翩然一只云中鹤，飞来飞去宰相衙。

——清 蒋士铨《临川梦 隐奸》

1

西元十一世纪七十年代的第一个春节，身处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之中，石越如同刘姥姥进了大观园。

以前认为现代人的见识必定远超古代，但是当看到从潘楼街到大相国寺这一段御街的热闹景象后，石越就不再这样想了。虽然天气有点儿冷，但是从初三开始，街上就变得非常的热闹，出来拜年的人们络绎不绝，酒楼店铺都开始营业，小商小贩们也挑着担子上街呦喝，各种各样的小吃散发出诱人的香味，最吸引石越眼球的，还是那些卖艺的杂耍……有人吞吐火球，有人掌碎石块，有几个人搭台唱戏，有几个人剑舞生风，还有说评书的，弹唱的，真真让人目不暇接。

石越和唐棣一行六人闭门造书一个多月，已经把唐棣闷得不行，趁着这举国同庆的节日，几个人便忍不住成群结队的出来透气。众人走到土市子附近时，唐棣见大家都有点累了，便提议道：“我们且上陈州楼吃杯酒再走吧。”

石越抬头看时，果然就有一座酒楼在街的对面，好大的一面酒幡迎风飘扬，一个大大的酒字下面用楷体绣着“陈州酒楼”四个大字，旁边还有一个只有三色条幅的布幡，那是官府允许卖酒的标志。众人走了进去后，才发现里面早已人满为患，店小二艰难的挤到这一行人身边，唐棣大声问道：“小二，雅座还有没有？”

“有，有，楼上，六位官人，上等雅座一间伺候……”小二拖长了音大声呦喝。马上便钻出人来，将他们请上楼去。

上得楼来，石越才发现楼上楼下，竟是两个世界。楼下拥挤不堪，楼上却还有几张桌子能空出来，那一个个用屏风隔出来的雅座，也并没有坐满，石越等人竟然还能有一个靠窗的位置。“做有钱人真好呀。”石越在心里感叹道，想起以前和同学开玩笑的事情，不由童心大起，张着嗓子大声唤道：“好酒好菜尽管端上来。”——他念书的时候每每为点什么菜而烦恼，当时最盼望有朝一日，可以冲店家大喊一声：“好酒好菜尽管端上来。”想不到这个搞笑的愿望，居然在今天实现了。

这等事情在唐棣这样的富家子弟看来，却十分平常，几个人不以为意的坐下，话题便离不开科考与《论语正义》。李敦敏笑道：“子明真是神人，昨日我去给同乡的举子们拜年，听他们说道省试已经定了，果然不变，惟殿试将只试策论，一如子明所料。”

石越虽然知道这件事本是必然，心里却也有几分得意，笑道：“几位要取功名，其实也不难。考试之时，把握一个主旨便是。”

柴贵谊吐吐舌，问道：“以子明所见，当以何为主旨？”

“朝廷求变求新，欲一洗百年积弊，诸位的策论若违了这个大旨，考官只怕不能相容。”石越笑道。

桑充国听得这话，心中不禁有几分不舒服，便问道：“朝廷当以才华取士，奈何迎合执政？”他满脑子的正义，看不起阿容媚世。

石越淡淡的笑道：“道理上长卿自然说得不错，只是事实如此，也无可奈何。”

桑充国正色说道：“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1]。功名可以向直中取，岂可从曲中求？子明兄写《论语正义》，学际若天人，怎么可以随波逐流呢？”说到后来，是有点责备的意味了。

石越也不生气，反倒喜欢他的性格，微笑道：“长卿说得不错，不过事有经，有权。不通权变，不可谓是知王者之道。试问若权柄为小人所掌握，以直道求功名必不可得，那么用曲道求功名然后伺机匡扶朝政，救济天下百姓；较之因此而不闻不问，只求独善其身。哪一种作法更加值得尊敬呢？”

桑充国顿时怔住了，这是他从未想过的问题。默不作声好久，才说道：“天下事不如意者十之八九，子明兄说的两种方法，我以为都无可厚非。说到小人当权，真真可叹，为何三王五帝之时，就没有小人当道呢？”

“三王五帝之时，并非没有小人当道，而是小人当道，马上就会被发现。故此小人不能居高位甚久。”石越笑道，仿佛他亲眼见过三王五帝之时一般。

“不错，以三王五帝之圣明，小人难居其位久矣。”柴贵友悠悠说道，其心不胜向往之。

“景中此言差矣，世人皆为此事所误。以我所见，三王五帝之明，并非便强过当今圣上。”石越语不惊人死不休，“自古皆知三王五帝，以为古之圣人，然而却没有人想过，三王五帝之时，为何圣人辈出？而此下数千年，最贤不过唐太宗？同是华夏九州，水土未变，神灵未变，何以古今有异？”

“那是民风已变。”

“圣人是生而知之者，与民风变不变有何关系？”石越反问道，“不过说民风已变，也不算说错。须知当三王五帝之时，民无阶级之别，普通的百姓可以直接和天子说话，若有小人为恶，则百姓一可以在华表上书，曝其罪恶，二可以直接告诉天子。天子耳目张明，如何不圣？天下人都可以直言朝政得失，小人便是欺得一时，欺得一人，如何可以长久欺瞒天下人之耳目？故此三王五帝之时，朝中便有小人也不能立足，天子由是成其圣人。”石越说到激动处，已是站起身来，手舞足蹈。

“……其后阶级之分遂起，民意与天子隔绝。今世虽有登闻鼓院，然而以民告官，便是坐实，民亦须受罚，故虽有小人在朝，天下百姓知之，亦不敢告之天子。诸君试看那登闻鼓院，百姓若不是走投无路，又有谁敢去敲那个鼓？这等设置，原本是百官中的奸诈之人，欲借以欺君而想出来的隔绝天子与庶民的办法，后世却因之不疑，反而在那里妄求什么三代之治，岂非缘木求鱼？天下之奸弊事情，都是欺上不瞒下的，若天子能通达民意，小人便不能安居于朝，三代之治可垂拱而得。”

这一番话说得众人耸然动容，一时座中鸦雀无声，所有的人都在心中细细思忖这闻所未闻的宏论。却听到隔壁有人鼓掌笑道：“好一番议论，真是闻所未闻，却又深明事理。不知是哪一位贤者在此？”说话之间，便有人掀开门帘走了过来。

众人一齐望去，却是个三十多岁的男子，一张国字脸，神情俊朗，旷野中带着几分飘逸。石越连忙站起身来，深施一礼，说道：“小子放肆，不知深浅，不料惊扰足下。”

来人见石越等人都甚是年轻，眼中略现惊奇之色，一面抱拳爽朗的笑道：“哪里，哪里。在下苏轼，冒昧打扰贤者，还望恕罪。”

石越听他自报名号，顿时大吃一惊，张大了嘴半天说不出话来。众人也全都站起身来，桑充国激动的问道：“足下果真是苏直史子瞻公？”

“如假包换。”苏轼笑呵呵的说道，一面环视众人，目光停到石越身上，问道：“苏某没有猜错的话，方才说的子明，定是这位吧？不知可就是最近词名蜚声京师的石九变石子明？”

其时苏轼文名满天下，众人亲眼见到苏轼，尽皆激动不已，其中又以几个蜀人为甚。石越却呆呆的望着苏轼，心中寻思道：“苏大胡子怎么没有胡子？”他却不知道苏轼的胡子，到四十余岁始留。

唐棣见石越发愣，忙在他身后轻轻的捅了他一下。石越心头一个激灵，这才回过神来，抱拳道：“不敢，在下便是石越。久仰苏公之名。”众人也连忙一一上前见礼，让了上座与苏轼。

苏轼也不客气，径直坐了。便细细打量石越，竟似有几分不相信方才那番话出自一个二十余岁的青年之口。石越也愣愣的看着苏轼，一时间竟忘了说话。半晌，方听苏轼笑道：“刚才听石公子一席话，真是发千古之覆。苏某不才，想请问石公子——孔子说，未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所以君子务本，如果放任庶民百姓无所顾忌的告发官长，岂非伦常大乱，这和武则天之世又有何区别？”——石越说应当让百姓都可以批评朝政，他就举出武则天让天下人告密的例子来驳难。桑充国等人尽皆屏气凝神，要看石越如何答辩。

石越见苏轼问难，笑道：“五伦之中，闻有君臣之义，却不当有官民之别。三代之时，天子置百官，本是用来帮助百姓，使百姓各得其所、安居乐业的。因为世有恶人，才不得不假百官以威仪，故此官民之间，民重于官。后世则谓士大夫高高在上，离古之圣人之意远矣。至于武则天之法，未足称上古之遗意。一则武氏得天下不正，以女主临朝，使百姓告发长官勿问，不过是为了钳制士大夫之口，其本意如此，岂可因此而有大治？再则三代之时，民少官少，政简事易，后人若欲复先王良法，当先求其意，而不当拘泥其形。上古之时，王不过百里之地，今则天子括有四海，岂可一概而论？”

“却要如何法先王之意？”桑充国迫不及待的问道。苏轼则微笑不语，石越这个论调虽然高明，却和王安石相距不远，王安石也是打着“法先王之意”的旗帜变法的。因此苏轼便耐心的等待石越的下文。

石越朝桑充国微一颔首，注视苏轼，缓缓的说道：“在下虽有良法，但愚意以为，今世欲求大治，须缓缓图之。病重者不可用急药，治大国如烹小鲜。”

这句话正中苏轼心坎。苏轼击掌笑道：“本当如此。”

石越笑道：“若从长远来看，想达到三代之治的境界，就应当在各县聚士绅乡老，设置议会，专事讨论县官施政得失、为人贤愚不肖，而不受县官刑责。其有建议之处，则可以请县官依法施行，县官若有失职处，亦可随时弹劾，请朝廷另委贤能。士绅乡老于县中利弊深知，则县官不敢任意枉为。如此，一县可得大治。再依此法，由县之议会推举名士组成州之议会，监察各州施政得失，又由州之议会荐人于各路，监察一路政治之得失，由各路之议会荐人于朝廷，监察一国之政治好坏——皇上自可以垂拱而得三代之治！在这个制度之下，皇上耳目遍及于天下，奸人断难久居于位，更不用说犯上作乱——在议会层层监督之下，纵有才智过人之辈，亦无法瞒尽天下人耳目……”

石越话未说完，众人都已悚然动容。苏轼学问再渊博，也不曾听说过议会制度，连连叹道：“奇才！奇才！”

“不敢。”石越略一欠身，又继续说道：“议会制度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不让制度更张太大。各县置办议会，只需朝廷一纸诏书，保证士绅乡老议论之权力。更不需要增加半个官员，也无需发给士绅们月俸，便可以多出千百万计的监察御史；士绅们也可以借此维护乡里的利益，提高自己的地位。如此士绅与皇上联为一体，举国上下同心协力，国家焉能不大治？”

饶是苏轼聪明过人，此时也已完全被石越的主张所震撼。半晌，才问道：“石公子说，这是长远之法？”

“正是。”

“为何说是长远之法？”

石越笑道：“此法虽然好，但是如果天下人不明白它的本意，执行起来，必然走样。只怕画虎不成反类犬。”

