然既是要在下来此和议，打仗之前不知会也罢了，仗打完了，总该让你我知晓罢？如今却要耶律昭远问上门来，在下还揣着糊涂当明白……”

唐康听他满腹怨气，正想开解几句，又听他抱怨道：“这差遣实是难做。议和也是他王大总管赞同的，可这些事情，不论你如何行文过去问他，结果总是一纸回了。我难道便是契丹细作，他大总管府的事，到了咱们这边，就会泄露给契丹人了？最可笑是两头不讨好，康时可知道朝中出了变故？”

唐康闻言不由一愣，“出甚变故？”

吴从龙狐疑的望了唐康一会，确认他神色不似作伪，方才说道：“原来康时竟不知道。我方才与耶律昭远议完，因为中午要陪宴，便回营换件衣服，才听小厮说收到好几封东京的书信。我也是匆匆读过，这才来急急忙忙来找康时……这回可非小事。”

“究竟是出了甚事？”唐康更加糊涂，追问道。

吴从龙转头望望左右，见帐中再无外人，这才向着前倾了倾身子，压低声音，沉声道：“为这议和事，朝中已是乱成一团了。谏章交攻，两位丞相以下，两府诸公，皆被弹劾。听说皇帝读奏折才知道韩拖古烈已至大名府，召开了几次御前会议，痛骂诸公，扬言要召回章惇做枢密使，还……还在内廷对太后说子明丞相与韩参政是霍光！”

吴从龙说得冷汗都冒了出来，唐康却几乎笑出声来，装傻笑道：“霍光是汉朝的忠臣，皇上说得没错呀，家兄丞相与韩参政皆受托孤之任，确是本朝的霍光。”

“这……这恐怕不是甚好话……”吴从龙却急了，“康时，皇上年纪轻，颇欲有所作为，而两位丞相与两府诸公为国家社稷计，不免每每要从中谏阻，皇上自即位以来，几乎是无一事得快意行之，皇上又是有名的聪明天成，这心里面，只怕是有许多不满郁积了。平时倒也罢了，两府没有差错，朝中大臣都服气，皇上也不好说什么。可如今朝中不欲议和者甚众，朱紫以上，上章弹劾、反对者，据说已有六七十余人！尤其是还有个陈元凤从中撺掇，皇上不晓得为何，偏又十分信任他，不但留他在京中，每日召见；还用他荐举，又拔擢了许多新党中的能干人物——更邪门的是，尧夫相公对他亦十分包容。持国丞相老了，子明丞相在外，皇上身边有个陈元凤，诸事难料得紧。”

吴从龙的这番话，虽然仍有些遮遮掩掩不敢直说之处，但唐康心里面却已明白他在担心什么。这必是开封有人写信给他——或是真是他着想，或是想给他施加压力。其实说皇帝读奏折才知道韩拖古烈一行已至大名府云云，唐康自然是绝不肯信的。那必是谣传无疑，他虽不知实情，却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那多半又是两府相公逼迫皇上勉强答应接纳辽使，他开始不情不愿，却也无可奈何，待到看到有人上章弹劾，便有意无意放出这些话来，那自然是为了鼓励朝中大臣出来上表，增加声势，然后皇帝便可以挟此以对抗两府。皇帝年纪还小，未必想得出这样的办法来，其中有陈元凤做谋主，亦未可知。但若说这便要“诸事难料”，那当然是夸大其辞。

因笑道：“这朝廷是要议和还是要继续打仗，轮不着你我操心。然子云尽管放心，便是最后又不肯议和了，朝廷亦断不至于追究到你我的责任……”

吴从龙被他一语说中心事，脸上一红，却仍忍不住继续问道：“康时如何敢下此断言？听说如今弹劾的奏折之上，连在下的名字，都赫然在列呢。如康时、王厚，都是朝廷重臣，现今用人之际，或许不会有事，然在下又何德何能？如此许多大臣交章论列，若果然扳了过来，却一个官员也不贬责，本朝无此先例！”

唐康见他仍是忧心忡忡，忍不住笑道：“休管他扳不扳得过来，我只问子云一句话，我唐康可还说话算话否？”

“那是自然。”吴从龙莫名其妙望着唐康。

“那便好。”唐康笑道：“那我便向子云保证，倘若子云因此事受责，我唐康也绝不独善其身。我也便辞了官，回家做富家翁去。”

“这……在下并非此意……”

吴从龙正不知道要说什么，帐外忽然有人高声禀报，原来却是送宣台札子的差官到了。二人不敢怠慢，连忙见过差官，收了札子。自大名府至武邑虽有四五百里，但两地之间有官道相连，又在宋军控制区内，采用换人换马的接力传递方式，宣台公文，仍是一日多几个时辰便可送到。因此自议和以来，唐康和吴从龙收到的宣台札子每日少则一封，多则三四封，早就习以为常。只是此刻二人各怀心思，各有担心的事情，当下连忙一起将装札子的匣子打开，取出札子，摊在案上，二人一道览读。

这札子上的内容却是极短，二人几眼便已看完，然后都是面面相觑，半晌说不出话来。唐康先前的脸上的高兴之色，早已一扫而光，脸色变得十分难看；便是吴从龙的脸上，也是忧形于色。

过了好一会，唐康才冷笑着对吴从龙说道：“看来待会宴会之上，子云可以给耶律昭远送件大礼了。”

但吴从龙的心思，却似乎全不在此，喃喃回道：“这……这……皇上果真肯答应么？”

