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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惠卿不知道自己是怎样熬到离开政事堂的。“王安石”——这三个朱笔红字是那样的刺目，不断在他眼前晃动着，晃得他心烦意乱。上了马车后，便听随从在旁边问道：“相公，可是回府么？”吕惠卿抬头看了看天色，夏日昼长，虽已过了酉正，竟还是白堂堂的，他掀衣上了马车，道：“去集禧观。”随从亦不敢多问，应了一声，便吩咐了车夫仪卫，驱车往集禧观驰去。

这集禧观在南薰门与普济水门之间，从皇城而往，颇有一段距离，酉正以后，正是昼市收摊，夜市开始的时间，街道上熙熙攘攘，热闹得不行。吕惠卿虽然是宰相出行，有仪仗清道，但竟也是走不快，快到集禧观之时，天色已黑了下来，观中早已点起了灯烛。吕惠卿在观前里许便下了马车，留下随从仪仗，只带了两个伴当，信步往观门走去。到了观前，却见大门紧闭，一个伴当连忙上前抓起门环叫门，未多时，便听大门“吱”地一声打开了一条缝，一个小道士从门缝中伸出半个头，看了吕惠卿三人一眼，问道：“不知施主有何贵干？”

伴当正要说话，却已被吕惠卿止住，他上前几步，抱拳笑道：“道友叨扰，未知寇真人可在观中？”他口中的“寇真人”，便是集禧观的主持，俗名叫寇天素。那小道士听说是来访主持的，又看了吕惠卿一眼，见他装扮高贵俊逸，更不敢怠慢，忙开了门，出来稽首道：“不知施主如何称呼？找家师何事？”

吕惠卿淡淡一笑，道：“便劳烦道友通传一声，便说是有旧友来访。”说罢早有伴当递来名帖，那小道士接过名帖，说声稍候，便匆匆回观中禀报。未多时，便见观门大开，一个鹤发童颜的道士领着几个道童迎了出来，出得门来，上下打量了一眼吕惠卿，打了个稽首，呵呵笑道：“相公，久违了。”

吕惠卿早已见着寇天素，连忙还礼，笑道：“尊师，神采更胜往昔。”

二人相顾大笑，携手共入观中。这集禧观原叫会灵观，供着三山五岳的神灵，亦是汴京数一数二的大观，仁宗时毁于大火，重建改名集禧观。寇天素本是天师道的道士，有宋一代，三教合流，不仅儒家吸收佛、道二家之思想重建，佛、道二家，也有许多杰出之士，纷纷弃佛、道而归儒，大相国寺的智缘，便是一例。但这寇天素在天师道中却其名不显，虽然执掌大观，却一向被视为庸碌之辈，在汴京权贵心中也并不受重视。不过吕惠卿却知道这个寇天素实是个大隐隐于朝的人物——吕惠卿原就精研老庄，后来追随王安石，王安石父子之学术体系也非常重视老庄，王元泽还著有《道德真经集注》、《南华真经集注》等书，而王、吕所主张的“气一元论”，与道家、道教亦有牵扯不清的关系——他早在中进士之前，便已结识寇天素，知道寇天素不仅身兼三教之学，且于纵横、阴谋、术数皆有涉猎。但寇天素与智缘不同，智缘身为皇家大寺的方丈，奔走于宰相之门，身在空门，却雄心勃勃，想着要建功立业；寇天素却是身居京师繁华之地，虽不免于游走显要权贵之间，却偏偏将自己装成一个只会算命炼丹，投权贵所好的寻常道士。实则他与王安石、吕惠卿都关系密切，但二人相继拜相近二十年，同在一座城中，却几乎不通音讯。吕惠卿轻易不敢打扰他修行，若非此时实是到了人生最紧要的关系，吕惠卿亦绝不会来这集禧观。

寇天素笑嘻嘻地引着吕惠卿进了观中一座小院，吕惠卿吩咐伴当在外面等候，便随寇天素走进一间静室。一面笑道：“生成盏里水丹青，巧尽功夫学不成，却笑当时陆鸿渐，煎茶赢得好名声——尊师，不知今日能否有福，看尊师一展绝技。”

寇天素笑着请吕惠卿坐了，笑道：“亏相公还记得，多少年不曾分茶了。”

“凡有幸得见尊师绝艺者，此生绝难相忘。我二十余年来，再未见过此等神技。”吕惠卿的赞叹，却是发自内心，二十年前，他亲眼见寇天素同时点四个茶杯，在四盏茶汤中，分出一首绝句来！他分茶的功夫，只不过学了寇天素的皮毛，在汴京的官员中，便已是有口皆碑了。

寇天素凝视吕惠卿一眼，亲手接过童子送来的茶，递到吕惠卿面前，一面笑道：“男儿斩却楼兰首，闲品茶经拜羽仙。相公莫非生了归意？”

吕惠卿接过茶盏，方揭开盖子送到嘴边，不料被他一语说中心事，不由苦笑一声，将茶盏放回案上，叹了口气，道：“石子明写得好诗。”

寇天素微微一笑，道：“天下之物，有强则有羸，有成则有隳。事势之相生，不得不然，则安可执而为之哉？”

吕惠卿听到此语，不由得默然无语。这段话，原是他在《道德真经传》中所说的，这时候寇天素引出来，隐隐便是劝他不要太执着于名利。但他为相十年，大权在握，一朝便要权位不保，想想自己见过的人情冷暖，又如何可以甘心？因道：“尊师二十年前，曾经为我看相，说我必位至三公。今日还要请尊师指点迷津。”

寇天素望着吕惠卿，见他执迷至此，不由得暗暗叹了口气。半晌，方道：“相公何苦来哉？天下之事，变幻无常。今日能退得下来，日后方有余地再进上一步……”说到这里，见吕惠卿满脸失望，不由得顿了顿，叹道：“相公的命，早已算过，不必再看。相公成亦介甫，败亦介甫……”

“成亦介甫，败亦介甫？”吕惠卿喃喃念道。

“相公根基还是浅了。未得众心，而登相位，依赖的只是皇上与王介甫的信任。十年经营，相公却不曾留意自己先天的不足，不去厚培根基，只是一味依赖自己的权谋智慧，为相日久，反而树敌日多，虽有党羽，多数亦不过攀附之徒。当年王介甫负天下之望三十年，只因朝廷根本不固，借皇上信任拜相，仓促行事，一旦皇上失去信任，便黯然去位。相公不过是重蹈王介甫的覆辙而已——有朝一日，皇上相疑，王介甫不信，相公若不主动求去，只恐……”

“可得人心又如何？”吕惠卿只觉得寇天素的话极是刺耳，不由反问道：“古往今来，不知多少得众心的贤材杰士，空怀忠义之名，抱负不展，郁郁而终。”

“相公所言甚是。”寇天素怜悯地望了吕惠卿一眼，道：“原本天下之道，便是不停变化的。若只依赖着得众心，也未必能成事。要想长保富贵，更是不能只依赖某几样长处，这原本便是人世间极难之事。名位一物，便如万丈深渊上浮着一层薄冰，走上去便已不易，何况还要长久的在上面行走？恕我直言，相公能当上十年宰相，都已是出乎我的意料。相公如何还不知足？”

“若我能熬过这一关，只要一年，休说十年宰相，便是二十年，我也当得。”吕惠卿不服气地说道。

寇天素却只是望着吕惠卿不说话，眼中尽是怜悯、惋惜之情。

“尊师不信么？”吕惠卿似乎被这眼神激怒了，“我便做给你看看！我能当二十年的宰相，我能成为大宋的名相，什么王介甫，什么韩琦，什么石越，什么司马光？他们都不如我！没有我苦心经营，石越能打赢西夏么？竖子窃名尔！我绝对不会输给他们！我不会让他们坐享其成！我没这么容易输！”

寇天素依然没有说话，只是淡淡地笑，仿佛看着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子。

吕惠卿腾地站起来，一把抓住寇天素的肩膀，双目瞪圆，声嘶力竭地喊道：“你不信么？我会做到！我会做到！”

寇天素依然只是微笑着，微笑着，忽然，吕惠卿望着寇天素的脸慢慢模糊——他脸上，露出石越的笑容……

“啊！”吕惠卿顿时吓出一身冷汗，猛地惊醒过来。

月光透过窗楹照进房中，吕惠卿坐起身来，看见对面的书案上，寇天素的书信，正被夜风翻动着，发出轻轻的窸窣声。激流勇退？这是弱者的行为。吕惠卿绝不甘心自己这么容易被打败。起用王安石，只是他们的一厢情愿。王安石未必愿意重新出山呢！

次日一早起来，吕惠卿洗漱完毕，便到书房坐了，提笔构思着告病的奏折。重新起用王安石、李陶改任鸿胪寺，还有以高遵裕知泸州，这些都是大事，但所有这些事情，他身为首相事先竟然全不知情，皇帝也没有咨询商议的意思，虽然吕惠卿一时间失了主见，在诏书上署了名，用了印，此时悔之无及，但既便仅仅只是出于尊严的考虑，吕惠卿暂时也绝不能再去政事堂了。他是朝廷的宰相，不是翰林学士。折子方写了一半，便听家人进来禀道：“相公，陈都郎[1]大人来了。”

吕惠卿抬眼看了家人一眼，唔了一声，道：“请他到客厅稍候。”

“是。”家人答应了退下。吕惠卿只微微沉吟了一会，便继续好整以暇地写着奏折，待到写完搁笔，又捧起来重新读了一遍，见没问题，方又放回桌上，起身整了整衣，出去见陈元凤。

到了客厅，却发现陈元凤在那里悠闲地品着茶，等了小半个时辰，竟没有半点着急的神色。吕惠卿心里暗赞了一声，笑道：“履善，久候了。”陈元凤见着吕惠卿出来，慌忙起身，揖道：“学生见过相公。”吕惠卿笑着又请他坐了，望着陈元凤，笑道：“履善来见我，可是有事？”

