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汴京外城城北的阳信侯府，座落在五丈河畔，占地二十多亩。绍圣六年皇帝赐给田烈武的这座宅子，原是熙宁朝大宦官王中正的一座宅院，前宅后园，在汴京也是有一座有名的园宅。当年王中正仿效王开府王拱辰在洛阳的名园“环溪”的格局，引五丈河之水，人工挖出一条溪河来，环绕花园一周，复流入河中，号称“小环溪”。又效仿洛阳会草坊苗帅园，花了大力气，迁来一株百尺高的七叶树，种于园中，在园中复种竹万余竿，一时也曾经轰动汴京。不曾想，如今那万竿碧竹，终于如苗帅园一般规模，这园宅却已换了主人。

更加讽刺的是，这位新主人却对那万竿碧竹毫无喜爱之心，反而嫌它们碍事，从天王寺的旧宅搬过来后，又花了一个月的时间，令人将这些竹子砍了七七八八，大费周章，在七叶树下，整平土地，修了校武场、马厩、凉亭……什么“收而为溪，放而为池”，什么“景物苍老，肇景自然”，全部化为乌有。

阳信侯田烈武倒并非不知道他这是煮鹤焚琴，但不论别人是嘲笑，还是惋惜，他都不以为意。田烈武的想法是很简单的——宅子是要住得自己舒服的，不是住给别人好看的。而另一方面的事实是，无论他做什么大煞风景的事，阳信侯府，依然是汴京最炙手可热的几个地方之一。在某种程度上，阳信侯府所在的五丈河畔，几乎就是绍圣朝新贵们的聚居地。除了阳信侯府外，武城侯杨士芳、楼烦侯呼延忠、以及现任太仆寺卿的守义公仁多保忠，府邸都在此处。

这几个人虽然都只是武职，而且杨、田、呼延三侯皆不过是典班直侍卫的侍卫首领，仁多保忠虽是太仆寺卿，号称主管天下马政，实际上却是因为太皇太后终究信不过西夏人，不愿让他久典禁职，才给了他这么一个闲差养着——如今人人皆知，马政虽是军国大计，但太府寺上头，不仅有枢府、兵部横插着一杠，甚至连户部、司农寺都能伸只手进来，说得不好听一点，太仆寺权力所及，也就能到骐骥院、天驷监，替皇帝养养御马。但是，这些却一点也没影响到这几个人的地位。因为谁都知道，这几个人，是立过保驾勤王之功，当今天子最信任的武臣。虽然皇帝还没有亲政，军国大事仍旧决于垂帘听政的太皇太后之手，可是皇帝毕竟一天天长大了，绍圣七年，他已经十六岁了，亲政，已经是看得见的事情了。

因此，不管田烈武们如何的想要洁身自爱，终究不可能彻底的把那些抱着“奇货可居”心态的钻营者，汲汲于功名利禄的“干请者”，还有各种各样在别处碰壁后，转而来找他们“自售”的纵横之士们完全拒之门外。

这一日是绍圣七年正月二十四日，不到一个上午，阳信侯田烈武就收到了四份名刺，以及四份洋洋洒洒的策论。

尽管这些年来见惯了众多高谈阔论不知所云的人物，但田烈武依然并不敢小觑天下士人。对于他今日的身份地位，田烈武始终自认为是“暴得富贵”，这倒并不是他谦虚，而是他的确时时刻刻怀着一份既惶恐不安又略有几分自卑的心理——田家祖上并没有出现过任何真正显赫的大人物，所以，田烈武心里坚持认为，无论是祖荫、命相、才德……比他出色的人都太多，他侥幸得到这份富贵，完全只是机缘巧合。因此，他不仅无法志得意满，反而时时慎戒。田烈武相信，自己略有可取之处，并因此得到太皇太后与皇帝信任的，就是他办事谨慎小心，待人接物谦退有礼，并且对皇帝忠心耿耿——于是，他更加加倍的维持着自己的这些“可取之处”，即使是这样的品质，有时候会给他带来不少的麻烦。

比如这些策论与它们的主人。

无论看过多少荒唐可笑的“奇谋妙策”，田烈武都数年如一日的要求自己认认真真的读完每一份送上门的策论，如果他觉得稍有可赞赏的地方，他就会拿去找李敦敏或者唐康这些他认为有学问的人讨教，倘若连他们也认可，他就会在得便的时候，将这些策论代呈给小皇帝，或得转述给皇帝听。

尽管一年之中，也许才那么一篇策论值得让皇帝知道，但是这也会给他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皇帝的老师早已经不只是程颐一人，根据大宋的传统，两府的宰执、还有馆阁的学士们，都会轮流给皇帝讲课——这就是所谓的“经筵”。小皇帝聪明好学，这一点上他完全继承了先帝的品质，田烈武进呈的这些策论，小皇帝在听到其中的一些观点与事情后，有一次竟然就拿来在“经筵”上问讲课的宰相，两府诸公都是非常精明的人，在小皇帝面前不动声色，但马上就起了疑心，回过头就一直追查到了田烈武身上。

田烈武并不知道，因为两府的宰相们都知道他为人谨慎，不会乱进“邪说”，因此才没有再追究，只是让他去政事堂谈了一次话。宰相们当然不能说田烈武不能向皇帝举荐人材，也不可能说让他不要在皇帝乱说话，甚至连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之类的话也半点也没有提起，反而夸赞了田烈武的行为，只是委婉的希望他能“慎重”一点……

所以，田烈武完全不知道两府诸公其实是希望他能更本份一点，反而信以为真，对于此事，更加的用心与谨慎。而此后，两府诸公们至少在表面上，也就当这件事完全没发生过了。

于是，阳信侯田烈武连自己在不知不觉中把两府给得罪了都不知道。

这天收到的四篇策论，看起来与往常一样，都是夸夸其谈的迂腐之论。第一篇策论，讲的是如何恢复车战，以车克骑；第二篇，献的是兼并高丽的十条妙策；第三篇则转而向南，大谈谋划大理之策……

田烈武皱着眉头，勉强读完这三篇策论，拿起第四篇，只略扫了一眼，忍不住便摇起头来——这一篇更是老生常谈，献的是攻取燕云之策！

这几年来，向田烈武投书，大谈恢复燕云的，多得田烈武都记不清有多少了，也许有近百人之多吧！

这些所谓的“平边策”，大多不过是书生之见，老于行伍的田烈武的自然一眼就看得出其中的天真。但是，汲汲不忘恢复燕云的，可不止是这些徒能大言的不得志的书生们。

武城侯杨士芳、唐康、甚至李敦敏……在田烈武所交游的人中，对司马相公的“和辽”不满的人，比比皆是。特别是武城侯杨士芳，每每与田烈武多喝上几杯，就会跟他大谈李广、程不识这些汉代名将，以及本朝雍熙北伐之失败，一时慷慨激昂，一时痛哭流涕！

在这件事上，田烈武内心深处，其实是莫衷一是的。

他自己是行伍出身，对于出塞击胡，靖边安国，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向往。但另一方面，田烈武与普通的汴京市民一样，并不把契丹人看做是生死仇敌，他没有杨士芳、唐康、李敦敏这些人的仇恨感、屈辱感，也没有他们的那种雄心。对田烈武来说，辽国与西夏是不同的，西夏人不断侵扰大宋，他还有亲人在与西夏的战争中战死……而辽国，在他的记忆中，就一直是与宋朝和平相处的。

打败西夏后，没有了边事，就该让老百姓好好的过日子了！

田烈武心里隐隐约约是这么感觉的。

不过，这种观点却与汴京市民也是不一致的。汴京的普通市民虽然并不真正仇恨契丹人，也不会真正有屈辱感，但是他们的态度总是易受左右的，如果白水潭的士子们都说不恢复燕云是一种奇耻大辱的话，用不了几天，他们就会慷慨激昂的相信那真是一种“奇耻大辱”。因为战争对他们来说，始终都是那么的遥不可及，就如同看戏一样。

田烈武觉得自己的这种想法，也许是在陕西带兵时，不知不觉间产生的。

况且，既然是君实相公与子明相公都支持的事，总是有道理的。

但他并没有把自己的怀疑告诉过杨士芳或者唐康、李敦敏他们。因为他知道那样做不会有什么结果，他始终都不会知道究竟谁对谁错。他们的态度一直是不容置疑的，田烈武心里很清楚，如果他坚持不同的立场，很可能就会马上失去这些朋友。

反正这种事情也不是他田烈武所能决定的，他不想在这种事情上费太多的心思。

田烈武一面想着，就在他觉得今天仍然将一无所获的时候，他读到了一行字。

“其六，曰破火炮……”

虽然对于恢复燕云并不是那么的有同感，但是，对于如何应对辽军在阵战时使用火炮，田烈武的兴趣，可一点也不亚于任何人。

以前，宋军将领所面对的最大问题，是如何以步破骑。但自从耶律冲哥取得伊丽河大捷以后，取而代之的新问题便是，步兵方阵如何对付辽军的火炮与骑兵。

大宋的谋臣武将们倒是提出来不少的办法，但是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各执己见，争论不休，而事实究竟如何，没有实战的检验，谁也不知道答案。田烈武当然也有自己的想法，但他的想法在密院、兵部、三衙都不受到认可。支持他的人倒不是没有，比如章楶就是赞同他的想法的，而且章楶章质夫可以说是种谔、刘昌祚这些老将去逝后，西军中首屈一指的名将，但是章质夫不是寻常武官，他是省元出身，说到底，也是个正儿八经的书生，他又极受石越、范纯仁的重视，因此，绍圣以后，又换了文资，如今已是河东路转运使，接下来眼见着就是寺卿、侍郎，就算进两府，也未必不可能，但也因为如此，他在军中的影响力这几年却是大大削弱了。

所以如章楶的支持，只能算是一种心理安慰。

但田烈武的想法不被重视，其实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的观点几乎显得有点消极、甚至是笨拙。

田烈武相信，火炮之应用于野战，实际上是对军队之纪律性与荣誉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除了令禁军变得更有纪律，别无良法。

他的观点被认为等于没说。

但是，田烈武却不是无的放矢。

熙宁年间的禁军整编，的确加强了军队的纪律与荣誉，尤其对西军来说，效果显著——比如在熙宁整编以前，宋军的弓手们，每齐射一次，就必须阵前发放一次赏钱，一旦赏钱不能及时发放，士兵们就随时有一哄而散的可能——这是五代的骄兵悍将们留下来的弊病，在建国之初，甚至连太宗皇帝也无可奈何，当年他第一次北伐失败，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攻下北汉后的赏钱没能及时发放。

这些弊病，历经几朝的缓慢改变，在熙宁整编后，因为讲武学堂、节级制度、卫尉寺军法官……还有战争的考验，西军其实不亚于发生了一次脱胎换骨的改变。但这种改变的发生，若没有仁宗朝以来韩琦、范仲淹们对西军的影响，与西夏人持续的战争，也不可能轻易成功。

这一点，河朔禁军就是个鲜明的对比。同样经历过整编，在河朔禁军身上，是找不到多少荣誉感的。他们不知道为何而战，也没有严明的纪律。这样的军队，无论想出多少办法来，当火炮轰向他们的头顶，不要说维持阵形，接下来的溃散都只是迟早问题。