3

吴从龙的担忧，却也不算全是杞人忧天。正如唐康所猜到的，皇帝赵煦的的确确是迫于两府的压力，而不得不点头同意接纳辽使，然而石越也低估了赵煦不甘心受人摆布的心意。这一次的议和，虽然朝中有韩维与范纯仁极力主持，可即便是在御前会议中，也是态度分化的。其中枢密副使许将、刑部尚书李清臣、翰林学士苏轼、工部侍郎曾布、权太府寺卿沈括、权知军器监事蔡卞、职方馆知事种建中等七人立场皆十分鲜明，全靠韩维与范纯仁一再保证和议条款绝不会辱国，又用数十万的流民问题向他们施加压力，御前会议这才算勉强达成一致。然而，分歧仍然存在。赵煦年纪虽轻，但对于“异论相搅”这等家传的帝王之术，却是毫不陌生。对于一个新掌握权力的君主来说，臣子们之间出现大分歧，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利用他们的矛盾趁机得利，竖立起自己的权威，这也算是必修的一课。更何况，这一次的政策，的确是赵煦所无法接受的。

因此，他故意在向太后面前说出石越、韩忠彦是霍光这样的话来。而这句话也不出他所料很快便流传出去，许多本就不满的人、望风承旨的人、对石越与韩忠彦有私怨的人，立即读懂了这句流言的意思，在他的鼓励下，弹劾当政者的奏状，便如雪片一般飞进宫中。

读“弹章”这种东西的技巧，此前太皇太后跟他说过，后来清河也说过、桑充国也讲过，赵煦早就知道，绝大多数的“弹章”中，总免不了要有些不尽不实、夸大其辞的话——太皇太后、清河、桑充国所说的重点，当然是希望他既能分辨这些，又不要因此而拒谏。要做一个好皇帝，最重要的当然是兼听则明，倘若因为“弹章”中在些夸大不实之语，便扔到一边，不去留意其中的可取之处，这很容易就会成为一个致命的弱点，而被奸臣所利用。许多自以为聪明的君主，便都栽在了这个弱点上。

道理虽然早就懂得，可真的见识到之后，赵煦却仍然禁不住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反感。

譬如这一次，有不少人便在奏状中，将石越骂了个狗血淋头，称他不过徒有虚名，宣抚三路，自开战以来，却是每战必败，故闻敌而丧胆，又惧怕朝廷问罪，是以才又生出议和之意，全然不顾出征之初的豪言，甚至将他与后蜀的王昭远相提并论。又称皇帝当日下《讨契丹诏》，明言“凡敌未退出吾土而有敢言和者当斩于东市”，石越身犯此令，纵皇帝念及往日功劳，不将他赐死，也不当再以军权付之云云。

赵煦固然对于石越有许多的不满，但是要说他是后蜀的王昭远之流，他还是无论如何都不肯相信的。那王昭远原是五代末年的一大笑柄，他在后蜀掌握大权，自比诸葛武侯，先是自不量力，傻乎乎想要与北汉夹攻宋朝，结果不仅联络北汉的使者半道叛逃宋朝，还引火烧身，引来宋军攻蜀。他至此还是十分狂妄，蜀主令他率军抵抗，他还声称“取中原如反掌”，哪料到最后连战连败，一路逃跑，竟被宋军活捉，后蜀也因此亡国。那些人将石越与王昭远相比，就算是赵煦，也觉得未免诬之过甚。虽说开战以来连战连败，可宋军却从未乱过阵脚，若是那些个败仗也要算到石越头上，连赵煦也觉得冤枉了一些。

可尽管如此，这些“弹章”，仍然不失为赵煦手中得力的武器。

这便是身为万乘至尊的好处。如果他愿意，他依然可以将这些连他自己也不相信的东西，当成石越的罪名，加以问责。

当然，做这种事会面临多大的阻力，赵煦也是心知肚明的。

所以，他也只是想想而已。给石越一点压力就可以了，真的要罢掉他的话，现在还不是时候。

“官家！”庞天寿蹑手蹑脚的进来，打断了赵煦的暇思，“守义公仁多保忠已在殿外候旨。”

赵煦“唔”了一声，连忙收拢思绪，道：“宣他进来罢。”

这是仁多保忠回京之后，小皇帝第一次召见他。其实这谈不上有何特别之处，即便是很亲贵的皇亲国戚，也不是天天能见着皇帝的。办了差遣回来，皇帝见或不见，都是很寻常的事情。然而，不管怎么说，仁多保忠这次却是以败军之将的身份回京，因此总是有些许的尴尬与忐忑。陪着韩拖古烈一行抵京之后，仁多保忠去太皇太后灵前哭了一场，又上了封请罪的札子，便回到府上，闭门不出。就这么着关在家里两三天，没想到皇帝突然又说要召见他，这不仅是让他一颗悬着的心落了地，而且还有点受宠若惊、感激涕零的感觉。

仁多保忠离开汴京的时间其实很短，然而在再次回来之后，宫里面的情形，便已让他颇有物是人非之叹。垂帘时期宫中最得势的陈衍与清河郡主，如今都已是昨日黄花。陈衍在忙于太皇太后的山陵之事，而清河郡主则退居家中，深居简出，整日替太皇太后念佛讼经。曾经炙手可热的两个人，几乎是转瞬之间，便可以让人看到他们凄凉的下场。而如今宫内的权贵，摇身一变，换成了李舜举、庞天寿、童贯三人。尤其是李、庞二人，极得新帝的信任，李舜举官拜入内内侍省都都知，这是从五品的高官，“内臣极品”，是大宋朝宦官所能做到最高位置，号称“内宰相”；而庞天寿虽然还只是从八品的入内省内东头供奉官，但他是一直跟着皇帝的从龙之臣，自非寻常内侍可比。再加上内西头供奉官童贯，这三人，都是当年雍王叛乱之夜，曾经拼了死命保护小皇帝的宦官。因此，这其中的酬庸之意，倒也十分明显。