陈元凤欠欠身，道：“学生听到一些谣言，听说皇上欲重新起用王介甫……”

“那不是谣言。”吕惠卿笑道，“诏书昨天已经下了。”

“这……”陈元凤摇了摇头，道：“相公，益州的局势，地方官吏欺上瞒下，难免亦是有的。若王介甫去益州，只怕以偏概全，被人利用，来攻击熙宁归化。相公不可不防！”

“此事诚然可虑。”吕惠卿笑道：“不过介甫自元泽去世后，隐居金陵，朝廷多次加恩，他都拒绝了。虽然这次朝廷征诏，但他未必便愿意重出。使者一来一回，总要一个月，他若不肯答应，我看朝廷中有些人只怕要心急难耐。”说到这里，吕惠卿摇摇头，道：“况且我立身正，亦不惧人污蔑。当务之急，还是要早点将种子正的接任者定下来，早一天平定西南夷之乱，什么样的风浪，都平息了。前一段，朝廷公卿竟都是本末倒置了！不去用心想经略使的人选，反争什么观风使……”

“那不是本末倒置，那是将党争置于社稷之上。”陈元凤嘿然道，“相公可听说了，范纯仁故作清高，不肯做刑部尚书，还有人在大造舆论，夸赞他高风亮节，为他当御史中丞铺路呢。”

“宁守兰台，亦不肯守刑部。”吕惠卿嘲讽地笑了笑。“他们除了党争，还会做甚？”

“这些‘君子’，便是如此。凡是为国家办事的，他们便视为言利之臣；想做点实事的，便是胥吏小人。他们除了空谈性命，可懂半点经邦济国之道？相公为朝廷开疆辟土，此辈目光短浅，视为兴事，只知在背后算计……”陈元凤愤愤不平地说道。

“罢了，罢了。”吕惠卿望了陈元凤一眼，笑道：“履善，《中庸》有言：上不怨天，下不尤人。这等事，说他做甚。”说到这里，他顿了顿，忽然说道：“履善，你可愿意去成都？”

“我？”陈元凤不觉一怔，旋即说道：“若是相公用得着，休说成都，泸州我也去得。”

“那可是大材小用了。”吕惠卿笑道：“这些年你屡立功勋，连皇上都知道陈履善能干，你在尚书省做了这几年右司郎中……若非是迫不得已，我还真不愿你离开。让你去益州路四司衙门，已是委屈你了……”

“相公说哪里话来。”陈元凤抱拳欠身，慨然道：“学生岂是避事畏难之人？相公放心，有学生在益州，相公但可高枕无忧。”

[1].尚书省右司郎中的别称。

2

大梁门外西北，菩提寺。

高遵惠手里捧着一卷《春秋左氏传》，百无聊赖地读着书。总算是皇帝给太后面子，高遵惠不用与唐康、田烈武一般，呆在暗无天日的监狱中。这座显圣寺——俗名“菩提寺”的寺庙，便成了他的禁足之所。对这一切，高遵惠倒是颇能淡然处之。庙里的和尚知道他是当今太后的从父，哪敢轻慢，将庙中最好的房室收拾出来给他住了，又专门指派了几个小沙陀服侍他。甚至每日还有许多人来探视——镇压渭南兵变后，高遵惠声名大噪，许多平时没有交往的士大夫，这时候都特意前来探望，让他简直是受宠若惊。如此待遇，早已大出他的意料之外，高遵惠生恐被士大夫们小觑了去，每日除见客外，反倒用心读起书来。而这无疑又让他更赢得士大夫们的好感。

“齐侯御诸平阴，堑防门而守之广里。夙沙卫曰……”

“高公，好雅兴！”一个似曾相熟的声音自院外传来，高遵惠一怔，循声望去，却见是石越笑着走了进来，他正奇怪为何没有人通报，却见石越进了院中后，并不过来叙话，反是侧身让到了一边。他心里一惊，慌忙拜倒在地，果然，一个熟悉的身形缓缓走了进来——正是当今的大宋皇帝赵顼。

“罪臣高遵惠，叩见吾皇万岁。”

“起来吧。”赵顼笑道：“你有何罪可言……”说到这里，瞥了一眼高遵惠手中的书，不由笑问道：“你在读书？手里拿的是什么书？”

“回官家，是《左传》。”

赵顼笑道：“左传倒是带兵的人读的。上回石越说，左传其实是吴起写的。”

高遵惠一愣，却听石越在旁笑道：“陛下，臣亦不过据情理推测而已。”

赵顼见高遵惠趴在地上，还是不敢起来，又道：“说起来，你还是我舅外公。平身罢，戚里之家，有你这样的人材，是朝廷的福气。”

“谢官家。不过，罪臣以为，戚里之家，还是守本份一点好。”高遵惠这才起身，躬着腰，缓缓回道：“昭陵时，故安定郡王从式、故邢国公世永等七名宗室请求军前效力，征讨元昊，仁宗但嘉奖而已。”

石越也知道这桩典故，赵从式是奉宋太祖祭祀的安定郡王，赵世永是宋太祖的长房元孙。宋朝宗室由太祖、太宗、秦王廷美分为三宗，当年七名宗室请求军前效力，都是太祖一系的，虽然赵世永在资善堂伴太子读过书，与仁宗关系非浅，但是无论是真宗以后宋朝宗室不再掌握实权的传统，还是太宗一系对太祖一系宗室潜在的防范，都不会允许赵从式们发挥自己的爱国之心。高遵惠说的，的确也是当时一个普遍的共识。对宗室与戚里的防范，深入人心。然而，石越更知道，从王安石执政开始，宗室已经允许参加科举，参预政治，而在另一个时空，几十年后，就出现了第一个宗室宰相，而在南宋亡国之前，宗室广泛拥有军政大权，无数的宗室为了保护这个摇摇欲坠的王朝，血战至死，其忠烈勇敢，让人折腕叹息。对宗室与戚里的防范，固然有其积极意义，但完全是消极的防范，却未必全无可议之处。

不过，石越尽管对高遵惠所举的例子颇有腹诽，却不至于公开表示反对，尤其是当着皇帝的面。果然，便听赵顼转头望着自己，笑道：“戚里当中，以高遵惠最识大体。”

石越忙笑道：“虽是如此，但宗室戚里中若果有贤材，以陛下之英明，自能驾驭驱使。”

高遵惠听到这番话，心里不由得格登了一下，诧异地望着石越。却见有内侍搬了椅子过来，找了个阴凉处，服侍着赵顼坐了。赵顼含笑看了二人一眼，目光停在高遵惠脸上，道：“益州提督使战死，眼下是副使暂代其职。如今益州多事，提督使是要职，不可久缺，石越举荐你去接任。”

高遵惠虽然已经料到事情的发展不会如自己想象中的坏，但亦是吃了一惊，忙小心翼翼地说道：“官家，臣是待罪之身。”

“你那点罪……”赵顼笑了笑，道：“先不管这个。朕只想知道，你敢不敢去益州？胸中有没有方略可以平乱？”

“官家若有差遣，罪臣不敢避险畏难。益州的局势究竟如何，各说纷纭，罪臣也不知端的。不过，罪臣以为，提督使之职，一是守土缉盗，二是协助禁军作战。平定西南夷之叛乱，自有禁军负责。提督使要做的是维护后方安宁，为禁军提供向导，护送补给，让禁军无后顾之忧……”

赵顼与石越听高遵惠小心的说着，不由得相顾一笑。赵顼哈哈笑道：“石越果然颇有知人之明。朕想要的益州提督使，便是卿了。”

石越亦道：“提督使一是要不争功，谨慎守本份。若是好大喜功之辈，越会打仗，祸害越大。西南夷不足为惧，可惧者，是官逼民反，将益州搞得处处烽火。此外，所谓‘慈不领兵’，提督使亦不可有妇人之仁，否则后方弹压不住，亦是大祸。要找这么个人，高公便是现成的人选。”

“官家……”

“哎——”赵顼摆摆手，打断了高遵惠，道：“益州那里，朕也要一个信得及的人去。高遵裕已经去了泸州，他能带兵，擅长和蕃夷打交道，朕不是不念旧情的人，这是给他一个机会。但是你却不同，戚里之中，朕以为你最谨慎，不结交宗室，和两府大臣、朝中贵幸交游，都懂得分寸，这便极难得。这次的事，你是忠心为国，纵是有罪，朕也不怪你……”

高遵惠望着皇帝，心里百感交集。他是万万想不到自己还能有机会提督益州。高遵裕去泸州之事，他早已知道——高遵裕曾经来见过他，想当年，高遵裕亦曾节制一方，贵为一镇诸侯，谁能想到，有朝一日，皇帝令他去泸州那种瘴疬之地，他竟会高兴得似中了状元一般。可见那被贬斥编管的日子，的确不那么好过。而皇帝能给自己这样的机会，他只要想想高遵裕，便绝没有任何拒绝的道理。然而，他又怎会不知道益州路是个是非之地？

皇帝既想要个信得过的，敢说真话敢做事，又没有陷入朝野党争中的人去那里当自己的耳目，必要时还能稳住形势；可是他又不想派去的人过于刚直，不顾后果，在朝野中掀起连皇帝都控制不了的惊涛骇浪来。但又要人刚直敢言，不避权贵；又要人能委曲求全，肯听从皇帝的控制，世上哪有这样的好事？勉强算来，他高遵惠竟的确是个天造地设的好人选。但高遵惠心里却知道这样的差使不好办，他不知道会树立多少或明或暗的敌人，而自己行事稍有不慎，“外戚祸国”这个罪名，轻轻松松就栽到头上了……别看皇帝现在说得信任有加，石越热情举荐，所谓“三人成虎”，积毁销金，他远在万里之外，谁知道那些政敌怎样在汴京诋毁他？只要皇帝稍有动摇，石越到时候也未必便肯替自己说好话。

若有选择，高遵惠宁愿在汴京过自己的富贵日子。但是，他看起来没有选择。

他方谢了恩，却见李向安匆匆走来，在院门口叩道：“官家，通进银台司有要紧的奏折……”