即使是西军，也必须要有更加严酷的军法约束。

火炮与弓箭完全不同，密集的箭雨看起来吓人，但是在严密的步兵方阵面前，造成的杀伤是有限的。而火炮则会直接落在方阵中间，每一次爆炸，都会造成可观的伤亡。

所以，田烈武认为事情其实很简单，以前是要求士兵在密集的矢石面前，不动如山，维持阵形，直至敌人先发生动摇。

而如今，则是要求士兵在火炮面前做到这一点。

但人人都会怕死。

若是士兵们能受节气、礼义的感召，自然不会怕死，这比起赏钱来说更加有用。但这种东西难以依赖，因此平时严厉的训练，严明的军法，以及慷慨大方的赏赐，每一样都必不可少。

但是大部分人却觉得严明军法不过是老生常谈，许多人都见识过火炮的威力，因此在心底里都认为田烈武所要求的军队纪律，是不可能出现的——人人都觉得西军已经够好了，不可能要求再多。对于河朔禁军，他们更加是不抱任何希望。

有一些显而易见的事实，总是很容易被人忽略。既然辽人已经有了火炮，就迟早要落到宋军的头上。因此，田烈武才认为，与其说是琢磨如何对付辽军的火炮，倒不如说就是要学会如何挨炮轰。

而且，人们似乎已经忘记，其实西军也已经十多年没有打过仗了。

让田烈武意外的是，他手中的这篇策论，竟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这人列了好几条应对辽军火炮的方法，其中第一条便是“明纪律”，此外诸如“兵无常法”、“增建神卫营”诸条，也皆算是真知灼见，切中要害。

他连忙翻出随策论一起送来的名刺，却是一个陌生的名字——永丰张叔夜。

田烈武凝神想了一会，终于确认自己以前完全没听说过这个“张叔夜”的名字，他手里翻弄着名刺，正要叫管家去问一下此人的来历，忽听到外面传来一阵急匆匆的脚步声，他方站起身来，便见一个小厮小跑着到了他暖阁的外面，见着田烈武，忙叉手站定，禀道：“侯爷，武城侯来了。”

“不是该他当值么……”田烈武一句话还未说完，便已见着杨士芳大步走了进来，他连忙上前两步，行了一礼，笑着问道：“大哥此来……”

自绍圣以来，杨士芳与田烈武同掌班直侍卫，随侍皇帝左右，关系亲密，非他人可比。杨士芳在田府是熟来熟往的了，也不拘礼，自己坐了，瞥了一眼案上的名刺与策论，笑道：“你算是个秀才，还有心看这些——可知唐康时回来了？”

“啊？！”田烈武知道杨士芳平时不苟言笑，见他神情，知道必定有事，忙问道：“他何时回来的，可谈成了？”

“谈算是谈成了。”杨士芳笑道，“不过方才在小东门召见，唐康时在太皇太后面前力陈辽人就要南下！”

“什么？！”田烈武一时惊呆了。“这……既是谈成了……”

“司马相公也不肯相信。”杨士芳的神情，完全是兴高采烈，“但唐康时也是个谨慎人，没有十二成把握，如何敢在太皇太后面前下这种断语？莫不是嫌官做得太大了？”他心情甚是高兴，一面说着，又见到田烈武手中的名刺，便笑道：“如何？觅着什么贤材了？”

田烈武的心思却全不在这上面，顺手递过名刺给杨士芳，道：“大哥可听说过此人？”

“张叔夜！”杨士芳接过名刺，方瞥了一眼，便笑了起来：“老田，你好连此人也不认得？”

田烈武又是一愣，“他很有名么？”

“那倒不是，不过他祖上有名。”杨士芳笑道：“他是真宗朝张侍中的曾孙，因为祖荫做到兰州录事参军，一直没升迁。这是磨勘磨到了年限，终于该升官了，来京面圣的。”

田烈武也不认得“真宗朝张侍中”是何许人，只说道：“原来大哥认得。”

“我自然认得。这个张叔夜，不愧是将门之后，箭术不在你之下。可惜生晚了几年，他去兰州做官时，兰州已经平安无事，否则如今只怕连知州也做了。”杨士芳说罢，又笑道：“此人用不着你荐，他家门生故吏、亲朋戚友多着呢，休操这闲心，走，随我去找唐康时去。”

他说完，也不待田烈武答应，便已起身出门。田烈武连忙招呼下人备马，一面赶紧跟了出去。

阳信侯府离唐府却是不近，二人也没带仪仗，轻骑简从，到了唐府递上名刺，不料却扑了个空。杨士芳原是事先约了唐康的，但唐康回府后，连衣服都没来及换，便又被右丞相府的人叫走了，唐康吩咐了人往杨府报信，不料杨士芳却去了田府，竟是扑了个空，累得二人白跑一趟。田烈武倒也罢了，杨士芳乘兴而来，败兴而返，极是扫兴，但无论他如何个亲贵法，右丞相府，他是绝对不敢造次的，只得拉了田烈武去何家楼吃酒。

二人绝对想不到，他们虽然是白跑了一趟，但此时的唐康，却也并不好过，正在右丞相府挨骂。

“你怎能如此轻率？！简直是荒唐，糊涂！你去一趟辽国，脑子烧了？想立功想疯了？！”石越坐在一把黑漆竹交椅上，铁青着脸，盯着垂头叉手站在面前的唐康，大发脾气。

唐康从未见石越发过这样的脾气，一声也不敢吭，这屋中又再无他人，也无人能劝解，只能红着脸干挨骂。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唐康一时也没反应过来，不知道石越是真问他呢，还是仍然在骂他，嚅嚅了一声，悄悄抬眼看了看石越的神色，见脸色似是稍稍缓和了一点，才又继续说道：“我是真的以为辽人就要南下……”

“那你就敢在太皇太后面前说？！”石越的怒气瞬间又升高了起来，“你不能先禀告两府？”

“是，我知错了。”唐康的脸更红了。在召见之先，他原本是没打算说这件事的，但是不料太皇太后一问，他就那么脱口而出了。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石越重重的说了这八个字，又摇摇头，“康时，康时，你虽聪明，但须明白，你虽出了一时的风头，但若被人下了‘轻薄’二字评语，要抹去这两个字，就千难万难了！”

唐康心中一凛，心中不由得大悔。他自是知道的，“轻薄”这两个字，说轻不轻，说重不重，他若不想进两府，原也无妨，但若想有朝一日位列公卿，沾了这两字，也许一辈子都不会有机会。

他心里正在患得患失，又听石越沉声问道：“你真的以为萧禧定会被耶律信与萧岚架空？”

“是。”唐康见石越问到正事，忙收拾心情，回道：“萧禧虽然是辽主潜邸老臣，但萧佑丹一死，兔死狐悲，只怕这些老臣要人人自危。辽国素重武功，耶律信在辽国之威信，原本就仅次于萧佑丹，若是以萧阿鲁带为北枢密使，毕竟是老臣宿将，或还压制得住他。但辽主将原本是同知北枢密院事的萧阿鲁带调任南枢密使，却又将耶律信调入中枢，他的心思一目了然。无非是因为萧佑丹刚死，他要安抚国内的主和派，因此不得已让萧禧装个门面。”

石越点点头，又皱眉问道：“那你便能肯定耶律信一定能赢过萧岚？”

“我在辽国，没见着耶律信，但却见过萧岚。”说起这些事来，唐康渐渐平静从容，“职方馆的报告我也读了，但这次恐怕他们失策了，萧岚此人，聪明太过，绝不会真正违逆辽主的心意。至于辽主，我曾冒险，在宴中故意试探——辽国原本咄咄逼人，显然是辽主不满意两国之处境，但此番他对我对答失礼，却优容有加，我绝不以为他是因为国内多事，而特别忍让……”

“自然不会是。”石越不由得叹了口气，“他在将萧佑丹软禁之时，就已经当没这个人可用了。萧佑丹一人之死，于辽国算什么多事？诛杀一些贵族，又算什么多事？加上他调主战的耶律信进中枢主政——司马昭之心！”

“这么说……”唐康听石越语气，分明是认可他的论断，不由又惊又喜。

但石越仍然语调沉重，“他若是想和，你折他面子，他才不必要什么容人之量，发通脾气，正好叫朝廷向他赔礼道歉，他再加原谅，朝廷有求于他，理亏在我，也损不了两国交好之情。他一反常态优容有加，那自是所谋者大……”

石越几乎是无可奈何的笑了笑，“看来，挽回不了了。”

唐康见石越这神情，大为不解，不由道：“要战便战，又有何惧？如今大宋也不比五年前了。”

石越看了他一眼，“和辽国打仗有什么好处？”

“可以收复幽蓟，一雪前耻。”唐康想都不想，马上回道。

“收复幽蓟又有何用？”石越的语气变得淡然，“收复幽蓟，无非是为了防御北面，换得境内和平，宋辽百年交好，境内也很和平。休说辽国如今兴盛，战事一起，胜败难料，便是侥幸得胜，也是兵连祸结，得不偿失。”

唐康一时呆住了，这番言论，若是出自司马光之口，他一点也不会奇怪，但是竟然出自石越之口，却是大出他的意料。

他怔了好一会，才想起出言反驳道：“但幽蓟在何人之手，和平之主动权便在谁人之手。况且于京师安全，也至关重要。”

“如今京师墙坚炮利，大名、邯郸屯兵数万，城寨成群，又有火炮之利、黄河天险，汴京可说固若金汤。假以时日，国家财力更充裕时，我再说服朝廷，重修太原城，并在太行诸陉修筑要塞堡垒，屯以火炮、精兵，谁说和平之主动权便在他人之手？”

石越不以为然的神情，与旧党如出一辙的论调，都让唐康一时难以接受——这与石越往常所说的，反差实在太大。但是这些话却不容易反驳。

“宋辽交兵，大宋输了，后果不堪设想。便是赢了，也不见得有何好处。我们夺了幽蓟故地容易，若辽国就此崩溃，塞北群雄并起，他们互相征战之时还好，百十年间，待到草原统一，出来的必是雄主，到那时，依旧是国无宁日。这哪里比得上一个肯与我们相安无事的辽国？与其与那些蛮夷打交道，倒不如有一个辽国在北面，甚至当他们要平定蛮夷叛乱之时，我们还可以帮帮他们，做个顺水人情。你不是不知道‘唇亡齿寒’这四个字，如何却不想想，辽国虽是我大宋的劲敌，却也是我大宋的嘴唇？”

“况且我还有许多事要做。”石越这时已不纯粹是在与唐康说话，而更似在发泄自己的情绪，“本朝司法制度，若论州一级以上，古今第一，无哪朝哪代可以相提并论。然县一级，却是弊政丛生，连汉唐亦不如。朝廷刚刚喘过气来，我与司马君实、王介甫、范尧夫商量了几年，好不容易下定决心，要用五至十年之功夫，来解决此事——北事一起，一切皆是空谈。待到战事结束，更不知是何等局面……”