“所虑甚是，所虑甚是。”苏轼猛然发觉，眼前这个年轻人虽然想法新奇，较之王安石也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他对于政见的谨慎，却非常地合自己脾胃。

“那要如何一步一步实现它？”桑充国也是头一次听到石越谈起议会制度。

“要让天下人都知道这种制度的好处与坏处；要有更多的读书人；要百姓更加富庶；要有谨慎的推行措施……”

“这似乎不难。”桑充国张口说道。

唐棣横了他一眼，取笑道：“怎会不难？每一样都是难上加难的事情。”

苏轼却没有注意这些，他笑意盈盈的望着石越，问道：“石公子方才说，要让天下人都知道这种制度的好处与坏处？”

“正是！任何一种制度，有好处必有坏处，只有清醒的知道这种制度存在的坏处，才能真正执行好这种制度。”

苏轼点点头，忽然端起酒来，笑道：“石公子，为这句话，苏某当敬你一杯！”说罢一饮而尽。石越连忙端起酒来，口称不敢，却也是一口干了。二人望着手中的空酒杯，相顾大笑。

此时苏轼对石越已是惺惺相惜，二人交杯畅饮，无所不谈。李敦敏等人又说起《论语正义》的事情，更让苏轼咋舌不已。几个时辰之后，苏轼已经完全不顾自己的身份，竟与石越称兄道弟起来。

2

第二天一大早，桑充国就将睡眼矇胧的石越给闹了起来。

“子明，给我们说说议会吧？”石越勉强睁开双眼，迷迷糊糊见到眼前有几个人影，头一歪，又睡着了。

桑充国等人哭笑不得。昨日苏轼与石越对饮，二人仗着酒量好，说话投机，竟然旁若无人，喝得酩酊大醉。今日却无论如何，也爬不起床来。偏偏桑充国对所谓的“议会”非常好奇，昨晚已是心痒难耐，想了一个晚上，今天却是非要石越解说一遍不可。

桑充国正一筹莫展时，唐棣已经吩咐书僮端了一盆冷水过来。他摆摆手让桑充国让开，自己掬起一捧水来，猛的洒在石越脸上。此时尚是冬天，冰冷无比的水落在石越脸上，便见石越“啊”的一声大叫，一个激灵，反射似的弹了起来。

众人哈哈大笑，书僮连忙递过毛巾，给石越擦了脸。桑充国便一面问起议会的各种问题，石越只得无可奈何的一一解释着。不料众人知道得越多，疑问反而越多。

桑充国首先问道：“子明，以我看来，议会虽然是个好办法，但是如果议会成员全部是地方乡绅，他们未必便不会和官府一起上下其手，鱼肉乡里。”

李敦敏也忍不住插嘴道：“我也觉得议会虽然看起来有种种好处，但要靠它解决所有的问题，心中总觉得有很大的漏洞。”

“不错，士绅和官府狼狈为奸的事情实在太多了，而若有议会，他们反倒可以用民意的借口来对抗官长了。”唐棣也有疑虑的地方。

石越的头立时又疼了起来了——这次却不是因为酒醉。

他自觉从三代之治发挥到民主议会制度，堪称天才的猜想，心里自有几分洋洋得意。却不料连这些最好的朋友也无法说服。将醒未醒之间，不由随口说道：“你们的疑惑不能说没有道理，但也不是不可以解决的。可以用三级会议的形式嘛……况且，还有报纸的舆论监督呢。”

“三级会议？那是什么？”

“什么是报纸？”

石越顿时冒出了冷汗，整个人也清醒过来。瞧瞧自己说了些什么呀？此时只得小心翼翼地说道：“三级会议，就是议会组成由普通的农户、地方士绅名流、各行业代表等等，各按一定的比例组成，这样就可以避免劣绅和官府一手遮天了。”

“三级会议也难称尽善尽美。农民虽是国家之本，但是大字不识，在议会上肯定说不过读过书的乡绅，而且乡绅大部分是族长族老，谁又敢和族长冲撞？”柴贵谊的见识又让石越吃了一惊。让一个农民和他的族长族老在议会上对立，那的确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他正待回答，却听李敦敏说道：“景中兄是尽往坏的一面去想了。我们在《论语正义》中说过，孔子所谓的礼，其要义便是一个‘和’字。依我看，议会的要义，也是一个‘和’字。如子明所说，议会的作用，是监督地方官横行不法，欺下瞒上；督促地方官在政绩上有所作为，防止庸碌之辈窃居高位——这就是一个扩大了的御史台。就算仅仅是士绅组成议会，只要能保证议会不被打击报复，还怕一县之士绅，个个良心丧尽吗？既便某处坏人居多，好人也可以向上一级议会和官府申诉……”

众人细细思忖，无不点头称是——在主张人性本善的孟子最受重视的时代，人们是不可能相信一个县中的士绅都是坏蛋的。石越虽然不以为然，却也不愿意继续“布道”下去了。毕竟民主议会制度不是单独的东西，不是单独放在任何地方可以行得通的。

他微微笑道：“修文说得不错。何况还有报纸，只要报纸敢说真话，便没有谁能一手遮天。”于是细细的把报纸的作用说了一遍，众人无不拍手称赞。桑充国兴趣尤大，笑道：“我倒觉得这报纸比议会更有用处。如此看来，子明买下这印书坊，竟是另有深意的。”

3

石越很快就忘记了关于议会的讨论，春节尚未过完，木活字印刷技术的研发已经占据了他的全部精力。让他有点意外的，是桑充国竟然会主动来帮他的忙。

从泥活字发展到木活字，技术困难并不大。在石越的指导下，能够大大提高排版效率的转轮排字架也很快设计了出来。全部仅仅用了二十天左右，石越所设想的木活字印刷机全套设备都已制成样品。桑充国第一次参预到一件新技术的发明之中，显得非常的热心，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印书坊的人都知道自己的少东家能干、和气，这些设备能够这么快制造出来，和桑充国调动起来的劳动积极性，也是分不开的。

但在石越看来，木活字印刷仍然是一种简陋的技术。

既然技术上暂时无法有飞跃式的提高，那就应当通过更先进的管理手段来提高生产效率。石越设想了一个几百人规模的大型印书坊，有些人专门制造活字，有些人专门排版，有些人专门校字，有些人专门印刷，有些人专门装订成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工资，完全按流水线作业——如果规模足够大的话，二十万字的书二十天内就可以印刷出品。考虑到当时的书籍市场并未完全开发，许多人出书都是自己出钱雕版印刷，这样一座印书坊的利润是完全可以保证的。

按照石越的建议，桑氏印书坊制定了木活字标准尺寸，然后送到其他的雕版印书坊，向他们订货，每家各订木活字若干，桑氏印书坊则只须要请几个师傅以备不虞。由此不仅制造木活字的问题迎刃而解，整个印书坊的成本也大幅下降——这种方法很快就被印书坊行会所普遍接受，仅仅一年之后，活字标准尺寸就不再由桑家制定，而是由行会统一制定。

……

4

“这么说来，石越的《论语正义》，便是由木活字印刷的？”王安石望着手中印刷装帧精美的《论语正义》，惊讶的问道。

曾布摇摇头，笑道：“相公，据我打听石越的出身来历，竟是一个全才。但让木活字印刷得如雕版一样精美，他却还没有这个本事。”他一面说，一面从怀中掏出一本《论语正义》，笑道：“相公请看，这本才是木活字印刷的。相公手中的，是第一版，却是雕版印刷。”

王安石接过书来，比照半晌，叹道：“也相差不太远了。”感叹一阵，沉吟道：“这部《论语正义》署名是六人合著，据我看来，这石越出现之前，似桑充国默默无名，唐棣、李敦敏、柴贵友、柴贵谊不过一举子，岂能有这般见识学问？必是石越一人所著无疑。”

“听说苏轼与石越相交甚厚，或者他知道端详。”

“苏轼？”王安石皱起了眉头。他因为苏轼老爱唱反调，故意把苏轼调到开封府做推官，想用琐碎的公务困住他，不料苏轼处理公务精干明了，反而声名更盛，惹得王安石甚是不快。

“爹爹，区区一个石越，何必如此费心？依我看，也是浪得虚名之辈。”曾布不用看也知道说话的，必是王安石的爱子王雱。

王安石悖然作色，怒道：“浪得虚名之辈？限你两天之内读完这本《论语正义》，再说人家是不是浪得虚名！”

王雱嘴角微翘，冷笑道：“我早已看完，‘莫问湘江桥下水，此生羞作无情死’，石九变也不过尔尔。”他引的却是石越流传坊间的词句。

曾布早知王安石此子，从小聪明过人，号称“神童”，十三岁上听陕西士卒谈起洮河一带形势，便说：“此地大宋不抚而有之，若沦于敌手，则敌强不可制矣。”还未行成人礼，就写了洋洋数万言的策论——甚至王安石变法，也多是他从中策划。这样的人，年轻气盛，又怎肯轻易服人？

“天下讲《论语》的，无人能出其右，你敢说‘不过尔尔’！你二叔生平未尝赞许别人，独独夸赞这个石越，你便敢说‘不过尔尔’？欧阳修、司马光、孙觉、程颢、苏轼赞不绝口，你竟敢说‘不过尔尔’？”王安石瞪着王雱，怒斥不已，“且去将《论语正义》抄三遍，看你还敢不敢胡言乱语！”

王雱从未见王安石和他发过这么大的脾气，立时不再说话。只是叉手静侍一旁。

一直默不作声的吕惠卿却知道王安石这顿脾气，并非专为王雱而发。自从推行新法以来，可以说事事难以尽如人意。朝野中反对之声浪潮汹涌。起先反对的，还只是吕诲这样顽固不化的老头，自均输法[2]和青苗法[3]推行之后，温和的如苏轼、苏辙兄弟，以及原本支持新法的程颢都开始表示反对；渐而发展到韩琦这样的三朝元老也上书批评青苗法——皇帝因此召王安石质问为何原本在农村发放的青苗钱居然连城镇居民也要强行认购，王安石竟然强辞夺理说：“如果他们愿意借青苗钱，也没什么不可以的。”一时间元老大臣纷纷支持韩琦，被称为“拗相公”的王安石则称病不出，逼迫皇帝做出选择。皇帝让司马光写诏书催王安石复职，与王安石交好数十年的司马光在诏书中皮里阳秋，指责王安石惹得“士夫沸腾，黎民**”，结果王安石更是怒上加怒，抗章自辩。皇帝不得已亲自写手诏解释——这还是吕惠卿亲自来宣读的诏书。这么几历波折，王安石才重新上朝视事。

身为王安石最亲信的人之一，吕惠卿自然知道司马光的不合作对王安石打击有多大——皇帝想重用司马光为枢密副使，九次下诏，司马光九次辞还，一心一意要求皇帝罢制置三司条例司[4]、青苗法、助役[5]。王安石与他书信辩论数次，意见却终不能合——于是，王安石执政仅一年左右，不仅没有得到一个有名望的大臣的支持，反而招来了诸君子的一致反对。只有吕惠卿才知道，王安石有多么渴望得到别人的支持！