“什么奏折？”赵顼皱起眉来。

李向安忙捧着奏折递了过来，赵顼打开看了一眼，便呆住了。半晌，方听赵顼苦笑数声，对石越道：“吕吉甫告病了。”

在这极敏感的时候，吕惠卿忽然患上“足疾”，闭门谢客，不再上朝，赵顼明知道这是吕惠卿在表示不满，亦无可奈何，只得一面遣太医视疾，一面累诏慰问，要吕惠卿带病复朝。而吕惠卿自然是一再拒绝。为了避免被人“误解”自己反对王安石的任命，吕惠卿还特意释放出信号，对起用王安石为观风使表示赞同。这样，他的矜持就变得合情合理——他只是不满皇帝的重大人事命令没有尊重他这个宰相的意见。

同时，一些新党官员亦附和着上书批评皇帝任免寺卿这等要职，却不事先和政事堂商量，有人甚至批评吕惠卿不该草率的副署诏书；还有一些新党官员，则颂扬吕惠卿为相以来的种种功绩，力劝皇帝应当尽量慰勉吕惠卿，让他尽早复出。

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亦顾忌到朝廷不能长期缺少宰相而空转，赵顼终于又颁布了一道诏书，赞扬了吕惠卿这十余年来的政绩，重申君臣相知之义，并“责令”吕惠卿带病视事。赵顼又主动做出妥协，在得到吕惠卿同意后，任命了以“财计”而著称的新党重臣薛向为太府寺卿。

在执政的成绩得到皇帝诏书的肯定之后，吕惠卿终于在告病七天之后，半推半就地复出视事了。通过这些手段，吕惠卿重新巩固了自己摇摇欲坠的权力，再一次确立了自己在政事堂的领导地位。

石府。

“我早知吕吉甫没这么容易被打倒，但却料不到他将时机、分寸掌握这么好。”石越对着潘照临感叹道。

“同样是告病，有高下之别。王介甫之告病，几同于威胁；吕吉甫告病，却让人觉得他真是受尽了委屈。”潘照临笑道，“时间也恰到好处，若是拖得太长了，难免使人生厌；若是太短，却不免让人觉得他太心急恋栈。不过，福建子不过是扳回一局，大厦将倾，权谋智算有时也无能为力。”

“但智缘能否说服王安石复出，尚未可知……皇上先布了高遵裕这颗棋子，高遵惠这着棋能不能下出去，还要看康时这案子如何结案……”

“公子担心福建子从中做梗么？”潘照临眯着眼睛望着石越，“吕吉甫若是意气用事，要与公子死斗到底，倒的确可能在这案子上大做文章。但吕吉甫不是司马光，他并非不知道皇上的心意，违逆圣意的事，偶尔做做无妨，但我量他亦不敢常做。我若是他，定要做个顺水人情，卖公子一个人情，与公子做桩交易……”

“交易？”石越哑然失笑，道：“他能相信我会收手？”

“两军交战，亦要交换俘虏，何况如今是三方交战？”潘照临淡淡道，“他现在知道公子亦能左右朝局了，不来找公子，难道他还能指望文彦博、司马光妥协么？让我们与文、马死心塌地一起对付他，还是争取缓和与公子的关系，此事不难抉择。他觉得自己还有筹码，便是为了离间公子与文、马，他也一定会试试的。”

石越沉吟不语，却听潘照临又说道：“公子想想，若易地而处，公子要如何来应付这局面？”潘照临嘴角微翘了翘，接着说道：“设法阻挠王安石复出？在益州重新布局，扰乱视线，万不得已时让益州路大小官员来背黑锅？争夺御史台，防止敌人利用御史台来对付自己？这些我以为吕吉甫都会去做，但这些办法都只是治标不治本，被动防御，甚至无法控制。以御史台来说，如今台中亲附吕惠卿者如舒亶辈虽然也有不少，但这些人都不及安惇，资历也差着一层。当年吕惠卿利用完安惇，又将他排挤出朝中，但这时候，多半还是要引他为援——范纯仁到现在还不肯做刑部尚书呢！可安惇是一中山狼，谁又知道他会不会落井下石？所以，吕吉甫一定会设法主动出击……”

“主动出击？”

“不错，惟有主动出击，吕吉甫才能反败为胜——快点找个好经略使，只要连打几个胜仗，便可稳住皇上的心；若能将西南夷快点镇压下去，就是釜底抽薪了。到时候，他吕吉甫多大的过错也能遮掩过去。”

石越笑道：“即便如此，经略使到底也是枢府的事，他又知道谁能打仗，谁不能打仗？”

“所以他才有求于公子。”潘照临笑道，“他要急见事功，不依赖西军却依赖谁？朝中大臣，谁对西军最有影响力？谁最有‘知将’之名？”

石越顿时默然。潘照临又道：“以吕吉甫之聪明，不难想到，就算公子想置他于死地，但单以此事而言，他与公子却是利害相同的。既然有利害相同之处，那便有可能妥协、交易。所以，公子不必担心康时。只是田烈武与李浑，虽然皇上有意赦免，但结果如何，还是难以预料……经略使的人选，皇上一直拿不定主意，我看吕惠卿这几日间，一定会来找公子。他比谁都盼着益州能打一个胜仗。不过，对公子来说，自然是拖到王介甫复出最好……”

“若真拖到那时节，益州路还不知可不可收拾！”石越摇了摇头，自嘲道：“用益州一路做赌注，我没这种胆量。”

潘照临摇头道：“此乃妇人之仁。”

“便算是我有妇人之仁罢。用益州一路动**换吕惠卿下台，我倒宁可他继续呆在政事堂。”石越沉声道：“我要赶吕惠卿下台，是因为我知道益州局势他已经收拾不了。他在政事堂，只能让大宋在益州越陷越深……本末不可以倒置，不能为了扳倒吕惠卿，便不择手段。”

潘照临叹了口气，正要再劝，却见侍剑匆匆走过来，禀道：“吕相公求见。”

宋朝最贵宰相，吕惠卿亲临，石越自然要降阶相迎。二人揖逊谦让着进了客厅，叙了宾主之位。待设了茶，石越便即谢罪道：“相公贵恙，若有赐教，遣一介之吏，叫我过相府受教便是，反倒劳驾屈尊，实是罪过。”

吕惠卿端起茶碗，轻轻啜了一口，方笑道：“我不过顺路而已。路过学士巷，因有几桩事萦绕于心，我素知子明智略过人，老成谋国，故此打扰，还要请子明不吝赐教。”

“岂敢。”

“子明何必过谦，朝野谁不知子明乃国之柱石？”吕惠卿一顶一顶的高帽盖过来，石越口里谦谢，心里却已在佩服潘照临的先见之明。二人又相互吹抬谦逊几句，却见吕惠卿忽然敛容，忧形于色，叹道：“居上位者，自古以来最怕的便是地方官员欺上瞒下。不瞒子明，这些日子我几乎夜不能寐，朝廷财政依旧捉襟见肘，而益州路……哎！”吕惠卿长叹了口气，道：“我此时亦颇疑为地方官吏所误！”

石越没料到吕惠卿开口提及正事，态度竟是一百八十度大转弯，隐隐竟将责任推到益州路官员身上，饶是他早猜到吕惠卿来意，亦不觉愕然。却听吕惠卿又道：“益州形势虽不明朗，但我依然以为熙宁归化并无不妥。只是朝廷过于轻敌，地方官讳过欺瞒。如今介甫既已为观风使，当日在文公府上所议之事，便是办了一半。当务之急，却是要速择良将为经略使，征调精兵赴蜀，早日平定西南夷之乱。然经略使之人选，一个个皆不合圣意。枢府总天下军事，一个经略使都久悬不决，实是让人……”吕惠卿说到这里，摇了摇头，不满之情溢于言表，又道：“不仅是经略使，渭南兵变一案，亦总是拖着不断——文公三朝名臣，如今实是精力大不如前了。”

石越听他抱怨着枢府的效率，因笑道：“选将帅关系甚大，谨慎一点，亦是应当的。”

“只怕有人为私意而害国事。”吕惠卿发牢骚似的讥讽了一句，话锋一转，又道：“国朝之制，两府对掌文武大柄。但兵者，国之大事也，政事堂若全然置身事外，亦是一弊。故官制改革颇救其弊。一般的军队调动，政事堂固然不当多管，但若是关系重大的战争，无论选将用兵，政事堂都理当要管的。今西南用兵，每日空耗国帑，久而无功；枢府调兵选将，又屡战屡败。能否平定西南夷之乱，不仅关系到益州一路之安宁，亦关系到熙宁归化之成败，乃至关系到大宋一二十年之气运。我等为大臣者，食君之禄，忠君之事，岂可因为那是枢府的事，便置之不问？士大夫当以天下为己任，若是枢府迟迟定不了让皇上满意的人选，我辈亦不能置身事外，袖手旁观。朝廷诸公之中，以子明最为知兵，故此我特意前来，想听听子明的意见。”

“相公见询，敢不尽言。”石越欠了欠身，回道：“然熙宁归化，在下以为略嫌操之过急。西南夷之叛，若止以武力镇压，虽孙、吴再生，亦无能为。相公果然想要平熄战火，在下以为还是要剿抚并用。”吕惠卿虽说得冠冕堂皇，但石越的立场却也很分明，这话分明是要吕惠卿承认熙宁归化失败。

吕惠卿当然不可能答应，但他此来，却不是与石越争辩政见的，因此只是不置可否地一笑，道：“既便是剿抚并用，总要先能剿方可抚。不能战者不可言和。子明以为，应当如何剿？派谁去剿呢？”

石越也知二人基本立场相差太远，逞口舌之利无益，他听吕惠卿话中有妥协之意，便也不愿咄咄逼人，只是顾左右而言它：“依在下之见，经略使若不能速定，益州提督使却应当早点定了。”