事实上，石越想做的事情远远不止于此。他前一天才与范纯仁讨论了再一次改革御史台，以加强惩治贪鄙的办法；他还和王安石商量了进一步扶持海外诸侯的方案；他甚至还满怀信心的相信有办法推动地方士绅对县一级政务的监督与参预；他还需要国库有更多的钱来扩大政府的公共服务——比如扩大各个县医学的规模，保证医学的医官们好歹都读过几句《素问》、《难经》……

总之，要做的事太多。而且，都比什么收复燕云要重要得多。

但一旦开战，这些事要么拖延，甚至就可能永远没机会做了。

此时的石越，已经淡忘了当年自己也曾如唐康一样，他也曾经是以收复燕云为目标的！

二十多年来，他游离于新旧两党之间，甚至有了所谓的“石党”，他改变着司马光、王安石们，同时，在不知不觉间，他也受到他们的影响改变。至少，在战略收缩、专心内政这件事上，他原本只是策略性的妥协，但是现在，他已经是真心诚意的支持。

对辽国的妥协，在表面上，他与司马光的保守保持距离，但是石越自己心里清楚，这不过是一种姿态，一种有利于他缓和与反对者之间关系的姿态！而在事实上，如果他坚决反对，以他今日的地位，司马光又如何能独断专行？

他心里根本就是站在司马光一边的。

所以，他才如此的激动。

他对唐康发脾气，一是因为唐康这样做的确不太稳重，但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因为他知道，唐康的判断是正确的。

事情，已经不可挽回。

他暗中支持的战略收缩政策，已经结束了。

这是一次重大的挫败。

石越知道在这件事上，唐康是绝不会理解自己的。他不会被他说服。但是，此时他无暇关心唐康，他想的是，司马光与王安石现在在想什么？

2

石越绝没想到，好不容易走出熙宁最后那几年的阴影，眼见着这个国家财政开始充裕，边境安宁，朝野各种政治势力难得的相安无事，甚至有点齐心协力的意思——这二十年来的努力渐渐都有了好的结果，心理上刚刚感觉松了口气，正待大展拳脚，继续做一些以后想做而无法做的事情……然而，迎接他的绍圣七年，却是一件接一件的噩耗。

随着唐康带回来的消息，综合职方馆的秘密报告，辽国的威胁变得越来越现实。就在这样一个莫名其妙的时机。

原本，石越对此是不以为然的，因为有萧佑丹在！

尽管萧佑丹是一个难以对付的对手，但自从经过上一次辽宋之间的危机后，石越心里就很清楚，只要有萧佑丹在，辽国就不可能真的南侵。

但是，这个时刻维持着辽主与他手下那些野心勃勃的将军们的理智，引导着契丹朝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智者，突然之间就没有了。

这件事是如此的突然，石越在得知萧佑丹坏事后，还曾经建议司马光与王安石，要在适当的时候公开宣称大宋最惧怕的就是萧佑丹，以此来帮萧佑丹一把。但是，他怎么也没想到，司马光与王安石还在犹豫，萧佑丹就已经变成了刀下冤魂。

仿佛是嫌这一盆冷水还不够冰，绍圣七年正月二十五日，也就是在唐康在廷对时宣称辽国必将南侵的第二天，石越又接到一个噩耗。

王安石于前一天晚上逝世！

对石越来说，这件事可以说突然，也可以说不突然。

以他所“知道”的来说，王安石早就“应该”死了六七年了，司马光也是如此。但是，当这两个人在“应该”死的那一年没有死，而一直又活了六七年后，石越就产生了一种错觉，谁说他们就不能和几年前去逝的文彦博一样，活上个九十多岁？

可就在石越开始这样以为之时，王安石却突然死了。

没有任何预兆，上午，王安石还参预了小东门召见唐康。回府之后，一切如常，按时就寝，然后就再也没有醒来。

得到王安石的丧报之后，石越有好一阵子不肯相信。范纯仁拉着他一道禀告高太后时，他依然失魂落魄，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直到他奉旨到了侍中府，亲眼看见王安石的遗体，他才意识到，王安石真的死了。

即使到现在，时间已经又过了一天，石越仍然很奇怪自己的反应。

因为他与王安石其实并没有什么深厚的交情，相反，两人在很多时候，还是政治上的对手。

他不知道他为何如此反常。

是因为他觉得如王安石这样的人物，不应该有这样平凡得到极点的死法？

不，石越心里知道，这样的死去，对于王安石来说，是一种奢侈。

那么，石越能够给自己找到的理由，便只有一个了。

便如担心萧佑丹死去辽国会失去控制一样，他也直觉的意识到，王安石一死，新党也会失去控制。

不管这是不是真正的理由，石越让自己接受了这个解释。

判太原府吕惠卿，已经在河东路那个“穷乡僻壤”呆了整整八年。王安石曾经希望将他调到一个好点的地方，但被司马光一口拒绝——能够符合吕惠卿的身份，离汴京又够远，还要偏僻穷困，同时还能保证吕惠卿生不了什么事，这样的地方，也只有太原府——这是石越心知肚明的。如吕惠卿这样的人，丢在边境，他能立军功，赶到南方，他能剿蛮夷，若在江淮，他能把地方治理到你不注意他的政绩都不行的程度。若给了他这样的机会，到时候顾念旧情的王安石再说说情，司马光和石越那才是真不好回绝——既然是合作，总不能老顾念旧嫌，但这个旧嫌，却又的的确确是拔不掉的心头刺。

石越心里清楚，他相信司马光也肯定知道，这八年，吕惠卿把太原治理得井井有条。换了别人，早就美誉如潮，荐章迭上，召到京师重用了——事实上，太原府也已经接连有两任通判考绩卓异升迁了。这是司马光用另一种方法宣称，太原府的政绩，是那两位通判的，建国公只是在太原府养老的。

可惜的是，吕惠卿自己却未必甘心在太原养老。

蒲宗孟、曾孝宽这些新党名臣一个接一个的去逝，章惇、曾布们又俨然与新党分清了界限，如今朝廷中，被人视为新党，而自己也承认是新党的宰臣，实际只有枢密副使许将一人而已。

但许将的个人魅力，完全无法与吕惠卿相提并论。而在“和衷共济”的大策下，被调任回本土担任江南西路转运使的另一位新党名臣蔡确，因为长期在海外，回国后又没能进入中枢，影响力也非昔日可比……

因此，石越的担心绝非是空穴来风——如若王安石一死，新党中的一些官员转而支持吕惠卿，那么绍圣以来的局面，就将不复存在。

虽然从表面上看来，新党掀不起什么大风浪，在高太后垂帘的情况下，两府六部学士院各寺监的主官中，新党可以说屈指可数，几乎已经完全无法影响朝廷的决策。但石越心里却是清楚实情的——这七年来，所谓的“新党”的势力，并没有削弱、分崩离析，反而渐趋稳固，隐隐的更象是一个真正的政党了。

首先是做为对王安石的妥协，这七年中，凡是王安石举荐的人，绝大部分都得到了相应的任命，如今大宋朝，至少有二到三成的知州、知县，是属于新党阵营，或者同情、支持新党的政策的；这个比例在路一级的官员中，也占到二成左右，而在朝中，侍郎、少卿以下，这个比例至少也有两成。

而这个所谓的“新党”，还只是指你几乎可以将他们毫无疑问的视为“新党”，在政治上绝对支持王安石的人。但自绍圣以来，有许多人，连石越也分不清他们是不是“新党”。

从韩维、韩忠彦这样的顾命之臣，到章惇、李清臣、曾布、张商英们，还有地方上如陈元凤这些人……这些人究竟是不是“新党”，完全只在于你对“新党”的定义是什么。

若认为“新党”只是隶属于王安石个人的政治势力，那么这些人都可以从“新党”中排除。但若以一定之政治主张来定义“新党”，那么这些人仍然可以算是不折不扣的“新党”。甚至如曾布、张商英，石越虽然可以确定他们算是自己这一派的，但是若论他们的主张，仍然是新党的。

石越暗地里分析过绍圣以来，经过改变的新党的政治主张。

在石越看来，如今的新党，他们的政策主张其实是以“富国强兵”为基础，鼓吹继续变法。他们主张国家干预经济，强调由官府直接管理大量经济部门，主动对经济进行调节，以谋求在不增加赋税的同时，让国库丰裕。在这方面，他们还表现出一种强烈的目的论，以国库是否丰裕为主要是非标准。除此以外，他们还普遍主张进一步改革役法，坚持推行免役；要求提高吏的待遇，增加政府雇佣，让政府承担更多的义务；赞同以激烈手段铲除如宗室、冗官等特权阶层，反对荫官等等。而在军事与外交上，绍圣新党几乎全部持扩张与强硬政策，甚至他们经济政策之目的，就是训练精兵，对外扩张。但他们的目的论色彩太强烈了，以至于在这方面并没有清晰的政策，有时候反而自相矛盾——他们既支持现有之兵役制，同时又仍然鼓吹恢复全民皆兵的古制……

从本质上来说，绍圣新党与熙宁新党的主张是一脉相承的，只不过他们明智的摒弃了一些已经证明不成功的东西而已。而这让绍圣新党更加具有吸引力——人们是善忘的，既然熙宁王安石与吕惠卿的变法并没有造成真正严重的后果，那么所有的过错，很容易就被遗忘，甚至被巧言辩护。

如果说凡是持这种政策主张的人，都算是新党，那么石越实在没有任何理由将章惇、曾布、张商英们排除在外。也许，连唐康也得算进去。

石越心里也很清楚新党在这七年间能够形成真正稳固的政治势力——而不是如熙宁年间一样充斥着政治投机者——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对王安石的让步。一方面，王安石在杭州的五年多时间，重建了他的声誉；而另一方面，司马光的全面战略收缩，在国力已经增强的情况，也并不是那么得人心，朝野之内，对此不满的人，比比皆是。特别是与契丹的条约，连石越也让许多人大感失望。

旧党如今还能够继续掌控这个国家，主要依靠的，不过是高太后与司马光的个人威信而已。

绍圣以来，虽然新党实际上分裂成王安石派、吕惠卿派、极端派这三派，但王安石派在这七年来一家独大，使得新党相对稳定。而执政的旧党，内部却是矛盾重重，而且其冲突更是公开化。这些君子间，既有范纯仁为首的温和派与刘挚为首的台谏派之争，还夹杂着一些极端的守旧派在其中兴风作乱，同时，还有以地域和师门为划分的洛党与朔党之间的人事矛盾、意气之争搀杂其中……总之，其内部关系之复杂，连石越有时也搞不清楚。这七年来，这些君子们因为小事反目成仇，互相指斥对方为小人，恨不能将对方赶到凌牙门去——这样的闹剧，已经不是一次两次发生了。

如若司马光也死了，石越几乎敢肯定，不待新党来收拾他们，旧党自己先就会斗个头破血流。

不过，毕竟大宋是一个君主制国家，君主虽然并不能为所欲为，但只要有高太后在，旧党就可以保住他们的地位，这一点是没有人能挑战的。

所以，幸好现在暂时还不要操心旧党的事。

新党的即将失控，已经够了。

从某种角度上来说，辽国的即将南侵，石越也不知道是幸还是不幸——要求对辽国强硬，甚至要求北伐，几乎可以肯定是没有王安石压制以后，新党将首先发难的目标。这是他们不满已久的事情。