皇帝在崇政殿表露出来的关切再一次浮上了吕惠卿的脑海。“王介甫也想招揽这些年轻人，特别是那个石越！”一个念头飞快的闪过脑中，吕惠卿轻轻咳了一声，笑道：“相公，自从《论语正义》问世以来，不过月余的时间，京师中举子争购，士林交口称赞，一时竟然洛阳纸贵——便是皇上，也甚是赞许，学生忝为崇政殿说书[6]，便有数次听皇上亲口问起《论语正义》的事情。以学生的浅见，有这样的人才，如果能够支持新法，岂非相公一大臂助？”

吕惠卿话音刚落，便听到王雱冷冷的哼了一声。他知道王雱一向不喜欢自己，也不介意，只微笑着注意王安石的反应。

王安石瞪了王雱一眼，沉吟道：“吉甫说得有理。我想先奏明皇上，由朝廷下令推行标点符号，至少可以使公文更加清晰明了。哪位替我走一趟，去看看这个石子明？”一面说一面将目光投入王雱，王雱却赌气似的将头撇向一边。曾布连忙站出来，笑道：“我很想认识一下这位石九变，便由我去一趟吧。”

王安石在心里重重叹了口气，知子莫若父：王雱聪明绝代，便嫌心胸太小了些。一面朝曾布勉强挤出个笑脸，道：“如此有劳子宣。《论语正义》一书，依我看来，虽然言必称三代古圣，却是托先王之名行立法之实。这样的人才，应当好好争取。”

5

自从《论语正义》刊行之后，第一版三千册很快被一抢而空。除了桑氏印书坊全力复印，应付从京师到各地源源不断的订货，各个印书坊也毫不客气的印起了“盗版”。一夜之间，石越六人的名声，传遍了大河南北。

但是石越反而越发的深居简出起来。但凡慕名来访的人，大抵都由桑充国、唐棣等人去接待。他自己则全心全意构思另一部更加惊世骇俗的著作——《论语正义》的成功，给了他极大的鼓舞。改变一个世界的关键，在于改变其思想；改变其思想的关键，在于占据道德制高点。《论语正义》如此顺利的取得成功，已经悄悄的将石越推到了一个道德高度之上——但是，这还远远不够！

没有人的时候，石越喜欢静悄悄的一个人坐桑府后花园的水池边，望着水面飘浮不定的浮萍——他觉得自己很象它们，没有根的稳固，却也无惧于任何风雨的吹打。每当石越泛起“思乡”之情时，他便会来看浮萍。他用一根竹竿轻轻的挑拨它们，把它们打向远方，这个时候，一身绿衣的梓儿便会托着香腮，静静的坐在旁边观察他。

有时候，她也会问上一句：“石大哥，你为什么喜欢它们？”

“嗯？”

“我是说，浮萍。”

石越便会微微叹气，自嘲似的笑道：“因为它们没有野心，不会做自不量力的事情。他们听天由命，安乐于天地之间……”

梓儿的眼中充满了迷惘，“可是我听我哥哥说，男子汉是应当在天地间做一番大事业的。”

“是啊……”石越的回答总是不那么确定。

6

朝局依然在石越的掌握中，历史依然按照它原本的轨迹前进。王安石复出视事之后，立即劝皇帝中止了对司马光的任命，九次辞还的诏书终于没有再一次发下去。王安石对皇帝说：“司马光一向反对新法，让他做枢密副使，是为朝中反对新法者立旗帜，使他们全都聚于此旗之下。”他似乎没有想过，司马光这面旗帜是为什么而存在的。新党与旧党的矛盾越发的激化，张方平出外，韩琦削职、范镇罢官、司马光请辞……石越静静的观察着这一切，“与我的记忆完全相符。”

但是历史也一定出现了小小的偏差。《论语正义》的发行；在石越的点拨下，唐棣等人顺利通过了省试；唐甘南带着大批工具远赴杭州，创办真正意义上的棉纺工业……

“子明。”桑充国匆匆的脚步打乱了石越的思绪。

石越站起身来，将竹竿丢到一边，笑道：“长卿，有事吗？”

“有个大人物要见你。”桑充国嘻笑道。

“哦？”石越淡淡的应了一声。

桑充国重重拍了一下石越的肩膀，笑道：“你不想知道是谁吗？大前天是苏辙，前天是王相公的弟弟王安礼，昨天居然是侍御史陈襄，今天，猜猜看是谁？”

“啊？我们家以前来个知县都是了不得的大事呀……”梓儿在旁边讶声道。

石越被梓儿天真的惊叹逗得一笑，在身上胡乱擦了一下手，无可奈何的说道：“凭他是谁，总是不能不见，是吧？”

桑充国笑道：“只怕确是如此，看曾布的神态，竟是非见你不可。”

“啊？”石越霍地盯着桑充国，问道：“你是说曾布曾子宣？”

桑充国倒被石越的神态唬了一跳，“正是曾布。”

“王安石最坚定的追随者、新党的核心成员……”石越的心中闪过几个名词。“我去见见他。”

历史上的王安石变法最终以失败告终，这是它历史的宿命。但是我来了，历史就还有机会。石越不会错过任何一次亲身了解王安石的机会。从曾布身上，可以折射出一个王安石；正如从王安礼身上，也可以折射出一个王安石。

7

“《论语正义》在下已经拜读，十分钦佩。请恕在下冒昧，不知足下以为如今国事如何？” 桑府后花园水榭之上，石越和略显瘦小的曾布把酒论政，桑充国等人则在一旁作陪。酒过三巡之后，曾布开始投石问路。

“诚如王相公《本朝百年无事札子》所说，现今大宋，隐患重重，若励精图治，则是贤臣良佐大有为之日，非守成之时也。”石越不假思索的回道，措辞却十分谨慎。

“那么以石公子之见，若要励精图治，当以何事为急务？”

石越微微一笑，此时他已知曾布来意，当下笑道：“本朝之冗兵、冗官、冗费，有识之士，无不知之，自当以此三者为急。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吏治，亦未可轻易。”说完凝眸注视曾布的反应。

曾布果然摇了摇头，不以为然的说道：“公子的话虽然有理，却还没有找到真正的关键所在，若依下官之见，则其关键只在理财。”——这分明便是王安石的论调，“国家不可以无兵无官，若有善于理财之人，那么充足的财政收入足以解决这些问题。”

石越不过是抱着试探的目的，自然不去与他争论。不置可否的一笑，反问道：“曾公，难道吏治的问题也可以用理财来解决吗？”

“吏治之事，省官益俸养廉，祖宗之法甚佳，只须依法而行，并无大碍。”曾布轻描淡写的回答道。

“在下却听说，治国需得贤臣，如若地方守吏与各部监官员不贤，虽有良法亦不能行。”

“不错，不过这个问题王相公却早已解决。”曾布面有得色。

石越怔道：“恕在下孤陋寡闻，还请曾公明示。”

“王相公派遣四十多个提举官察行天下，地方官岂敢执行不力？”曾布洋洋得意的说道。

石越心中不自禁的苦笑，“靠四十个人就可以解决执行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吗？”只是自古以来，良药苦口，忠言逆耳，他与曾布相交未深，便不敢以肺腑相托，只淡淡一笑，道：“原来如此。”

唐棣性格梗直，却忍不住冷言问道：“曾公，这四十余人若是有一二奸邪之人，与地方奸吏上下其手，那么一路百姓，岂不要遭殃了吗？况且学生在江湖市井之中，也听闻地方官吏专以苛刻为急务，只怕有违王相公本意……”

“毅夫，如何可以以偏概全？”石越不料唐棣如此直言不讳，怕他因言惹祸，连忙出言制止。

曾布摆摆手笑道：“无妨，唐公子说的也是不错的。奸人自古皆有，不过以王相公之明，他用的人，断不会有奸邪之辈。况且朝廷还有监察御史……”

“子明，王相公的才学，实可与孟子相俦，当今皇上又是英明之主，与王相公君臣相得，千古以来，唯刘先主之遇孔明可以相比。”曾布说得兴起，竟直呼石越的表字，倒似相熟朋友一般，一面又向众人说起王安石的学识——王安石治《老子》和《孟子》，本是当时有名的大儒，学问自然非比寻常，因此曾布说到精妙之处，颇让众人赞叹不已，只有石越这个现代人，对这些却天生免疫。

8

自此之后，曾布竟频繁来往于桑府，石越也回访过几次曾府。二人私交日见亲密，曾布对石越的才华、见识十分佩服，石越却是刻意要从曾布、王安礼等人身上了解王安石的为人与政见。但是每次长谈，都只能带来更多的失望。

石越小心翼翼的试探着提出关于新法的种种建议，曾布却似乎认为王安石的措施已经相当的完美，虽然对石越表示赞赏，实际上却毫不重视。石越装作不经意的说起变法必然牵涉到多方利益，须审时度势，有时用猛有时用宽，宽猛相济才是上策，不料曾布丝毫没意识到石越是委婉的说他们推行新法过于“猛”了。石越又说起如何调和与旧党的关系，让新法顺利推行，曾布却认为只要用“征诛”之术，学习商鞅的果断与坚持，新法就一定能大行于世；又以为王安石和皇帝君臣相知，根本没有妥协的必要……

石越的心在一点一点往下沉。

新法的支持者们似乎普遍有一种神经质的反应——若有人提醒他们要小心奸人，他们马上就怀疑有人意图污蔑他们，找借口攻击新法；若有人说老百姓认为新法不便，他就说这是“流俗”，不必在意，只要坚持下去，就一定能胜利；若有人说士大夫反对新法，他就说这是“顽固、迂腐、不读书”……总之天下的道理一定是新党正确。

石越谨慎的判断着——他知道政治上的选择至关重要。

一次选择错误，终身皆有污点。轻易的投入王安石阵营，将来想反出新党，不仅旧党认为自己反覆，新党也会认为自己是叛徒，打击起来必然更加不遗余力。

石越小心翼翼的伸出自己的触角，猛然发现自己碰上的东西很危险，立刻就机敏的缩了回来。一个曾布已经如此固执于新法的正确，号称“拗相公”的王安石又当如何呢？

也许曾布们不过是因为反对的声音太偏激而产生了强烈的逆反心——旧党往往针对一些小事情就极力的扩大化，攻击到新法的全部，而新党由此也变得格外的护短，几乎任何来自新党之外的意见都听不进去。

如果自己进入新党之中，或者说话就更容易被接受……

但是石越终于不敢冒这个险。将一切寄托在王安石是否采纳自己的意见这种未知之上，不是石越的性格。

不过石越也清楚的知道，他现在没有任何对抗王安石的资本。短期之内，任何激怒王安石的行为，都属于政治自杀。保持中立，回到自己的计划之上，慢慢的积累自己的政治资本。石越在心里不断的提醒自己。

与王安礼的交往更加坚定了石越的决心。王安礼对于王安石的许多举措亦颇有保留，石越与其谈论古今大事，很是相得。王安礼与王安石有兄弟之亲，他做不到的事情，自己又有什么把握做得到？人家毕竟是兄弟！石越记起司马光写给王安石的信，信中司马光直言“一旦失势，必有卖公以自售者”，明显针对吕惠卿，可是王安石却置若罔闻。几十年相交的好友做不到的事情，自己又凭什么能做到？