吕惠卿微微一笑，他曾听到过风声，皇帝有意用高遵惠为益州提督使，传闻便是石越所荐。这时石越提起此事，其意甚明——要起用高遵惠，渭南兵变的案子就要先结案，怎样处置唐康、田烈武等人就要有个定论。吕惠卿苦于在军中没有根基，他深知如今禁军中势力最大的是西军，而石越在西军中威信极高，在朝廷中又素有知兵之名。在推荐经略使时，若能得他一言，份量便大不相同。但他也知道，既然是有求于人，那当然不能空手而来。

“正所谓英雄所见略同，不瞒子明，益州提督使的人选，我亦是想了几日了。”吕惠卿笑道：“高遵惠虽是戚里，但为人谨慎知兵，亦能有担当，正可提督益州，不知子明以为如何？”

石越却故意叹道：“可惜他这次只怕亦脱不了干系。”

“法理不外乎人情。”吕惠卿正容道：“此案拖到今日，不当再拖，须得早点给天下军民一个交待，若无罪则罢，便是有罪，政事堂也理当保全这几个人，请皇上特赦。某忝为宰相，绝不会做让忠臣义士寒心之事。”

“若能如此，亦是国家之幸，高遵惠若得脱罪，倒确是上佳之选。有他坐镇，禁军可无后顾之忧。”石越随声附和，却绝口不提唐康。

吕惠卿点点头，又恳切地说道：“我与子明，政见常有不同，这亦不必讳言。但吾辈虽意见分歧，用心却都是为了国事，这点是相同的。我素知子明与他人不同，凡事都是以国家为先的。不比朝廷中有一等人，自居‘君子’，却为了意气之争，或为明哲保身，而坐视国帑空耗，局势败坏，此辈夜半扪心自问，宁不有愧？真不知似这般人，能称‘君子’否？某虽不材，但每念及不能辅佐圣天子致太平盛世，常坐立不安，夜不能寐。不管益州路现在究竟如何，速择良将，打上几个胜仗，对国家皆有百利而无一害。吾辈既为朝廷公卿，受皇上重恩，当此主忧臣辱之时，应当先放下争议，不计个人荣辱，以国事为先……”

他言语切切，令人动容。石越虽然知道吕惠卿在位，熙宁归化便无法纠正，以他生事邀功的天性，国家亦无法休养生息。于公于私，他都一定要将吕惠卿赶出政事堂。但吕惠卿既然开出了赦免唐康的价码，他亦不能不有所回报。唐康的案子，若吕惠卿真要从中作梗，结果如何也难以预料。他一向视唐康如亲弟，自然不能坐视不理，而田烈武、李浑，更有性命之忧——李浑倒也罢了，石越与他素不相识，最多也就只是感到惋惜；但田烈武，石越却不能眼睁睁见死不救……而且，从公义来说，益州局势究竟到了什么地步，他也无法准确知道，毕竟从益州到汴京，有十几天的时间差，各种信息又真假搀杂，令人无法准确判断。若再这么拖下去，风险也是极大的——万一突然矛盾爆发，到时候就真的悔之无及。尽快取得对西南夷的军事胜利，从短期来看的确可以稳定益州局势。当然，石越也有私心，他未偿不想借机来左右益州经略使的任命。

但是，这种妥协，也可能给吕惠卿喘息之机，甚至让宋朝在改土归流上越陷越深……权衡种种利弊得失，石越一时间竟然也无法决断。

沉吟许久，石越方下定决心，说道：“相公忧国之心，令人感佩。益州经略使，在下亦以为应当早定。兵机贵速，久拖不决，非用兵之利。然官兵屡战屡败，当此之时，皇上、枢府于选将调兵，加倍谨慎，亦是为了万全。”他顿了顿，又问道：“相公可知道枢府都推荐过哪些大臣？”

“皆是重臣宿将。”吕惠卿知石越已经答应，心中大喜，忙道：“益州之兵，五花八门，不用重臣宿将，怕节制不住。刚刚才有渭南兵变之事……只不知为何，竟无一人合圣意者。”

石越笑道：“益州的确既有河朔兵，又有西军，又有东南禁军、厢军、土兵，但对善用兵者，没什么节制不了的。韩信能驱市人作战，章邯以刑徒大败项梁，此二人，谁曾管他的兵来自何处？枢府因官军一败再败，又碰上渭南兵变，满心想的都是谨慎。但如今要想在西南打胜仗，便只能依赖西军，舍此别无他途。什么河朔军、东南禁军、厢军、土兵，窃以为都不必管他。从西军抽调精锐，从西军择选良将，便是这两条章程。”

“子明之言，正合吾意。”

“西南夷所居之地，是群山绵延之所，其与洞蛮、溪蛮还不同，有许多种落，素来不事耕种，而喜畜牧，是以又有骑兵。要破西南夷，一定要用骑兵，但河朔骑兵却不堪使用，要用山地骑兵。这是狄武襄公赖以破侬智高者。”

“山地骑兵？”吕惠卿原本聪明过人，一经石越提醒，便恍然大悟，连连点头，赞道：“子明高见。”

“国朝马军自李继迁叛乱之后，便日渐衰落，如今虽然重建，但毕竟尚有不足处。在平原驰骋作战，以今日之禁军，便是契丹精锐，亦可与其一较高下。我军马术虽然略逊，然纪律严明，马军之骨干，都是西军久战健儿，更有蕃骑中骁勇之士，如今又添了许多西夏降将，国朝骑军之盛，莫过于今日。然要在西南与叛夷作战，却如同一个从未坐过船的勇士在惊涛骇浪之中，于一叶小舟上，与一善习水性之人搏斗。是以己之短，攻敌之长，鲜有不败者。兼之西南多瘴气，北人不习水土，未战已先损耗三停。”石越侃侃而谈，说得吕惠卿频频点头。当年以盛唐之强盛，几十万唐军还葬身于西南，若这还可以说是将领无能的话——另一个时空中，以忽必烈之英武，蒙古骑兵之骁勇，还有许多蕃部望风而降，争为前锋向导，十万大军远征大理国，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虽然成功，但最后活下来的蒙军却不过二万余人，更有数十万匹战马死于此役——西南地利的厉害，由此可见一斑。西南夷虽比不得南诏、大理，但宋军投入的力量却也不如唐军、蒙军，也经受不起唐军、蒙军那样的损失。巨大的损失曾经迫使忽必烈一改蒙军习惯，没有在大理屠城，又不得不保全段氏的性命，借其威望来维持在大理的占领——但此时的宋朝，却不会有蒙古人那样的好形势，真要是那种惨胜，后果没有人敢想象。不过这些计较，石越却是没办法与吕惠卿分说的。

“以在下之愚见，今天下之兵，擅长在山地作战，而又不惧瘴疬者，惟有横山羌兵。要与西南夷作战，朝廷应当于沿边诸军中，抽调熟蕃与汉军中有山地作战经历之精兵，并招募横山羌兵，组建新军。若有这样一支军队，西南夷何足道哉？且自各处分别抽调少量军队，招募羌兵，亦可不影响到西北塞防。而将帅之选，便要自这只军队的构成来考量——要有山地作战之经验，要有带蕃兵之经验！后者尤为紧要，蕃兵多是桀骜难制者，若非在西北诸蕃中威名素著，令蕃人信服者，绝不能统率此军。这样的将领，西军中也没有几个。”

吕惠卿此时早已心悦诚服，笑道：“子明胸中，必早有人选。”

石越淡淡一笑，道：“王襄敏之子王厚，其父子在西北蕃汉之中，皆素有威名。王厚亦是西军名将，在群山之中，打了近二十年的仗。他又在讲武学堂做过教官，便是河朔、东南禁军，许多将校都曾是他的学生。做个益州经略，绰绰有余。不过他一直是李宪的副将，未曾独挡一面，年岁毕竟也还是小了些。另外一个慕容谦，最擅长的便是带这种东拼西凑的杂牌军，他熟知蕃情，在横山一带的蕃人中，威望尤在王厚之上。任他多桀骜的蕃人，到了他手下，都能**得规规矩矩。若以其副王厚，可保万全。”

“可是曾奔袭地斤泽之慕容谦？”

“正是。”

吕惠卿抚掌大笑，抱拳谢道：“子明胸中真有数万甲兵。明日我便向皇上荐此二将。”

“相公的胸襟，才让人佩服。我亦希望西南能早有捷报。”石越望着吕惠卿，微微笑道。为了让推荐王厚与慕容谦二人变得顺理成章，他闭口不提环州义勇与渭州蕃骑这两支现成的山地骑兵，反而出了个抽调、募兵的主意，便是料定吕惠卿不知其中虚实。果然，吕惠卿虽然明知道慕容谦与石越的关系，依然信之不疑。不过，这其实也不足为怪，休说吕惠卿，便是文彦博、孙固，亦未必会想到这两只部队，尤其是默默无名的渭州蕃骑。

送走吕惠卿后，石越看了一眼座钟，却已是定昏时分。他正欲去找潘照临，侍剑知他心意，已在旁禀道：“潘先生去了土市子。”

“土市子？”石越奇道，“这么晚了，潘先生去那里做什么？”

侍剑笑道：“潘先生没说，我猜或者又是听说哪家店子有什么好吃的，去大快朵颐了。”

石越不由笑着摇了摇头，道：“那我们也出去走走，上回听章子厚说，熙宁蕃坊有不少新鲜物什，有一家叫什么宝云斋，听说是极西的夷人开的，我早想去看看。”

不料侍剑却摇头道：“宝云斋倒确有些名声，只是蕃坊这个时节，学士不宜去的。”

石越不觉愕然：“为何我不宜去？”

