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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宁殿。

赵顼在李向安的搀扶下，缓缓从御**起来，走到跪在他面前的两个臣子前面。

“司马公……”赵顼才叫出这三个字，心中便觉得一阵酸楚，他把手轻轻放在司马光的背上，涩声道：“朕对不住你！”

“陛下！”司马光使劲地叩着头，却已哽咽着，说不出话来。

石越望着大病未愈、瘦骨嶙峋的皇帝，方经丧子之痛、苍老憔悴的司马光，一时也不由得生出几分伤感来。

司马康到底没有救活，司马光老年丧子，心理受到的打击可想而知。但这是个坚强的老人，当皇帝怀着愧疚之意，拜他为尚书左仆射之后，他没有丝毫拒绝，毫不犹豫地接过了吕惠卿留下的这个烂摊子，并向皇帝坦言自己未必能处理好目前的危机，大胆向皇帝推荐石越为右仆射——这让石越深感意外，石越想过向皇帝推荐自己的人，可能会是韩维与冯京，也可能会是其他的馆阁侍从官员，却从未想过会是这个对自己并不是太满意的司马光。有着这样的胸怀，任何人见着这个老人，都不能不生出几分敬意来。

皇帝也很可怜。中风的病人，最忌讳的便是情绪上的大起大落与过份劳累，但好不容易病情才稍稍得到控制的赵顼，却接连遭受沉重的打击，然而赵顼奇迹般的没有被打倒，反而在听到益州发生叛乱的报告后，竟令人惊讶的振作起来了。他一面罢免吕惠卿，流放舒亶，赦免陈世儒案中受牵连的官员；拜司马光为尚书左仆射，石越为尚书右仆射，又采纳司马光、石越的建议，派遣使者催促王安石进京，以借王安石的威信，来稳定新党的情绪，快刀斩乱麻地稳定住汴京政局；一面命参知政事吏部尚书冯京为益州路宣抚使，火速前往益州，主持大局；又采纳范纯仁的建议，派使者带诏书前成都府，罢益州转运使，以转运判官陈元凤代政务……

没有人知道赵顼是怎么样做到这些的！几天之内，赵顼几乎是以透支生命为代价，强忍着剧烈的头晕与头痛，以惊人的毅力，在福宁殿接见大臣、处理着军国事务。

石越很明白，赵顼并不是一个很沉得住气的人。白天，在大臣们面前，他装得镇定从容，有条不紊，仿佛他又成了熙宁初年那个精力旺盛的皇帝；但在晚上，石越却听闻，赵顼已经焦急得夜夜失眠了。

生命的迹象，正一点一点从赵顼身上，快速地消失。

“朕对不住卿……”赵顼用左手轻轻拍了拍司马光的肩膀，尽管他亲自下诏，让司马光过继他大哥的儿子，赐以厚爵美官，但对于失去唯一的亲生儿子的司马光来说，赵顼心里知道，这其实远远是不能弥补的。

“陛下……”纵使司马光再怎么样强忍悲痛，这时也几乎忍不住要失声痛哭起来。

“陛下！”虽遭丧子之痛，但在福宁殿大哭，毕竟是失礼的行为，石越连忙岔开话来，道：“日前陛下垂问臣等，王安石进京后，当以何位待之？臣与司马公、两府宰执商议，安石前宰相，首倡变法，虽因事去位，然其功不可没，不可不待之以厚礼。惟闻安石年老多病，若置之两府，恐为庶务所累，非陛下所以待旧臣元老之意。臣等以为陛下欲留安石于京师，意在常备谘询。侍中，掌佐天子议大政，审中外出纳之事，国朝以来，虽不实掌门下省务，然非元老重臣不除。臣等以为，或可拜安石为侍中，乞陛下圣裁！”

赵顼也觉察到了自己的失态。自从中风之后，又经历过这一系列的事件，在不知不觉间，他似乎变得脆弱了，以前许多能深藏不露的感情，现在却常常在不经意间便会流露出来。赵顼痛恨自己的这种脆弱，一个能时刻感觉到生命正从手中流走的人，哪怕贵为皇帝，也不可能时时刻刻理智地控制住自己的感情。然而，赵顼却始终不肯给自己任何懈怠的借口，连忙把注意力转到石越的报告上。

他是得知司马光与王安石和解后，才想将王安石留在京师的，但王安石的官职安排却很微妙。若再次拜王安石为相，对旧党冲击太大，政局非但不会迅速稳定，反而会更加动**；另一方面，政事堂的位置也不好安排，无论是出于补偿，还是出于旧党在政事堂占着半壁江山的政治现实，司马光都一定要当首相；而石越同样也动不得，赵顼心里清楚，理财平乱都非司马光所长，真正要救火，他必须倚重石越——且不论他将石越闲置了这么久，单以石越之资历威望，不放到右仆射的位置上，也断断说不过去。可仆射只有两个，难道让王安石去当参知政事、翰林学士？可王安石不是寻常的宰相，他首倡新法，算是新党之“赤帜”，待之薄了，不仅让朝中支持变法的大臣寒心，也会让人误会国策有变。所以给王安石一个什么样的官位，便非得费点脑筋不可……

这时候听到石越的禀奏，赵顼亦不觉点头，两府的宰相们煞费苦心——侍中的地位，还在左右仆射之上，却没什么实权，这是既不给王安石实权，面子上又做得好看。那什么王安石“年老多病”云云，自然是说得好听的借口。

石越见司马光已经平复了情绪，皇帝又点了头，便道：“陛下既已恩许……”

他话未说完，赵顼却又微微摇了摇头，似不太满意的喃喃道：“侍中、侍中！朕以为……”

皇帝先点头，后摇头，一时间让石越也摸不着头脑。哪怕是在官制改革前，通常被当成恩宠将要致仕宰相虚衔的“侍中”，也已是罕见的尊荣；而这还是新官制后，头一次准备拜侍中，而且还并非是做为一个人政治生命的句号出现……皇帝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侍中到、到底只是优宠，朕复召介甫，是要……同舟共济……两、两府军国重务……先商议而后施行……侍中参、参预政事堂、枢密会议，恐、恐招言官……”

赵顼虽然病情有所好转，但他中风的后遗症之一，便是说话不利落。一旦要说比较长的话，语句便会不连贯，更带有微微的口吃与发音的含混不清。但他这番话的意思，石越与司马光却是听得明白的。二人不由得面面相觑——皇帝的意思很明白，他不是想要王安石当个“常备谘询”的高级顾问，而是想要王安石当一个不管具体政事，但对所有军国大事都有发言权、影响力的宰相！

果然，便听皇帝又说道：“……莫、莫若以介甫侍中兼平、平章军国重事。”

“平章军国重事！”石越几乎吓了一跳，他一抬头，看见赵顼热切的目光，不由得暗暗叫起苦来，这个“平章军国重事”，他一点也不陌生，太上宰相嘛！原本他也不在乎多不多一个“平章军国重事”出来，他只是次相，不是首相；而且以他的资历威望，就算只当个参知政事，说话一样份量十足，一样可以主导国策。问题是，对于王安石的执拗与不妥协，就算过了十多年，石越还是感到后怕。

但他却没有立即反对，反而几乎是习惯性去看司马光。石越心里很明白，在这个非常时刻，只要司马光反对，皇帝就绝不会坚执己见。

司马光脸色也有点难看，但他望了石越一眼，沉默了一会，却抿嘴顿首道：“陛下圣明！”

石越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眼见皇帝的目光移过来，他脑子一个激灵，一瞬间好象明白过来，连忙跟着顿首，道：“陛下圣明！”

离开福宁殿后，石越因另奉了旨意，也不去尚书省，辞了司马光，出宫后，便坐了马车，往王安石暂住的驿馆驶去。一路之上，石越不停地回想着司马光看自己的眼神。司马光竟会容忍拜王安石为平章军国重事，实在是让石越大为震惊。应当说，在本质上，司马光不是一个不通权变，不肯妥协的人，虽然有时候，因为性格的原因，使得他即使在妥协之时，身段也显得不够柔软，作风略显生硬，但司马光并不是天生的“司马牛”。对于宋代士大夫的责任感与品格，历十几年的了解，石越还是较有信心的，他平素较担心的，便是“君子们”不肯妥协的群体性格，相当一部分人非白即黑的线性思维。这种“疾恶如仇”的性格，有时候才是最要命的。而现在，很显然，士大夫们又一次让石越意外了。的确，依然有些人固执的坚持着自己的线性思维，但无论是新党还是旧党，越来越多的人学会了怎么样进行必要的妥协。而且，他们更加不计较个人的利害得失。

司马光愿意接受拜王安石为平章军国重事，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司马光愿意接受与新党共存之事实！意味着司马光愿意与王安石尝试携手合作！