他绝不敢拿自己的野心去赌王安石的性格。

石越从此刻意做出一种淡然的样子。他知道在古代中国，伦理被强调到了一个过份的高度，在这样的社会，崇高的道德声誉能给人们带来意想不到的利益，而淡泊功名则无疑被认为是一种非常崇高的道德素质。石越深深的明白，道德上的声誉比出色的才学更能够保护自己，并为自己积累足够的政治资本——这一点，甚至许多古人都不明白。

但就在之前三十年以内的时间，便有过一个成功的例子。

现在执政的王安石就是依靠道德声誉与才学声誉，二者互相作用，积累了足够的政治资本，才得到当今皇帝的一再超拔。

石越也许已经决定，他将向王安石学习一下成名之道。以他表现出来的才华——虽然依赖的是超出千年的知识积累，但在当时却已经足够支持他赢得更多的声誉了。“我需要比王安石做得更出色，因为我不能学他等上三十年。”此时的石越，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名声已经传到了皇帝的耳中。

他的确不需要学王安石等上三十年，三月份的殿试的集英殿唱名，完全超出他的想象。

9

三月壬子，集英殿。

赵顼坐在高高的龙椅上。殿试官、省试官以及两府、馆阁等一众大臣入殿侍立，八百二十九名正奏名[7]举人则在殿门之外静候着。

唱名仪式庄严、隆重，也有条不紊。

编排官们早已将殿试的试卷按名次排列在御座的西面。他们将试卷拆封，转送给中书侍郎，中书侍郎与宰相一起对展进呈皇帝。

赵顼亲口宣读了叶祖洽等前三名举子的姓名，站立在阶下的军头司便紧接着一重一重的传唱出去。被唱名的举人高声应答，进殿谢恩，然后赵顼亲自询问他们的乡贯生平，给敕赐第，并赐予绿袍、笏，表示他们从此正式成为了大宋的官员。

然后，从四甲起，便转由宰相唱名，举子们也不再进殿谢恩了。

赵顼机械的听着宰相陈升之念着一个个陌生的名字，他挺厌烦这种形式，但是他也知道这种形式必不可少。读书人需要的，就是这一瞬间的荣耀！

忽然，年轻的皇帝眼中闪过一丝兴奋之色。“四甲第八十一名，成都府唐棣——”

“四甲第八十一名，成都府唐棣——”军头司高声喊道，一重一重传出殿外。

唐棣连忙跪倒，高声应道：“臣唐棣！”

名次排在前面的陈元凤充满优越感的望了唐棣一眼，忽然，殿中传来了出人意料的声音：“宣唐棣、李敦敏、柴贵友、柴贵谊入殿觐见！”

数千道艳羡的目光一齐聚集在这四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身上，每个人都在心里想着：“这就是《论语正义》的作者吗？”

唐棣等人也想不到皇帝会亲自问起，巨大的荣耀竟让四人慌得手足无措，好不容易才勉强控制住激动的情绪，在万众瞩目中走入集英殿内，叩首跪安。四人此时绝不知道，如果嫉妒的目光可以杀人，他们只怕早已被陈元凤的眼神杀死。

赵顼细细打量着四人，温声问了乡贯简历，方笑道：“《论语正义》可是诸卿所著？”

唐棣连忙答道：“回陛下，臣等不敢欺瞒，《论语正义》其实是石越一人所著，臣不过编排之功，具名书页，心中实感惭愧。”

“啊？！”殿中响起细微的惊讶之声。《论语正义》由这几个年青人合著，已经让人不可思议，此时说是一人所写，更是惊世骇俗。除了王安石、苏轼以外，殿中众人无不吃惊。赵顼连忙追问其中原委。

四人之中，李敦敏答对最为机敏，于是便由他把前事说明。一时间，所有的人似乎都忘记了这是在举行着殿试传胪大典，集英殿中一片寂静，只听得见李敦敏娓娓而叙：石越如何出现，如何大相国寺相识，如何改进棉纺机、木活字印刷术，如何写《论语正义》……直把赵顼与众大臣听了个目瞪口呆！

赵顼在御椅上嘴唇微动，喃喃说着什么——只有靠得最近的内侍，才听得清皇帝念叨的，是“奇才”二字！

10

第二天，王安石去见皇帝时，便在袖子里悄悄放好了一份奏章，他准备推荐石越参加茂材制科考试[8]。王安石从《论语正义》表露出来的思想、曾布和王安礼对石越的评价、以及唐棣等人的省试、殿试策论分析，认为石越是支持变法的。虽然曾布说石越对于新法一直不置可否，但是王安石很相信自己的判断力。

赵顼的心情似乎不错。王安石一来，他就递过几封奏章给他看，却都是推荐石越试茂材科，请朝廷特开制科的。王安石心中不由泛起几分不悦，这几份奏章分别是陈襄、欧阳修、司马光、苏轼所进。赵顼兴冲冲的说道：“这个石越不过二十多岁，就有这般才学，实在是罕见。苏轼说他身世可悯，可是见识与气度，皆为人所不能及。既然依例石越不能参加科举[9]，那就为他开个特科吧。卿以为如何？”

王安石心中有一种被人拔了先筹的不痛快，不过既然自己本意也是想举荐的，那也没有必要刻意的反对；只是他骄傲的个性让他耻居人后，当下淡淡说道：“臣无异议。”袖子里那份折子，自然不用再提。

此时君臣二人还有更要的事情要谈，三月份在科举考试中新党和旧党的明争暗斗并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忠实的反映了汴京朝政的现实。自推行新法之后，王安石昔日的好友与支持者一个接一个的走到他的对立面，同时以王安石亲自推荐的御史中丞吕公著为首，监察御史里行程颢、张戬，右正言李常、孙觉等一大批台谏官员屡屡上书，指摘新法的过失，其中言辞激烈的人，更是将新法贬得一无是处，罪大恶极，对于王安石与枢密副使韩绛一起领导的新法核心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也是深恶痛绝。只是台谏官员批评宰相，就算是当面弹劾，宰相也只能谢罪而已，这已是宋朝的传统。因此王安石也无可奈何，只能交给皇帝处理。

去年王安石曾经用“征诛”之术，把一批敢为仗马之鸣的官员给贬出朝廷，没想到一波方平，一波又起，看来如果不把御史台彻底控制住，终究是不行，但是御史的任命权，却在皇帝手中……想到这些烦心的事情，王安石已经没有什么时间去想石越了。

11

宣诏的使者来到桑府的时候，桑家上上下下都吃惊不浅——虽然苏轼事先知会了石越，但是石越似乎根本没往心里去。此时使者真的临门，商家富户不比品官之家，也只能草草在院子里设了香案，跪听接旨。

诏书是一篇骈四骊六的大文章，石越若非事先听苏轼说过，几乎要听不懂这诏书是让自己去试茂材制科的。使者摇头晃脑念完之后，便静等着石越领旨谢恩，然后自己好讨喜钱。不料等了半晌，石越一点动静都没有，他这才把一直盯着天空的眼神向地下看去，石越竟然不见了！

使者暗呼道：“糟糕！”上个月司马光拒不接诏，害得给他宣诏的仁兄跑了九次，现在这一位看样子又是不打算接诏了。使者无可奈何的左右顾盼，见到桑俞楚年纪最大，便对他说道：“这位，快去叫石公子出来领旨吧——咱家好回去缴差。”

桑俞楚也不知道石越打的是什么主意，去也不是，不去也不是，心里计较半天，朝管家桑来福使了个眼色，桑来福连忙拿了一贯钱过来，悄悄塞到使者手里。使者拿手一掂，知道有一贯左右，说话便客气了几分：“就盼石公子别让咱家为难。”

他知道若是石越不奉诏，他也奈何不得。

不料没多久石越又出来了，他将一封折纸递给使者，一面跪倒，哽咽道：“草民石越，劫后余生，无父无母，不祥之身，实在无意于功名，还请使者转告皇上，请皇上恕臣不恭之罪。”

使者也不敢为难，只好说道：“如此咱家便回去缴旨，只是以石公子的大才，只怕还会有恩旨下来的。”说罢便告辞而去。

唐棣将使者送出大门，折转回来，劈头就道：“子明，茂材制科呀！多少人求之不得，若举此科，便直接入馆阁，为何竟要拒绝呢？”当时的人，对于本官[10]升得快慢，并不很在乎，而凡是能登台阁，升禁从的，官场上便引以为荣。这是北宋一代的政治现实。一般试制科的，如贤良方正、茂材之类，一旦通过，就肯定有馆阁的美差加身，这些职位只领薪水，不太要做事情，而且经常可以见到皇帝，参赞机要，如果外放，至少也是一郡太守，称得上是前途无量——石越竟然一口拒绝，难怪便是唐棣也有点想不通。

石越却只淡淡叹了口气，道：“功名余事，富贵等闲，我竟是把这些事都看淡了。”

李敦敏本以为石越不过是效法古人，欲迎还拒，故意推辞，但是这时见石越说话神情间有一种淡淡的落拓与伤心，心里不由暗叫一声“惭愧”。一面寻思道：“怎生想个法子替子明开解开解，让他振作起来？”

12

过得两日，眼见天气渐渐回暖，地上的小草开始变绿，树枝抽出新芽，鸟类也一天天多了起来，春天的气息一日浓似一日，已经到了文人墨客呼朋唤友，携妓踏青，聚酒高会的好季节。唐棣几人一起商议，便决定去城东北的五丈河边踏青。石越因一直忙碌不停，所以也想出去走走，六人便租了三辆马车，带了几个书僮和几坛酒菜，浩浩****从东边新曹门出城去了。

出得城来，石越迫不及待的跳下马车，畅快的呼吸了一口清新的空气，才开始打量周围的情景。这条通往曹州的官道上，从汴京城里出来踏青的人们，倒似乎比那来往于曹州与开封的人还要多一些，大抵上富裕的人家都坐马车——不过此时都下得车来，在马车前面慢慢步行；也有倜傥的少年骑着白马按绺谈笑而过；普通的人家则有坐牛车的，也有骑驴读书附庸风雅的酸儒——看着那摇头晃脑的样子，石越不禁好笑，不明白在驴背上怎么能看得进书！人群之中，自然以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全靠步行的占多数，这些人都是成群结队，其中也有穷书生一边谈论诗文，赋一些“春暖花开”的句子从身边呼啸而过的；也有市井小民谈些里巷笑闻、奇闻秩事，其乐盈盈的……便一向呆在家里不能出门的女孩子，这个时候也可以趁机出游——当然，倒有一大半是借着烧香敬佛的名义来享受这春天的惬意。富家女子坐着小车，也有少数坐轿子的——当时的风俗，男性一般不坐轿子，只有女性才坐——这些女孩子都偷偷的掀开窗帘的一角，打量着外面的春天，若被人无意中看见，便连忙羞涩的放下车窗的帘子，自己躲在车里满脸通红；反而是普通人家的女子没有这许多顾忌，虽然她们一般并不和陌生男子说话，却是可以肆无忌惮的走在春风之中。