“学士还不知道么？”侍剑笑道，“熙宁归化以来，蕃学便不太安稳。参加叛乱的蕃部子弟固然都被朝廷软禁了，可其余的蕃人，许多都和叛乱的蕃人有牵扯不清的关系，听说还有不少私通消息的。如今到处都是开封府的、职方司的、皇城司的……朝廷还特意移了一营禁军驻扎到附近。京师别处都是通宵达旦的，从来没有宵禁一说，但几个蕃坊却是不许的，我看再有一个时辰，开封府就要在几个蕃坊宵禁了。学士这时候去，那边的店铺多半也歇业了。而且那里颇有对朝廷不满的蕃人，喝了酒便闹事，学士去那种地方，亦不太安全。若有差池，我们怎么担待得起？”

“我也不去太久，有几个人会认得我，又会出什么差错？”石越笑道，“快去换衣服吧。”

侍剑见石越神色甚是坚决，只得退了下去。待石越更衣出来，侍剑与几个护卫已经备了马车，在外面等候。石越却连马车也不肯坐，主仆六人只骑了马，往熙宁蕃坊行去。其时虽已夜深，但可能是夏日因为天气炎热，白日出门的人少，夜晚清风徐来，凉爽怡人，这汴京街头，较之白日反更见热闹，家家户户依然是灯火通明，路上行人你来我往，商贩叫卖之声不绝于耳，沿街的酒楼店铺更见热闹，客往客来，隐隐更可见红袖招展。

这几年石越虽然是半闲散状态，但也甚少有这般闲情出来逛夜市。他领略过马行街、州桥、潘楼街等处夜市的盛况，却不曾想熙宁蕃坊的夜市，竟亦已不逊于马行街。这还是有宵禁的情况下，想见平时之盛况，不由为之咋舌。侍剑知道石越对这里不太熟悉，一路走一路介绍，哪家店铺卖的是正宗的亳州轻纱，哪家店专营定州的缂丝，哪家店有海南的青花布……此外，灵夏的拔羢褐、西夏的驼毛毡、契丹的西瓜，还有交趾的蓬莱香、翠羽；占城的象牙、连香、黄蜡、丝绞布、红鹦鹉；真腊等国的番油、姜皮、金颜香、豆蔻；三佛齐的丁香、檀香、珊瑚树、苏合油、猫儿晴、琥珀；蒲甘、细兰等国的宝石，注辇国的琉璃、槟榔、玻璃……四海万国之物，这里竟都是应有尽有。

“去年有家店子，不知怎么便弄到了广州市舶务的许可，从真腊国还是什么国，运来了一大批蕃剑，比起倭刀与大理宝刀来都毫不逊色。但也贵得吓人，一把蕃剑竟卖到五百贯。”侍剑笑着说些趣事，“不过样子上看，没有宝云斋的达马斯谷刀好看。且到底不如达马斯谷刀罕见。”

“朝廷颁布勋刀勋剑之制时，勋刀便曾想仿达马斯谷刀的形制，不过聚集多少能工巧匠，亦是束手无策。”石越笑道，“这真腊国有什么剑能比得上达马斯谷刀？”他话刚说完，却忽然想起——真腊国吴哥王朝的领土南至马来半岛北部，其时国势日盛，是当时中南半岛赫赫有名的大国，其国力无论是亲附大宋的交趾，还是统一未久的蒲甘，都有所不及。其时宋人对南海了解渐多，尤其经《海事商报》的报道，环南海诸国中，国富民强，号称拥有战象近二十万头的真腊国在大宋非常有名，几乎仅次于交趾，于是许多他国所产物事，商人们也往往有意无意假以“真腊”之名。这所谓的真腊国的蕃剑，只怕便是后世的“马来剑”亦未可知……不过马来剑他亦只闻其名，未识其面，便是见着，也分辨不出。

侍剑却以为石越不信，因笑道：“学士可想看看？”

石越看侍剑的神色，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便点头道：“也好。”他这话一出口，便是平素向来寡言少语不拘言笑的四个护卫，脸上都露出喜色。所谓见猎心喜，但凡好武之人，听到“宝刀”、“宝剑”，都会忍不住心动。

侍剑当下领着石越轻车熟路的到了一家兵器铺前。石越抬头看招牌，却写着“李记剑铺”四个大字，名字极是平常。他正要进店，便听到店内有人说道：“好剑，好剑！”又听一人叹道：“可惜这宝剑不能入名将英雄之手，却要在这种地方，每日被灰尘覆盖。”石越听这两个声音，分明是何畏之与郭逵，他不想能在此邂逅二人，连忙快步走入店中。只见这李记剑铺里面虽然不大，却也打扫得干干净净，各种各样的兵器陈列得整整齐齐。店中两个布衣男子正背对着自己，端详着一柄宝剑，看背影，不是郭、何又是何人？

“仲通、莲舫！”正在欣赏“真腊蕃剑”的郭逵、何畏之听到背后有人唤自己，连忙转身，不料却是石越，二人慌忙回礼，一个道：“子明公如何来此？！”一个却道：“石帅万安。”

石越笑着回了一礼，道：“今夜真是巧遇了。”口中说着，目光却被二人身后的凛冽寒光所摄，不由自主的脱口赞道：“好宝剑！”郭、何二人不由相视一笑，何畏之将那剑递与石越，郭逵笑道：“这确是柄难得一见的宝刃，子明公好眼力！”

石越方接过剑来，便觉此剑沉重，剑锋冰凉，似能砭入矶骨，一股寒意由然而生，端详那剑，却又与平日所见皆不相同，剑锋扁圆，竟若针状，四面有锋，犀利异常，颇有些象分水刺的形貌，但剑身狭长，比寻常宝剑还长出几分，剑尾部饰有华丽的流云纹理，如凤凰一翼展于剑侧，为这看来冰凉嗜血的利器平添了些许华美意味，但剑柄似乎不过为寻常乌木，黑沉沉的并不起眼，只是年代看来已颇久远，其上所饰花纹古朴特异，亦非中土所有，剑柄通体微削，下端内旋，宛如雄鹰垂首，握于掌中，又是另外一番感觉。石越此时阅历无数，但这样一柄奇特的剑还是头一次见到，只觉手掌微动，剑身便有银光流泄，耀人眼目，其锋锐处竟教人不敢轻触。

“这便是真腊蕃剑？”

“如假包换。”剑铺的掌柜早已见着石越一行进来，这时忙凑过来打躬笑道：“这位官人，小店在这熙宁蕃坊，也是有名有号的。这真腊蕃剑，斩金断玉，削铁如泥，整个汴京，独此一家，别无分号。不信，您问这位何将军——真腊蕃剑只要能运到汴京，用不了几天，便哄抢一空了。这一把剑，是小店的镇店之宝，并不敢卖的。官人要是看得满意，留下定金，待到下一批剑到，小人便将剑送到尊府上。”

“你还敢饶舌，我的定金放过多久了？这剑倒是何时能到啊？”何畏之佯怒道。

“何将军，这事急不得。”掌柜的赔着罪，笑道：“一来这真腊蕃剑，便在真腊国也是宝物，宝剑不易得，要到真腊国换来这等宝贝，没那般容易。再来，将军也知道海上风高浪险，十艘船出海，倒有五艘回不来。碰上天气不好，船在港里几个月都不敢出去。官人们是富贵人，不知道这出海贸易，都是以命博钱，寻常人只见着一夜暴富，不知道多少倾家**产，将命都丢了——不过，要不是这么难，哪里显得出这剑的珍贵难得呢？”

南海航行的风险，是众所周知的。石越见过市舶局的报告，凡在各市舶务登记过的海船，每出海一百船次，便有三十八船次因各种原因葬身海底，海船水军也有近二成的失事率——这还是折平了比较安全的宋丽航线的数据。对于这个数据，石越并不意外，南海并不是一个安全的海域，相比之下，直到耶元十六世纪，每一百艘从美洲运金银前往西班牙的船只中，就有四十五艘被海盗或风暴击沉；一直至十九世纪，海难的数据依然达到三成到四成二。这三成八的失事率，已经充分证明了薛奕的工作卓有成效。因此，这个掌柜的所说的话，虽有夸张，却也基本说的是实情。

却见郭逵摇摇头，自袖中取出两张百贯的交钞，递给掌柜，道：“可惜这宝剑蒙尘，白白放在这里做样品。定金二百贯，剑到了后，送到吴起庙旁边的郭府。”

不料那掌柜的却不接定金，又欠身抱拳，连连赔罪，笑道：“这位官人见谅，若是缗钱，二百贯也够了。这交钞，却要三百贯。”

石越听到郭逵一直说什么“宝剑蒙尘”，显得心事重重，已是留意。这时候听到商家收定金，交钞居然比缗钱要多收一百贯，顿时大惊失色，一颗心猛地沉了下去。

却听那掌柜的又笑道：“剑到了后，自然马上送到尊府。只是还请官人体谅小的们，每柄蕃剑，按缗钱五百贯算，若要用交纱，只能随行就市，看送剑那天的行情。”

郭逵听到这话，默默望了石越一眼，又掏出一张交钞，递到掌柜手中。掌柜的千恩万谢着，又写了收条递与郭逵。

石越本来也想给侍剑几人买几把的，但这时听到交钞在商行之中，已公然要“随行就市”，哪里还有半点心思。便听郭逵在旁说道：“子明公，未知可否借一步说话？”见石越苦笑着点点头。郭逵又道：“此处非说话之所，我知道这附近有家吉庆酒楼，还算清静，不如……”

“便由仲通作主。”石越瞅见郭逵神情郁郁，不知他要和自己说些什么，但他自己已是心烦意乱，却也无心多想。而郭逵也是心事重重，何畏之却不便多说什么，众人出了李记剑铺，竟是各怀心事，只是心不在焉的有一搭没一搭的说几句闲话，一起朝吉庆酒楼走去。

好在那酒楼并不远，未多时便到。众人将马交给酒楼的伙计看管，要了间清静的院子，郭逵与何畏之的伴当都留在了院外，侍剑与石越的护卫们想跟着进去，却被石越拦住，笑道：“有郭大人与何将军在，你怕什么？”

三人进了雅室，待店家上了茶酒果子，郭逵便令店家全部退下，注视着石越，问道：“子明公可知道我上表请求率兵平乱之事？”