这一切，石越不是理所应当感到高兴吗？

石越的理智告诉自己应当高兴，但是，他的脸上，他的心里，却无一丝欢快！

司马光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选择？

也许是因为司马君实已经明白，新党一定会存在，吕惠卿的教训告诉他，与其将新党交到别人手里，还不如交到王安石手中……

也许是司马光与王安石在私下里已经完全恢复友谊……

也许是……

石越愿意为司马光找出一千种理由，但他无法忘记司马光看自己的眼神。他不能不面对这样的现实——司马光之所以愿意接受拜王安石为平章军国重事，理由就是因为他石越！

不必过多的寻找理由来自圆其说，石越的直觉，便能确信无疑。

一方面，司马光力荐石越为右仆射，与他通力合作，绝无半点保留；一方面，司马光不惜做出巨大的牺牲，也要防范石越……

看起来是如此矛盾，却偏偏就是事实。

旧党是无法接收新党那接近一盘散沙却不可忽视的残余势力的，王安石成为平章军国重事，至少可以阻止这些人投向石越。

不过，石越也很难知道自己是不是在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再去劳神猜测司马光的用心，也已经没有意义。

哪怕只是为度过眼前的危机，石越也需要司马光的支持。再也不能搞党争了！

忽然，石越感觉马车停了下来，便听到车外侍剑唤道：“相公，驿馆到了。”

石越“唔”了一声，侍剑已掀开马车的门帘，石越躬着身子，方探出头去，便见驿馆之外，车马辐辏，排在驿馆外面的马车，足足有一宋里之长。这些马车，既有由河套骏马牵引、装饰得富丽堂皇的；也有用骡子牵引，极其简陋的；甚至还有一些人是骑驴代步……所有这些车马骡驴，将驿馆前面的道路，堵得水泄不通。

此情此景，令石越亦不由得苦笑，却听侍剑在旁边笑道：“相公，驿馆的大门关着呢！”

石越闻言，忙远远望去，果见驿馆的大门紧紧闭着，显是王安石在闭门谢客，但门外前来谒见的官员士子，却并不肯轻易死心。这也难怪，自吕惠卿辞相出外，虽然暂时没有巨大的人事变动，但朝中新党官员无不自危，人人都担心旧党借机清算，将新党全部逐出汴京。王安石尚未抵京，新党中便已经是谣言四起，不约而同都将希望寄托在王安石这位前宰相的身上。这关系到每个人的官帽，自然也不是王安石闭门谢客，便可以令他们打道回府的。

石越笑着摇了摇头，吩咐道：“侍剑，去把我的名帖递进去。看来，我们只能走过去了。”

王安石站在驿馆客厅外的阶梯上，望着石越，心中不觉百感交集。十年时间！十年之前，他并不曾想过，此生还有多少机会再见到石越。十年时间，也可以让许多恩怨看淡——在十年前，他怎么敢奢望司马光亲自写信请他复出？！这十年发生了太多的事情，改变了太多的人。

今日的石越，比起十年前的石子明，也发生了许多难以形容的细微变化。王安石第一眼见着石越，便已感觉到石越身上的这种改变，但他却也很难说出究竟有什么不同之处。也许，是石越的气质，越来越象一个宰相，真正的宰相！一瞬间，王安石突然心里一阵酸楚，他情不自禁地想起了自己的爱子王雱，如果王雱还活着，不知今日又会是何模样？

石越也远远地望着王安石。相比十年前离开汴京之时，王安石的须发已然花白，脸上的皱纹也更深更多了，他的头发与胡子都显得有些凌乱，不修边幅的习惯并没有多少改变。但从精神来看，王安石却比司马光要好得多。他的眼神依然咄咄逼人，令人不敢直视；当他站在石阶上，尽管身着常服，却仍能令身边的人们全都变得黯淡无光，成为可有可无的背景。

“石越拜见荆公！相公别来无恙？”离着石阶还有三四步远，石越便已远远揖了下去。

王安石快步走下石阶，双手扶起石越，哈哈笑道：“子明，别来无恙！”

石越直起身来，注目王安石，叹道：“国事如此，岂得谓‘无恙’？！”王安石一愣，却听石越已转颜笑道：“不过今日能见相公身体安康，却是国家之幸。”

王安石却摇着头，“子明这却说错了。我老朽之人，能有何用？今日国家之事，正要多倚赖子明与君实。”一面说着，一面将石越请进厅中。

二人在厅中叙了座位坐了，这时驿馆官吏早得吩咐，上过茶点后便不敢来打扰，石越的几个护卫也在门外侍候，厅中除王安石与石越外，便只有一直在王安石身边照顾他起居的侄子王防与侍立在石越身边的侍剑。

待王防又给石越见过礼，便听王安石微微叹道：“益州之事，某其实难辞其咎！”

纵然是石越料想过一万种开头，也万万想不到王安石第一句话竟然是自责，他惊讶地抬头，望着王安石。却听王安石又低声叹道：“吉甫无它，但性急耳。熙宁归化之策，吉甫当年也曾经写信询问过我的意见，国家向西南蛮夷用兵，开拓疆土，本是熙宁以来的国策，这十年来，官军屡战屡胜，恢复灵武，此太宗以来第一功业——南交、大理，本属中国，亦自当混一，谋划西南，那是万世基业，原本也是良谋善策。当时天下无论贤愚，大抵以为西南夷反掌可定，朝野议论，罕有反对者——今一旦酿成大祸，便将所有罪责归于吉甫，仿佛吉甫便是社稷之罪人，这也难称公允之论。”说到此处，王安石抬头望着石越，苦笑道：“这一次，不幸又是被子明预料到了。”

石越亦不由慨叹道：“的确是不幸言中！”

“但到底亦不能由此便苛责吉甫，当时天下料不中的才智之士，可也不是一个两个。便是子明，也有料事不中的时候，否则李秉常早为俘虏。我当时荐吉甫为相，是看中吉甫有异世之材，但朝中君子对吉甫毕竟成见太深，子明平心而论，若无吉甫与君实在朝中竭心殚智调度，你能成就平夏之业否？”

“自古无庸相在朝，而大将能建功于外者。”石越坦然答道。熙宁西讨，有一半功劳，的确是归于当时的两府大臣的。

王安石点头道：“我早知惟子明能不抹吉甫之功。但吉甫终是人望不足，他当年为我得罪太多人，受我之累，朝野之士，对他的成见竟是牢不可破。吉甫急欲证明自己，遂行归化之政；而一有挫折，又惧朝野更不能相容，只得咬着牙执拗到底，意图侥幸，不料却招致今日之祸。倘若熙宁十四年以前，吉甫能知道今日结果，他必不至此！”王安石对吕惠卿的同情与怜惜，溢于言表，“吉甫离京之前，曾留书一封与我，言及他三四年间心境，令人嗟叹。”

对于相同的事情，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立场，往往会有不同的理解。王安石与吕惠卿之交情，既是僚属、同事，又是师生、朋友，情同父子，相互信任支持数十年，站在他的立场，说出这些话来，那也全是出自内心，毫不出奇的。但站在石越的立场，却很难如此理解吕惠卿的行为。他既不愿附和王安石，却也不愿意与王安石争论，便只是默然不语。

王安石叹惜一会，又说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我昔日为相之时，亦在局中，恍然不觉己非，一旦离开汴京，避居金陵十年，却终于发现当年多有不近情理处。回想熙宁三年，程伯淳曾与我议青苗法利弊，剖析道理，无不中允，又对我道：‘天下自有顺人心底道理，参政何必须如此做？’我实已为其所动，然当时张天祺至中书，言语乖戾，我以为自古变法，无信不立，遂终于一意固执。若非其后复有子明之谋，真不知将到何种境地？！我每回想此事，必生悔意。然当时其实亦是为情势所迫，某未及上任，谏官便已论列，新法甫出，绩效未显，诸君子便已视为谋利之臣，必欲逐之而后快。举目四顾，天下滔滔，贤如君实，亲如安国，皆持不两立之志，当是之时，只知‘义之所在，虽万千人吾往矣’，批评之语稍有过激，便觉逆耳，但凡闻听一言半语赞赏，便引为知己，荐以美职，只盼着能有千金市骨之效，天下材智之士，知若能竭力于变法图强，虽封侯可待……那个时候，谁还记得‘吾日三省吾身’？”

石越听王安石如此开诚布公，自承己非，并说起当日秘辛，亦不由动容。他只道王安石执拗，哪里知道王安石也有这坦然认错的一面？这时也忍不住说道：“早知程伯淳之事，越十四年前，已为丞相门下客矣！”

王安石却道他只是客套话，摇头笑道：“往者已矣。过去的事情，便是后悔，世间却没得后悔药卖。今日与子明说这些，是盼着大宋朝野，不要再有你死我活的党争！”说到这里，王安石神色已经黯然，“我也曾遭丧子之痛，司马公休之死，我感同身受！大宋不应当如此，大宋不应当如此……”

“这也是越与君实相公之心愿。”石越望着王安石，诚恳地说道，“君实相公曾经对越言道，他再也不愿意看到大宋还有人要遭此丧子之痛！”他停了一会，又说道：“我今日来此，其实还奉了皇上的旨意。明日皇上便会召见荆公，皇上令我先来看望荆公，并转告荆公，去益州的差遣取消了。”没得到皇上的明言允可，石越也不敢告诉王安石新的任命。