在这个世界里，只有一种女孩子，既可以坐在车里缓缓而行，又可以毫不在意的掀开车窗的帘子，大胆的享受轻轻拂面的春风。这些女孩子便是歌妓——她们有些是自己去烧香礼佛，希望有一个更平等的来生；有些则是和年青的少年一起出来，享受短暂的人生。

当石越看到歌妓之时，突然想起了那天晚上在酒楼里泪眼盈盈的楚云儿，真是有许久不见了。不知道为什么，石越有点淡淡的牵挂，那个温柔解人，脸上永远挂着淡淡笑容的女子……想到这里，石越不禁微微叹息了一下。

李敦敏听到这声叹息，却以为石越在感怀身世，连忙笑道：“子明，四季轮回变换，草木乃无情之物，尚不为严冬所折，只待春日一到，便重焕生机。况兄之大才，岂不明白顺天知命之理？若为身世而自弃，郁郁不欢，窃以为非智者所为。”

柴贵友也笑着劝慰道：“修文说得甚是，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有经天纬地之才，不可以轻易自弃也。凡事皆须往达观上想。”

石越见自己一句叹息就引来这许多话语，起先不免觉得有些啼笑皆非。可后来见众人神情关切，却也不禁感动，心里又有几分惭愧，觉得自己是在欺骗这些关心自己的人。口中嚅嚅，一时说不出话来。

众人不免更加误会。柴贵谊连忙转移话题，无非是品评一路上所见的人物，又和桑充国由路上看到的美女谈到历史上的美女，天南地北的闲聊……不多久便到了五丈河边。

石越等人吃惊的发现河边亭榭楼阁，重重叠叠，不知几何。众人都不知就里，找人打听，才明白那些庄园都是朝廷的勋贵、宦官的别墅，连绵一二十里，尽全被这些人给占了。

桑充国摇头叹道：“富者广厦千万，贫者无立锥之地，只能寄人篱下，世间不公若此。”

“长卿不必感怀，子明曾经说，理想世界当是居者有其屋，我辈若能同心协力，辅佐圣王贤相，三代之治，未必不可以复现。”唐棣这一番话，一面是科举得意，未免意气风发，一面还是有勉励石越之意。

此时众人可以说都是春风得意之时，听到唐棣这番话，不禁都点头称是。当下找了一个风景秀丽的亭子，一面煮酒，一面纵论天下大事、古今风流人物，大家有意无意的都找些慷慨激昂的事情来说，盼着能让石越回头转意，进入朝廷，一展平生抱负。

石越心里惭愧不已，几次想把自己的真实想法说出来，却又怕被他们当成“伪君子”看待，只好暗自苦笑——无论如何，得把这个谎圆下去。

13

不料关心他的人竟然不在少数。

当晚回到桑府，桑俞楚便递给他一封信，说是苏轼所写。信中写道：

“轼启，孟春犹寒，不审起居何似。前日闻君以自伤身世，遂无意于功名，而拒赴茂材之试，惟愿终老于泉林。窃不以为然。古之隐者，有君无道而隐，有执政无道而隐，有居乱世而隐，有处太平之世而隐，当此名为太平无事，实则隐患深种之际，圣主在上，日夜欲求贤士大夫共治天下，以足下之才，正当报效君王，匡扶社稷，何由而隐？凡伦常之理，君臣重于父母，大义重于私情，岂可因一时身世之伤而自弃于天下？且，若论身世之悲凉，孔子十七而双亲皆亡，足下双亲则未必不在人世矣，孔子不敢自弃，足下何故而敢自弃？所谓自古雄才多磨难，孟子亦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足下之遇，良可伤也，然亦不可以自弃也……”

信中拳拳之意，也是来劝石越不可以自弃的。

石越默默的把信收好，对桑俞楚说道：“伯父不用担心，我自有计较。”

桑俞楚冷峻的刀削脸上看不出什么神色来，他只淡淡的说道：“子明，你做事，我放得心。不当官也没要紧，富家翁少不了你的。”

这平平淡淡的几句话，让石越心头不禁一热。自从回到古代，人与人之间善良的一面，他体会到许多。在现代，除了自己的亲人与极好的朋友，谁会来关心你想的是什么？大家考虑算计得更多的是自己的利益。桑俞楚的话让石越的心中有了一种温暖的感觉，他抬起头来，打量桑宅，仿佛间竟有了一种家的感觉。

他一面想着这些让人心里充满温情的事情，一面往自己的书房兼卧室走去。进到内宅之时，突然听到有人叫他：“石大哥。”听这声音，便知道是桑梓儿。

“梓儿？找我有事吗？”石越对桑梓儿一向特别的关心，完全当成自己妹妹一样宠着。

“我想问你一件事？”桑梓儿斜靠在一根柱子上，垂着眼帘问道。

“你说便是。”石越微笑着。

“我听他们都在说你不想当官？是吗？”

“差不多吧。”

“可是我觉得石大哥胸中很有抱负，是唐毅夫和我哥都比不上的。如果不当官，怎么一展抱负呢？”

“……”石越一时无言以对，便笑道：“小女孩不要管太多。”

“人家已经不小了。我今年就十四岁了。”

“是，是……大女孩也不要管这么多，好好回去学画，春研墨，秋调琴，现在正是学画的好季节。”

“我正好画了一幅画送给你。”桑梓儿狡黠的笑着，从身后拿出一卷画来，石越这才注意到她一直把双手背在身后。他接过画来，展开细看，画的却是一个书生在月下舞剑，那个身影依稀便是自己，旁边用清秀的小楷题着一句诗：“欲吐草茅忧国志，谁能唤起赞皇公”——这是石越以前在她面前吟过的一句诗，不料她就用在此处，把石越比作是被称为“万古之良相，一代之高士”的晚唐名相李德裕，也是一番勉励之意。

14

有时候许多人的关心对当事人会造成一种压力。石越用自己的身世做借口拒绝参加茂材科征召的事情，很快就传遍了大街小巷，成为士子们议论的话题之一。有人赞赏他无意功名的“高风亮节”，有人不以为然的认为他“沽名钓誉”——当然，这种想法只能在心里想想，若有哪个冒失鬼说出来，不免要遭旁人白眼：“若是换成足下，还不定怎样。”另有一些人则替他惋惜，认为他这样的才华不为朝廷效力实在可惜；却也有一些人暗暗高兴，恨不得他再傻一点……

继苏轼来信责以大义之后，王安礼、曾布也写了一封差不多内容的信，劝他节哀顺便，不要回避为国家效力……

对于那些不是真正关心自己的人的想法，石越倒并不在意，他有固定的计划，不会为此而感到惭愧。但是对于欺骗了那些真正关心自己的人，石越心里的确感到非常的内疚。虽然马基雅维里“曾经”说过，如果你想骗人，就一定能找到心甘情愿的受骗者；但是如果这些受骗者中有一些人是真正关心你的长辈、朋友，对于石越来说，他还是觉得非常的不好受。只是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如果不把这场戏坚持演下去，对于自己声誉的打击将是致命的。

“如果诚实会严重损害到一个君主的利益的话，那么君主就应当毫不犹豫的撤谎。”石越不断用马基雅维里的名言来给自己打气，以求度过这道德上非常艰难的一段时期。石越并不是把谎言当饭吃的现代人。

“我快要变成一个政客了！”有时，石越又忍不住要在心里谴责自己。自从回到古代，自己就一直在谎言中生活，从头到尾都是谎言，诗词有一半是在抄别人的，文章也有一大半是抄别人的，自己的来历明明很清楚，却要骗所有人说不清楚……自己以前怎么从来不曾觉得自己是这么会撒谎呢？

但是要说出真相吗？想想那后果吧？疯子、伪君子、大骗子、怪物……可能疯子是自己最好的结局。

“也许自从我来到这个世界的那一天起，就注定我要当一个骗子吧？！”石越无奈的想着。

受到自己道德心困扰的石越第一次讽刺性的发现，原来一直以为自己生长在一个道德缺失的时代，应当没有多少道德上的拘束，但是当自己回到一个普通人更讲道德感与真情的世界之时，却突然觉悟到，一个生活在一群善良的人们之间的骗子，要承受多大的道德压力……石越有时候几乎有点渴望生活在一个更肮脏的地方，这样自己至少不会这么困扰。

不过这毕竟也只是想想而已，对于人类而言，不管发生感情最初的原因是什么，只要一旦彼此之间有了真挚的感情，那就是很难割舍了。对于真挚的感情，每个人都有一份与生俱来的眷恋。

困扰中的石越几乎是无意识的叫了马车去碧月轩。

找到楚云儿之后，他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坐在楚云儿的对面，静静的喝着酒，心情在这里慢慢地恢复平静。

楚云儿这段日子听说过无数关于石越的流言，当他进来的时候，她心里高兴得怦怦乱跳，却又不敢表现在脸上。当石越进来静静的坐在她对面，一言不发的喝着酒时，她不知道为什么，心里有一种针刺般疼的感觉。她轻轻地走到琴边，默默的调好琴弦，轻抚一曲，陪着石越喝酒。

两人就这么坐着，一个喝酒，一个抚琴，没有说一句话。可是两个人的心里，一个极度的宁静，温柔的宁静；一个却是快乐，从心灵到指尖都有幸福的感觉……一直到天全黑了，石越才起身，轻轻说一声：“谢谢你，楚姑娘。”也不待楚云儿回答，便转身离去，留下楚云儿一个人痴痴的发着呆。

15

从楚云儿那里回来之后，石越紧接着就引起了四月份的一场风暴。因为唐棣等人还没来得及接到朝廷的任命，这也让他们在这场风暴中依旧担任着助手的角色。

熙宁三年的四月，本来应当是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季节却也是个多事的季节。在朝廷中，王安石开始了对御史台异议分子的大清洗，自御史中丞以下，一大批台谏官员被皇帝赶出了朝廷。而在民间，刚刚出版《论语正义》、拒绝赴茂材制科考试的石越，再次刊发了惊世之作——《疑古文尚书伪作论》。

这本书的内容，是石越凭出色的记忆，综合了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和惠栋《古文尚书考》的考据，证明东晋梅本《古文尚书》是晋人伪作。不仅如此，在书中，石越更是直接攻击《今文尚书》除了《西周书》之外，也全部是后人伪作。《尚书》作为儒家最重要的经典之一，在学术层面受到了石越最猛烈的挑战！

这就是石越和唐棣等人自《论语正义》之后一直在做的事情之一。

本来在北宋的时代，今古文《尚书》并没有分开，一直合在一起出版，要到朱熹时才开始慢慢怀疑到今古文《尚书》，把今古文《尚书》分开来讲。此时石越直接攻击《古文尚书》是一部伪作，而《今文尚书》则大部分是战国人写的伪书，如何可以不引起轩然大波？士林顿时一片哗然。

石越费尽心思写出这本书并公开刊发的目的，除了是要进一步确立自己在学术上的地位之外；就是想要颠覆当时人们对上古三代的认知，关于三代最原始的资料出自于《尚书》，一旦《尚书》的真实性被质疑，那么其权威必然大大下降，而石越便可以借机重新解释经典，构建一个新的上古三代；而且，在宋代的学者们已经开始对传统的经典不再盲目信任，并且提出种种质疑之时，石越的这部著作，无疑会极大的鼓舞这业已出现萌芽的思潮——既然《尚书》都有问题，还有什么不能被怀疑？