想到这些，仁多保忠心里面又更加安慰几分。

不管怎么说，小皇帝对于那些忠于他的人，并不算十分薄情。

他小心翼翼的随着庞天寿进到殿中，行过大礼，听到皇帝淡淡的叫了一声“平身”，又谢恩起身，低着头侍立在殿下，静静等待皇帝发问。但他耐心的等了许久，左等右等，都不见皇帝说话。仁多保忠心下纳闷，终于忍不住悄悄抬头偷看了一眼，却见赵煦提着笔，还在批阅奏章。短短几个月的时间，赵煦仿佛又长高了不少，一张清秀苍白的脸上，更又多了几分阴沉的感觉。

仁多保忠哪敢催促，只好继续侍立等候。这却是一番好等，幸好他是武将出身，久站倒还不算什么，只是不知道皇帝究竟是有心还是无意，心里面不免又打着小鼓，胡思乱想。便这么着等了约小半个时辰，才忽然听到皇帝问道：“守义公，朕听说你生了两个好儿子。”

仁多保忠愣了一下，再没想到皇帝一开口是说这个，他又不知皇帝的意思，只得躬身回道：“臣惶恐，臣有失教养……”

“什么有失教养？”赵煦也不料仁多保忠会如此狼狈，不禁笑出声来，又笑道：“卿家三郎十几岁便能守东光，若这也是有失教养，耶律信大概会气死。朕听说韩拖古烈这次来，还特意问守东光的少年是谁家子弟？”

仁多保忠这才算真正松了口气，谦道：“陛下谬赞了。”心里却是不住的苦笑。这次他率两子出征，当日渡河之前，他是安排第三子仁多观明去冀州的，哪知道人算不如天算，仁多观明少年心性，将他的话完全置之脑后，自己又跑回了东光。结果差点父子三人都为宋朝尽忠。这次他回京，又想将两个儿子一并带回来，不料又是一个也不肯听他的，仁多观国在冀州时便自告奋勇，随何畏之救援东光，如今颇受何畏之赏识，在镇北军中如鱼得水，再不肯走。而仁多观明被王厚荐了个行军参军之职，“回京”二字，更是提都不用提。此时皇帝当面夸奖三郎，他脸上虽觉光彩，可心里面，倒是担忧更多几分。

但赵煦哪里体会这些为人父的心情，只是自顾自的笑道：“俗语道‘将门虎子’，这话真是一点不假。十几岁便有如此忠义胆色，日后必是我大宋栋梁之材。如今国家正是多事之秋，所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若是我大宋的那些世家将门，皆能如卿家一般，朕复何忧？”

仁多保忠正想再谦逊几句，但赵煦思维跳跃，说话语速极快，根本容不得他打断，便听他一口气都不歇，又继续说道：“守义公你是我大宋的宿将，此番又曾亲自领兵，与辽人作战，深知辽人虚实。这回也是你陪着韩拖古烈来京，路途之上，当与韩氏多有交谈。如今契丹请和，朝议纷纷，有谓可和者，有谓不可和者。朕深知卿知兵，又深信卿之忠义，只是卿回京之后，却实令朕失望。”

这话一出口，仁多保忠慌忙又跪了下去，顿首道：“臣自知罪不容诛……”

“罪不容诛？”赵煦冷笑道：“卿有何罪不容诛之事？”

“臣败军辱国……”仁多保忠才说了五个字，便被赵煦打断，厉声道：“胜败是兵家常事，你有何罪之有？朕失望的，是你回朝之后，于和战不发一言！”

“这……”

“今日朕召你来，便是要当面问问你，究竟是可和，还是不可和？”

赵煦的目光咄咄逼人的逼视着伏在地上的仁多保忠，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亲政的小皇帝赵煦，就已经如此的象他的父亲，让仁多保忠感觉到一种无形的巨大的压力。但是，尽管如此，仁多保忠仍然在心里面犹疑。

“臣……臣不敢说。”

“不敢说？”赵煦几乎是愕然，“卿有何话，只管说来，朕非拒谏之主，绝不至因言加罪。”

“不敢。”仁多保忠忙道：“陛下之明，堪比尧舜，天下不论贤愚不肖皆知。臣所虑者非此，而是……”

“而是什么？”

“而是，而是臣以为子明丞相不过假议和而已！”虽然在心里面有过一些挣扎，但仁多保忠最终还是决定不要得罪皇帝才是明哲保身之法。

“假议和？！”赵煦已经不由自主地站起身来，脸上写满了震惊。“卿莫不是说笑？果然是假议和，难道连朕都会不知道？！”

“此非臣所知。”涉及到宰相们与皇帝之间的矛盾，仁多保忠毫不犹豫的装起糊涂。

“那卿有何依据说是假议和？”

“臣在永静、冀州之时，见御河粮船依旧昼夜不停往东光运粮；至大名府时，听到宣台急急催促各地冬衣；回京之后，又听闻朝廷明年要从荆湖南北路多买粮数十万石，有官员正在为运输而发愁……若说冀州、永静、大名之事只是未雨绸缪，那明年自荆湖南北路多买数十万石粮食，又是为何事？自熙宁以来，荆湖南北路虽垦田日多，户口滋衍，已有富饶之称，然至京师转运非易，走水路须沿江而下，至扬州再走汴河，可江淮已然是鱼米之乡，故朝廷若不是迫不得已，两湖之米，是不进汴京的。”

“不错。先帝开发湖广，规模宏大，然最终却只可说完成了一半。荆湖南北两路，最终到底没能修成一条运河，以水路连通汴京。走陆路事倍功半，下江淮多此一举。故此荆湖南北之粮，毕竟只能用来防江淮益黔有个天灾人祸。”说到这里，赵煦忽然笑了起来，道：“到荆湖南北多买粮食，卿只怕是听错了。”

“臣听错了，亦或是有的。然以臣对子明丞相之所知，仍不能信他是真议和。”