王安石却也并不关心他的官位，起身谢了恩，道：“我早已听到传言，冯当世去了益州，但这戡乱之事，恐非冯当世所长……”

石越却只得心中苦笑，皇帝将冯京派到益州，一则当然是想借他宰相的威望来镇一镇人心，但更多的，却是皇帝对他这个吏部尚书多有不满，只不过刚刚罢免一个吕惠卿，皇帝还是想让人事变动尽可能地能缓一分算一分，冯京既然去了益州，再回政事堂，几乎便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而冯京其实也早有致仕之意，他去益州，其实也就是掌掌旗，真正在益州处分的，却是陈元凤与高遵惠。但这些事情，他却是不便宣诸于口的。然而他已知道王安石要当“平章军国重事”，将来万事还要他合作，这时候却也不能全然隐瞒，因只得委婉说道：“冯当世识大体，德高望重，朝廷一日之内，连罢益州转运使副以下长吏十八名，若无宰臣坐镇，难策万全。而且，陈元凤与高遵惠都曾任军旅，颇堪任事；王厚、慕容谦、何畏之皆已入蜀，三人皆是军中名将，平叛不难。益州事，难的是要如何善后……”

王安石也听说过王厚三人的名声，不由点点头，又问道：“那陈三娘究竟是何许人？为何竟敢作乱？我自东南来，虽听到些许传闻，但尽是不尽不实，连汴京之人，也往往说得不近情理……”

石越也早知道王安石必有此一问，这些日汴京与成都府往来使者不绝于道，陈三娘暴乱的原由、经过也大体清楚了，便回道：“此事说来话长。国朝以来，颇修文治，三教昌盛，佛教民间最盛者，便是净土宗，信众往往结莲社念佛，平日信众间互爱互助，这事相公也是知道的，江西、两浙，原也是极风行的。而蜀地较他处，尤信鬼神之说，莲社更为盛行，朝廷屡下禁令，但越禁越多，甚至有地方官全家都信奉莲社，最后因见没出过什么事情，时日一长，所有法令，便已形同虚设。这陈三娘子，原是蓬州伏虞县的一个寡妇，平时与乡党一道吃斋念佛，她又会用符水治病，偶有神验，这虽与佛家宗旨，全不相合，但乡村百姓，却敬若神明，平时在伏虞县，颇有声望……”

“原来是黄巾之流，只怕又是官逼民反！”

“正是如此。”石越点头道，“益州官员虽然百般回护，搪塞责任，但陈元凤与高遵惠已各有奏折送到，这是地方官吏处置不当，激起民变。益州连年用兵，各地府库为供应军需，早已空空如也，常平仓连亏空带征发，也几乎消耗殆尽。蓬州虽处内腹，但原本就是个下州，主客户不足三万，纳税丁口不足五万；伏虞县更是个中下等县，平素便不富裕。至今年十月，连去年的秋税，都尚有拖欠者。而伏虞县令，去年因为筹办军需不力，未能收足赋税，已被漕司申诫，考课也落了个下等。今年夏税又未收全，眼见着又要受处分，连官位都要不保，因此一开始征秋税，便催促胥吏下乡催收，百姓一年劳作所得，交了秋税还要补上夏税，过冬的口粮，来春的种子，竟是一点不留。百姓怨声载道，而这伏虞令也不加体惜，凡欠税折钱一百文以上，便要锁拿到县衙拷打。约一个月前，这陈三娘子的一个侄子，因为想留些粮食过冬，便借了几百文交钞，想按官价补上所欠税粮，但如今益州的情势，休说是交钞，便是用铜钱铁钱，按官价也买不到粮食，征税的胥吏若是答应了，这中间的差价便要自己赔付，自是断不肯从，争执之下，便将她侄子抓到了县衙。陈三娘子去县衙说理，伏虞令说她不过，恼羞成怒，反将陈三娘子也枷了，由此激犯众怒。当天傍晚，数百信众便砸烂枷锁，救出陈三娘子。伏虞县除了几十个不教阅厢军和弓手之外，本也没什么兵力，何况这些弓手、厢军平日里对陈三娘子奉若神明，哪里敢和她作对。当日暴民便攻占伏虞县城，伏虞县令以下的官吏，全部生死不明。到今日为止，朝廷只接到高遵惠的奏折提到陈三娘子占据伏虞县城后，便开仓放粮，赈济百姓……”

石越说到此处，心中亦是百感交集，不知道要做何想法。发生这样的事情，在司马光、王安石心中，纵有同情，可镇压起来，却也不会有什么心理负担。但是在石越的心里，却真是不知道要如何面对？！

王安石听石越介绍陈三娘子作乱的原委，这才算是真正明白益州局势究竟有多危险。一个伏虞县是如此，但益州只怕绝不只一个伏虞县！所谓遍地干柴，一把烈火丢进去，谁也不知道会烧起多大的火来！更何况，陈三娘子居然还懂得“开仓放粮，救济百姓”，这就更加不可轻视。直到此时，他才明白过来石越那轻描淡写的“善后”二字的深意。

“子明，不可掉以轻心，不可掉以轻心啊！”王安石情不自禁地站起身来，连连说道，“益州禁军，都聚集在西南夷之境，要调到伏虞县来平叛，没有半个月只怕到不了，王厚、慕容谦一时半会只怕指望不上。况且马上要入冬了，只怕夜长梦多！”

石越额首道：“益州局势，的确不是一个陈三娘子这么简单。高遵惠与陈元凤奏报，益州全路，聚啸山林的盗贼，有迹可查的，共九十三处，大者数百人，少者数十人。各州县长吏，要么隐而不报，只是强征弓手乡兵，保得盗贼不闹出大事，便阿弥陀佛，万事大吉；若盗贼太猖獗，不得不调集厢军、弓手剿匪，也是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益州路实已是处处是兵，却还是处处有贼。从伏虞县的事来看，这些乡兵弓手，也不堪大用。真要平叛，还是要指着禁军。现在益州境内的禁军大多聚于西南夷之境，而冬天马上便到，若无补给，休说平叛，军心溃散，大事去矣。但若要保证禁军补给，眼下除了指望益州路的秋粮外，实无良策。但这一征税，难保不会再出事！若再有一处响应，益州局势，只怕立时便会崩析！况且禁军一动，西南夷更不可制……”

“那子明又是何主意？”

“益州之事，若要治本，还要是从西南夷着手。”石越注目着王安石，沉声道：“陈三娘子作乱，我还是以为剿不如抚。百姓只要能安居乐业，断无想造反的道理。”

“司马君实与韩持国又是何主意？”

石越无奈地笑了笑，道：“君实相公与韩持国都是一个主意，只赦从犯，不赦主犯。”

王安石点点头，望着石越，缓缓道：“子明，我也是这个主意。”

石越与王安石在驿馆一直谈到天色全黑，眼见外面北风呼呼作响，刮了一阵子乱风，又飘起小雪来，石越这才告辞离去。但直到他离开驿馆之时，外面还有许多人在探头探望地观望。汴京这时候只怕已经无人不知石越亲自拜会王安石了。

侍剑侍候着石越上了马车，石越因见雪似乎越下越大，便叫侍剑也一道上车坐了，主仆二人在车上说着闲话，侍剑因笑道：“十年前小的还小，虽见过拗相公，却总是模模糊糊的，这些年老听到他的大名，今日见着，才知道原来也就是个不甚讲究的老头。不过桑舅爷怎的竟没来呢？”

“这是王介甫先公后私。”石越笑道，“他奉诏进京，没见皇上之前，是不会先见亲戚朋友的。”说完，忽想起一事，又问道：“听说你这些天常去田府？”

侍剑点头道：“田将军算是小人的师傅，逢年过节，小的总要去拜望一下的。他下狱那会，我没去探望他，心里很过意不去。烧衣节因听说田夫人有喜，相公也知道田将军平素手头大方，爱周济朋友，家里一向不太宽裕的，这年头日子又难过，汴京一切物什，最少都涨了两成，若用交钞，还要贵些。平素倒也罢了，现在田夫人既有身子，不便太操劳，因此我借故去走走，好带点有用的东西过去……”

石越一时未及想到侍剑在田烈武下狱时未去探望，是怕给自己招惹麻烦，只是笑着点点头，道：“这是你不忘旧，本是好事。不过田烈武现已做了东宫官，你若再去他府里走动多了，被台谏知道了，多有不妥。”

“是。”侍剑连忙答应了。

石越闭着眼睛，仿佛是瞑思了一会，忽又问道：“方才你说汴京一切物价涨了两成？”

“连曹婆婆肉饼都涨到八文一个了。”侍剑叹道，“若用交钞买，十文一个都未必买得到。汴京到处都在谣传陕西那边交钞越来越不值钱，钞钱比一天一变，大小商家都不乐意收交钞。虽说开封府有严令不得拒收交钞，但商家个个阳奉阴违，开封府也没什么好办法。如今益州又出了这码事，更是人心惶惶，大家都怕又要打大仗，越发不爱要交钞了。”