如果辽军南下——虽然这仍然会成为一个被攻击的口实，新党一定会痛骂这是司马光与他长期的对辽绥靖、软弱的结果——但反正都到了那种情况，也没什么好在乎的了。

聊足安慰的是，至少这些新党官员到时候应该都会是主战派。

可是，石越却丝毫没有办法感到庆幸。

他脑子里不断浮现的，是王安石写给他的一封遗信。

可能王安石事先有所预感，也可能只是这个年纪的人未雨绸缪，总之，王安石预先留了四封书信札子，一封是遗表，一封是给司马光的，一封是给石越，还有一封给家人安排后事的。

写给石越的这封信中，王安石只说了一件事情。

“……惟愿公等努力，使朝廷三十年不削藩……”

使朝廷三十年不削藩！

这就是王安石在死前，对他的拜托。

石越只要一想到这句话，脑子里就会冒出熙宁三年的九月，在迩英殿第一次见着王安石的情形，他甚至还记得王安石紫袍上的那块不显眼的油渍……

他也还能清楚的记得七年前，当他请王安石去杭州时，王安石对他说的话——“火坑我是不怕的！”

他脑海里，这两副画面，不断的交替浮现。

使朝廷三十年不削藩！

休说这也是石越自己的理想，便算只是王安石自己的，石越也断不能辜负。

此时此刻，石越才深深的觉得，失去王安石，对于他，对于大宋，是可估量的损失。

尽管本人不太喜欢王安石，但高太后还是以最高的礼节，下旨罢朝三日，以示哀悼。除了派出韩忠彦亲临吊丧外，还赐给王旁十万贯交钞，做为治丧之用，又特别吩咐不遣内侍监护葬事[1]。此外，议谥、追赠、陪祀高宗，还有王安石子侄的荫封……无一不是极尽荣宠。甚至太常寺与礼部已经开始在议论，要将王安石配享孔庙——此事或者还将会争论，但是最起码会入祀先贤祠。

而遵照王安石的遗嘱，他的灵柩，将运往金陵，与他的长子王雱葬在一处。船只车马，皆已经准备就绪，王安石的灵柩，将只在宝相寺停放七天，然后，就会永远的离开这座城市。

说不清楚是什么原因，石越并不是很想去面对王安石的灵柩，但是他知道，他是必须去那里的。就象是演戏一样，他去那里，不是给王安石看，也不是为了安慰他的家人，而是给更多的人看。

他磨磨蹭蹭的拖了好一会，终于，还是吩咐亲随准备马匹。自从让侍剑做了石府的管家后，石越身边的亲随、护卫就不断的更换，很少有能追随他三年以上的人，因此也没有他特别信任的人。亲随现在都是侍剑帮他挑的，大多是依附石府或者桑家的客户佃农的子弟，护卫则是高太后派来的班直侍卫。

绍圣以后，高太后在宰相制度上做了两件事，一是将左右仆射改为左右丞相，在名号上加以尊重，但实际上绍圣朝的左右丞相，与西汉的丞相，不可同日而语，根本没有开府辟官的权力。

另一件事，就是下旨从殿前侍卫班中，派出班直侍卫，给两府宰执充当护卫随从，这些班直侍卫两年一轮换，完全是官派的差遣。

虽然这给人联想，但石越倒并不介意。也许高太后的确别有用意，但这的确也是一种恩宠。因为宰执们的护卫，原本就应该是禁兵厢军，升到班直侍卫，没有什么不妥，以宋朝宰执的威严，差使班直侍卫与差使禁军厢军，其实没有任何区别——兵部尚书章惇的侍卫不过顶撞了他一句，当场便被章惇援引军中“阶级之法”给斩了，连卫尉寺都不送，事后高太后反而下旨褒扬章惇，被他杀了的侍卫的家属不仅没有抚恤，还成了罪人家属。此事之后，好长一段时间，石越的十几名护卫见着他战战兢兢，说话声音也不敢太大。

惟一不便的是轮换制度，虽然石越大可对这些侍卫不闻不问，但隔两年就要与新面孔打交道，仍然是一件麻烦事。不过这个制度高太后看起来也没有认真执行的意思，韩维、司马光在议事时提了一句，他们两人的侍卫就一直没有换过。所以，石越甚至都觉得自己的那一点点怀疑也是想得太多了，只有潘照临对此嗤之以鼻。但不论如何，石越并不想试着去请求自己的护卫也不要轮换。

这样，他就必须忍受些许的别扭。

他的侍卫对他尊重有加，绝不会违逆他的命令，但是彼此之间，没有任何亲近信任的感觉。而那些亲随做事也不够机灵，没有谁能如侍剑一样，事先就想到他要做的事，安排得妥妥贴贴。汴京一带的人，虽然聪明机灵，但却不太老实，让人无法放心，从桑家蜀中老家找来的人，却往往连言语都不太通。

也许是自己太挑剔了。石越偶尔也会这样反省，但那种别扭始终存在，无法消散。

石府的下人，实际上却比石越想的要能干得多。马匹很快就准备好了，每个人都换上了更加合适的衣服，一切都妥妥当当，没任何毛病可挑。

这让石越再也没有拖延的理由。

宝相寺位于瓮市子的西边，始建于后唐长兴元年，因为寺内的慈尊阁内有一尊弥勒佛大像，因此开封府的老百姓便称它“大佛寺”。在这寺内，还有五百罗汉像，以及始建于仁宗时，至熙宁年间才峻工的高达二百二十尺的感慈塔两处闻名遐尔的名胜。

石越知道宝相寺，也是因为这感慈塔，当年司马光曾经写过札子，请求罢修此塔。而主持修筑感慈塔的人，石越也不陌生，那是熙宁年间将作监最著名的木匠之一杨琰，此人是大宋朝许多水利工程的实际主持者，石越还曾经咨询过他的意见。当年曾经有人献策，请求重新考虑太宗年间的一项运河修筑工程，那项工程的目的旨在沟通惠民河与白河，从而通过襄阳水路，使得从汴京的惠民河坐船，可以不走陆路，直接南下，抵达长江！这条运河的长度不过区区百余里，若能建成，即使耗费再大的人力物力，也是值得的，但是其中却有无法攻克的技术困难，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因为火药的成熟，这些年来不断被应用于修路与开山等公共工程中，有人便想到过去无法挖开的大山，是否可以用火药来炸开，于是又重提此项工程。这件事最终因为杨琰的坚决反对而做罢。但也因为有了这些渊源，石越虽然以前从未来过这宝相寺，却也知道了这座感慈塔。

而这宝相寺在开封府，大约也就是比分别为左右街僧寺首领的大相国寺与开宝寺，以及建国初重建的太平兴国寺要稍逊一些。其形势制度、剞劂丹青，亦可称得上是壮丽梵宫。

石越远远的便听到宏亮整齐的梵音从宝相寺方向传来，他知道这是高太后调集上了上千僧人到宝相寺做道场，此事司马光虽然不以为然，但是王安石本人也信佛，而高太后实际上也是信佛的，因此也无法多说什么。石越原本对此无可无不可，但此时听到这声彻数里的梵音在耳边缭绕，开始尚不觉得什么，然而听得一阵后，虽然他全然听不懂那梵音唱得是什么，但是渐渐竟也能感觉到那声音里的悲悯与抚慰，心情竟奇妙的变得平静。

他在心里认同了高太后的这种安排。在这样的环境中，与王安石道别，的确能让人多出一些从容。这对许多人都是必要的。

但这种平静却并没有维持多久，到了宝相寺附近，石越惊讶的发现，整个寺庙周围，隔着两条街起，便已经戒了严，街面上到处都是禁军与开封府的逻卒。

这可不是安排的一部分。

石越在街外面勒住马，皱了眉头，“去问问，怎么回事？”

“是。”一个亲随应了一声，翻身下马，小跑着过去，拉住一个逻卒打扮的人，嘀嘀咕咕的打听着。没多久，这个亲随便又跑了回来，到石越马前，低声禀道：“禀相公，圣驾在此。”

“你说什么？”石越惊得差点从马上掉下来。

“相公，那个逻卒说，是皇上来了……”

“太皇太后与皇上来了？”石越忍不住又问了一句，这几年，凡是要面见外臣之时，高太后与小皇帝总是寸步不离的，连经筵高太后也会在旁边旁听。他仍然是不太敢相信——他才不相信高太后会亲自来吊唁。

“那逻卒没有提太皇太后，他说是皇上来了，护驾的是武城侯与阳信侯。”

石越张了张嘴，但是终于没有“啊”出来。

[1].宋时风气，大臣近戚死后，例遣内侍监护葬事，称为“敕葬”。敕葬最初为一种荣耀，但是因为丧葬之事全部听监护官处置，结果虽然有皇帝的敕葬财物，但监护官往往不计费用，最终仍然导致死者家属无力承受，甚至多有破产者。当时有谚语说：“宣医纳命，敕葬破家”，大臣近戚对此无不避之惟恐不及。

3

来宝相寺的，的确只有小皇帝赵煦。

高太后会礼遇王安石，但是对她来说，那只是她身为君主对一个老臣重臣所应尽的义务。

但对赵煦来说，王安石代表的，是一个时代的开始。

大宋的中兴，是从他父亲重用王安石变法开始的。虽然这个人犯了很多的错误，但是没有他们君臣勇敢的开始变法，就不会有以后的一切。

赵煦很喜欢听人讲熙宁变法的故事，虽然那还不是历史。但了解前朝的政事典故，这对他将来做一个明君是很有益的，因此高太后与两府的宰执们都鼓励他这个兴趣。但没有几个人知道，赵煦并不信任经筵上的大臣们所描叙的一切，他宁可偷偷看桑充国给他写的熙宁故事。

在这个十六岁的少年皇帝心中，他的父皇就是一个榜样。他根本不相信那些学士们所讲的尧舜禹汤的圣迹，也不想向那些虚无飘渺的先王学习，他只想做个他父皇一样的皇帝。

并且，完成他父皇所未完成的事业！

如果他不能做到他父皇那样出色，那么，他的皇位就会被人夺走。

从十三岁起，他就很喜欢读史书，并且特别关心那些废立篡位的历史事迹，他发现，软弱仁慈的君主与暴虐残酷的君主一样不安全，而臣子们大多不可信任，连霍光也会冠冕堂皇的废掉昌邑王。至于太后，废立篡逆，如果不是她们自己亲自动手，也免不了要借用她们的名义进行。他还发现，如果一个君主有足够的功绩，臣子们就会慑服于他的威信，如唐太宗弑兄杀弟，也能是千古明君；若不幸失败，就会落到隋炀帝的下场，还被后世耻笑……

但赵煦不会告诉任何人他这些心得。因为他没有时间与精力慢慢的从《史记》、《汉书》一部部读起，他就只能读《资治通鉴》来了解历史，事件太乱理不清楚，他就让臣子们把《资治通鉴》改成纪事本末体，写一篇进呈一篇。