赵煦见仁多保忠说得如此坚定，亦不觉讶然，默然一会，若有所思的点点头，又问道：“且休要管甚真议和假议和，倘若和议是真的，卿又以为如何？”

仁多保忠脸上抽搐了一下，但他伏在地上，赵煦自是半点也看不见他神色的变化。他本想说：“那也无甚不可。”但是，最终说出口的，却是迎合皇帝心意的话，“若如此，臣以为此时不当议和。”

果然，他话一出口，赵煦便十分高兴，哈哈笑了几声，道：“朕果然没有看错人。你快起来罢。”望着仁多保忠谢恩起身，赵煦又说道：“卿在武强吃了败仗，朕知道卿十分灰心，然卿还是要打点精神，在京休养数日，日后朕还要用得着卿处。”

一时之间，仁多保忠也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吃惊，但他心里明白，如今大宋选将，只怕他面前的小皇帝说了也不能全算，虽然皇帝他绝不敢得罪，但两府诸公他同样也不愿招惹，因此忙又欠身道：“恕臣愚钝。陛下，所谓军权贵一，陛下既以征战之事委右丞相，似乎……”

“此事卿不必担心！”仁多保忠话未说完，赵煦已是摆着手打断他，道：“石丞相的事权，朕既任之，则必信之。朕要用卿的，是另一处。”

“另一处？”仁多保忠疑惑的抬眼偷看了皇帝一眼，却见赵煦满脸兴奋之色，又听他说道：“正是。有人献策，可效李唐攻高丽故伎，征调海船水军大船，筹兵四五万，自海路攻辽国东京，使其首尾不得相顾……”

“陛下！”仁多保忠不等皇帝说完，已是大吃一惊，急道：“此策恐不可行。”

“为何？”赵煦却不料仁多保忠反对，兴头上被人浇了一盆冷水，不由大是不悦，拉了脸说道：“朕筹划已久，颇觉可行。况李唐当年攻高丽，曾得奇效。”

“高丽与契丹不同。高丽国都近海，以水师自海攻之，虽花费甚大，然而正是攻其要害，故而有用。而契丹之精华在其南京、西京道，往北则是中京、临潢附近，以海船水军攻辽之东京道，便好比征调骑兵，焚掠其上京道之西北草原，是以宝贵之兵力，攻敌所不急，击敌所不救。纵然做得到，又有何意义？只是白白耗费国帑而已。如今朝廷方在河北河东与契丹相持，陛下果有四五万人马，请使之增援河北河东，或许最终取胜，便胜在这四五万人马之上……”

“朕哪有这四五万人马？须得临时征募。”赵煦被仁多保忠这么一说，脸一下子便红了，讷讷道：“只是兵法有云，以正合，以奇胜……”

“话虽如此，然奇兵不可恃。用兵之道，若以正可胜，便没有必要节外生枝。”涉及到这等大事，仁多保忠便不敢再一意迎合皇帝，毕竟日后若有个什么差错，他此时若不劝谏，到时便也脱不了干系，因此他一心一意要打消皇帝这个念头，又道：“陛下果真要袭辽人东京道，与其临时去征募乌合之众，莫若静待高丽出兵。高丽之兵再差，亦强过陛下临时征募之兵。”

“高丽果然会出兵么？”赵煦疑道，“朕已是几番下诏，要秦观催促，然至今仍不见他一兵一马。”

“高丽以一小国居于两大国之间，胜负未明，陛下催也无益。然陛下只须宽心等待，其必然出兵。”

赵煦揣摸仁多保忠话中之意，不由喜道：“卿是说我大宋必能取胜么？”

“臣观王厚用兵，有必胜之理。”

这些话却全赵煦所喜欢听到的，他立时高兴的问道：“何出此言？”

“以臣观之，耶律信如剑，韩宝如斧，而王厚似墙。剑斧再如何锋利，砍在墙上……”

召见过仁多保忠之后，赵煦心里面又多了几分绝不议和的底气。此前无论谁说，毕竟只是一种愿望而已，他不想议和，但若战局逼着他要议和，他也无法可想。但仁多保忠是自两军交战的地方回来的，他既也说不当议和，又认为宋军能很快取得更大的优势，这便让赵煦的底气更加足了。因此，便连他的心情也变好了几分，而心情一好，思维又变得更加敏捷。他突然又想起石越前不久呈进的一份札子，依稀记得札子中石越曾提到给战损的几支禁军补充兵员的事，他连忙叫庞天寿帮他找出来，又细细读了几遍，脑子里面，不断的想起仁多保忠“假议和”的说法。

“假议和”的说法是不可思议的，赵煦无法理解如果石越他们有这样的想法，怎么会不禀报与他知道。但这个想法，却又似生了根的，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议和不是什么奇怪的事，倘若能够通过和议达成目的，便最好不要采取战争的方式，这原也是理所当然的。当年太祖皇帝想要收复幽蓟诸州之时，不也是设想先通过交涉赎买的方式，要契丹不肯答应，才诉诸武力么？“兵凶战危”不是说着玩的。赵煦自小受的教育，也是“兵者凶器也，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每个人都会告诉他，不管拥有多么强大的军队与武力，也不可能保证战争一定会取得胜利。远的不说，对西南夷的战争就是一个好的例子。

因此，赵煦也从不曾怀疑过他的宰执大臣们是可能将议和当成一个选项的。

直到仁多保忠提出石越是“假议和”之后。虽然当时他觉得是不太可能之事，但事后再想想，却总觉得莫名的蹊跷。

因为心里一直萦绕着这样的想法，下午的时候，御前会议向他报告石越请求在议和条款上做出重大让步，不再要求辽人归还掳获的财物，赵煦竟然也没有感到十分愤怒，更没有坚定的反对。