石越越听越是心惊。须知交钞一物，全凭政府信用行世。倘若商民对交钞丧失信心，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汴京天子脚下，交钞在理论上还可以随便按官价兑换，都已经如此，地方州县，更不知是什么景象。

却听侍剑又说道：“前些天，还听说开封府界出现了假交钞，仿得几乎可以以假乱真……”

“什么？！”石越惊得几乎站起身来。交钞自发行以来，假交钞便一直没有消失过，但是因为交钞所用的纸张都是特制的，彩色套用技术又严格控制，因此假交钞往往都是粗制滥造，只在一些偏远或者不甚发达的地区流行，也很容易被识破。开封府界，却是从来没有出现过假交钞的！这时候听侍剑说开封府竟然出现假交钞，而且还几乎可以以假乱真，石越怎能不惊？！

吕惠卿执政以来，交钞发行过多过滥，导致诸多弊端。石越本来正在思考对策，希望可以缓步挽回商民对交钞的信心。哪里知道，这时候竟然还有雪上加霜的事情！

石越正惊惧着，忽又听到车外传来似公鸭嗓子的呼喊声，“前面可是石相公座驾？”

“这又是谁？”石越听得真切，连忙吩咐停下马车，掀开车帘钻出去眺望，没多时，便见一个内侍驱马追上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石相公，皇上召见！”

石越不由抬头看了看天色——汴京的天空，已经黑沉沉的，皇帝怎么会在这时候突然召见？石越心里不禁格登了一下。又出什么事了？！

2

这是一天之内，石越第二次到福宁殿。他进宫的时候，宫门都已经关了，石得一亲自等在宫门外，将他领进宫中的一座偏殿等候，然后才告辞而去。石越在偏殿里约摸着等了小半个时辰，这才又有一个小黄门前来传旨，引他到了福宁殿。

石越忐忑不安地进到殿中，却见赵顼披着一件淡黄色的披风，斜靠在御榻上面，在他旁边叉手侍立着的，却是李舜举。石越纳闷的行过君臣之礼，一面在心里揣测着——夜开宫门不是小事，若无军事大国，皇帝不会夜里召他到福宁殿；但若有军国大事，怎么别的宰执大臣却一个也不曾见着？他又悄悄瞥了一眼李舜举，熙宁间的大宦官中，李舜举的宠信不是最盛的，但他素有“厚重”之名，皇帝这时候将他放到身边，说明皇帝虽然病了，脑子却还不糊涂……

石越一面想着，便听赵顼对李舜举吩咐了声：“你来说罢。”

李舜举应了声“是”，便恭恭敬敬地转身面向石越，说道：“石相公，李秉常又做了桩大事……”石越方惊讶地抬头，便听李舜举又说道：“……枢府刚刚递进急报，职方馆探得一个月前，李秉常率军突袭高昌，再次击溃高昌军队，活捉高昌主将，俘虏三万人，李秉常大军直趋高昌城，围城九日，高昌非但被迫送储君至黑水城为质，献纳黄金三万两，白银十万两，牛羊马骆驼十万匹，女子、奴隶各五千名，割让城池三座；而且以后每年还要岁贡金万两、银三万两、牛羊马骆驼五万匹……”

石越一面听着这惊人的消息，一面悄悄观察赵顼的表情——谁都可以看得出来赵顼脸上的懊恼，两年之内，西迁的西夏连克高昌，对赵顼来说，这不是一个好消息。这意味着，李秉常休养生息不过两三年，便几乎恢复元气，现在的西夏，正从高昌国榨取养份，更加迅速地恢复、成长着。而这一切，原本不会发生，宋军原本是有机会生擒李秉常的。

“陛下！”石越弯下了腰，把头低了下去，“臣……”这么多年来，遗虎成患的批评，从来没有断绝过，有人说他是收了李秉常的贿赂，故意放虎归山；有人说他怕鸟尽弓藏，故意放李秉常一条生路……

“子明……不必多想，朕信你。”赵顼见石越神色，已知他想什么，温声安慰了一句，又忧心忡忡地说道：“朕看西域，高昌眼见要亡国……”

“陛下洞察幽明，明见万里。臣亦以为高昌亡国之日不远。”石越连忙回道，说罢，又详细分析道：“以残夏之实力，虽屡战屡胜，原并不足以一口气吞并高昌——去年李秉常一战而大败高昌主力，却仅仅是抢掠财货而归，便是为此；但秉常之志，毕竟不在财货。故此时隔一年之后，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再破高昌——臣料想高昌在去年之败后，一定会重整军队，以图复仇，但经此一役，从此高昌将士，将闻党项之名而颤栗。高昌割地赔款，实力大损，而秉常却更加强大，两三年内，高昌既无与李秉常对抗之勇气，亦无与之对抗之实力。此时秉常原可吞并高昌，臣以为其之所以隐忍不发者，虽亦有可能是因补给不济，但更大可能却是忌惮龟兹、黑汗诸国——西夏三四年间便兼并高昌，龟兹、黑汗唇亡齿寒，保不定便会捐弃前嫌，共谋西夏。而秉常现今却故意只要财货女子，示无大志，此乃骄兵之计。臣若是秉常，定会遣使卑辞厚礼前往二国，并将所得的战利品分赠二王，以骄其心。二国本是世仇，只要威胁不在眼前，互相攻战不暇，更不能奈西夏何。高昌如今已如同附属，却每年还要交纳沉重岁贡方得苟延残喘，两三年内，高昌王只能横征暴敛，大失民心。不出五年，秉常必定兼并高昌，到时他再行仁政，正能收其民心……”

这几年间，石越一直在关注西夏的发展，这是他亲手推倒的第一张骨牌，他当然希望看到骨牌一张接一接地倒下。残夏能兼并高昌，他并不意外，但是李秉常能如此沉得住气，却也大出他的意料之外。

却听李舜举叹道：“石相公料事如神，虽古人不过如此。难怪方才听到西夏大败高昌的消息，我看相公神色，虽然意外，却似乎并不吃惊。”

“李秉常的确遣使前往龟兹、黑汗，不但卑辞厚币，还将从高昌所得最精美的宝物、最美貌的女子，分赠二王。不过，二王却态度迥异，黑汗王笑而纳之；龟兹王却痛哭流涕，砸碎宝物，手刃美女。只不过以龟兹的实力，莫要引火烧身便要求神拜佛了，哪里还敢招惹党项……”

石越微微笑道：“用兵之道，便是那几个字——以己之不可胜，待敌之可胜。不管李秉常在西域掀多大风浪，朝廷只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了便可。李秉常若识时务，一心往西，便由得他称王称霸；若不知好歹，竟敢东向顾盼，恢复西域亦非难事。陛下大可不必担心……”

李舜举摇摇头，道：“相公这却是料错了。一个月前，凉州以西发现了数千西夏骑兵的踪迹。西夏骑兵往来凉州，原也不稀奇，但自从熙宁十五年秋以后，李秉常锐意西向，凉州城外能见到的西夏骑兵，最多也不会超过三百骑。这次却是大反常态……”

却听赵顼也哼了一声，不忿道：“若非……益州，朕定要给他们……颜色！”

石越这时才真正是大出意料，他低头沉吟良久，方问道：“押班，凉州只报西夏骑兵出没，便没有其他动静么？”

“这倒未闻奏报。朝廷早已下令，西北沿边军州，西夏若敢侵犯，自当击退。若其不来犯境，诸将只要谨守疆界，严禁吏民与西夏互市便可。这几年之间，李秉常以残破之师，倒也不敢来挑衅。”

石越点点头，转向赵顼，笑道：“若只是如此，臣以为秉常或者只不过是做做样子。”

“从秉常这几年在高昌的作为来看，他已非吴下阿蒙。那西迁党项部族，若说没有思乡之情，不想打回灵夏，那自是不太可能；但除非中国发生极大变故，李秉常却不太可能冒然东向。陛下只看他在高昌如此沉得住气，这几年又不断地向朝廷上表，表示驯服，便可知秉常断不敢鲁莽挑衅朝廷的。除非……”石越忽然一个念头闪过脑中，脸色顿时一变。

“除非……什么？”赵顼也看出来了石越的紧张。

“除非是北面有变故。”石越一瞬间，只觉得喉咙有些干涸。

“这……这……怎么可能？！”赵顼身子已不由自主地直了起来。

“也未必一定便是北面有事。”石越也不敢把话说满了，“亦可能是秉常受到内部的压力，做做样子给部属们看。这几年来，秉常不断上表，乞求朝廷敕封、互市、归还兴灵、允许其派使者回灵夏祭祖——他要朝廷敕封，那自然是想借中国之威信横行西域；要互市，那是为了有利可图；但他明明知道朝廷断不可能还给兴灵，却不断乞求，那必是因为他要给部众一个交待，以示他并不曾忘记故乡；而要派使者回灵夏祭祖，那更可见其内部有返回故乡的压力。残夏虽然西迁，但时日还短，其部众不免思乡恋土，而朝廷这几年却屡屡拒绝秉常之乞求，甚至连使者也不接纳，秉常迫于压力，做做样子，也是可能的。”