如果说《论语正义》刊印之后，是赞扬远远多过批评的话；那么《疑古文尚书伪作论》一问世，首先便是让许多人目瞪口呆，舆论几乎是短暂性失声。而等到最初的惊愕之后，留给众人的，便是一种复杂的心情。石越考证之细致精确，让《古文尚书》之伪几乎成为一种无法辩驳的事实，士林也只能平静的接受。但是对《今文尚书》的质疑，却未免有证据不足之嫌。一时间批评的声音都是针对《今文尚书》部分而来，其中攻击得最卖力的，便是陈元凤。只不过他的反驳，完全是对石越人品的责难，在学术上实在没有太多的意义。而石越对《今文尚书》某些部分是否伪作，并未给出定论，这些反对的声音没有引来石越的辩护，反而引来了不少著名学者的辩护。

《疑古文尚书伪作论》的刊印，真正引发了一次学术大讨论，其直接结果就是朝廷明示天下，从此考试不再考《古文尚书》！至于今文经与古文经的战火，由此重新点燃，这却是石越所始料未及的。

四月的风暴并非仅此而已。

四月下旬，石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自己创作的作品《三代之治》出版。

这本书全文不到五万字，是一部乌托邦式的著作，以复兴上古三代（尧、舜、禹）的名义，讲叙了一个理想化的世界，包括社会、文化、政治制度等等诸方面的内容。石越与苏东坡所谈的民主议会的思想，便反映在这本书中。其中心思想无非是天子是受命于民，而非受命于天，得民意者方能治天下，又指出天子最可倚重的，不是士大夫，而是老百姓……

“石越通过攻击《尚书》的真实性，先空洞化对三代的记载，然后对上古三代进行自己的解释，借三代的名义抢占对儒家经典的制高点，再辅以对儒家经典的重新解释，完成对儒家学说内部的改革”——这是后世对石越种种行为的解释。当时的宋代，在文化上实际上和汉武帝时代的情形非常相像，经学经过两晋之变，在唐代复兴，却又慢慢让位于诗赋，五代士风沦丧，可以说在宋代迟早要有一种新的学说来占领思想界的王座，这是一种客观需要。所以先有所谓的“古文运动”，然后有王安石的《三经新义》，最后有朱熹完成的理学……群雄逐鹿，最后理学捷足高登，主导中国数百年的思想史。此时石越的作为，不过趁古文运动已到最后的辉煌，正准备完成它对晚唐以来艳丽的文风最后一击，而“王学”尚未问世，理学影响未大之际，趁虚而入，以一系列的新说，加入到这场争夺思想界王座的竞争之中。

在《三代之治》的序言之中，石越提出来“复古、朴实、求是”三原则，继承古文运动的精神，他公开说三代无书，汉人之文风最合三代的精神，文章应当学西汉；而做人或为文，都应当讲究朴实无华，不应当追求浮华的东西，文景之世，皇帝诏书如同白话，最值赞赏；三代尧舜禹，汉代文景，没有皇帝给自己加尊号，他们的令名照样传之于后，石越因此大胆的在文中呼吁皇帝不要给加自己那种长而无实的尊号——这一点其实是谋定而后动，赵顼对于加尊号的确是没有什么兴趣，终其一生，没给自己加过什么尊号；石越又提出来做事要讲证据，重事实……

《三代之治》一经出版，几天之内就被抢购一空，汴京城的读书人睁大眼睛想看看石越的新作，桑氏印书馆几乎没有停工的时候。而之后引起的议论，更加超过了《疑古文尚书伪作论》，毕竟后者是一部考证的书，真正能从中间找出问题来辩难的，都是比较高明的人物；而《三代之治》则主要是一部空想理想社会的书，但凡空想，只要是人，便可品评一下得失。

“自古以来，君为天、臣为地，君为乾、臣为坤，子明所谓议会，以士绅百姓议论官府，以黎庶与九五为一体，似有混乱阴阳乾坤之嫌？”王安礼谨慎的问道。

石越随手画了一个太极图，交给王安礼，微笑不答。王安礼看一了会，突然开怀大笑：“原来如此，妙，妙。”

唐棣等人面面相觑，不知道他们闹什么玄虚，柴贵谊忍不住悄悄问桑充国，众人之中，以桑充国与石越相处时日最多，对石越的学说了解最深。桑充国微笑道：“阴阳一体，方为宇宙。世间至道，极阴便是阳，极阳便是阴。九五之尊为极阳，黎庶百姓则为极阴，二者表面看来相距悬殊，实则一体。”

“子明在《三代之治》中倡议天下普设学校，立图书馆，欲使天下人皆得读书识字。然则自古士农工商，各有所事，此天命也，子明欲使人人皆为士，可得乎？”苏轼虽然是杰出之辈，脑子里却未免还是有那些等级观念。

“在下闻孔子曰：有教无类。未闻孔子以士农工商而有教与不教之别矣。且士者，本出于农也，故有耕读之家。工、商之间，亦未必无贤者，陶朱贾人也，傅说工人也，二者非为不贤。君以为工商不得读书乎？以为读书不可以为工商乎？”石越悠然答道。

……

《三代之治》自问世之后，其中称赞者固然不少，但是众人多多少少都有一些不以为然之处，所以问难辩论便成了家常便饭。其中对《三代之治》持最激烈意见的人，竟认为这本书是无稽之谈，荒诞不经，不过是《淮南子》之类的杂家之言，不能登大雅之堂。但是毕竟大部分的读书人，却多多少少对书中提出的理想社会很有兴趣，其中提出的“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之类的理想，更是被大部分儒生认为这正是儒家经典所说的“大同之世”。普遍的质疑，还是集中在某些具体措施之上。

皇帝赵顼曾经很认真的问王安石：“石越《三代之治》，可以施之于世否？”

王安石正色答道：“此非臣所能知也。惟其中议论，颇有迂阔之处，其谓耕者有其田，自井田崩坏以来，历代无人能复之，如何能得耕者有其田？又谓广立学校，臣以为州县立学，已属不易，全国遍立，所费几何？此石越所未深思之故。然其意甚善，亦未必无可采之处。”

王安石这还是持平之论。有大臣在赵顼问到议会制时，愤愤不平的答道：“这是石越欲要离间君王与士大夫，其心实可诛。”弄得年轻的皇帝一脸愕然，说道：“不过论是非而已，何至于此？”

《三代之治》出版之后，新党们看到的，是一个包含着改革思想的年轻人慢慢崛起，虽然他已经通过曾布向王安石表明一种中立的态度，但是王安石并未十分介意，毕竟中立不是反对，他还是乐见这个难得一见的奇才诞生的——虽然反对派诸大臣对石越的举荐，依然让他很不快。

而在旧党一面，司马光等人欣赏石越的才学，赞赏他不愿当官的人品；苏轼则和石越有不错的私交；另一些元老大臣看重的，却是石越虽然身世不明，却一向以北方人自居——这些大臣们普遍相信——北方人比南方人要值得信任！况且石越又得到司马光等人的举荐，大家对他更无恶感。

所以无论新党旧党，并没有人想去阻挠皇帝新一轮的征召——虽然对于石越写在书中的某些观点，很多人是不以然甚至极度反对的。当然，这种情况也许不过是因为大家的精力都放到了朝廷中关于变法引发的政治斗争上去了，没有人愿意花时间来对付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以致莫名其妙的树敌。况且石越表现出的才学，也足够构成朝廷征召他的理由了。

16

熙宁三年五月，皇帝的使者再一次来到桑府，重演了三月的一幕。虽然皇帝的诏书比上一次更加恳切，对石越的评价也更高，但是石越依然用老的理由拒绝了。而最夸张的是使者走之前说的话都和上次那位说的都一模一样——当然，他口袋里也有同样的一贯铜钱。

苏轼和王安礼不约而同的来到桑府，劝石越出山，结果发现石越的态度非常坚定，二人虽然无可奈何，却始终不肯死心，只是与石越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不胜其烦的石越，为了对付这两个说客，不得已拿出正在写的几部书的草稿，请二人指教。

果然，这几部书立即就把二人的注意力给吸引了过去。

略略看过之后，王安礼问道：“子明，这些奇技**巧之说，虽然颇得精妙，然于世道人心何用？”苏轼也注视着石越，显见二人有同样的疑惑。

石越笑着背了一段经典：“伏曦造琴瑟，芒作纲，芒氏作罗，女娲作笙簧……”这是《作篇》里面的内容，讲叙的是上古圣贤发明创造的事迹。背完之后，石越说道：“奇技**巧，若为无用，则伏曦、女娲、黄帝、舜、禹等古之圣人，为何皆有发明？这是圣人之事，哪里是奇技**巧？《周礼》之中，惟《冬官》不存，故当今之人以为此等事不过小人之学，君子对之甚为轻视，我以为，这正是今之不如古的原因。”

虽然觉得石越的说法未免有点强辞夺理，但是《世本》中的确有这一篇，讲古之圣人发明创造的故事，若依石越的说法，也不是没有道理。二人虽然都是辩才无碍的人，但是对于石越的这种观点，倒也一时想不到哪里有什么不妥。

王安礼温厚的一笑，说道：“子明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不过也真让人难以驳难。只是把工人之事当成圣人之事，只怕士子们不太服气。且这些东西，甚至不是工人之事，而是杂学。”

苏轼爽声笑道：“杂学便杂学，古之君子，于经典之外，骑射博物、天文算术之学，无所不通。身兼数家之学的，今日也未必没有。只是如子明这般博学，似乎天文地理无所不通，又如此年轻，真是所谓生而知之者。”当时的许多儒生对于天文地理、算术植物以及占卜算卦，都是颇为精通的，只是他们受“君子不器”的影响，大部分人不愿意以全部的精力去钻研这些，只是当成一种业余的修养，这一点上和石越的立意大有不同，一经石越点破，苏轼眼前便豁然开朗。

石越给王安礼、苏轼看的书稿，被后世称为“石学”之始，也被一些人称为“杂学”。这几本书分别是《算术初步》、《几何初步》、《地理初步》、《逻辑初步》，这四本书加上其后的《物理初步》、《化学初步》、《生物初步》，并称“石学七书”，陆续在熙宁三年的六月份出版。

这几部书的内容可以说相当浅显。

它们的可贵之处是提出了一些理论要点，并且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科学技术进行理论性的总结与归纳。当时宋代的技术积累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各种技术发明让现代人都瞠目结舌，例如在宋代的兵器谱上，火药兵器数以千百计！其他种种发明与创造，更几乎让人怀疑那是一个现代社会——但是独独缺少的，是科学理论的出现，也可以说是中华文明在这方面的天生性缺陷，也可以说是历史没有给中华文明这个机会——但是不管怎么样，如果说中华文明和现代科学之间隔着一扇门，那门的钥匙叫“科学理论”，那么此时石越无疑是告诉了中国人那扇门的存在，告诉了他们打开门之后所会发现的世界，告诉了他们钥匙制造的关键，接下来的，就是中国人凭自己的聪明，去制造钥匙，推开那扇门了。