宫中朝中，上到太皇太后，下到文武百官，对于他如此聪明好学，都非常的高兴。

而对赵煦来说，《资治通鉴》读得越多，他就越明白事理。

他知道他还没有亲政，因此，即便是他很想做的事，如果太皇太后不高兴，或者两府的宰相们反对，他就马上忍气吞声，绝不反抗。他知道，当他这样的好名声被臣子们广为传颂之时，就算是太皇太后或者别的什么人再想对他不利，他也不必害怕。好名声就是他最好的护身符。

反正他想做的事情，迟早都能做。他绝不会给他们任何借口。

而且，偶尔，他也会做一些明知道太皇太后会不喜欢的出格之事。他知道这样是安全的。

比如今日，他没有禀报，便带着杨士芳与田烈武出宫，来吊唁王安石。

赵煦觉得，这是他一定要做的事。

这个十六岁的少年皇帝，长得又高又瘦，白白净净的脸，看起来文弱温柔，从他的相貌来看，长大了的赵煦，并不太像他的父皇，反而更像是仁宗皇帝——虽然他并不是仁宗皇帝的亲曾孙。

每个人都相信他会是一个仁厚的君主，这一点尤其令司马光与旧党欣慰。

赵煦并不知道他的外貌给别人的感觉，如果知道的话，他多半会感到恼怒——他一点儿也不喜欢仁宗，比起他父皇一举收复河西，将党项人打得落荒而逃，仁宗却连个范仲淹也用不好，竟被李元昊逼得纳币求和。做皇帝做成那样，还不如一头撞死的好。他无法理解太皇太后与一些君子整天唠叨仁宗皇帝如何如何圣明，竟然还想让他学习仁宗皇帝的风范！赵煦不知道要学他什么，难道要学他以后继续向李秉常纳币么？！

此时，赵煦站在王安石的灵柩前，心里想的，便是与那个仁宗皇帝的所作所为背道而驰的事。

对于司马光的“和辽”，赵煦心里愤怒到了极点。但是，在宫殿之上，他只不过是一个傀儡，没有他说话的余地。真正做主的，是帘后的太皇太后。他的权力，甚至还不如那个低眉顺目，对谁都小心谨慎，轻易不肯说半句话的清河姑姑。

如今主政之大臣，没有几个信得过的。他们名为“绍圣”，实际上已经将先帝的遗命抛到了脑后，谁想过要收复燕云？只会在辽人面前唯唯诺诺，一让再让！

都说“天无二日，民无二主”，可是如今，非但大宋国内有二主，这天下，居然也有两个平起平坐的皇帝，而这些饱学的大臣，号称是圣人门徒，却对此视若无睹，甚至还欣然接受。

赵煦对司马光的不满一日一日的积聚着，只是不敢向任何人吐露。他也不喜欢石越，即便他此时还没有亲政，他也已经明白，他亲政之后，年老力衰的司马光不是问题，他可能与王安石一样，甚至等不到他亲政的那天。但年富力强的石越，却将会成为他使用权力的最大的障碍——这和政治主张无关，他不喜欢任何权相，或者有可能成为权相的人。何况，赵煦觉得石越已经不像是熙宁年间的那个石越，他越来越像是另一个司马光。便如仁宗时期的韩琦、富弼，到了英宗之时、先帝之时，就变得畏畏缩缩，不思进取。

也因为如此，如王安石这般，从年轻到死，一直都充满锐气的人，才是如此的难得。

他望着王安石的灵柩，心里在想：不知道朕的王安石在哪里！

宝相寺的正殿内外，密密麻麻的跪满了人，数不清的僧人，跪在殿中继续喃喃诵经，王安石的子侄披麻戴孝，泣不成声，还有一群前来吊唁的官员，也跪在殿外，头都不敢抬。

赵煦默立一会，让杨士芳代他上了香，便信步走到王家的家属跟前，目光扫过众人，停留在一个女子身上。

庞天寿连忙趋前一步，在他耳边低语几句。

赵煦点点头，走到那女人跟前，温声说道：“你是桑先生的夫人？”

他一开口说话，殿内的梵音便如得到什么命令一般，突然便停了下来。

“臣妾王氏，叩见官家。”王昉没有如一般女子一样，行万福礼，反而似男人一般向着皇帝叩首跪拜。

赵煦有点好奇的看着她的这个举动，这个桑夫人的确与众不同，原本嫁出去的女儿，也不应该出现在这个地方……但他并没有多问，只是点点头，道：“夫人节哀顺便。”

“谢官家……”王昉才说得三个字，就又忍不住抽泣起来。

“国失良人，是国家之大不幸。但生死荣枯，亦是天理，故侍中达天知命，若夫人与诸兄弟、桑先生能绍绪先生遗志，不堕先人之志，则故侍中虽死犹生。”赵煦字酌句斟的说完这段话，又转过头对杨士芳、田烈武说道：“咱们该走了罢。”

庞天寿听到这话，连忙快步走到正殿门口，正要呦喝起驾，却见赵煦微微摇了摇头，他梗了下脖子，把这一声呦喝咽了回去，一面小心翼翼的退回几步，不动声色的落到了皇帝的身后，伸开手中的柱拂子，虚拦了拦拜倒送驾殿中诸人，一面小声对王旁兄妹说道：“东阁[1]、桑夫人，请节哀顺便。官家的意思，是不必太惊扰了。”

他稍停了一会，等着王家兄妹谢了恩，才最后转身出了正殿，赶紧跟上已出了宝相寺的小皇帝。

但才出了宝相寺的寺门，庞天寿便呆住了。

在寺门之外，赫然立着右丞相石越、参知政事吏部尚书范纯仁、参知政事兵部尚书章惇的仪仗，而石越、范纯仁、章惇正领着上百个随从护卫，齐齐的跪在外面的青石砖铺成的街道上，回避圣驾！

他心里暗暗叫了声苦，已知回去一顿板子是免不了了。他偷偷瞥眼去看小皇帝的神色，却见皇帝脸上也闪过一丝惊慌，但马上镇定的上了车驾，庞天寿再不敢耽搁，连忙跑到车舆旁边，尖着嗓子叫了一声：“起驾回宫！”

便听一阵车马忙乱，瞬间，宝相寺周围的侍卫、禁军，如潮水退去一般，走得空空如也，只留下各怀心思的三位宰执在那里发呆。

石越、范纯仁与章惇三人，原本只是偶遇。

但这一番偶遇，却让三人在吊祭完王安石后，都互相有默契的都没有马上离开，而是在宝相寺主持的引导下，登上感慈塔。

三人一路之上，只听宝相寺的主持几乎是受宠若惊的介绍着这感慈塔的来历，除了偶尔嗯上一声以外，谁也不说话。直到了塔顶，章惇才挥了挥手，请主持回避。一直目送着那主持下了塔，章惇才终于率先开口说道：“丞相、范公，皇上这是对北边之事不满啊……”

他直言不讳的一开口，石越不由吃了一惊，连忙去看范纯仁，却见范纯仁铁青着脸，道：“子厚，休得信口乱说。”

章惇却不买他这个账，冷笑几声，顶了回去，“范公，我是不是信口雌黄，你我心照不宣。范公莫要忘了，与辽人的协议，是我签的。”

“说这些做甚。”石越知道章惇性格，怕他让范纯仁下不了台，连忙打圆场道：“我辈只要操心国家命运，管不了皇上高兴不高兴。”

“子明相公说得极是。”这句话却是很入范纯仁耳，他脸色稍稍缓和一些。其实这里三人都是极聪明的人，小皇帝出现在宝相寺，究竟有什么含义，而究竟能有什么事可以让小皇帝抛开太皇太后来到这里，很容易就可以猜个八九不离十。但范纯仁心里虽然不是滋味，却绝对不愿意因为这点点事情，就认定皇帝心中是有什么不满。在他看来，皇帝仍然还小，仍然可以善加引导。

但章惇却大不以为然，只是不能不给石越几分面子，轻轻哼了一声，冷冷的说道：“我章惇也不是奉承上意的小人。不论如何，北事总须得有个章程。”

范纯仁默然不语，石越也沉默了一会，才试探着说道：“此事仍须君实相公拿主意。”

却见范纯仁摇了摇头，道：“君实相公以为唐康时的话不足为信。”

“为何？”石越一愣。

“君实相公以为，辽国亦是大国，并非无信义可讲的小邦。辽主若果真有南下之意，他兵马一动，也瞒不了我们。既然如此，他又何必答应更立新约，让自己落个背信弃义的名声，取笑于天下？”范纯仁平静的说着，他心里既觉得司马光说得有道理，但是直觉上，他又觉得唐康的话是可信的。

章惇听到这话，也不作声，只是嘿嘿直冷笑。

范纯仁看了他一眼，不由有几分着恼，但他是讲宰相风度的人，不便轻易动怒，只淡淡问道：“子厚这又是笑什么？”

“我不笑什么。”章惇讥道，“但若是某，若要对辽国用兵，那不管辽国会不会知道，能多瞒一天也是好的。信义不信义的，打输了才会被笑，若是赢了，便是妙计。”

他见范纯仁一时不说话，又转身石越，问道：“丞相又是何主意？”

石越望望章惇，又望望范纯仁，苦笑道：“只怕这回唐康时是对的。”

“那……”章惇方松了口气，但石越马上打断了他，又说道：“但若说服不了君实相公，便说服不了太皇太后。太皇太后不下旨，枢密院便不会发兵符，子厚以为谁能调动得了一兵一卒么？”

他泼了章惇一头冷水，又转而对范纯仁问道：“范公，你自己如何看法？”

范纯仁坦然回道：“我以为君实相公与子厚各有道理，各在五五之间。”

“五五之间！”章惇气得直冷笑，半晌，才恶毒的丢下一句话来：“丞相、范公，莫谓我言之不预，若我等这般坐等着契丹南下，日后休要后悔今日自掘坟墓！”他说完，尚觉心里犹有余怒，又冷语道：“二位且记住了，今日皇上是为何来的宝相寺！”

说完，抱抱拳，也不告辞，竟转身下塔而去。

范纯仁默默地望着章惇那怒气冲冲的背影。他又要下注了！他在心里鄙夷的说道。他对章惇不无欣赏，在大宋朝的宰执中，他都算是出类拔萃的人材。但是，章惇因为王安石的赏识而发迹，又审时度势，极其有先见之明的转而支持石越，终于在绍圣以后，得以进入政事堂。可他不会就此满足！

虽然不愿意多想，但是王安石的突然去逝，却让一切变得现实起来。将要死去的，不仅仅是王安石。太皇太后、司马光，都已经是风烛残年，随时都可能和王安石一样，一觉醒来，就阴阳殊途。

这对于范纯仁来说，是一种不幸。但对于章惇来说，却是一个机会。

如今挡在章惇面前的，表面上只有司马光、石越、韩维、范纯仁四人，以目前的形势，他是无法动摇这四人的。而实际上，他想更进一步，难度却还不止于此，他的地位也不如韩忠彦牢靠，甚至未必及得上吕大防、苏辙们——如若司马光、韩维去逝，石越必然是左相，韩忠彦也许会接任枢密使，范纯仁有更多的机会做到右相，然而，在吏部尚书的选择上，章惇甚至会排在吕大防与苏辙之后。