赵顼点点头，松了一口气。秉常西迁，但宋廷斩草除根之心，却也一直未死，所谓“得陇望蜀，人心苦不知足”，以前灵夏割据的时候，宋廷自然不敢去想西域；但灵夏既然恢复，对西域便不可能没有想法，只不过暂时实力不济，无法仓促图之。所以宋廷对秉常西迁残部，一是轻视，二则是敌视。秉常虽然忍辱负重、卑躬屈膝，要和宋朝修好，但是宋朝的回答却是冷冰冰的——除非秉常率众内附，否则一切免谈。兼之宋廷为了巩固在灵夏地区的统治，对在当地有几百年声望的李家也非常忌惮，更不愿意秉常有机会与当地势力发生交流，因此，宋朝甚至不愿意接纳西夏的使者，官方互市自是早就停止，而对民间的走私，也严厉打击。宋廷早已颁下敕令，凡私自西出凉州、贺兰者，即处死刑。在如此严厉的敌视政策之下，秉常面临巨大的内外压力，那也是可以理解的。

“早在熙宁十四年，朝廷便应仁多澣之请，令地方有司保护西夏李氏陵墓。这几年间，灵州年年都有当地人前往西夏王陵哭祭……”

这又是一件让赵顼心里很不痛快的事。尽管宋朝可以冠冕堂皇地说是“恢复汉唐故地”，而灵夏地区也的确是“中国故土”，但西夏统治当地近百年，若从李氏祖先为节度使割据算上，更有几百年的历史，甚至连西夏的汉人，都不免会有人以“夏国遗民”自居。在这样的情况下，“恢复故土”不容易，“恢复”之后，统治就更难了。宋朝的策略已经不可谓不得当，但除了对宋朝死心塌地的归附者外，小规模的零星叛乱也始终没有停止过；尽管严厉打击，在秉常站稳脚跟后，也总免不了有人想逃到西域去，追随秉常……最让人郁闷的是，对于那些认定西夏已经亡国，每逢清明寒食便去哭哭陵的人，宋廷还不能不故作大度，加以宽容。毕竟，这也是宋朝自己要鼓励的“忠节”。

“若老天能再给朕十、十年时间，朕……定重开西域！”赵顼的眼中，露出雄心勃勃的光彩，但很快便黯淡下去。

“陛下正富春秋，虽有小恙，但所谓‘吉人自有天相’……”

“罢，罢。”赵顼没有让石越说完套话，“朕心中有数……”他转头望着李舜举，道：“朕还是放心不下——李秉常究竟是做样子，还是北面果真有变故，回头要叫职方馆查明，派人告诉苏轼。”

“是。”李舜举连忙答应了。

赵顼又转向石越，“还有一事，也要听听子明主意。”他朝李舜举丢了个眼色，李舜举连忙从面前的案子上捧起几本奏折，递给石越，低声道：“这些都是弹劾资善堂桑直讲的折子。”

石越心里头一惊，连忙打开奏折，方打开第一本，立时便呆住了——弹劾桑充国的，赫然竟是杨时！他又一本接一本的看来，却见这些弹劾桑充国的折子，竟遍布旧党、新党，甚至还有与新旧石党都不搭界的官员的弹章！石越知道桑充国虽然入仕，却是与世不争的性格，据说教六哥、七哥也很用心，本道只是寻常的小人嫉妒诋毁，哪料到竟会如此严重？这些人弹劾的事都大体相同，私自带太子、信国公出入市肆，教习商贾贱业；不规导储君学习圣人经典，反而教授诸般杂学，玩物丧志；在皇帝病重的时候，不教太子忠孝之道，反而引太子游玩……

桑充国的出轨之举，石越其实也早有风闻。但他没有想到，矛盾已经激化到这个地步。杨时的奏折中说得十分清楚，程颐对桑充国的作为十分不满，屡次规劝，桑充国反而巧言令色，加以诡辩。对桑充国的极度不满这才终于漫延开来，在这些弹章中，有人已将他等同于专门用游玩宴乐来引诱君主学坏以固宠的佞臣！因为有传闻说，太子每逢程颐上课，便经常装病，而到了桑充国上课，却往往翘首以待……

“桑充国是子明的妻兄、王介甫的女婿，朕……”赵顼望着石越，说道：“朕本来以为，皇子生于……深宫，……长……于深宫，有机……会通晓点外面的世务，亦是好事。朕实是故意睁只眼闭只眼，但他却未免太过火了……”

“几天前，六哥和七哥在宫里到处找内侍、宫女变卖东西，还悄悄找一个内侍做牙人，令他出宫去变卖太后赏赐的玉佩，以买卖契据为证，许诺事成之物，可以赏他一成的好处！”李舜举轻声在旁边说道，说太子的坏话毕竟不是一件好差使，更何况他心里还知道皇帝对太子并无任何厌恶之意，“那内侍拿得玉佩，却又犯胆小，这事才犯了。官家叫了六哥、七哥来责问，不料六哥、七哥反说这玉佩既然太后赐了，便是他们的。他们明买明卖，只是和百姓公平做买卖，想凑钱造一艘大船，既不曾费公帑、又不曾苛剥百姓，不算有错……”

石越低着头听着，心里却不觉得赵佣赵俟有何不妥，只觉得这两个孩子颇有过人之处，但他却也知道，这种事情在当时实在是骇人听闻，倘若传出去，还不知道要闹多大的风波。一时之间，石越竟是口拙辞穷，不知道说什么好。

果然，便听李舜举又说道：“老奴以为，六哥、七哥的话，实是透着一种仁心。只是这事情若是传扬出去，又要朝野惊骇了。不仅桑直讲难辞其咎，官家亦怕有人借机大做文章……”

石越心中一凛，不由悄悄抬头望了赵顼一眼，却见赵顼脸色阴沉沉的。

“……太后也说桑直讲太迂腐了，桑直讲是魏晋名士，可皇子的师傅，还是要选老成的儒者。官家知道桑直讲并非奸佞小人，不过有点不通世务，不识大体。他是当朝名士，做过白水潭的山长，倘若以罪去位，却不太好看……”

石越这时候却听得明白，李舜举的这些话，自然都是皇帝叫他说的。皇帝是个极英明的人，他表达不便，便从内侍中挑了李舜举出来，这也是有深意的。李舜举不仅素有“厚重”之名，可以信任，而且与朝中百官素少瓜葛，在宦官头领中，相对而言更少实权，这样自然便难以弄权。但即使如此，赵顼还是不放心，便是叫李舜举做传声筒，也小心谨慎，只肯叫他当着自己的面当传声筒，在司马光在场的时候，更是令李舜举刻意回避。

石越心里也很清楚，皇帝这么精明，说是要听听他的主意，其实却是早就拿定主意了。桑充国这几个月的资善堂直讲的日子，已经到头了。当下也不敢多说，只回道：“陛下既以臣又为右仆射，又将以王介甫为平章军国重事，于情于理，桑充国都应当引嫌避位，他虽是书生气，但这点道理，他却是懂的。臣以为桑充国两三日之内，必有辞呈奏达。”

赵顼点点头，“司马君实说得不错，桑与程都是书呆子，不让桑当官，那是保全他。选师傅，也是以书呆子为主，不过要的是程颐这样的书呆子……等六哥大了，再选……出身低微，官声好有真吏材的……世家子弟德……才兼备，教他也不迟。”

这一段话很长，赵顼说得断断续续，但石越却能清楚的明白话中之意，在皇帝的心中，桑充国与程颐都是书呆子，但皇帝所以为的两人的呆气却是石越不能苟同的，但此时也无法应腔。赵顼又笑道：“子明，也是不会教孩子的。你……女儿……”

石越本来还在担心，这次桑充国被迫辞职，皇帝虽然不想把事情闹大，刻意低调处理；但是程颐的弟子门人弹劾桑充国的事情，却一定会传出来，纵然桑充国大度，但这件事情，却只怕没有这么容易善后。这时忽然听皇帝拿他的女儿开玩笑，石越顿时也不去想这些事了，因笑道：“臣教女无方，实在惭愧。不过所谓‘有其父必有其子，有其君必有其臣’，臣与陛下为君臣，臣女与淑寿公主亦为君臣，这事只怕却怪不得臣的……”

石越再次出宫时，已近子时，东华门外的大街之上，虽然一片一片地飘着鹅毛大的雪片，却依然是灯火通明，街边酒楼中，杯筹交错之声，莺歌燕舞之调，隐隐约约，不断飘进马车之中。汴京依然是一个繁华得有点儿糜烂的忘忧城。

“……净拂床砧夜捣衣。马上少年今健否？过瓜时见雁南归……”

便当石越的马车拐进潘楼街时，在一片欢声笑语，追打逐闹之声中，便听一阵悲泣之声传来，与周围的环境显得如此格格不入。这歌声中的悲哀，让石越都不由生出恻隐之心，他连忙敲了敲车壁，道：“去问问，是何人在唱这曲子？”

马车顿时停了下来，侍剑坐在车门前听见，早笑着回道：“相公不知道，这是在唱戏呢。”