这就是“石学七书”的意义所在！

从此中国的科学家们不再用全部精神致力于解决一个个的技术问题，而是开始去总结发现科学理论，再以理论来指导技术的创新——这是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

学习过“石学七书”，在有限的时间内，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只是知道了一些“杂学”，看起来并无用处，但是对于那些已经在科学领域达到一定高度的人来说，无疑是让他们眼前豁然开朗。

但是石越始终只是一个文科生。七部书中，《算术初步》略好一点，也不过是初中的水准；而《几何初步》就实在太简单了，号称为“书”，可全书不过一万字，只讲了一些简单的公式；《物理初步》也不过是初中的部分理论；最糟的是《化学初步》，完全就是一本理论书，石越根本记不住那些分子式，只好在书中罗列各种理论与化学现象数十条，提出各种问题近百个，篇幅不过两万多字，普通人根本不可能看懂；《地理初步》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提出了地圆说，这在中国倒并不会导致迫害，远在汉代，对此就有不少假说，只是人们相不相信，却要另当别论——《地理初步》的确也经常被人们当成第二本《山海经》来读；《生物初步》中，为了避免太大的麻烦，石越没有说物种起源，只是介绍了化石的作用，又讲了一些人体的构造之类——这是最难写的一部书，顾忌之处，实在太多了；最好写的一部书则是《逻辑初步》，是一本纯粹的哲学书。

石越在“石学七书”中，毫不客气的使用了大食数字[11]与字母文字。这两者堂而皇之的出现在大宋的出版物里，为此石越不得不特别写了一个“凡例”，对此做出详细的解释。这个凡例的字数竟比一部书的内容还要长——虽然用字母文字表达不是没有办法可以替代，但是石越毕竟是受现代教育，让他改成另一种东西来解释一些公式，他本来就不太明白的理科头脑肯定会更糊涂，何况引进一些符号文字，并不是一件坏事。只不过后来大食数字和字母文字的命运迥异，前者很快就被广泛采用，后者一直只有一些菁英阶层做学问时才会用到。

在六月的夏日出版的“石学七书”，并没有引起很大的轰动——人们已经慢慢习惯了石越带来的一个个的惊奇。关于他的种种谣言开始流传在市井之间，最好的说法说他是“文曲星转世”，所以这么年轻有如此好的学问，连皇帝都两次征召他；而最坏的说法说他是一个大骗子，他骗了一个垂死的学者的文稿，然后刊发于世，骗取名声，所以皇帝征召他不敢应诏，是怕露了马脚……

不过“石学七书”依然在比较小的圈子里引起了注意，大部分赞扬的评语都是从这些小的圈子流传出来的。也有不少读书人明明看不太懂，也要买几本回去充充门面——当然，《地理初步》和《生物初步》、《逻辑初步》例外。不出石越所料，《地理初步》只有少数人识货，大部分当成海外奇谈来看，真正的《山海经》宋代版！《生物初步》引发的结果则是惊奇，人的心只是供用血液的？我们是用大脑思考？这实在有点让人觉得不可思议……《逻辑初步》在有学问的人眼里，被认为是“虽则不无道理，然亦名家之言矣，略胜古人，非正道之学”。这三部书正是导致“石学七书”又被称为“杂学”的主要原因。

但不管怎么样，朝廷在六月下旬明诏天下，以后公文、考试必须采用“标点符号”，允许使用“大食数字”记数，都是对石越某些倡议的认可。而紧接着对石越的第三次征召，也不能说完全与“石学七书”的刊行无关。

石越却依然毫无新意的用一个老理由拒绝了这又一次征召，完全不理会诏书中皇帝对他这个已经用了两次的理由进行了委婉的批评。

“这个石越真的不想做官？”年轻的皇帝未免觉得有点奇怪，才二十多岁就不想做官，实在少见，不过朝廷也极少征召过二十多岁的“茂材”。

“陛下，臣不敢妄说，只是石越断非无意功名之人，否则不会在半年之内，刊发著作十本。”王安石其实很理解石越，想做隐士的话你出什么书呀？

“那为何又不愿接诏？”赵顼更加奇怪了。

“依臣妄自揣测，或者是对茂材制科不以为然。”王安石不负责任的说道。

“何以见得？”赵顼有点不快了，茂材制科都不来应试，你石越又不是身有功名的人，难道想要我直接给你官职？

“臣也只是揣测……”

17

石越三拒朝廷制科的征召，半年内十部书的刊行于世，终于让他名噪天下。

石越对于自己成为大宋的名人显得宠辱不惊。

“石学七书”出版之后，他的日子就渐渐悠闲。唐棣等人陆续放了外任，一个个到地方上任去了，他除了和桑充国谈谈学问，问一问印书坊的情况；便是与苏轼、王安礼、曾布等人把酒言欢，纵论古今；又或者在家里陪着桑梓儿品评诗词丹青……总之熙宁三年的七月，除了天气热一点之外，实在是石越过得最惬意的一段时光。

桑俞楚也非常高兴，因为家里出了进士，又住着一个石越，他如今的身份地位早已不同往日——有几个商人家中接钦使都接过三次？虽然他讲究喜怒不形于色，但是心中却也不免暗暗得意。不久他又接到唐甘南来信，说他在杭州一切顺利，那边的地方官也知道他唐家出了一个进士，唐棣和石越关系非同一般，石越又是皇帝屡诏不起的人，若有一天大用，那肯定是显宦，因此谁也不愿意这时候得罪唐家——加上唐甘南颇知上下打点之道，隔三岔五各个官员都有礼物送到，自然更是对一切大开方便之门。唐甘南又在信中询问桑氏印书馆的情形，问他是否有意在杭州开设分店——不过这事还是要先听听石越的意见，无形中众人都开始唯石越马首是瞻了。

把唐甘南的信给石越看了之后，桑俞楚问道：“贤侄之意如何？”

石越略一思忖，说道：“江南读书风气日炽，印书坊也特别多，竞争定然激烈，这事还是给二叔自己处置吧。只需告诉二叔，若要印书，就可不拘一格，经史子集到佛道典藏，诗词曲艺到评话杂谈，只需有人买，便可以印。另外，我听说江南杭州颇多能工巧匠，二叔可以试试彩色套印，若能成功，定然受欢迎。”说着又介绍了什么是彩色套印。

桑俞楚连忙点头称是：“这是好主意。”

石越又笑道：“我们这边用的流水生产方式，也可以和二叔说说，便是做棉纺，未必不可以用这些方法。做生意，自然是成本越低越好的。”

“那是自然。”这一点桑俞楚深有同感。

说完这些，石越沉吟了一会，抬头注视桑俞楚，说道：“小侄也有一事正想和伯父商议。”

桑俞楚见到石越如此郑重的样子，便知道一定是有什么大事，他习惯性的摸了摸短须，微笑道：“贤侄请说——”

“我想创办一座书院讲学，此事还须伯父周全。”石越语调虽然温和，态度却是异常的坚定。

桑俞楚不由一怔：不去当官却想去教书，而且要办书院，这个石越的想法倒真是奇怪。他想了一会，才说道：“各地办书院，或有地方官支持，或有士绅合力资助，才能够维持一所书院日常的开销。士子们大抵并不富裕，多是平时耕种，闲时念书，半耕半读，方能勉强生活。当然，以贤侄今日的声誉，创办一所书院倒并不困难，只是……”

石越起先并没有想到这许多，他也在心里计议了一会，说道：“官府的支持且不去说它，开封府虽然会支持，但先不必计算在内。如今之计，先选一处好地方，置办学舍。附近的乡老对于在本地办学，当无反对之理，再拜会附近的士绅，请他们一起出资赞助。如此当无太大障碍？”不管多大困难，创办书院，他是志在必行。

桑俞楚知他误会，摇头笑道：“置办学舍等等，不必找别人，贤侄要做的事，我断无旁观之理。这笔钱不必劳动别人。这中间最大的困难是书院士子们的生活如何保障，以贤侄如今的名声，想来读书的士子们人数必然不少，要长期养活这许多人，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

石越不料他担心却是这件事，不禁哑然失笑：“我这书院，与平常的书院有所不同。当日孔子给三千弟子讲学，难不成还要养活这三千弟子？各地书院半耕半读，那是因为其弟子都是附近乡党子弟，那都是有几分义学之意。朝廷办学校，那是为国家养材，所以要给这士子们发薪俸。我这书院，却另有规模。凡是来此学习的士子，每年交学费一贯，食宿、书本笔墨自理，须连学三年，方得卒业……”当下和桑俞楚细细说来，直把桑俞楚听得目瞪口呆——这样的书院也会有人来读？

虽然半信半疑，但是桑俞楚依然决定支持石越。便由石越和桑充国在开封城西南十里处叫“白水潭”的地方选了一个院址。那本是一处白姓家族的公地，几个小土丘上种着一片果树林子，附近有一个水潭，颇见清幽，而且离官道也不太远，石越与桑充国一眼就看中这地方。白家的族老听说要在这里办书院，也非常高兴。族里几个读过书的秀才都听说过石越的大名，和族长们一说起，那更无不答应的道理。他们愿意用半价出售那块地，条件就是在书院中顺便办一所义学，让白家的子弟免费上学，白家则付给先生的食宿与礼金。这个要求也是很寻常，石越寻思着自己虽然本意并不想办一所蒙学，但是也断没有拒绝的道理，便一口答应下来。

地址定下来之后，便开始建学舍。石越一心想着要早点建好，桑俞楚便也不计成本，青砖、石灰石、木材，全部购买。

看着那一堆堆的石灰石，石越不由有点纳闷：“这时候人们就兴用石灰粉刷房子了？”找了工匠询问，才知道这石灰石不单是用来做粘剂，也是用来整齐地面的，用石灰石和黄土整齐的地面，光滑无尘，几十年都如镜子一样平整。只是因此要花的人力物力，也不是一般人家能承受起的。

石越自小在农村长大，小时候家里烧红砖，盖房子、粉刷墙壁、用水泥砌地面，可以说他这一代人只要是农村的就无人不曾经历过。而且这些事情，多半是要自己动手帮忙做事的，挖黄土用砖模做砖的事情，他小时候不知道做过多少，土法烧水泥石越也相当熟悉——此时正好用得上，用石灰石混合百分之二十的粘土烧出来，便成为水泥，用水泥做粘合剂、或者粉刷地面，比起宋代人用石灰石与黄土砌地来，效率高出太多了。

他这点小发明，被那些工匠们惊为天人，几个秀才本来以为石越不过是关心校舍的建筑才整天泡在这里，他们不肯放过这个和名人交流的机会，时常过来请教，此时见到石越还有这种手段，无不佩服万分，一个个大呼“能者无所不能”。