但是，若是太皇太后也死了，那么情况就会大不相同。

范纯仁看了一眼石越，章惇也许已经开始怀疑石越。石越还能不能带给他进一步的权力？还有，章惇甚至还不是一个只要有权力就可以满足的人，他还会衡量石越是不是真的能给他实现他政治抱负的机会！

皇帝今日出现在宝相寺，在章惇心里的震动，一定比他和石越更大。他一定看到了重新下注的机会，但刚刚说的话也透露了他内心的懊恼——几年前，是他与辽人谈判达成的协议！

范纯仁又有点的不快的想起几个月前发生的一件事。

那是陈元凤从河北路寄来了一封奏折，在奏折中，陈元凤表达了他对国家内外之事的一些看法，并提出改革之法。他对益州之事耿耿于怀，再次力陈当年的“熙宁归化”不可因为失败而全面否定，宣称当年的失败只是因为时机与策略的失误，并再陈进取之策。他还公然指责司马光与石越耗费国力构建大名府防线，是“不思进取”毫无用处，建议加强对河朔禁军的训练，积极谋划规复幽蓟之策，以图“万世之利”。此外，他还措辞强烈的批评现今的食盐政策让国家流失了大量的收入，而利益全被商人垄断，要求恢复禁椎，以筹措更多的军费……

但那份奏折中最重要的内容，还是陈元凤提出的变科举之法以革吏治。

陈元凤在奏折中献策，变革现今的科举之法，部分恢复唐代的办法。即在考中进士之后，进士们还要再次参加吏部举行的考试，才能真正做官。而吏部的考试，则要考法律条文、钱粮支用之法、公文格式等等，使这些进士们不至于到了地方州县后，一无所知，空有报国为民之心，却经常被胥吏所欺。另一方面，他还建言在各路举行“路试”，这种“路试”，只考法律条文、钱粮、公文格式等庶政之法，通过这类考试的读书人，即委派回本州本县，担任胥吏。陈元凤认为，只要继续执行熙宁之法，进一步提高胥吏的俸禄，那么就可以吸引大批的读书人加入，从而既解决了许多考不上进士的读书人的出路，也能提高胥吏之素质，是国家大治之良策。

并且，按大宋现行之规定，胥吏虽然积功累劳，也有机会升迁到主薄，甚至是县令，但实际上却是万中无一能有此幸运。因一无升迁之望，二无优厚俸禄，胥吏欺上瞒下，贪污虐民，也是情理之中。但陈元凤认为，若推行他所献之策，则读书人做胥吏，不仅本身更有节操，而且因为还有继续参加科举考进士的机会，也就是实际上打通了官、吏这两个阶层间流通之关节。会有不少读书人将此当成暂时谋身之法，而当他们真的考上进士后，也是为国家造就了一批深知下层情弊的能吏。

但陈元凤的这份奏折，被司马光断然拒绝。

司马光坚持官与吏是清浊两流，朝中也有不少大臣指责这是将士大夫与胥吏们混为一谈，“大乱国体”，他们并且宣称这个献策，未见其利，先见其害——改革是不是能取得成效不好说，但是若用此策，则各路增加考试、增加胥吏的俸禄，单就这两样，国库就又要支出一大笔钱财，因而不肯接受这个建议。

但是范纯仁心里知道，这个建议之所以被拒绝，除了这些原因，还因为陈元凤所献之策，乃是“王安石遗法”。

这实际上是当年王安石致力于改革胥吏把持县政的继续。

若论此政策本身，范纯仁是赞同的；石越虽然态度微妙，但是范纯仁知道他也是支持一试的。

但是，二人也深知此事在朝中反对的声浪会有多大。已经中了进士，摇身一变成为“士大夫”的人，绝大部分都是不愿意和声名狼藉的胥吏们沾惹上任何牵连的。只要一想到将来会出现一大批胥吏出身的士大夫，他们便已经恨不能能把陈元凤活吃了。

而这些“士大夫”们，至少太皇太后坚信，他们才是大宋朝长治久安的根基，因此这份奏折最终被束之高阁，太皇太后反而下旨将陈元凤训斥了一通，要他安分守己。

然而，范纯仁知道小皇帝却对陈元凤的这份奏折公开表示过欣赏之意。那就是在他主持经筵之时，那天讲的是汉朝吏治，小皇帝似乎知道陈元凤与他往来甚密，因此突然提出了这个问题，询问他的看法。

当时太皇太后、所有的宰执、翰林学士都在场，范纯仁被小皇帝问得汗流浃背，好不容易才应付过去。

但他当时，分明看到了小皇帝眼中的不满意。他也看到了王安石眼神中的欣喜、许将的得意、还有章惇的异样……

也许真是冰冻三尺！

范纯仁转过头来，看到石越正在望着他。他不打算告诉石越他在想什么。尽管这些年来，两人在政事堂内合作无间，互相欣赏、敬重、体谅，也互相影响着。但也是正因为如此，范纯仁在石越那里学会了妥协与保留。

君子爱人以德。如果石越身边真有形成一种朋党，对石越来说，可未见得是好事。身处朋党之中，哪怕你是被他们奉为首领，但有时候，你是会被这朋党裹胁着，做一些身不由己的事情的。而且，朋党的势力越大，就越是祸害。

范纯仁自己就努力的与所谓的“旧党”们保持着距离，只是秉承自己的理念来做事。他觉得，如果章惇真的与石越分道扬镳，对石越来说，反而是一件好事。

他让自己不再去想这件事，让思绪回到刚才的话题上，“子明相公，若是君实相公判断失误，辽人真的南下，你以为我们付得起这个代价么？”不管怎么说，范纯仁还是有些担心的。

石越知道他的心意，沉吟了一会，道：“也许我们得做好辽人已经攻到大名府的准备。”

“啊？”范纯仁吃了一惊。

石越知道范纯仁于此不太熟悉，又解释道：“范公，河北防线，要防的地方太多， 而有险可守的地方太少，因此就必须屯集更多的兵力方能形成有效防御。而最糟的是，大部分所谓‘关隘’，竟然是辽军可以设法绕过的。除非我们处处布置重兵，否则总有兵力薄弱之处，但我们也不可能有那么多兵力。因此，除非辽军蠢得见城就攻，逢寨必战，否则，就算辽军一动我们就得到消息，并且马上下令征调西军，西军还要安排防务，还要进行必要的行军前的准备，等他们赶来支援，最快也要两个月，若有意外，花上三个月也有可能。那时辽军多半是攻到大名府了。”

“那河朔禁军？”

“河朔禁军重兵集结于大名府防线，不管是对是错，这是既定策略。临战变阵，兵家大忌。因此绝对不能轻举妄动。”石越其实只是不信任河朔禁军的野战能力，害怕久疏战阵的河朔禁军碰上辽军崩溃，从而导致无法收拾的后果，但他却不便将这些话说出来，“我们到时候能依靠的，只有前线州县驻军将领的才具，还有驻扎在汴京附近的禁军。但是……”

石越的“但是”后面是什么，范纯仁心里也是知道的。要调动拱卫汴京安全的禁军，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他不由得叹了口气，用询问的语气问道：“若是现在开始准备……”

“那我们就可以马上安排西北防御，令将要抽调的西军、蕃军预作准备，吩咐沿途诸路做好供应军粮之准备，一旦有事，西军就能迅速驰援。”石越迅速的说完，停了一下，又补充了一句：“甚至，辽人知道我们有备，也许就会打消南犯的主意。”

那可未必是好事。范纯仁在心里苦笑了一下，若是劳师动众，而辽人却不来了，到时候谁来承担这政治后果？毕竟，谁也不能证明辽人原本是准备南下的。

他看了一眼石越，突然想到，石越不肯在这件事上过于坚持，而是希望能够说服司马光，是不是也是因为知道这个后果呢？

反对司马光，最后还注定会被证明司马光才是对的。就算是石越，也不会愿意做这种大损威信的事吧？

“此事朝会还会再议。”范纯仁决定再去找一次司马光，但他也不必向石越承诺什么，“但我以为朴彦成的意见送回来之前，不会有结论。在此之前，只能是责成职方馆多刺探点有用的情报。”

[1].宋时称宰相之子为东阁。

4

宝相寺感慈塔上的短暂交谈，没能带给石越什么积极的信号。反倒是小皇帝亲临吊祭王安石的事情，迅速的在汴京传开了。这虽然并不出乎石越的预料，而且他也料定这会大大鼓舞新党及其支持者的士气，但他原本是认为新党带来的切实烦恼，至少要等到高太后去逝，小皇帝亲政那一天。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虽然高太后刻意低调的处理小皇帝亲临吊丧之事，论战却率先在汴京的一家叫《天下纸》的小报纸上开始，并且迅速的蔓延到《汴京新闻》、《西京评论》等大报。

自熙宁以来，虽然汴京一直是《汴京新闻》独大，但也不断有其他的报纸出现、倒闭，少有能坚持下来的。但情况渐渐发生改变，慢慢的，从各州县陆陆续续出现的小报纸中，汴京的办报人们吸取了经验，他们发现，经营一家报纸，如果不去幻想做成《汴京新闻》那样的规模的话，就会变得非常容易，而且非常有利可图。

成本是很简单的。一份小报，以每期三至四万字计算，每份报纸在纸张上的成本，还不到两文钱，而印刷费用也极其低廉，选择雕版印刷，每期不过一贯，若交给活字印书坊，每期只要八百文。每份这样的报纸定价六文，由送报者送到订户手中，每份要给送报者一文钱，交给卖报者也是一样。只要能够保证一千份的订户，每期就有五贯的收入，除去三贯的成本，每期的利润有两贯。以五日刊一期计算，每月能刊发六期，则每个月的利润在十二贯。通常这样的报纸最多只会雇用一个人，每月俸钱不超过三贯。

绍圣年间，就算是在汴京，每个月九贯的收入，即使需要养活五口之家，也可以达到中等人家的水平了。[1]

更何况，实际收入比这多得多。

于是，绍圣以来，在汴京站稳脚跟并且活得有滋有味的小报纸越来越多。

这家《天下纸》就是其中之一。它始创于绍圣二年，五日一刊，发行量极小，从未超过两千份，但是读者稳固，以订阅读者为主，竟也从未跌下去一千份。因此，在汴京，尽管许多人可能从未听说过这家小报，但它却也生存了五六年。

这家报纸只有两名固定成员，主笔叫卢之翰，是福建人，他的副手叫安原，是河北真定人。两人因为累试不中，遂办了这份报纸，在汴京谋个生业。但《天下纸》原本并不关心政治，它每期报纸只有永恒不变的三个内容：其一，对于汴京外城南城地区某个家庭的采访，内容不外于教子有方、贞节烈女之类；其二，汴京外城南城地区之讣告、以及任何家庭之喜庆之事——这是需要收费的，这一类的服务，无论你花多少钱，《汴京新闻》之类的大报也是不屑一顾的，但是汴京市民的确有一种虚荣，他们愿意花上百十文钱，在某家报纸上登上“某某坊某府某子喜中进士……”诸如此类的东西，而似乎也没有报纸读者会介意这些，相反，许多人很喜欢看这些东西；其三，关于天下各地的奇趣之事，尤其是南海诸侯的——《天下纸》的读者们特别关心这些赵氏子孙在海外的命运。