赵煦的异常表现，被视为皇帝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改变，让一些人松了一口气，又让另一些人开始紧张。但赵煦却浑然不觉，只是一直思忖着“假议和”的事。到傍晚时分，他又让人去唤来陈元凤，在便殿接见，询问他的看法。

然而，陈元凤的回答却让他大吃一惊——“臣以为此亦大有可能！”

“既是如此，那为何要瞒着朕？”他不解的追问。

“恐陛下年幼泄机也！”

陈元凤直截了断的回答，便如一根刺针，狠狠的扎在了赵煦敏感的自尊心上。但也让他立时明白了这可能就是真相。他年轻的脸顿时涨得通红，身子气得一直发抖，却半晌说不出话来。

而陈元凤却始终垂着头，仿佛全然没有感觉到皇帝的怒火，反倒是自顾自的发着议论：“此亦无足怪。本朝自熙宁以来，朝野儒者所宗，其大者不过道学、新学、石学、蜀学，而这四派，名则纷争，实则同一，最后不过归为两个字——‘宗孟’！汉唐之儒，都是宗荀子；本朝之儒，都是崇孟子，此即本朝与汉唐之大不同处。这亦是儒者最大的区别。宗荀子者，必然崇君，重君权；崇孟子者，便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陛下虽然是天下至尊，但是在本朝那些儒者看来，却到底还要排在祖宗社稷之后。此辈自相标榜，自以为为了黎民百姓、祖宗社稷，‘尊君’二字，竟可以不讲，至于触怒至尊，无君无父，更是引以为荣。这便是熙宁、绍圣以来儒者的风气！似韩维、范纯仁、韩忠彦辈，皆是本朝忠厚醇儒、老成可信之人，然此风所及，此辈竟皆为一干邪说所惑，明明是跋扈欺君，他却当成忠君爱国。开口祖宗之法，闭口社稷为重，可曾有一人将陛下放在心上？恕臣大胆，这等事情，若在汉唐，便是权臣乱政，虽三公亦可诛之。”

“可在本朝，朕却只好忍了。对么？！”赵煦尖声讥刺道，陈元凤的这一番话，譬如火上浇油，然而却也句句皆是实话，赵煦气得手足冰凉，心里面却也清楚，他的的确确做不了什么。他或许可以用欺君跋扈的罪名来处分他的宰相们，但那只是成全他们的令誉，让他们在国史上面浓章重彩，然后，他还只能换上一群一模一样的宰相。这种事情，是不分新党旧党石党的，将吕惠卿、章惇召回来，又能好多少？除非他找几个三旨相公一样的人物来做宰相。

而且，从现实来说，陈元凤口中“宗荀”的汉代，如汉宣帝那样的令主，也奈何不了霍光。他父皇留给他的几个遗诏辅政大臣，更不是他轻易动得了的。这个时候，赵煦不由得有点怨恨起他一直尊重的父皇来。大宋朝本无这样的家法，他却偏偏要多此一举，给他留下几个偌大的麻烦。

“以卿所知，本朝可有崇荀卿的儒者？”

“恐怕没有，便有，亦籍籍无名。”陈元凤淡然回道，一点也不理会皇帝口中的讽刺之意，又说道：“世风难易，陛下要振纲纪、尊君权，臣以为，不必远法汉唐，只需学先帝便可。先帝之时，儒者亦讲宗孟，然何人敢不尊君？”

赵煦是最爱听人说他父皇的好话的，陈元凤这话，却是说到他心坎里去了，他立时便敛容相问：“这却又是为何？”

“盖以先帝英武，而勇于有为，不烦改作，故大臣皆惮之。”

“卿所言极是。”赵煦连连点头。“只是如今之事，又当如何？难不成朕也跟着装糊涂么？”

陈元凤抬起头来，望了面前的皇帝一眼。这是一个急欲获得尊重与成功的少年，然而，这正是石越他们给不了的。他们天然的处在对立的位置上，而没有人愿意为他的成长支付代价。其实，陈元凤也能理解两府的宰执们，他们对于忠君有自己的理解。况且，再无私的人，要放弃到手的权力也是困难的。能让皇帝真正的“垂拱而治”的话，就意味着相权的最大化，他们纵然不是有意为之，却也很难拒绝这样的**。

而这却正是陈元凤的机会。

将韩维、石越们斥为奸臣，那是拙劣的伎俩，皇帝年纪虽小，但也不是完全不能分辨是非的昏庸之君。但是，在皇帝面前将他们描述成“祖宗之法”的维护法，孟子的追随者，而将自己打扮成君权至上的忠臣，这样的两种形象，却能正中要害，大获成功。

小皇帝渴望权力，所以，他知道他需要哪一种忠臣。

而他，甚至谈不上诋毁过石越。他说的全是实话。这不都是石越、桑充国们所鼓吹的么？只不过为了顾及皇帝的好恶，陈元凤小心翼翼的将桑充国划了出去。

“此事是真是假，尚不能完全确定。只如今却有一要紧之事，臣不敢不言于陛下。”

赵煦不由怔道：“有何要紧之事？”

“臣风闻今日御前会议对辽国的和款又有让步？”陈元凤几乎是有些无礼的注视着皇帝，问道。

赵煦点点头，讽刺道：“原来非止是朕而已，御前会议亦是守不住机密的。不过辽人是要朕‘赠送’他们钱币，虽是让步，其实分歧仍大……”

“不然！陛下此言差矣！”陈元凤促然高声，连连摇头，道：“恕臣直言，此前的和议条款，臣也曾与陛下说过，虽是议和，陛下不必担心，辽人绝难接受那几条和款。但如今果真只是要重申熙宁之誓，罢耶律信，归还河北百姓，和议便不见得不能成了。”

赵煦吃了一惊，“这是为何？”