石越看着郭逵，未及回答，却听郭逵叹道：“我上了三封奏折，都被留中。今日皇上召见我……”他抓起酒盏，自顾自地倒满，一饮而尽，长叹道：“我真的老了么？我亦能一饭斗米，肉十斤，披甲执锐……我真的老了么？大丈夫未立尺寸之功，岂敢言老？！”他自斟自饮，连喝数杯，感怀不遇，竟是老泪纵横。

石越不料竟是这般情形，只得安慰道：“大丈夫建功立业，未必要在疆场。”

“我一生之愿，是马革裹尸，岂愿死于儿女子之手？！”郭逵摇头泣道，“星星白发，生于鬓垂；星星白发，生于鬓垂！”

石越一时默然无语，也将盏中之酒一饮而尽。何畏之端起酒壶又给石越斟满，又缓缓给郭逵与自己满了，放下酒壶，双手捧杯，直身道：“石帅……”

石越见他神态，已知其意，也端起酒盏来，苦笑道：“莲舫之意，我已理会得。”

“还请石帅成全！郭公若得为帅，下官敢立军令状，一年之内，替朝廷**平所有叛夷！”何畏之睥睨道，“恕我直言，下官未知大宋还有何人，胜得过郭公。”

石越暗暗叹了口气，郭逵未必不是一个极好的人选。但王厚自军制改革开始，便倾心归附于他，纵然其父王韶对军制改革一直极为冷淡，王厚却是始终热心支持。其后直至伐夏，石越暗中支持、提拔王厚，而王厚亦感石越之德，在军中颇为维护石越之威信。他与慕容谦实是西军青壮派将领中亲附石越派的代表人物。加意提拔重用西军中的青壮派将领，乃是石越既定的策略。郭逵虽然也坚定地支持军制改革，但他却毕竟只能算是石越的盟友。更何况，石越已与吕惠卿达成妥协。无论如何，他都不可能再替郭逵说好话。

“仲通乃国朝名将，若能以仲通经略西南，朝廷可高枕无忧。”石越婉言道，“然圣意既定，只恐某亦无力回天。”他叹了口气，又道：“天意从来高难问。依我看，只怕是圣上已有方略了。再者，若仲通出外将兵，兵部之事，又当属何人？”

郭逵本来还抱着一丝侥幸的期望，这时候听见石越婉拒，眼神顿时落寂下来，默然又喝了一口酒，涩声道：“子明不必为难，一切皆是命中注定，不可强求。”

“天下事并未抵定，仲通何必灰心？西南夷只是小仗而已。”石越言不由衷地劝慰道。

郭逵听到此言，嘿嘿干笑了两声，自嘲道：“只怕我等不到朝廷北伐之日了。江山代有才人出，这亦是朝廷之福。若用一个六十有三的老将为帅，岂不让人笑话我大宋无人？”

石越听他发着牢骚，劝亦不是，不劝亦不是，只得低着头默默地喝着酒。

为了保住摇摇欲坠的相位，吕惠卿在局势不利、政敌虎视之下，不仅没有投子认负，反而爆发出了更大的能量。次日，吕惠卿借着在崇政殿讲经的机会，在讲完一篇《礼记》后，便向赵顼说起了平定西南夷叛乱的事，他激烈地批评了枢府效率低下，向皇帝陈叙了石越向他说过的方略，推荐王厚与慕容谦二人为益州路经略使、副使。并且，吕惠卿没有隐瞒他曾与石越商议的事情——便如石越所料，吕惠卿故意将他拉下了水。吕惠卿的举荐在无意中迎合了皇帝想要重用、培养年轻将领的想法。王厚与慕容谦的战功与履历，都足以让皇帝信任。而吕惠卿提出来的平定叛乱的方案，赵顼将李宪先前的建议加进去后，也并无冲突。这些都让赵顼对吕惠卿的方案表露出了极大的兴趣。

赵顼也希望能尽快地平定西南夷叛乱，解决这个让他心烦意乱、不得安宁的麻烦——尤其是他觉察到这个麻烦，很可能会影响他朝中脆弱的平衡，引发新一轮的党争之时。又过了一天后，皇帝分别召见了石越与李宪。石越再次坦承吕惠卿曾经征询过他的意见，并且极力举荐王厚与慕容谦。而李宪也表示支持——从私心来说，李宪与王厚在西北的合作还算不错，但熙河、秦凤的宋军，都是王韶留下来的嫡系部队，李宪虽然曾经是王韶的监军、副将，节制这些部队并不成问题，然而王厚的迅速升迁，借着乃父的威名，却不可避免地让熙河、秦凤方面的西军将领隐隐分成李、王两派，既便是李宪并没有刻意要在军中培植自己势力的意图，这也绝非是李宪愿意看到的局面。本来李宪还担心以王厚为经略使会带走自己部下的精锐部队，但他从皇帝口中探出吕惠卿与石越的策略是从各军中抽调部队组建新军时，便放下心来，在皇帝面前大力夸赞着王厚的才华。

赵顼素来信任李宪，征询过李宪的意见后，赵顼便几乎已经拿定了主意。但无论是从惯例还是谨慎的考虑，他都必须再询问枢府的意见。

然而，出乎赵顼的意料之外，文彦博对此做出了激烈地反应。

尽管宋朝的祖宗之制规定两府对掌文武大柄，在某段时间内，也出现了重大军事决策完全不通过政事堂这种令宋朝的宰相们感到尴尬的窘境，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仅仅枢密院的长官们开始大量使用文臣，政事堂对于军事决策的发言权也在逐渐加强，政事堂侵削枢府职权，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阻挡趋势。这种势头，本来就让文彦博就感到很不满，这是他极力想阻止的事情。而在事先达成了默契——益州巡边观风使与经略使由两府分别决定的情况下，吕惠卿全然不征询枢府的意见，径直向皇帝推荐自己的人选，自然更是被文彦博视为一种挑衅。在他看来，这与当年王安石另设机构，悍然剥夺枢府对武官的人事权，几乎是同一性质。名义上两府对掌文武之柄，实质上却是政事堂越来越凌驾于枢府之上，并且其姿态越来越肆无忌惮。而皇帝的态度更让文彦博觉得无法容忍——皇帝不慎重征询枢府的意见，仅将枢府与枢密会议视为例行公事，却只是信任一二亲信大臣的意见……加上文彦博对于重新征召王安石，本来就非常不满，只是因为恪守事先的默契而一直隐忍不语。此时吕惠卿的挑衅、皇帝的轻视，还有对石越种种不满，各种情绪累积，便借着这件事情，全部发泄了出来。

王厚与慕容谦是不是经略使的适当人选，已经不是问题的关键。文彦博借口二人年纪太轻，朝廷从未寄予方面之任，断然否决了二人的任命。他上表推荐宿将林广为经略使，并且不客气的批评皇帝“亲小人，远君子”，又列举王安石种种行为，大翻熙宁初年以来的老账，预言此人一出，天下不安。西南夷之乱还只是疥癣之祸，而王安石复出，则是腹心之患。

皇帝一直担心朝野党争再起，却没有料到，远在金陵的王安石还没有消息，益州路的局势还没有完全弄清，熙宁初年的激烈党争，似乎又露出了苗头。

赵顼对文彦博的这些行为，同样十分不满。但文彦博是他尚需倚重的枢密使，又是三朝元老，北方士大夫的领袖之一，如此身份，让赵顼不得不加以优容。然而，他心里的恼怒却也无法平息，他隐隐觉得文彦博太过于倚老卖老，不顾全大局。对于皇帝而言，王安石代表的不仅仅是一段君臣相知之义，不仅仅是明君贤臣的千古佳话；王安石还是他统治的前半期的标志。当年他以一腔锐气，锐意图治，整个朝野中，真正能支持他改变国家命运的名臣，便只有王安石。大宋能有今日之局面，王安石功不可没。从政治现实来说，王安石亦是朝中坚决支持变法的官员的旗帜，赵顼内心深处对于新党的贡献是非常认可的。文彦博对王安石的批评，是赵顼无法接受的。而他反对王厚与慕容谦的理由，更不能成立——王厚未曾寄方面之任，林广又何曾寄过方面之任？几年以来，林广一直在河朔军中为将，而赵顼征询过所有文武臣工的意见，却都认为平叛必须以西军为主力。身为枢密使的文彦博，反要让一个河朔军的大将来当经略使，渭南兵变殷鉴未远，他不是老糊涂了么？

不过，内心的不满归不满，文彦博毕竟还是举足轻重的元老重臣。赵顼并没有如对其他臣子那样训斥，甚至也没有留中，反而派使者去安慰文彦博，表示他会重视“文公”的意见，会再慎重考虑经略使的人选。

崇政殿。

郭逵对突然被皇帝留下来单独接见，颇觉意外。他暗暗猜测着皇帝的心意。难道益州经略使的事，又有了转机？一念及此，郭逵心里又生出一丝希望来。文彦博坚决拒绝吕惠卿的人选，而吕惠卿则不断地催促皇帝早下决心，指责文彦博以党争为上，国事为下，欺君误国。两人的亲友、门生、党羽，也开始互相攻讦，不过，因为自司马光以下，两府的宰执们，无论倾向哪一方，对于这场争执，似乎都还有所保留，这场风波最终被皇帝暂时按了下来。有传闻说，司马光并不反对王安石复出，甚至认为文彦博对王安石的批评“太过”；而孙固私下里亦不反对王厚与慕容谦的任命；新党许多人则对于吕惠卿的政治前途还有点看不清，都不敢贸然行事……郭逵并不太关心新旧两党的纷争，但自己有因此“渔翁得利”的可能么？

“仲通。”赵顼亲切地叫着郭逵的表字，“卿虽然只是兵部侍郎，但朕心里知道，你这个兵部侍郎，其实与兵部尚书无异。”听到皇帝亲口说出这番话来，郭逵心里一阵激动，无论如何，这都是皇帝对自己的一种认可。“但朝廷有朝廷的制度，兵部侍郎不得直接升任兵部尚书……”