此外，《天下纸》还有个小栏目，就是读者投书，内容是读者对前一期报纸内容之评论。这样的内容能够增加订户的参预感，并且可以有效的减少卢之翰与安原的工作量——虽然经常必须由他们自己揣测读者的心思，编造读者投书。这是一个必要的伎俩，根据卢之翰与安原的经验，有时候刻意挑动起对一些问题的争论，对于报纸的销量有显著的好处。

绍圣七年正月三十日，《天下纸》照例刊登了两篇“读者投书”，这两篇“读者投书”没有评论上一期报纸之内容，而是对于刚刚去逝的王安石一生的功绩进行了评价，一篇批评，一篇维护。但是批评的那篇文章用词非常刻薄，不仅对王安石的政绩极尽讥讽之能事，而且还恶毒的批评了太常寺谥王安石为“文”之事，讥笑王安石“文则文矣，然生平好谏诤，当加一‘献’字”，才能称得上“议者之尽也”。

连卢之翰、安原也没有想到，这一篇骂王安石的“投书”，得到了他们意想不到的效果。当期的一千五百份全部售罄，一天之内，他们前所未有的收到了近五十封真正的读者投书，而且大多是帮着痛骂王安石的。

二人欣喜若狂，于是决定连夜赶出一期增刊，除了尽量公正的介绍王安石的一生外——这当然只是为了避免麻烦——然后便是精挑细选了十封读者投书刊登。二月二日，他们如愿以偿的卖出了印发的全部一千份增刊。

同时，他们还明智的宣布，《天下纸》对任何话题的讨论都保持“适可而止”的态度，因此，他们从下一期开始，就不再接受这个话题的投书。

就这样，他们成功的多赚了两贯钱的利润，然后全身而退。

但这件事却让王安石的支持者怒火中烧，无法就此罢休——毕竟《天下纸》也是一份报纸。而想骂王安石的人看见王安石死后备极哀荣，心中的不平也不是这么容易就消除的。

很快就有另外的小报抱着各种动机参预进来，接过《天下纸》未完的争论。

到了二月五日，就终于演变成了《汴京新闻》与《西京评论》领头的两个阵营的大骂战。

朝堂上的旧党与新党还未决裂，但在野，两派的支持者已经迫不及待的撕破了脸皮。

而这次的裂缝，连石越也不知道要如何弥合。因为新党已经没有了首领，他们一盘散沙，却因为相信皇帝站在自己这一边，而信心百倍，无所畏惧。

更加头疼的是，他们论战的范围越来越大。

石越本能的觉察到，唐康带回来的辽主同意另立新约的许诺的真相，终究会被泄露出去。

到时候，现在还只是隐隐约约的指责，就难免会变成喷泄而出的怒火！

而另一方面，朝中旧党对这场论战的漠视态度，也让石越担心。旧党中主张禁绝报纸的声音从未停止，如果司马光受到影响，打算干点激烈出格的事情，那就将是石越不得不和司马光摊牌的时刻。

石越祈祷着不要出现那样的情形。

因为如果是那样，就是前功尽弃。

石越心里很清楚，用所谓的“石党”来取代新党或者旧党，并不是成功。真正的成功，是要让新党与旧党学会、接受妥协与共存。他曾经以为自己成功了，而且看起来也似乎是成功了。但现在他才知道，这件事情比任何一件事都难，当他们互相妥协与共存时，那种状态看起来总是那么的脆弱。相比而言，“汉贼不两立”的处世之道可就容易多了。

难道，他所希望的成功，真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说起来真是奇怪，这个文明按理说是最应该懂得这些的——他们的文化图腾难道不是那个阴阳太极图么？宋儒难道不应该极重视《中庸》么？但为什么在政治上，反而充满了非白即黑、非友即敌、非君子即小人这样的激烈的线性思维，要改变起来竟然是如此难之又难？！

这种文化与实践之间巨大差异，让石越如此的迷惘。

他曾经因为王安石的终于愿意妥协而振奋不已，但王安石一死，他又悲观起来，仿佛自己一无所成。

他只能尽力安慰自己，旧党未必会让他失望，他至少还可以信任范纯仁。他的眼睛应该看到全局，不能被一部分顽固的旧党所影响。

石越要烦恼的还远不止这场报纸上的大骂战。

二月五日的早晨，两府收到了两份从辽国送回来的报告。

一份是宋朝君臣期盼已久的朴彦成的奏折，这份奏折说辽主已经同意前约立即废止，但新约仍有细节没有敲定，辽主已令韩拖古烈亲自与他谈判，一旦谈妥，则可择期签署，在雄州边界交换誓书。这看起来是个好消息——但除此以外，朴彦成又提到，辽国现在实际主政的，是耶律信与萧岚。北枢密使萧禧长期告病，辽国有流言说他很快要出任上京留守。朴彦成对此忧心忡忡，因为耶律信深得辽主宠信，而他对大宋态度强硬，以后宋辽关系将难免出现摩擦。

另一份报告是职方馆河北房送回的例行报告。河北房通过阻卜的亲善部落，探明去年十二月，契丹从阻卜各部征调了大量的马匹，现已不知这些马匹被送往何处。此外还探明，一月下旬，辽国东京道有五千左右的渤海军不知被调往何处。

这两份报告让石越心头更加沉重。

连石越自己都必须承认，契丹的军事调动，很可能只是寻常的行动，这样的报告以前他也看过。而朴彦成的奏折，基本上也是报告好消息。

因此，这两份报告不仅说服不了司马光，而且会让他更加乐观。石越知道他的习惯，司马光是一定更信任朴彦成的判断的，职方馆的报告，他向来只做为一种参考。

石越手里还有另一份“报告”，一份稍显过时的《海事商报》，上面刊登了一条消息——日本国琉璜价格持续上涨，价格超过了南海各国的琉璜价格。这在几年前也许不奇怪，因为南海诸侯与高丽国装备火药武器，需要制造大量的火药，而南海各国的琉璜开采又刚刚开始。但在绍圣六年以后，当南海各国已经能向大宋出口琉璜之后，日本的琉璜价格还在上涨，摆明了又有一个大买家加入了进去。

石越绝对不相信辽国买进这么多的琉璜只是为了造鞭炮。

然而，这些蛛丝马迹同样也是不足以说服司马光的。所谓的辽人将要南侵，对于司马光，便如狼来了一般，他一生之中，经历过不知多少次，以往每次宋辽两国的国力对比都不如现在来得乐观，过去辽国国力稍强时都没成真的事，在如今大宋国力稍强时如何会发生？尤其是几年前辽国都没有南犯，更加坚定了司马光的这种信心。除非有确实的证据，否则，司马光一定会将此视为大惊小怪，或者干脆是某些人企图生事的阴谋。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办法。

但石越并不想用那个办法。只要他足够坚持，不管司马光愿不愿意，石越能够让国家进入战前状态。但他不想冒这个政治风险。特别现在是一个敏感的时期，如果他表现出与司马光过于明显的分歧，一定会被人利用。

况且，他还有别的更加温和的牌可以打，只不过他有点拿不准能否成功。

但是，既然依靠范纯仁来说服司马光已经失败，朴彦成的奏折也没带来什么帮助，那么，石越总不能眼睁睁看着辽人南下，而什么也不做。

他也许可以找一个人帮忙。

这六七年来，一直小心谨慎、低调行事的清河郡主，在高太后面前有巨大的影响力。高太后不会容忍一个上官婉儿，但是清河郡主生性谦退恬淡，平素从不主动发表意见，偶尔高太后见询，却常一语中的，这么着跟了高太后六七年，石越知道，高太后实际上已经越来越重视她的意见，许多的决策都会咨询她。

而石越与清河郡主的关系非常密切——两家过往的交谊不说，清河郡主的独子狄环订下的亲事，便是石起的第三女。原本清河是想让石蕤嫁入她狄家，但是议婚之时，卜吉祷签，皆不如意，只得做罢。除此以外，清河的哥哥赵仲佺于绍圣四年封建于歧国，石越也是极尽礼遇。

自绍圣二年春诸路旱灾，同年冬京师雪灾，三年秋京西路、陕西路大旱，四年春又有小规模的旱灾……连续三年的灾害频发，虽然不是全国范围的大灾害，而且宋廷也竭力救济，但仍然免不了出现大量流离失所的灾民。其时还处在恢复期的宋廷，一方面为了避免出现大乱子，一方面为了支持南海诸侯，于是派遣官吏在发生灾害的地区招募流民出海，三年之内，先后总计赏赐给南海诸侯近十万人口。但这自然不是公平分配的，其中雍国与曹国因为最亲贵，各得到两万人，邺国也分配到一万人。但是，绍圣四年才就封的歧国，在石越的有意关照下，竟也得到近两万人——也就是说，石越把当时还在杭州、广州等港口停留的灾民，几乎一股脑全部给了赵仲佺带到他的封国。

绍圣五年，因为歧国公传回水土不服染病的消息，石越又向高太后请旨，从翰林院挑选了十名医官，整整装了两船的医书、草药，赏赐给歧国。又因传言歧国所在的婆罗洲有食人蛮夷，同年，石越又以此为借口，赐给同一年封建、同在婆罗洲的歧国、洋国、英国各一个指挥的东南禁军，以及足够装备千人的武器盔甲。

石越甚至还暗中差使唐家协助赵仲佺，仅仅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就筑起了一座坚固的东歧城。

若以立国形势而言，南海诸侯中，再也没有比歧国公赵仲佺来得更加轻松的了。

石越与赵仲佺没什么交情，他如此关照，清河郡主自然也是心中有数的。与石蕤的婚事不协，她仍然坚持联姻石家，便已经是一种投桃报李之举。

如果请清河郡主在这件事上设法说服高太后，清河郡主一定不会拒绝。但是，如果让人知道是他石越请清河代为游说，那么对他与清河，都会是灭顶之灾。只不过这种风险是很小的，石越深知清河郡主是极聪明的人。

让石越犹豫的是，清河虽然对高太后很有影响力，但却不是一定能说服高太后。他拿不准成功的机率有多大，若是不够大，他觉得轻易不该找清河帮忙。

就在石越还在为是不是要找清河帮忙而犹豫不定的时候，唐康也在心事重重。他在太皇太后面前力陈辽人即将南侵，结果除了换回石越的一顿臭骂以外，竟是什么作用也没有。他瞄了一眼书架上的历书，今日已是二月十日！

绍圣以来，不知道怎么回事，汴京的天气一年比一年冷，绍圣二年的冬天，汴京竟然整整下了一个月的雪，黄河冰冻，载满了粮食的牛车也能通行无阻。此后几年，虽然没有那样的暴雪成灾，但是如今已是二月，已经算是春天，但一大早起来，唐康就能感觉一股寒流直钻进脖子里。