“因为辽人想要的，其实不过钱财而已。此前石越要辽人归还掳掠财物，便如同叫辽主胸口剜肉，辽主绝不会答应。想来石越亦是想明白了这一点，故此才又请将这一条去除。以臣之愚见，辽人接下来，必会要求将‘归还’二字，改成‘赎还’。只要朝廷肯答应这一字之别，辽主便也不会再要求朝廷‘赠送’他钱帛。如此一来，双方便等同于避开了谁胜谁败的问题，各自保全了脸面，些些分歧，亦不过是在‘赎金’之上。唯一的一个问题，便只是要不要罢免耶律信了！”

“这……”这些日子以来，陈元凤没少在赵煦面前做过预言，几乎无不中的，这次说得合情合理，由不得赵煦不信。

“此事若如仁多保忠所言，是右丞相假议和，则此为诱敌之计。是故意让辽人以为有谈成的希望，拖延时日。然万一是真议和，陛下又当如之奈何？”

“这……”赵煦咬着嘴唇想了半晌，“朕便召见韩维、范纯仁，问个明白！”

“不可。”陈元凤连连摇头，道：“韩、范两位相公，不见得肯说实话。”

“那当如何？”赵煦此时，已是对陈元凤言听计从。

“以臣之见，若是假议和，必是右丞相的计策。陛下要问个明白，须从韩师朴参政处入手。陛下只需写一封手诏，差人送至韩师朴处，责之以君臣之义，韩参政是忠厚之人，必然据以实告。”

其实赵煦既然已经猜到，若召来韩维与范纯仁，二人也断无再隐瞒的道理。但陈元凤深知二人品性，一旦承认，必然会将责任揽到自己身上，替石越与韩忠彦开脱。尤其是韩维，已是快要致仕的人，也不怕多担些怨恨。他若一口咬定这是自己的主意，虽说这件事颇犯赵煦的忌讳，但人走债消，赵煦也只得优容一二，最终不了了之。然而陈元凤心中知道，这等胆大包天的事，多半是石越的主意，他哪肯让石越占这个便宜？如此虽是舍近求远，大费周章，可这笔账，却也终究是记到了石越头上。

4

出宫之后，陈元凤特意绕道去了一趟州桥投西大街。陈元凤现在住的驿馆是新城西北，投西大街在旧城城南，两处原本是南辕北辙，但辽国使馆在投西大街街南，而韩拖古烈一行又住在街北的都亭驿，投西大街如今也算是汴京一个炙手可热的地方。不过陈元凤是没甚么借口去拜会韩拖古烈的，他心里面也并无这个想法，如今陈元凤在汴京，是以“知北事”、“主战”两件事而立身的，朝中如今除了那些因为吕惠卿事而怨恨他的新党，以及对他偏见很深的旧党，许多年轻力壮而渴望有为的官员，都十分亲近他，认为他是个“不党不阿”的君子，值得信任。而且，大家暗地里都觉得他既在宣台之中举足轻重，在皇帝与御前会议中，也颇受重视。陈元凤知道自己并无什么根基，反倒是政敌不少，因此也格外注重自己的形象，绝不肯在这个时候去私见韩拖古烈，招人非议。

他去投西大街，只是因为李敦敏不久之前，刚刚把家搬到了投西大街。

太府寺丞的确是个肥差，大宋朝官员薪俸虽然优厚，可州桥一带的宅子，也不是寻常官员买得起的，李敦敏才入京时，穷得连马车都坐不起，但几年下来，已是宦囊颇丰，难得的是，他官职虽卑，却没少得罪人，可御史台居然没找他麻烦。这一点让陈元凤十分羡慕。虽然也有人说那是阿沅颇善货殖之术，替李敦敏打理家产，生财有道，但这些话陈元凤自然是半点都不信的。那阿沅还是他送到李敦敏府上的，如今逢年过节，阿沅还要差人送些礼物到他府上，可他压根也不相信当年那个落魄的小丫头，懂什么货殖之术，便是那个“杭州正店”，陈元凤也认定全是因为石越关照，方能一直开下去。他当年将阿沅送回，其实也没安什么好心，原本他是希望这丫头能回到石府，再加笼络，可以帮他收集一些石府的阴私，哪料到阿沅脾气固执得很，竟然死也不肯回石府，让他如意算盘打空。虽说那阿沅一直十分感激他，但对陈元凤而言，她既不肯回石府，对他便全无价值，他又哪里会真的在乎阿沅这样的人的感激？相反，他心里面的歧视是根深蒂固的，因此也认定李敦敏必是因为做了太府寺丞，才能有现今的家产。

而他因为得罪的人太多，此前虽然一直做地方官，却都十分谨慎，守着点俸禄过日子，虽然宋朝之制，地方官的各色收入远较京官为多，又兼之地方开销远低于汴京，在任之时，倒也不曾为那阿堵物发过愁。可他此番入京，一旦多滞留几日，便觉得囊中羞涩，十分支应不开。他虽是住在驿馆，兼之是国丧，声色犬马的开销已是省去不少，但石越与司马光改革驿馆之法后，对官员来说，的确是颇有许多不便。以前驿馆使费，官员只管混用，亏空往往要驿吏填补，如今连借个马车，都要先让管家把缗钱交到账房，否则这些驿吏便装聋作哑，不肯支借。尤其这又是在汴京，驿吏都是极混赖的老吏，千方百计讨要打赏，连晚上送点热水，都要“汤水钱”，要不然便连热水都无人伺候。这等事情，若发生在各路府州，早就一顿好打，但既在汴京，御史台虎视眈眈，官员们都要个体面，谁也不想为了几个铜钱成为同僚笑柄，也只好忍气吞声。