皇帝说的是冠冕堂皇的理由，兵部在六部中仅次于吏部，位居右司三部之首，兵部侍郎怎么样也没有道理直接跳到兵部尚书。虽说“爵以赏功，职以任能”，新官制继承与发扬着宋朝官制原有的优点，主要是以勋章——包括勋刀与勋剑、功臣、勋阶、爵位四大制度来奖励功劳；以散官来叙资历；以官职来任贤与能。但另一方面，新官制也更加强调资历对官职的制约，以防止“幸进”，制约皇帝与权臣随意任用亲信，扰乱官僚体系的秩序。所以，在吴充死后，尽管信任郭逵的能力，但即便没有吕惠卿从中作梗，皇帝也不能随便让郭逵做兵部尚书。从这个角度来说，皇帝没有任命新的兵部尚书来制肘他，已是对郭逵极大的信任。

“但当年朕要兵制改革，需要卿在兵部，所以，朕那时候也不能升你的官。但伐夏之后，朝廷议功，朕还记得，你的侯爵，是朕亲自点的名。”赵顼又继续说道，“要是在新官制之前，朕知道，这侯爵也不值几个钱，不过是个虚名。但新官制后，朝廷重名爵，除了那几个元老大臣，朕特旨保留原有爵位外，吕惠卿贵为宰相，石越立下这么大功劳，都不过是个开国郡公。政事堂的执政中，有好几个都不过是侯爵而已。朕知道你的心思，你不过是想在自己的爵位之前，和石越、薛奕一样，加上‘武功’[1]二字而已。但朕以为，其志虽可嘉，然朕也不能许你——统率三军者，不能随意冲锋陷阵。卿的才华，要用在庙堂之上。”

“陛下！”皇帝这么着赞赏有加，推心置腹，郭逵明知道这些话说出来，他最后一丝率军出征的希望便告破灭，却依旧是感激涕零，说话都有些哽咽了。这几天来对皇帝的怨气，也在这一瞬间，一扫而空。“陛下，臣虽万死，不能报陛下厚恩！”

但赵顼凝视着郭逵，语气却忽然严厉起来，“然朕颇听到一些传言！”他顿了一顿，正感恩戴德的郭逵一个激灵，竟吓出了一身冷汗来，却听皇帝厉声质问道：“你对石越不肯替你说话，反与吕惠卿一道举荐王厚、慕容谦，颇有怨言？”

“臣不敢！”郭逵慌忙回道，鼻子上都沁出汗来。

“你不敢？”赵顼哼了一声，“你觉得石越在帮吕惠卿——石越素来与你交厚，这番却不肯成全你，反去帮吕惠卿，你牢骚多着吧？”

“臣死罪！臣死罪！”郭逵连连叩头，不停地谢罪。

“朕不让你去西南带兵，你有点怨言，亦是人之常情，朕也不来怪你——你到底是忠君为国！”赵顼冷冷地望着郭逵，道：“不过，你身为朝廷大臣，须知分寸。酒楼里你也敢乱议军国大事？这种事情若传扬出去，岂非沦为诸夷笑柄？你的薪俸，不够你在家里喝酒么？”

“臣万死！臣万死！”

“朕不要你万死。你怎么想吕惠卿，怎么想石越，朕也不来管你。不过，你是朕的兵部侍郎，你要管好自己的嘴巴。你若有何不满，可以到朝廷上说，可以和朕说，但不能去酒楼说！难不成，是朝中有人阻塞言路了么？是朕不肯纳谏了么？”

赵顼的质问越来越严厉，郭逵叩头如捣蒜一般，早已羞愧欲死。所幸皇帝还给他留着面子，这崇政殿中，空****的只有君臣二人。

“朕这便给你一个机会，你可以造膝直陈。究竟王厚、慕容谦，做不做得益州经略？朕要听你的真话！”说罢，赵顼又注视着郭逵，重重地重复了一遍：“你听仔细了，朕要听你的真话！”

“臣死罪，臣遵旨！”郭逵好一会，才回过神来，回道：“臣自知罪在不恕……”

“谁说你罪在不恕了？”赵顼打断了他的话，道：“你要罪在不恕，今日朕便不和你说这些。你只管说，朕要你说真话，王厚、慕容谦，你以为究竟如何？”

皇帝的态度，让郭逵感到一阵迷糊。他一时也摸不准皇帝的心意，稳了稳神，方道：“是。回陛下，臣不敢欺君，臣以为，以王厚、慕容谦经略益州，不过是大材小用。”

“哦？”

郭逵连忙又说道：“臣虽行为不检，有失大臣体。然这等军国大事，绝不敢因私废公。伐夏之役不论，这数年间，李宪半在京师，王厚主持兰州军务，其西拒夏国，南和青唐，内抚西蕃，观其所为，绝非一勇之夫。朝廷在平夏移民屯田，总不免与当地羌人有些冲突，这几年间，惟独慕容谦的辖区蕃汉相安无事，这等能耐，亦非等闲将领可比。陛下对臣恩信有加，臣却不知检点，臣惭愧无言，实不敢再自辩，无论朝廷如何处分，臣不敢有半句怨言。然臣之所以口出怨言，亦是因为王厚、慕容谦之荐，臣也说不出什么不是来。否则，臣又何必有牢骚，若是所荐非人，臣只管上表反对便是……”

赵顼看着郭逵，默默点了点头。半晌，忽然说道：“你用不着上谢罪的折子，以后自己知道检点便好。明日你交卸了兵部的差遣，旨意已经下了，孙固任兵部尚书，兵部侍郎也另有任命。你去枢府，除同知枢密院事。”

“陛下？！”郭逵吃惊地望着皇帝，讶异得说不出话来。皇帝刚才那严厉的责问，他都已经做了出外做知州的心理准备，但是皇帝不仅没有加罪责罚，反而升了他的官——虽然不是兵部尚书，但谁都知道孙固的年纪，在兵部呆不了几年，他这个“同知枢密院事”，很可能只是一种过渡。郭逵一时之间，竟怎么样也想不明白其中的玄机。只觉得皇帝对自己的恩德宠信，实在无以复加，虽粉身碎骨，亦不能报答。

“国之大事，在戎在祀。韩维没带过兵，枢府的事，卿要多费点心，只要是忠心为国的，便不要顾忌，好好替朕做好这差遣。”

郭逵忙不迭地叩头谢恩，他暗暗咀嚼皇帝的话，更是不着头脑。韩维要熟悉枢府的事务，的确需要一点时间，但是枢府有文彦博在，哪里又用得着他“多费点心”？

[1].伐夏以后，宋廷对原有的十二等爵位体制进行了改革——公爵以下，宗室袭封不加“开国”、“武功”；大臣授爵，加“开国”二字；以军功封爵，则加“开国武功”四字。有没有“武功”二字，在待遇上并无任何区别，但却象征一种荣耀。

3

唐康这是头一次进御史台。但仅此一次，便足以让他终身难忘。

御史台在新官制之前，是兼管司法的。御史台狱曾经让多少公卿闻风而丧胆，新官制后，石越等人苦心设计，剥夺了御史台的司法权，只保留了司法监督权。但是，古往今来，人类的任何一个文明，其政治与制度，习惯的力量都是无比强大的。制定所谓“完美的制度”是容易的，但是即使是在一个有普遍尊重制度传统的时代，制度亦常常会被种种因素有意无意地被破坏。虽然许多人幻想能依靠完美无暇的制度解决一切问题，但他们却不可避免地要陷入一个悖论——他们在建立他们所谓的“完美的制度”之时，必然会破坏掉旧有的制度。一群破坏固有制度的人，却妄想自己设立的制度可以永远不被破坏，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即使在童话中都显得有些荒谬。幻想有一套能自己完美运行，具备超强纠错能力的制度体系，与期待一个完美无暇的统治者永远统治着人民过着幸福的生活，其实并无本质的区别。这永远都只能是普通民众的一种懒惰与依赖。抱着这种想法的人，他们并不明白，好的制度与好的婚姻一样，都必须要持续不断的去付出巨大的努力甚至牺牲去维护，稍有懈怠，便可能前功尽弃。

然而，不幸的是，明白这个道理的人并不多。

任何权力机构，都有扩张自己权力的本能。更何况石越煞费苦心剥夺的，是御史台保有一百年的司法权。权力机构的自我扩张欲望，还有那看不见摸不着，但影响却无处不在的历史惯性，让本来应当是秩序维护者的御史台，有意无意地想要恢复自己的权力。许多御史称得上是正直无私，但他们却常常习惯性的会想用到曾经拥有的司法权，而不仅仅满足于司法监督权。皇帝、甚至是朝中的大臣们也一样，他们会习惯性地想起“御史台狱”。于是，尽管皇帝已经极力克制，但是“诏狱”仍然时不时的会复苏。

习惯的力量不时地冲击着新制度。御史台狱始终存在便是一个证据，这次唐康案的审理则是一个最新的证据。唐康一回京，就被关进御史台狱；皇帝想当然地让御史台、枢府、卫尉寺共同审理此案，而真正拥有司法权的大理寺、刑部、开封府，却都被遗忘了。甚至连制度的主要设计者石越，都没有意识到这其中的不妥。这可以视为朝野依旧默认着御史台对官员的司法权，也可以视为御史台在不知不觉中，又收复了被剥夺的司法权中的一部分。

不过，在御史台狱中的唐康，暂时还没有闲情逸致去思考这些不着边际的问题。他被带进御史台的第一天，就不由得从心里发出与周勃同样的感叹：“如今方知狱吏之贵！”