“唱戏？”石越不觉讶然。

侍剑笑道：“这是今年最有名的一出戏，叫《战灵州》，这是最开始的几场戏，讲的是一对新婚夫妇才结婚几天，丈夫便被征发为役夫，运送军粮前往灵州。前面还有离别之时，夫妇抱头痛哭。这曲子唱的却是丈夫走后，少妇思念征人的……”

石越不觉默然，当初伐夏，为了保证军队补给，强征差役的事，也的确是有的。虽然宋廷许诺发给役夫报酬，但那背井离乡，远赴荒漠，又是吉凶莫辨的战场，要说老百姓会踊跃支持，只能是做梦。当年那些运送补给的役夫，也有不少人因为各种原因客死他乡——禁军战死，还可以在忠烈祠立牌祭祀，将骨灰送还故乡[1]——但是这些役夫死去，却往往只是就地掩埋，若有同乡能捎个口信带回家乡，便已经是幸运了。有些人的家属也许还能收到抚恤金，有些人则直接被遗忘了。

这件事在熙宁十四年，曾经让石越非常愧疚。但随着他被闲置，时间推移，连石越自己也早已渐渐淡忘了。

“这出戏是贺鬼头编的。据说几年前，他去过陕西替《汴京新闻》采风，亲眼看到一对夫妇生离死别，因此填下许多词来。今年他又将这些词串起来，编了这出《战灵州》，在汴京唱了几十场，场场都是满座大哭……”侍剑却看不见石越的表情，继续向石越介绍着。

“唔。”石越尴尬地应了声，问道：“最后这对夫妇怎么样？”

侍剑正要回答，忽然“噫”了一声，低声道：“相公你看？”

石越亦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连忙掀开车帘，顺着侍剑的手指望去，便见在街边的一家小店铺里，背对着大街坐着一个五十多岁的老人，正在独自喝着闷酒。

“范尧夫？！”石越惊讶地张开嘴，半晌没有合拢。过了好一会，石越才问道：“他没带从人？”

“属下方才已留意查探，左近象是并无随从。”回答的却是护卫朱连。

石越更觉奇怪。朱连是当年狄咏亲自从西军中给他挑选的亲兵，是几个护卫中眼色最好的，跟了他这么多年，从未出过差错，他既说没有随从，那多半便不会有了。但范纯仁堂堂刑部尚书，即使是微服私访，也须带几个从人；何况他还是个方正君子，持身谨严，又怎会半夜三更，一个跑到这里来喝闷酒？

石越越想越觉奇怪，终于掀起车帘，跳下车来，快步朝范纯仁走去，一直到了范纯仁身后数步，石越这才立定，揖道：“范公。”

范纯仁闻声，回过头来，见是石越，亦不由有点讶异，“子明？”

石越这时才看得清楚，只见范纯仁一身黑色的布袍，虽洗得干干净净，却是又粗又旧，头裹着儒巾，倒真象个穷学究。他面前的桌子上，也只摆着一壶酒，一盘炒青豆。再看他脸色，平素的沉稳中，却隐约带着点憔悴。

“范公好雅兴。”石越笑着走到范纯仁对面坐了，店家早见着来了贵人，这时候慌忙迎上前来伺候。石越吩咐着店家加了一副碗筷，抓起范纯仁面前的酒壶，自己给自己倒了一杯酒，一面笑道：“今日且先叨扰范公，改日再回请。”说着便先饮了一杯。这时侍剑早吩咐了店家，各样点心小菜早一样接一样送上来，石越其实也是饿久了，也不管范纯仁，竟是反客为主，自顾自地狼吞虎咽起来，只直吃得半饱，才肯停下箸来。

范纯仁原本满腹心事，这时看了石越半晌，不由羡叹道：“惟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子明立朝堂如老儒，居市井则似赤子稚童，这些事原是别人学不来的……”

石越喝了口酒，笑道：“有什么学得来学不来的，我实是饿了。君前不得失礼，倘若是旁人面前，我也不敢这么放肆，范公总不至于因为我吃饭无状而弹劾我罢？食色性也，饿了要吃饭，圣人也不责怪的。”

范纯仁亦不觉莞尔，笑道：“圣人还说割不正不食，食不言……”

“我又不是圣人，圣人说的事，怎么能全部做到？”石越笑道，“别的不论，我吃饭时，却是一定要说话的。”

“子明真是真名士。”范纯仁抿了口酒，叹道：“只有象我这样的腐儒，才只懂得循规蹈矩，害人害己，尤不自知。”

“范公这话却要从何说起？”石越诧道。

范纯仁默默摇头，又喝了一口酒，却没有回答。世上事不如意者十之八九，可与人言曾无二三——在范纯仁的心中，石越并非那可以交心的二三人之一。

石越笑了笑，又道：“范公，以宰执之尊，孤身一人，到这种路边小店饮酒，这可不是腐儒能做得出来的。”

范纯仁自嘲地一笑，“我不过附庸风雅罢了。这个地方，其实也不适合我，我坐在这里，实是浑身不自在。”

石越默默注视范纯仁，过了好一会，才微微叹了口气，说道：“其实我一直有些话，想和范公当面说道说道。”范纯仁讶然抬眼，看了石越一眼，却听石越又说道：“范公还记得文正公主持庆历新政之事么？”

范纯仁立时警觉地看了石越一眼，他以为石越想借庆历新政游说他，不料，石越接下来说的，却大出他意料之外，“事情过了几十年，范公可曾想过庆历新政为何会失败？庆历新政的十条法令，到今日看来，也是切中时弊的；而昭陵虽然不及今上坚毅，却也算是一个仁君；其时政府有令尊、韩、富，台谏有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这些人，哪一个不是本朝数一数二的人物？为何政府台谏皆得其人，而庆历新政不过推行一年时间，便会失败？”

“小人诬以朋党，正人亦难久居其位……”

“范公亦曾熟读史书，为何每每只要小人进谗，君子便不是敌手呢？为何君子往往只能看着小人进谗言，将君子们一个一个驱逐出朝堂，甚至迫害至死；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小人将国家社稷引至亡国，而无能为力呢？”石越咄咄逼人地问道。

“大丈夫做事，只能求无愧于心……”

“好一个无愧于心！”石越讥道，“与其说是为了无愧于心，莫如说是为了逃避责任罢？！”

“范公可知道当官是一门什么学问么？”石越直视着范纯仁，道：“当官乃是一门与烂泥巴打交道的学问。你当了官，便如同掉进烂泥潭中，你既要提防着自己也变成烂泥巴，却也不能想着让自己离那些烂泥巴远远的。到了这烂泥潭中，岂还能想着干干净净？可你们这些君子，却成天只想着让自己干干净净！”

范纯仁的脸腾地红了，霍然抬头，怒视着石越。他几乎要按捺不住自己，想要直斥石越的荒谬，但却又感到有点不屑，只站起身来，便待转身离去。他甚至觉得不屑与石越坐在一起。但便在他转身的那一瞬间，范纯仁忽然想起他为什么会来这里喝闷酒，他忽然想起司马康的死——他是知道的，如果当初他不要犹豫，采纳石越的计策，也许司马康便不会死！他的心中，一直郁积着那份难以排解的愧疚……

“可你们这些君子，却成天只想着让自己干干净净！”石越的话真的一点道理也没有么？

终于，范纯仁缓缓转过身来。

[1].宋朝民间盛行火葬，官方原本严厉禁止，子女将父母火葬，依照自唐代继续下来的刑法甚至要判处死刑！不过在宋代司法中，从未有过因此判罪之先例，自此，迫于财政压力，宋廷终于非正式承认火葬之合法地位。

3

次日。

石越一大早起来，便发现外面已经积了一层很厚的雪绒。石蕤跟着阿旺过来请过安，便飞也似地跑去玩雪了；梓儿也是忙里忙外，又要叮嘱下人准备送给石起家过年的礼物，查对送给在京各家亲朋戚友过冬的日常用品；又要与侍剑一道预备着收租结账等等琐碎事务，也没空搭理石越。石越一个人看了会报纸，便叫了马车，往尚书省去参加例行的两府聚议——这是一个在文彦博与吕惠卿掌两府期间被破坏掉的惯例。当年吕权重，文资深，两人若非万不得已，谁也不愿意合到一起聚议。但自从皇帝带病前往内东门小殿之后[1]，石越与司马光、韩维之间的关系，实在称得上是熙宁朝的历任宰相中最好的了，兼之如今宋廷面临的事情，也非得两府加强协调不可，因此两府聚议制度，自然而然便又恢复了。