陈元凤这次来京，随从带得稍多了点，十几口人加上坐骑住在驿馆，每日花销不菲。再加上总有些人情往来、赏赐打点，又免不了有打秋风的同乡故旧上门，他来汴京时带了三百足贯缗钱，竟然就花了个精光。迫不得已，数日之前，他只得找李敦敏借了五百缗交钞。谁知道偏有这般巧法，才一借到钱，便有几个河北的儒生，逃难至此，叫他在安远门碰着，他原做的是河北学政使，这些人都是当日他亲自考试过，拉到面前谆谆教诲过的，难道这时候见他们落难，他也装视而不见？只好咬咬牙，白送出二百缗。剩下三百缗交到管家手中，各家店子赊欠的账一结，已是一文钱不剩。

没奈何，陈元凤只好又找李敦敏借了二百缗交钞。早上叫管家去李府取了钱，李府又跟着管家过来一个人，送了张帖子，道是晚上要请他吃顿便饭。陈元凤自是不好回绝，兼之他与李敦敏交情甚笃，虽是赶上皇帝召见，耽误了时辰，却仍不以为意，出宫之后，依旧往李敦敏府上去。

虽然大宋朝现在处于战争之中，可是汴京的夜晚，依旧是灯火通明、金吾不禁。国丧之间，瓦子勾栏暂停营业，可其他的行商、住商，都照常经营，州桥一带，依旧是熙熙攘攘，除了偶尔听到报童叫卖，大声喊着前线的战报，偶尔能见到一些逃难的流民在沿街乞讨之外，陈元凤几乎感觉不到战争的气息。他骑着马到了投西大街，发现街南的辽国使馆，依然是在禁军的严密看管之下，偶尔有一两辆马车进去，都是蒙得严严实实，让人觉得神秘莫测。而街北的都亭驿，这几日间也是戒备森严，但驿馆外面的马车，明显就要多出许多。

韩拖古烈在汴京毕竟是很有人缘的。尽管是两国交战，但还是有许多士大夫自认为心中坦**，并不如何避讳，亲自来拜访的，送上诗文书信的，络绎不绝。而韩拖古烈也抓住一切机会，向这些人表明辽国议和的诚意。他竭尽可能的将这场战争描绘成一场可悲的意外，尽可能的在不丧失尊严的情况让人感受到他的歉意——尽管他绝不会宣诸于口，但仍然赢得了许多人的谅解。

至少对他个人而言，汴京很少有人能痛恨得起来。汴京绝大部分的士大夫，都知道他是坚决反对这场战争的，人人都相信他对宋辽通好所抱持的善意与诚意。大概这也是为什么韩拖古烈来京不过数日，便能顺利的拜会御前会议的几乎全部大臣的原因吧。若是换一个人，宋廷多半会将他扔在驿馆晾个十天八天再说。

无论有多么不可思议，但这的确是一个事实。汴京的士大夫们，直到这个时候，似乎仍然将韩拖古烈看成自己人。仿佛他们仍有一种共同的语言，能够互相理解彼此的无奈与痛苦。据陈元凤所知，即使在御前会议中，也有大臣相信，如果石越的议和条件能够成功让辽主罢免耶律信，而以韩拖古烈取而代之的话，那么宋辽之间恢复和平，依然是可以信任的。甚至可以这么说，假设宋辽之间要实现和平的话，那么韩拖古烈在辽国执政，便是必须的条件。即使是陈元凤，也是如此认为的。

只不过陈元凤并不认为辽主会任由宋人来决定他的北枢密使人选而已。

陈元凤才到了李敦敏的宅子外面，李府早有家人在门外候着，远远见着陈元凤，就一路小跑着过来，服侍着他下了马，将他迎进府中。便在同时，已有家人进去通报，李敦敏亲自迎出中厅，与陈元凤笑着叙过礼，也不在厅中奉茶，便将他往自己的书房里请。

李敦敏的书房十分宽敞，陈元凤进到书房之时，已有家人在书房里摆下桌椅与各色点心，点起几盏明晃晃的大蜡烛来，待李敦敏与陈元凤落座后，又有侍婢送上温好的酒菜，李敦敏提箸请陈元凤吃了一口旋切鱼脍，一面喝着酒，一面便说些家常闲话。

自从熙宁末年，陈元凤对吕惠卿反戈一击之后，七八年来，陈元凤都很少再享受声色犬马之事，他是一个将功名事业看得极重的人，为了搭上范纯仁这根线，巩固他对自己的信任，也为了不给朝廷中那些政敌把柄，这些年陈元凤一直过得小心谨慎。范纯仁自己很节俭，也不喜欢别人生活太奢侈，陈元凤就算远在成都，也要每十天才能吃一两次肉。这种状况，一直到他转任河北路学政使，才稍有改变，然而即使如此，在河北官员中，他也是有名的不爱口腹之欲。

但李敦敏与陈元凤却是布衣之交，二人相知已久，李敦敏素知陈元凤未中进士之前，吃东西便已经是十分讲究的了，因此他办的几个下酒之菜，看起来寻常，却是特意去寻了汴京有名的厨子来府中做的，平常便是李敦敏自己也吃不起。

他这点心思却也不曾白费，果然陈元凤口里虽然不说，但下箸极快，吃得甚为欢快。

酒过三巡，李敦敏瞧见陈元凤已是脸色微醺，当下轻轻挥了挥手，他那管家见着，连忙打了个眼色，领着几个侍婢退出书房，李敦敏一面从袖子中抽出一叠交钞，轻轻放到陈元凤跟前。

陈元凤原本就料到李敦敏请自己绝不是吃顿“便饭”那么简单，因此虽听陈元凤一直闲扯，心里却在等着他步入正题，只是他绝没料到，李敦敏竟是要送一大笔钱给他。他拿眼睛瞥了一眼桌上的交钞，全是五十贯一张，大约有二十来张，竟然有一千贯之多！