他还记得他回到汴京的当天，便有两个自称是台院“承差人”的小吏拿着牓文在城门口等着，二人让他验过文书，便有一人从怀中取出一份椟书，用例行公事的语气说道：“台院奉圣旨推勘公事一项，要戎州知州唐康一名，前来照鉴。”知会完毕，二人便客客气气领着他前往御史台。到御史台时，天已经渐黑，二人到了门前，便招呼守门的阍吏，将牓文又给阍吏看了，说了声：“我等已勾人至。”便将唐康交给阍吏离开。此时御史台的大门已然半掩，门前用栅栏拦住。御史台连抓人都官僚气十足，没有人给他开门，唐康只得自己攀着栅栏翻进御史台中，这般过了两道门，有承差吏告诉他向东往台院而行。此时天已昏黑，御史台中阴沉沉的，显得格外的阴森。一路之上，也没有人引路，只听四处不断传来隐隐约约的哀号苦叫之声。唐康进了一小门楼，引人注目的便是门楼数盏灯，没有置于楣梁之间，反而置于廊间。他就着昏暗的灯光沿走廊而行，只见一路经过的房间内的犯人，不是穿着紫袍，便是穿着绿袍，都是朝廷命官，其形容憔悴，让人不忍多看。又走了好一阵，唐康才终于听到庭下有人唱了声诺，到了这个地步，饶是他再有傲气，也不得不连忙还礼——对方却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承行吏。这承行吏引着他盘绕曲折而行，不知道绕了多少路，方到一个土库旁，止有一个小洞门，高不过五宋尺，那承行吏要取掉幞头，弯着腰方能进去。唐康虽心中不忿，却也只得依样进去。进去之后，才知道里面便是牢房了。牢房中床被俱全，还有一个狱卒“恐其岑寂，奉命陪伴”——连在这等狭小的空间内，其一举一动，都有人寸步不离地监视着。

从此，唐康便算是在这御史台狱中“安家”了。唐康算是彻底明白了“井底之蛙”的含义，每日里，他除了能听到旁边监狱中犯官们的痛苦呻吟之声，便只能抬头看看四方的天空。至于他的案情，他原以为会有御史押他过堂审问，不料关进御史台狱后，竟连一个御史也没见过。凡要问案，便有一个狱卒拿着一张纸来问他，他回答之后，狱卒便记下了回去禀报。到了后来，竟是连问都没有人问起了，倒仿佛他被人遗忘了一般。只有在金兰奉旨来看他之时，他方才出过一次牢房，感觉到一丝人间的气息。然而其间两个狱卒寸步不离地跟着，他纵有再多的话，也只能憋在心里。

在这种完全与外界隔绝，完全失去人身自由，每日里只能听到痛苦哀号的地方，连唐康这种意志坚强的人，也不免会时时泛起绝望的感觉。命运全不由自己掌握，生死仿佛撰在他人手中，唐康有好几次，都不禁会想自己究竟还能不能生出这御史台？每一次，都是对于石越的信任，将唐康从崩溃的边缘给拉回来。

人长时期被关在这种如同地狱一般的地方，是很难还保持着清醒与理智的。许多犯事的官员，就是这样被生生逼得精神崩溃的。在御史台狱的每一天，唐康都只想着一件事——快点定案，哪怕是被发配到凌牙门也好！

但是，他却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他的案情清楚，并无疑问，甚至都没有必要过堂。案件的关键，只是如何定罪。而这中间，既有对法令的理解不同导致的争议——他入狱之初，狱卒拿着纸片前来问他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尔处死数千叛军，依得祖宗是何条法？！”唐康当时坦然回答说：“祖宗即无此条制。”从此之后，便无人再问他任何问题；而另一方面，也必然会夹杂着复杂的政治斗争与利益交换。

所以，在神智清明的时候，唐康亦只能默默替田烈武与李浑祈祷，希望他们不要因为自己把性命给搭上——他已经从狱吏口中打听到，奉旨主审的官员是侍御史马默——仅仅是马默此人，便足以让唐康陷入希望与绝望并存的混乱之中了。唐康对马默一点也不陌生，这位以“刚严疾恶”著称的熙宁名臣，是石越的“父亲”石介的得意门生，当年石介在徂徕授徒讲学，家境贫穷的马默从单州步行到徂徕，拜入石介门下，成为石介最得意的弟子，他学成之日，石介率领数百弟子亲自送到山下，并且预言：“马君他日必为名臣。”马默后来果然成为名臣，他到一地为官，当地行为不检的官吏甚至会望风而逃。但尽管马默与石越有如此深的渊源，唐康亦不敢寄望他会循私。在马默身上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某岛流放的犯人，朝廷限额三百人，因为人数太多，该岛的砦主便将多余的犯人丢到海中淹死，两年内竟杀了七百人，此事被得罪执政而遭贬官为当地知州的马默知道，马默召来那砦主责骂，并预备深究此案，那砦主竟然吓得自缢而死。

唐康自认自己的行为，不太可能赢得马默的赞赏。

“老奴叩见官家。”郭逵告退后，赵顼方回到睿思殿小憩，便见石得一低眉顺目地走了近来。赵顼“嗯”了一声。石得一叉手侍立一旁，细声禀道：“官家，唐康、田烈武的案子，已经定谳了。”

赵顼又“唔”了一声，石得一连忙继续禀道：“这桩案子案情原极简单，三司会审，只不过是将犯官过堂按问确认而已。几名犯官与人证，口供一致，既无争议，亦无疑点。难以定案，实是主审的大人们对怎样定罪，各执己见……”他停了一下，偷眼看皇帝脸色没什么变化，方继续说道：“最后定谳，主犯唐康，虽有平叛之功，然擅发禁军、擅杀叛卒，当降职编管；主犯田烈武，未受令而擅发禁军，以违军令，绞。主犯李浑，擅发禁军，附唐康擅杀叛卒，身为军法官，知法犯法，罪加一等，斩。从犯高遵惠，劾贬官……”

他一面说着，赵顼的眉头不知不觉便皱了起来。宋朝制度，皇帝拥有最高司法权，对于案件的审判若有疑点，或以为定罪不当，皇帝有权发回重审，若有争议，竟可干脆交两制以上大臣与台谏杂议。按新官制，一般的案件，即使是大理寺、开封府定谳后，刑部可以复核，御史台可以置疑要求重审；军事案件，卫尉寺定谳后，枢府也可以复核。但唐康、田烈武的案子，却已经属于“诏狱”。两府与台谏虽然也可以讨论定罪得当与否，但在某种意义上，它直接体现的是皇帝的意志。赵顼原以为这件案子在论刑的时候一定会争议，他就可以顺势交两制以上大臣与台谏杂议，然后以朝论公义的名义，给三人脱罪。他万万料不到，三司会审，竟然会最终达成统一的意见，直接定谳论罪了，而且罪名还定得这么重。

石得一是极会察言观色的，看见皇帝神色，连忙又解释道：“原本以祖宗条制，唐康、田烈武诸人虽擅发禁军，然毕竟是事急从权，说起来竟是有功无过的。但马处厚引了太祖朝的一则故事……”

“什么故事？”赵顼听说竟然是马默主张重判，心里更是哭笑不得。他以马默主审，原也是想着马默与石越的那点渊源，不料这马默竟然全不认账。

“当年忠正军节度使王审琦与太祖皇帝有旧，为殿前都指挥使。禁中大火，审琦不待召领兵入救，台谏官劾之，太祖皇帝对王审琦言：‘汝不待召以兵入卫，忠也；台谏有言，不可不行。’竟罢归寿州本镇。祖宗家法如此。”

赵顼听到马默竟然抬出太祖皇帝来，不由得做声不得。

石得一又道：“唐康、田烈武率兵平叛，确是忠臣。然其又擅杀叛卒，军法：贼军弃杖来降而辄杀者斩。虽渭南叛卒，是不是军法所谓‘贼军’，诸位大人颇有争议。然马处厚以为：纵其不是军法所谓‘贼军’，据祖宗故事——凡岁饥时，强民相率持杖劫人仓廪，论法应弃市，然每具狱上闻，辄贷其死。真宗时，蔡州民三百一十八人有罪，皆当死。知州张荣、推官江嗣宗议取为首者杖脊，余悉论杖罪。真宗皇帝下诏褒之。祖宗以人命至重，若非情理深害者，悉皆免死，此为祖宗立法之深意。渭南叛卒可比此例，其虽有罪，一则有司未定其罪；二则即使论罪，法虽论死，其实止当刺配。纵使擅杀刺配囚徒，其罪非浅，况唐康、李浑所为。惟念唐康素有功绩，且其擅发禁军平叛，所为者社稷；擅杀叛卒，亦属事出有因，故从轻议处，乞发落某州编管。田烈武虽未涉擅杀之事，然其罪亦非止擅发兵而已，其奉军令赴益州平叛，非寻常驻军可比。田烈武军令在身，而中道擅违节度，论法当斩。惟其所为皆出公心，且未酿大祸，平叛渭南，于社稷亦不得谓无功，以法则处绞罚。然恩自上出，亦乞陛下宽宥之。惟李浑之罪最重，且身为军法官，更当罪加一等。其罪在不赦，定斩刑。只高遵惠之罪轻……”

石得一转述马默定刑的理由，竟让赵顼半晌说不出话来。宋朝制度，法官论刑不当，是要受到惩罚的。马默主审这么大的案子，又是在朝野中极具争议，若是没有充足的理由，他怎么敢轻易定谳？

“依奴才看，此案朝廷必定还会有争论的……”石得一揣测皇帝的心意，小心翼翼地说道，“朝野的议论，还是以为唐康、田烈武有功无罪的居多。不过，三司会审的定罪，亦有其道理，朝廷大力整肃军纪，若以为事后有功便可以抵罪，会大开侥幸之门。”

“朕以为还是重了些。”赵顼沉吟了一会，终于摇了摇头，道：“马默自己也说，叛卒多半也只是刺配之罪。这些人无父无君，犯上作乱，朝廷还要念上天有好生之德，留其一条生路。田、李之辈，忠君为国，反要论死，朕要让天下人怎么想？”

“陛下英明。”

“朕以为定罪不当，明日马默的折子递进来后，便下两府、台谏、翰林学士、知制诰杂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