这天却也没什么新的消息，这已经让石越松了口气。现在朝野局势，其实便如一团乱麻，石越最害怕的，便是乱上加乱。

熙宁十七年的两桩大案，陈世儒案皇帝早已赦免多数受牵连的官员，又换了个主审官，案情很快清晰，除陈世儒夫妇处死外，牵涉的官员大多恢复清白，少数几个嫌疑难以洗脱的，找了个小过失，各贬一秩了事；只有苏颂与吕公著比较倒霉——苏颂枉法的罪名几乎落实，本来马上要进政事堂了，因此一事，竟被贬往陕西路会州做知州；吕公著虽然是被冤枉，半路失踪也是因为高太后有意保护，但却也因此落人话柄，皇帝不仅对高太后更生嫌隙，便是对吕公著也难以容忍了。虽然赵顼要顾着高太后的脸面，司马光极力保荐，吕公著自己也屡番上表自辩，但皇帝一面好言安慰，一面却打发他去洛阳，当了个判河南府事。

而永顺钱庄案也难以追究下去。永顺钱庄的掌柜沈七在狱中服毒自尽，方泽一人揽下了所有的罪名，这案子证据不足，是否还要深究下去，便是旧党内部，也已经出现不同的声音。有人对吕惠卿恨之入骨，一心想要穷追猛打；但却也有人开始感到厌倦，他们担心这个案子转变成新旧两党的互相报复，希望朝廷在这节骨眼上不要被这些事情分散太多的精力，因而主张见好就收。皇帝也有意息事宁人，他更关心的是国库里的钱，太府寺卿薛向一病不起，新任的太府寺少卿张商英又未到任，赵顼便令翰林学士李清臣暂时代理太府寺卿，催着要把从左藏库中流失的交钞收缴回来。

在永顺钱庄案中真正得到好处的是蔡京。司马光对他赏识有加，推荐他为户部度支郎中，没几天，蔡京便找了一堆诸如户部事务繁剧、自己于司法程序需要避嫌之类冠冕堂皇的借口，将这案子彻底丢给了马默与李舜举，高高兴兴去户部高就了。

石越很难判断司马光究竟是不是在“拉拢”蔡京，不过他也并不担心这些，尽管现在蔡京两面都献着殷勤，但要说蔡京会冒然投靠旧党，却也为时过早。石越向皇帝推荐苏辙接任司马光的户部尚书一职，已经得到司马光的首肯，这显然要比蔡京重要得多；做为回报，石越也默契地接受了不到五十五岁的旧党名臣刘挚担任权御史中丞——这个刘挚是仁宗时赫赫有名的“河朔三令”之一，性格峭直，既通经术，又有吏材，因韩琦推荐入馆阁，熙宁初年得到王安石器重，先提拔为中书检正官，一个月后，又荐为监察御史里行，不料任命刚下，刘挚便高兴地吩咐家人收拾行礼，然后便大肆攻击新法，还当面对赵顼说：“我是河北人，不认得王安石。”其后虽然被贬，但皇帝却很维护他，在各路州做了近十年的地方官，终于还是召回汴京，由礼部郎中到宗正寺少卿、太常寺少卿、国子监祭酒，升官速度也快得吓人——这也是一个双方都可接受的人选，刘挚是所谓“旧党”中的一种典型，虽然被新党视为“旧党”，但他崖岸高峻，却是个连旧党君子们也不怎么愿意亲近的人物，在朝廷没什么过于亲密的朋友，可能是因为同样厌恶自己的子侄通过父荫得官，反倒是刘家的子侄辈与章惇家的子侄辈关系极好。所以，与其认为他是“旧党”，倒不如说他是所谓“孤臣”更为恰当。

不过，这对于旧党，却也算是迟来的胜利。而对石越来说，他染指御史台的机会并不大，此时更没有心思去纠缠于权力分配的斗争。在石越看来，他面前有无数的麻烦，西南夷是个麻烦，伏虞县是个麻烦，益州是个麻烦、交钞是个麻烦，什么陈世儒案、永顺钱庄案、御史中丞、户部尚书……这些都不过是一个一个的麻烦。有些麻烦牵一发而全身，互相纠缠在一起，那是大麻烦；而有些麻烦只要谨慎一点，可以单独解决，那就是小麻烦。相比如何解决益州的问题，如何维持交钞的信用、稳定钱钞比，如何抑制物价上涨，汴京的权力分配，远远没那么头痛。汴京的政局看起来正在向好的方面发展，而益州局势与交钞问题，却让石越时时担心它们会持续恶化，完全不知道它们又会引发什么样的新麻烦出来……

然而担心归担心，尽管被人们寄予厚望，但石越暂时也没有什么灵丹妙药，可以立收奇效。

想从几千里之外的汴京，遥控指挥益州的军事行动，那只会收到灾难性的后果。皇帝曾经很想采纳枢府的意见，一面命令高遵惠、陈元凤抽调厢军、乡兵、弓箭手在伏虞县以及蓬州四周州县布防，并设法稳住陈三娘子一伙；一面要求王厚、慕容谦暂时对西南夷不要轻举妄动，禁军兵力要由入蜀的冯京节制，先行平定伏虞县暴乱。但这个计划却被石越极力阻止。石越并没有给赵顼一个更好的计划，他只是力劝皇帝给高遵惠、陈元凤与王厚、慕容谦分别下达了一道一模一样的诏令：在冯京到达益州之前，许其便宜行事；在冯京到达益州之后，益州一切军政事务，皆归冯京节制。

没有传说中的锦囊妙计，也没有料敌千里之外的神奇，更没有完备细致的应对方案，这样的建议并不能让皇帝安心，甚至连司马光与韩维虽然在表面上赞赏，心里也不是没有怀疑与担心的。大家总觉得要自己亲自做点什么才能安心。

不仅如此，石越还阻止了枢府向益州路大举增兵迅速平叛的计划。不过这件事却得到了司马光真心实意的支持，增兵意味着增加益州的补给压力，司马光已经想尽办法想向益州运送物资，但进蜀远比出蜀要艰难，而且远水也难解近渴。

但石越虽然认为盲目增兵，弊大于利；暗地里，他却每天都要祈祷陈三娘子不要变成流寇，占山为王也好，据城自守也好，这样的叛乱好对付，但倘若变成流寇就麻烦大了，不仅各地的干柴很容易被点燃起来，而且对付流寇，自古以来就不存在什么省力的办法。到时候，宋廷就只能被迫增兵了。石越并没有想象的那么有信心。

所以，在不知情的人看来，石越等于什么都没有做。而每天例行的两府聚议，也如没白开水一样没有意思。

不过石越也没有心思去顾及别人的审美，例行聚议之后，石越给苏轼写了封书信，讲了皇帝对辽国的担忧，吩咐堂吏寄了，便离开了政事堂。皇帝这个时候应当正在单独召见王安石，汴京有成百上千的官员，正在翘首期待着结果，但石越自从昨天见过王安石之后，便已经不再担心这件事了。

他必须先去劳神解决另一个麻烦，桑充国的麻烦。

当宰相的好处之一，便是可以在政事堂外面就骑上马离开皇宫；而当宰相的坏处之一，就是在政事堂外上马的同时，也必须带着标准的仪仗队。

与很多宋朝士大夫一样，石越讨厌浩浩****的出行——那是李林甫留下来的坏习惯——所以，出了内城后，石越便撤了仪仗，只带了侍剑和几个随从，轻骑往白水潭而去。他早已叫人问得清楚，这几天桑充国既不在潘楼街桑宅，也不在咸宜坊的新宅子里，而是住在白水潭附近的一座新买的园子中。

石越一行到了白水潭后，颇费了一番功夫，才寻着桑充国的园子。从外面看，这园子算是其貌不扬，一条在雪后格外泥泞的小路通往园子的大门，斑剥的粉墙外种着几株瘦瘦歪歪的柳树，只有两扇朱门显得新一点。石越在墙外下了马，将马顺手交给随从，也不通报敲门，径直推开门闯了进去。

进到园中，石越便呆住了。这园中除了几间草房外，竟然全是一小块一小块的田地。厚厚的白雪覆盖下的，明明便是冬小麦的幼苗。远远望见桑充国正站在一间草房的窗边，提着毛笔画什么。桑充国显然也已看见石越，掂着笔吃了一惊，奇道：“子明，你怎的知道这里？”

“长卿好雅兴，”石越笑着走了过去，“居然扮起隐士来了。”一面快步进了草房，凑过去看桑充国的画，画的却是大雪覆盖的麦苗。不由笑道：“长卿要做陈相、陈辛么？”[2]

“子明说笑了。”桑充国红着脸地笑了笑，道：“这小片麦地是我带着两位殿下种的……”他看见石越目光中的狐疑，连忙又笑着解释道：“播种自然不是我们做的，买下来便有。我们不过照料了几天，两位殿下亲眼看着这小麦破土发芽，因昨天下雪，我们问过这边的村民，小麦盖过雪明年收成更好，不过两位殿下依然有点不放心……”

石越笑着摇摇头，“这是画给两位殿下看的？——不过长卿你也够胆大妄为的了。”

“古时便有籍田之礼，不过后世天子籍田，不过做做样子，哪里知道耕种之辛苦与可贵……”

“长卿小时候便下过田地劳作？”石越笑着反问道，见桑充国语塞，又笑道：“其实我也觉得让小孩子天天背《千字文》、《蒙求》极没意思的……”