如此在白水潭忙忙碌碌，用了两个月的时间，这院舍才一切妥当。

在这段时间里，石越、桑充国和白水潭的村民们也变得非常熟悉了，因为族长要求族里的男子轮班去给学院义务帮忙，而村民们来做事，也是完全当成给自己家里做事一样，尽心尽力——石越许久没有见过这种淳朴的场面了，所谓“投之以桃，报之以李”，他见当时便是中等人家，也是用土砖盖的房子——这土砖盖的房子自有其好处，但是最大的坏处是不太通光，白水潭毕竟是郊区，比不得汴京城里家家都烧炭，房子经柴火一熏，更显得阴暗。石越便教给他们烧红砖的方法，虽然成本比土砖要高，毕竟要用到煤，但是比起青砖来，却要便宜许多。兼之石越平时说话非常和气，谁家实在太穷，他也会忍不住动恻隐之心，随时送点钱物，一时间整个白水潭的村民对他都非常的喜欢，连方圆十里的人都知道白水潭来了一个很和气的大人物——这个大人物不仅仅学问让村里的秀才们佩服，据说李家的李秀才平日读的书就是他写的；而且就是盖房子烧砖这样的事情，竟连老师傅也比不上他——但凡传闻，必有夸大，村民们暗地里早就开始传说这个石公子其实是某某星宿下凡，专为扶助赵宋官家建太平盛世而来的。

以石越的本意，其实从来没有在乎诸如水泥、红砖这样的东西。之前棉纺、印刷，以及几部著作的发行，那都是他有意为之，他也相信这些东西是他扭转时代之轮所必需的助力，凭借着他对历史的了解，自然明白棉纱业是英国工业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而印刷业，无人不知道“谷登堡星系”是一个时代的开始；几部著作的发行，不仅仅是为自己博得一个地位，也是为了慢慢的影响人们的思想——这些都是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而有意为之的东西。但是水泥、红砖能改变什么，石越却是连想都没有想过——只不过当他亲眼看到自己“发明”的东西能够派上用场的时候，心里那种成就感，和写成一部书之后的感觉，却并无二致。

18

熙宁三年九月，整个人沉浸在一种“终于建好了”的喜悦中的石越，高兴的和白水潭的村民们一起庆祝着，他到这个时候才告诉苏轼、王安礼、曾布等人，他打算在白水潭办书院，本月就要开始招生，希望他们到时候能来书院讲学，并请他们推荐一些知名的学者。

石越并不知道，在白水潭筹办书院的两个月里，汴京朝廷内的新党旧党之争更加激烈了，司马光希望能够尽最后的努力劝说王安石谨慎行事推行新法，然而却被王安石大义凛然的驳回。他在经筵[12]上给年轻的皇帝读他正在写的《资治通鉴》时，借题发挥，指着和尚骂秃驴，直说吕惠卿是巧言令色以惑国君的奸诈小人，把吕惠卿气得在心里头咬牙切齿。

与司马光冰炭不相容的吕惠卿屡次在皇帝和王安石面前借机挑拨，想除掉司马光，报一箭之仇；而司马光却毫不动摇的继续请求皇帝罢均输、青苗、助役三法，由此终于重重得罪了新党。本来因为司马光名声很大，连辽国人也知道他的名声，所以皇帝一直能够优容于他，但他屡次进谏，终于让求治心切的赵顼认定了他是新法最大的绊脚石，是王安石所说的“异党之赤帜”，也就是反对党的旗帜。而差不多同时，司马光也终于认定自己和执政大臣道不同不相为谋，皇帝已经不可能接纳自己的主张，便决心离开朝廷，于是主动向皇帝请求出外[13]，而此时正逢宋夏战事重燃，五月份双方在庆州一带交战，八月西夏更是全国动员，合兵三十万之众进攻环庆，虽未占到大便宜，但宋朝却也不敢等闲视之，新任参知政事韩绛刚刚被任命为陕西宣抚使，前去主持大局，新党遂趁机托言司马光是当世名臣，闻名于辽夏，建议让司马光出知永兴军——亦即是陕西，协助韩绛一道应付西北局面。这亦是一石双鸟之计，一则国难当头，司马光无法推脱，正好借机将司马光赶出权力中心；一则司马光到底不过是一介文臣，并不知兵，到了陕西，正好给人看笑话。

与司马光同样遭遇到大麻烦的是苏轼，有人突然污告他贩卖私盐！这种莫须有的罪名，明显就是一种政治陷害，而阴谋的主角，正是新党。当苏轼穷困之时，三朝元老韩琦赠银三百两给苏轼，他也没有接受，此时居然被指控走私食盐、苏木求利，简直让人哭笑不得。而他不接受韩琦的赠银，也被说成是沽名钓誉之举。皇帝赵顼甚至当着司马光的面说：“苏轼不是好人。”

遇到这种百口莫辩的事情，苏轼也只能束手无策。他到底不过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年轻官吏，虽然略有文名，却比不上司马光声名远播，这时的苏轼也只好心灰意懒，听天由命，偶尔写点诗文发发牢骚。

毫不知情的石越把自己的门帖递给苏府的管家时，才发现苏家上上下下，眉间都带着愁容。

石越和苏轼交情已是不浅，见了苏轼之后，便直问缘由，苏轼把前因后果略略一说，因为怕让石越更加不愿入仕，反而强笑着安慰石越道：“我不过庸人自扰而已，便是君实[14]，也未必有事，王驸马和我说，已有人找太皇太后和太后说去了，皇上不过一时受人蒙弊，子明切不可因此而灰心，失了上进之意。当此之时，忠臣义士，更应当挺身而出。”他口中的王驸马，是宋代著名画家王诜，和苏轼私交甚好。

石越暗暗叹道：“果然走到了这一步，哎……”一时嘴快，竟然脱口说道：“司马光权知永兴军，不久罢判西京御史台，改不了的命运。”

苏轼瞪大眼睛望着石越，奇道：“君实判西京御史台？”

石越自知失言，连忙掩饰道：“旁门左道，子瞻兄幸勿外泄。”

苏轼受佛教影响甚深，对这些事情一直半信半疑，此时心里对自己的前途忐忑不安，便想求一个安慰，他又素信石越之才学，断非江湖术士可比，便笑道：“子明有这种异能，可否为愚兄卜上一卦？”

石越暗暗叫苦，苏轼的命运他自然是知道的，但是自己做了这许多的事情，谁知道历史有没有改变？只得干笑几声，道：“智者不必知命，尽人事而已。孔门弟子，不宜信奇门之说。”

苏轼见他如此说，倒也不以为意，纵声笑道：“正是，正当如此。倒是愚兄俗气了……”

二人又说起石越这两个月筹办白水潭书院等等事谊，苏轼正容说道：“讲学于山野，为国家育才，也是正道，此孔子当年所为。然而国家如今正是多事之秋，子明之才，在庙堂而不在江湖，君当三思之。”

石越连忙欠身笑道：“小弟谨记了。”

从苏府告辞后，石越也不回家，叫了马车直奔碧月轩楚云儿那里，细细思考下一步的对策。

楚云儿见他满怀心事，也不敢打扰，只在旁边静静的相陪。

石越拿了几根筷子，并排摆在桌子上，那是朝廷中欣赏自己的有份量的大臣——司马光，罢职了；苏轼，朝不保夕；欧阳修，早就到地方去了；陈襄，也被罢了……想来旧党中的其他人，此时也一个个不免兔死狐悲，心萌退意吧？真正能在皇帝面前给自己说话，倒只有王安礼和曾布了。

“没办法，人算不如天算，学院的事情只能靠后一点了。”石越暗暗叹了口气。迟早是要入仕的，难不成在白水潭讲学就可以改变这个世界的转轮吗？没有一定的权力，或者说不能有效影响到权力决策层，靠一点一滴的积累，不知道要花上几百年的时间，自己并没有这种耐心。

“楚姑娘，给我唱《离骚》——我要听那一句，亦予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石越停止了计算，对楚云儿笑道。

楚云儿听到石越和自己说话，本来也颇为高兴，可突然听到这两句不太吉利的话，脸不知怎的，吓得煞白，好一会才轻声说道：“石公子，这《离骚》太不吉利了。换一曲柳三变的《定风波》吧？”

“也罢，也罢。”石越无可无不可的笑道。“本想来点悲壮慷慨的给自己壮壮行……”

“壮行？石公子要远行吗？”楚云儿不解的问道。

石越爽声笑道：“不错，正是要远行。这一步踏出，便再无回头之路，亦不知何处是个尽头……”却听楚云儿早已漫声唱开：“……无那，恨薄情一去，音书无个……早知恁么，悔当初，不把雕鞍锁……”

“悔当初，不把雕鞍锁……”石越亦跟着轻声哼道，心里却暗暗问道：“我能把雕鞍锁吗？我能把雕鞍锁吗？那长安道上，可再没有回头客……”

人也跟着醉了。

[1].出自《中庸》第十章《子路问强》。

[2].均输法，北宋初年，在东南江、浙、荆、淮六路置发运使，总管采购物资运往开封事宜。王安石变法，责成发运使必须周知六路物价与汴京需要，按“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采购物资，节省价款和转运劳费。因用人不当，执行时颇有弊端，甚受朝野攻击。

[3].青苗法，亦称常平给敛法、常平敛散法。宋朝初期，在各地设有常平、惠民等仓库，调剂人民粮食歉收时的食粮不足。1068年，各地仓库积存钱谷1500余石贯石。王安石执政后，于熙宁二年（1069年）实行青苗法，规定凡州县各等民户，在每年夏秋两收前，可到当地官府从常平仓中借贷现钱或粮谷，以补助耕作。借户贫富搭配，10人为保，互相检查。贷款数额依各户资产分五等，一等户每次可借15贯，末等户1贯。当年借款随夏秋两税归还，每期取息2分，实际有重达三四分的。初期在河北、京东、淮南三路实行，后其他诸路也推行开来。其弊病非止一端，小说后有详叙。

[4].制置三司条例司，王安石用来架空中书门下的一个机构。当时王安石还只是参知政事，副宰相，在中书不能做主，遂创此机构，由枢密院与中书各派一人，负责新法事务。这个机构在熙宁三年五月就废除了。

[5].助役法，王安石新法“募役法”之组成部分，吕惠卿所倡导。要求原来享有免役特权的品官之家，以及女户、僧道户、未成丁户等贫困免役之家，也要依照户等交纳役钱，称为“助役钱”。此法不仅触犯了特权阶层的利益，也给贫穷人家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6].崇政殿说书，给皇帝讲课的官员。

[7].省试合格奏名举人为正奏名。这一年宋朝进士科２９５人，明经、诸科共５３４人，为正奏名；另有特奏名４７４人。

[8].茂材制科，即“天圣九科”中的“茂材异等”科，富弼即是此科及第。两宋制举一共御试２２次，入等者不过４０人，选拔了不少著名人才。

[9].石越来历不明，无法参加科举考试。

[10].本官，亦称正官、寄禄官。如某部尚书、某部侍郎，在北宋前期，此官只用于确定官员的品位、俸禄，并非实际担任此官，因此不受重视。

[11].即阿拉伯数字，当时阿拉伯地区中国称为“大食”。实则阿拉伯数字是由印度人发明，石越亦是以讹传讹。

[12].宋代制度，选择儒臣定期给皇帝讲解儒家经典，称为经筵。

[13].朝臣到地方上任，称为“出外”。司马光于十月十九日面辞崇政殿，十一月十四日到任长安。

[14].司马光字君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