他不由愣了一下，问道：“修文，这却是何意？”陈元凤的惊讶，倒的确是发自内心。他与李敦敏相交数十年，对他也算十分了解。李敦敏大半生为官都清廉自持，虽然这几年他做到太府寺丞，慢慢发起财来了，但说一下子堕落到要向他行贿，却也有些让他难以接受。

却听李敦敏笑道：“履善兄，这些，是你应得的。”

“我应得的？”陈元凤一时有些摸不着头脑，不解的望着李敦敏。

“履善兄忘了种棉诏？若非是你在皇上面前力陈其利，又游说两府诸公，此诏哪能那么快颁行？”

“可这和这些钱，又有何干系？”陈元凤依然糊涂。

李敦敏嘿嘿笑了几声，道：“履善兄以为是谁最着急棉花的事？如今天下州县种棉花的已经不少，然而朝廷的考绩中，却一直只有劝桑麻的，这棉花究竟算不算在桑麻之内，朝廷却没有规定，各地各说各是。东南那些种棉花的州县，这几年没少闹出事来，县官要耕地，要桑麻，如此考绩才能优等，因此常常禁止百姓种棉花。而织棉布的作坊越来越多，各地经常为了抢棉花打个头破血流。需得运气好，碰上个好郡守，好县令，这事才能解决。这次朝廷又大举收购棉花，对许多作坊来说，更是雪上加霜。故此有几十家商行一道想了个法子，请人来找弟陈情。弟人微言轻，又能有何用？只得拜托履善兄与沈外府 。履善兄自是不爱财的，然沈外府兄是知道的。那些商行一共筹了四千贯送到弟这里，已送了沈外府两千贯，此事弟无寸功，余下两千贯，自然是履善兄的。”

陈元凤听得目瞪口呆，怔道：“原来这也能生财？只是为何此前却不曾听修文提过半句？”

“弟知履善兄品行高洁，若事先说了，反而不美。我事先不说，履善兄向皇上进言之时，便全是出于公义，就算事后收了这笔钱，亦谈不上因私害公，可以心安理得。”李敦敏淡然笑道：“不是弟矫情做作，履善兄若果然如沈外府一般爱财，兄身为随军转运使，只须稍开方便之门，这区区两千贯，又何足道哉？”

陈元凤连忙摇头，笑道：“修文说笑了。军国大事，我岂敢中饱私囊？”说着，用手摸了摸脖子，又笑道：“况且还在石子明眼皮底下，我这大好头颅，不想被他砍了去。”

“履善兄说得极是。”李敦敏笑道：“不过这笔钱，取不伤廉。沈外府已然收了一半，这一半我断断不能退回去，否则大骇物情，便连弟也要受牵连。”

陈元凤笑道：“既然如此，修文自己留下便是。”

“奈何无功不敢受禄。履善兄莫要再辞。”

陈元凤见李敦敏十分坚定，心里面又认定李敦敏必也收了一份，当下也不再推辞，将一叠交钞轻轻拢入袖中，笑道：“如此，便生受了。”

李敦敏见他收了，这才放下心来，又敬了一回酒，笑道：“如今汴京议论纷纷，都说些议和之事。我知道履善兄是主战的，不过，依我之见，即便是议和了，亦维持不了几年。子明丞相不过是缓兵之计，辽人如此欺我，朝廷只要缓过这口气来，必要北伐。如今这些争论其实没甚意义。此事我原不该置喙，不过我实是不愿见到履善兄与子明丞相再起不必要的误会……”

陈元凤没料到李敦敏话风一转，竟做起说客来，一时哭笑不得，却听他又继续说道：“其实子明丞相不会与辽人议和是明摆着的事，可惜连两府之中，有些公卿亦太糊涂。弟在太府寺，有些账目进出，看得清清楚楚，朝廷直到现在，都在增加各地的铁课、铜课，还有硫磺、硝石、牛皮、竹子……这些物什的和买采购，皆是平常年份的数倍甚至数十倍。朝廷还在准备打仗，这是明摆着的事。不久前，朝廷还下了一道密诏，河东路这几年的两税，一粒米一文钱都不出境。履善兄，恕我直言，屈指一算，我认识子明丞相已有二十余年，子明丞相每事皆深谋熟虑，绝非反复无常的小人。不论旁人如何说，我是绝不相信他会无缘无故与辽人去议和。履善兄的才华，非弟能望项背，又得蒙皇上信任，若能与子明丞相同心协力，助子明丞相一臂之力，此非止是大宋之福，亦可使履善兄得以一展胸中抱负。还望兄三思。”

李敦敏言辞恳切，陈元凤虽然心里嫌他天真，嘴上却不得不说得冠冕堂皇一些，笑道：“修文说得极是。我与石子明虽无私交，却也并无私怨，同为国事，自当要同心协力的。其实石子明是假议和，修文看得出来，难道我便看不出来么？只不过，朝廷上面，总要些人来唱唱反调才好。若没有人对辽主战，这士气民心，又要如何维持？”

李敦敏望着陈元凤，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十分顺耳的，但是自他说话的神色语气当中，却又感觉不到半点诚意，他怎么也分辨不出陈元凤的话究竟是真心还是假意。良久，他轻轻叹了口气，道：“我在京师，也听到一些传闻。履善兄有鸿鹄之志，我亦不敢勉强。但不管怎么说，于公，子明丞相是国家社稷之臣；于私，咱们也算是布衣之交。如今皇上对履善兄十分亲近信任，果然要如传闻说的那些，君臣之间有些嫌隙，不管是为公为私，还望履善兄从中多多周旋劝谏，使小人之谗不得行，如此我大宋中兴，方能长久。”

陈元凤随声应和着，心里面想的，却已经是另一件事。便在此刻，他突然想到，石越的假议和，连李敦敏都看出来了，只怕也很难持续下去了。那么接下来，战火又将重新点燃，大概，皇帝会更希望他到石越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