这日乃是旬休，不用上朝，也不用去枢密院当班。唐康自出使辽国回来后，恰巧又赶上王安石去世，忙了一通，他又因为被石越训斥，自己的主张又不被朝廷采纳，心中不快，因此这一阵都是闭门谢客，每日自密院回来，便只在书房读书。

今日文氏因许了几个孩子去动物园，早早便出了门。金兰因为是逢十——太皇太后特别恩许，凡是假日，特许金兰进宫陪王贤妃说说话。大宋法令，逢十旬休，因此金兰一大早便进宫去了。唐康在家里读了一会书，心里翻来覆去的却只是念着辽人要南犯的事，也没什么心思。他性子如此，当日石越与他说的，不论有理没理，反正他也没如何往心里去。毕竟，不管石越高兴不高兴，他也承认了辽主是很可能要南侵的。对唐康来说，知道这个就够了。况且，石越所说的，也许有理，但唐康觉得，总归是保守了一点——以今日之形势而言，如若真的恢复了幽蓟故地，大宋控制着云州、幽州，管他契丹南下不南下，哪用得着这么风声鹤唳。

想着这些烦心之事，唐康更觉索然，干脆把书给丢了。

无论如何要想个办法。唐康在心里想道。司马君实不愿意面对现实，那就逼他面对现实。

他一面心里谋划着，一面随手翻弄着摆在书桌上的一堆名刺、札子，这都是这十来日收到的，迟早都要一一回访。其中有几份名帖放在显眼处，这些都是金兰替他打理的——自从唐康回京任职后，他们夫妻关系好了许多，虽然他心里仍有芥蒂，但是有金兰替他打理这些事情，唐康心里也知道，他找不到第二个人能比金兰处理得更好。如这些名帖，既是放在显眼处的，那必是金兰认为重要的。

他一张张拿起来看，摆在最上面的，是武成侯杨士芳与阳信侯田烈武送来的札子。那是上次他们访唐康不遇，唐康着人送了封札子去谢罪，这是二人的回书，约唐康在方便时小聚的。他知道杨士芳的心思，笑着摇了摇头，将札子丢到一边，拿起第二封。

第二封却是永丰张叔夜的名刺。唐康看到这个名字，不由愣了一下。这些天来，这个张叔夜的名字他已经听了不过十次了，举荐他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来密院替他说项的人不计其数，甚至密院内部也有不少人称赞他。唐康虽然知道他的背景，却原也不以为意，但金兰将他的名刺放在这显眼之处，看来又是个麻烦人，这张家的故旧，一定比他想象的还要多，还要重要。

既然如此，将这个叫张叔夜的家伙调到广信军去做通判好了。辽人如果南下，十之八九要过遂城，不是将门之后么？那就看看他有没有他祖上的本领。不过，唐康也只能想想而已。他既决定不了一个六品官的任用，而且也知道这个张叔夜想要的，是枢密院某房的同知事，或者是兵部的员外郎这样的职位。

他哼了一声，将这名帖扔进废纸篓里，又翻了几张名刺札子，却都是些没意思的人和事，心中所谋之事，更无半点头绪，他心间烦恼，不由站起身来，大喝一声：“来人！”

一个门外伺侯的亲随连忙跑了进来，欠身问道：“官人有何吩咐？”

“备马，去杭州正店。”

“是。”那亲随忙哈着腰答应了，退出去准备。

这“杭州正店”，座落于熙宁蕃坊惠民河畔。店主不是旁人，姓楚，名沅——正是楚云儿当年的侍婢阿沅，这楚姓，乃是她为纪念故主而改姓。她在楚云儿死后不久，负气出逃，饱经沧桑，后来被陈元凤偶遇，先是送至现任太府寺丞的李敦敏府上安置了一年多，后来才禀明石越。石越虽然对此大喜过望，但是他知道阿沅的性情，深悔当年之粗暴，因阿沅既不想回石府，又不愿嫁人——以她的身份经历，即使有石越作伐，也是嫁不了什么好人家，除非她愿意当妾——因此，干脆便顺了她的意，在熙宁蕃坊觅了好处地方，重金买下，送给她，开了这么家杭州正店。所有这些，石越怕惹弹劾，不便出面，且阿沅也不愿意领石越的情，故全是唐康与李敦敏经手办的。

这阿沅虽经历很多苦楚，对旁人性子似改了不少，但对石府，却仍旧如初，甚至是有更多的怨气。她回了汴京，与石府并不太亲近，惟独只与唐康说得上话，只是唐府的两位夫人，都是名门出身，却比不得石府的桑梓儿出身较低，能折节下交——二人虽说对人和气，但那种“和气”，是骨子里高高在上的“和气”。若真让她们与阿沅这等侍婢出身的女子来往，那却是万万不可能的事，二人便是与阿沅多说得一句话，都似乎是玷污了自己一般。因此，阿沅也几乎从不去唐府，反倒是将住了一年多的李敦敏家当成自己的娘家一般。

但唐康却会经常主动来这“杭州正店”，尽管阿沅也不如何对他假以辞色。

在唐康的心里，少有什么儿女之情。但不知为何，对这个阿沅，唐康却似乎怀抱着一种愧疚、同情，也许还有其他的感情交织在一起的……无论如何，当年楚云儿之事，唐康知道自己是有责任的。而这个女孩的命运，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他一手改变的——原本，她应该与她那美丽的主人一道，在杭州过着平静而快乐的生活。

除了这些愧疚，这家杭州正店，也是唐康很喜欢的地方。

这家店店如其名，店里的侍女、小二、茶酒博士，都是杭州人，说的都是带着杭州口音的官话——杭州可以说是唐康的第二故乡，如今甚至可以说是第一故乡，因为他的父母兄弟，大多定居于杭州。来到这里，让唐康有一种回到故乡的亲切感。

而阿沅虽然对他爱理不理，但反而更让他觉得舒服自在。礼貌周到，有时候让人舒服，但有时候其实是一种距离，把人隔得远远的。唐康觉得自己也许是有点贱骨头，但是，他的确觉得这里更象是家。

因此，这几年间，逢有大喜大悲，或者是稍有闲暇静坐，他都会来杭州正店。不仅仅是他，这里也是许多新党、石党官员爱来的地方，并没有几个人知道这家店子的女主人与石越的渊源，很多人是因为李敦敏来的——李敦敏经常带着同僚前来聚会，而大凡有过东南为官经历的人，来过之后，都会喜欢上这里。

唐康在店门前下了马后，马上有店里的马夫来牵马照料。他是熟客了，进了店，一个小厮马上笑着迎他上了楼。他比不得李敦敏的待遇，杭州正店留了一间雅静的小院子给李敦敏，留给唐康的，却只有主楼楼上的一个清静座位。他也不挑拣，由着小厮上了茶水果子点心，一面端起杯子，喝了口茶，笑道：“这几日可曾见着李大人？”

“李大人却不曾见。”那小厮摇摇头，一面麻利的摆放点心，一面笑着回道：“倒是范都司来过几回。”

“哦？”唐康心不在焉的应了一声，“他倒会偷闲。”

小厮口中的“范都司”，自是指范翔，他现任尚书省右司员外郎，故有此称。尚书省右司掌尚书省兵、刑、工等诸房文书，凡是尚书省与兵、刑、工等部寺往来之文书，都要经过尚书省右司，并有纠察之责，可以说品秩虽低，职权甚重。但唐康却也没太放在心上，他与范翔虽然很熟，而且关系还算不错，可到底却是范翔与他亲近得多，他与范翔亲近得少。

那小厮哪知这些，见唐康有兴趣，又笑道：“是啊，范都司可比都承闲多了，都承都有多少日子没来了，范都司前日晚上，还与阳信侯一道来喝酒呢。”

他说着，忽然伸头探出窗外，往楼下看了一眼，缩回头便笑道：“都承，瞧瞧，说曹操曹操到了。”

“嗯？”唐康一惊，不觉道：“阳信侯来了？”一面说着，一面也探头朝楼下望去——来的却不是田烈武，而是范翔和潘照临！小厮还在絮絮叨叨说道：“那位官人却是面生，想是生客……”唐康已连忙起身，一面吩咐：“休要聒噪，快，找间雅静的小院。”说着话，已经大步下楼去了。

[1].若以家产而论，据学者研究，真实之历史上，北宋中期汴京十万贯家产者比比皆是，家产至少要有一万贯，才算“小康”。在整个北方地区，当时中户之家产大约是城镇居民千贯左右，农村居民两千贯左右。

5

若不是在这杭州正店巧遇，唐康差点把潘照临给忘了。

自绍圣以来，潘照临便如神龙见首不见尾，便是唐康，也只能偶尔见着。当年石府的三大幕僚，司马梦求早已入仕，如今贵为云阳侯、兵部侍郎；陈良终究还是不愿意做官，石越便荐他去了西湖学院，做了教书先生，据说南海有好几个诸侯想请他去做相国，都被他婉言谢绝了；连潘照临也离开了石府，虽然偶尔在汴京出现，但轻易难以见着。

唐康知道这是石越的避嫌之策，绍圣以后，他权位更高，养一些平庸的幕僚也就罢了，但潘、陈二人，在石府多年，名声在外，养着这样名声过盛的英材，那不仅仅会有国家大事决于私家的讥讽，而且还会招来更加严厉的猜忌与攻击。司马光就几次当面建议石越举荐府中人材出仕，为国家效力。甚至连太皇太后都当殿询问二人的才具，要赐二人进士出身。石越没法拒绝，只得遣散潘、陈二人，府中只留了几个替他写奏折、整理文书的寻常幕僚。又因二人不肯出仕，为了表示无异志，更只能让二人离汴京远远的，这才让陈良去了杭州，潘照临则游历天下，一年之中难得有几天会在汴京出现。

唐康再也想不到，竟会在此时此地，遇着潘照临。这如何能不叫他喜出望外？待潘照临与范翔落了座，店里的茶酒博士还在上茶温酒，唐康便已迫不及待的向潘照临行了弟子礼，惊得店中的小厮目瞪口呆的望着潘照临。

唐康却也不理他们，亦无避嫌之意，礼毕落座，便问道：“先生，几时回的京？”

“昨日方到。”潘照临笑眯眯的喝了一口酒，“路上听说王介甫故了，可叹，可叹。”他口里说着可叹，神情语气中却殊无半分“可叹”之意。

范翔闻言，也叹道：“是啊，宝元、庆历的进士，如今也快凋零得差不多了。”

唐康听得一愣，他知道王安石是庆历年间的进士，司马光却是宝元年间的进士，范翔这句话，似是另有深意。但他此时也无心细究其中含义，又问道：“那先生见过家兄了么？家兄念叨先生好久了。”

“相公事繁，我过些日子再去。”潘照临捻须笑道，唐康这才发觉，这位石府的第一谋主，如今也是须发花白了。

他看见这时店里的小厮全都退了出去，因知道范翔是自己人，也不用避讳，便道：“先生还是尽快去见见家兄。”

“唔？”潘照临也有些讶然，望着唐康：“出何事了么？”

“倒也没甚大事。不过……”唐康当下便将他出使辽国回来后发生的事，拣着重要的，对潘照临又说了一遍。“先生，我本来是一筹莫展，但总算天无绝人之路，若先生去与家兄说，家兄素来信任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