桑充国却听出了石越的言外之意，连忙辩解：“子明以为我让两位殿下玩物丧志了？不然，不然。两位殿下聪明得紧，《千字文》、《蒙求》之类，早就背得极熟，连《论语》、唐诗都可以背不少了；算术也学得极好，只是写字上、绘画上还要花点功夫，不过我是以为象两位殿下的身份，琴棋书画这些东西，倒不必学得太好，太好反而坏事……两位殿下到底还小，和他们讲《论语》、《孝经》，他们也听不懂，反觉无味，倒不如多见识见识在深宫里见不着的东西，正经功课，其实半点也不曾耽搁的。”

石越见他这般，想起自己的来意，竟有点不知道要如何开口了，只好干笑道：“如此真是国家之福。”

“的确是社稷之福。”桑充国也笑道，不过却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赞许。

“不过……”石越迟疑了一下，到底还是开口说道：“我觉得真正的社稷之福，不在于此。”

桑充国这时才察觉到石越的异常。石越在桑充国对面坐下来，望着桑充国，说道：“一直以来，我们这些所谓的‘士大夫’，耗尽一代一代人的毕生精力，其实不过是想要寻找一个答案——如何才能让国家长治久安，百姓永远可以安居乐业？”

“不同的人，会从不同的地方寻找答案。有些人寄望于历史的经验，有些人寄望于圣人留下来的经典，有些人想从天地自然之规律中寻找蛛丝马迹，有些人干脆靠自己的玄想，还有些人什么也不相信，宁可让自己成为经验的一部分……”

“那子明又属于哪一类？”桑充国也坐了下来，笑问道。

“我更相信经验。”石越坦白道，“历史的经验也罢，现实的经验也罢。和我讲千万种道理，不如摆上一样事实。”

桑充国笑道：“我欲载之空明，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不过子明之眼界，却非止于经验，这么说难以为令人信服。”

石越摇摇头，笑道：“其实也逃不脱的。”他不欲多说这个问题，便又继续说道：“要找到治天下的办法，先要明白国家的兴衰是由什么东西决定的？”

“依我看，决定国家兴衰者，可能不止一样。国君之明暗，大臣之贤不肖，礼制、法令、制度之完备，都是极重要的。”

“长卿说得不错。但我以为，这些依然难保长盛不衰。”石越笑道，“君明臣贤，与礼制、法令、制度之完备，其实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每当君明臣贤之时，礼法、制度往往也较为完善；而完善的礼法、制度，同样也可以延续着君明臣贤的状态。但过得两三百年，再好的礼法、制度，也会被破坏殆尽；明君贤臣，转眼便仿佛绝种了一般……”

“万物有阴阳之道，只盛不衰的事情，原本便不存在的。”桑充国不由笑了起来，“子明以前说过，一代人只能管一代人的事。倘一代人能造就二三百年的盛世，还有什么不满足么？子明方才还说只相信经验，难道子明便见过有什么东西能逃脱过盛衰轮回？”

石越顿时被桑充国问得哑口无言，在他所知道的人类历史中，的确不曾存在过这样的事情。

他原本不过是想委婉地劝说桑充国将有限的人生放到“更有意义”的事情上去，培养未来的皇帝这种事情，其实没有那么重要……但这个时候他才猛然醒觉，对于士大夫们一直在寻找的那个答案，他知道得并不比他们多多少。

却见桑充国意味深长地笑道：“子明找我，当不是想说这个吧？”

石越知道已经被桑充国识破，只得点点头，道：“我来找长卿，是有件事情转告。”

桑充国静静地望着石越，他已经隐约感觉到了点什么。

石越感觉喉咙有点干涸，他避开桑充国的目光，装作若无其事的说道：“皇上已经决定，令岳将拜侍中、平章军国重事。”

桑充国怔了一下，过了好一会，才明白过这话里的意思。他低头看了一眼手中的画，轻轻将笔搁下，这才抬起头，脸上已有勉强的笑容，“我知道了。”说完，默然一会，又道：“这不是唯一的原因吧？”

石越默默点了点头。

桑充国把头转向窗外，木然看着外面的雪地，半晌，才自失地一笑，道：“当日我实是不想做天子师的，但做了这一个多月的资善堂直讲，却又有点舍不得了。”石越才想安慰两句，嘴唇翕动，桑充国已转过身来，看着石越，笑道：“不过交给程先生，我也是放心的。子明如今虽已贵为宰相，可要烦心的事，比我可要多得多。”

石越无奈地笑了笑，却听桑充国又说道：“不过，虽然如此，我却还有个不情之请，想要子明帮帮忙……”

“长卿但管说。”

“白水潭自我辞职后，教授联席会议推举孙公[3]代任山长之职，但孙公虽然不到六十，身体却不是太好。子明也是知道的，大程先生病重，范公也已经回乡了，小程先生又做了资善堂直讲，明理学院虽然人材济济，但要说声望能令两院教授皆服膺，只怕还要假以时日。而格物院，只怕一百年之内是不可能做到山长的……”

“长卿不可以继续做山长吗？”石越已听出他话中之意，不由略感奇怪地问道。

桑充国默然一会，笑道：“我只打算回《汴京新闻》。”

石越凝视桑充国，好一会才恍然大悟。在历史上，虽然理学起源于北宋，但终北宋之世，都只能算是个影响力不大的小学派，主要靠私人讲学来延续自己的学脉，其声望则只能依赖于个别杰出的学者。但在这个世界的熙宁十七年，借助白水潭学院的影响力，二程在吸收融合了石学的许多观点后，已经一跃而成为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大学派，其学生之多，在白水潭明理学院，完全足以与石学分庭抗礼。桑充国显然已经知道了程颐的学生们对自己的弹劾，如果他回任白水潭山长，即使不在白水潭内部引起争议，在日后处理事务时，也将是一颗定时炸弹。

“那长卿想请谁来当山长？”

“不是我，是大程先生。一个月前，苏子容还在狱中，大程先生便和我说过，苏子容是当今少有的全材，论文章经义，明理院无出其右者；论算术、天文历法，乃至机械、药理，他也在格物院开过讲，那也是众所心服的。只不过以往苏子容是要入阁拜相的，我们也请不动他。象当年，范公、孙公，甚至是大程先生自己，若非仕途受挫，绝意进取，也断断到不了白水潭。但若当立功无望之时，那才杰之士，便免不了会想着退而立言。大程先生给教授联席会议写了封信，倘若苏子容平安无事，那便做罢；倘若他获罪被贬，趁他灰心绝望之时，白水潭当要设法延致。孙公身体不好，已经几番想辞职返乡，不瞒子明，几天之前，我就想着如何请苏子容来白水潭当山长了。只是倘若没有皇上的旨意，却怕苏子容不敢来……”

“长卿的算盘倒打得精。”石越不由得笑道，“皇上的确是很恼他。不过，倘若你们能请动苏子容做白水潭的山长，我便也能说服皇上许可他致仕。”当年程颢不过是低级官员，本来当官的意愿也不强，弃官便弃官了；但苏颂却已经是朝廷重臣，虽然因罪获贬，仕途遭受重挫，但石越如今已贵为宰相，二人私交甚好，苏颂岂能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石越怎么也不相信白水潭能劝动他致仕，去当山长。

但桑充国却仿佛已经胜券在握，伸出掌来，笑道：“击掌为誓，一言为定！”

石越也伸出掌来，与桑充国轻击三掌，笑道：“一言为定。”

[1].这也是宋朝的一个惯例，拜宰相、立皇后、立太子时，皇帝要亲自前往内东门小殿，向翰林学士面谕旨意。所以，每当相位空缺之时，汴京朝野，无不竖尖了耳朵，只要听到内侍们前往“小殿子”，亦即是内东门小殿准备，人人便知道这是皇帝要拜相了。

[2].陈相、陈辛相传是战国时人，据说本是儒家弟子，后来投入农家的许行门下。

[3].指孙觉，后面的范公指范镇。

4

熙宁十七年十月下旬，皇帝召见王安石后，很快正式颁布敕令，拜王安石为侍中、平章军国重事，虽然没有郊迎之礼，没有选定黄道吉日，照样轰动天下。吕惠卿罢相后惶恐不安的新党，总算安下心来。石越与司马光又分别上了一封札子，不约而同地回顾唐代历史，痛斥党争误国，肯定只有宰相同心协力，才能致国家太平。二人皆闭口不谈王安石主政时引起的纷争，只赞扬王安石的德望才学。石越更是暗示是司马光推荐王安石为相。

这两封札子很快被公开登载在《新义报》上，引起巨大震动。对新党与王安石成见已深的人，难免要忧心忡忡，有人担心司马光与石越重蹈覆辙，有人大翻王安石的老底，过激者甚至对司马光、石越也破口大骂；但更多的人，虽然对王安石依然将信将疑，但却很肯定石越与司马光的态度。对党争的厌恶与担忧，在很多人的心中，已经压倒了对王安石的不信任——尤其是在这个宋朝再次陷入危机中的时候。

一面是石越与司马光的表态，一面是十几年的变法的确收到了效果，总之，这一次，没有出现熙宁初年王安石第一次拜相时的那种反对浪潮。

这着实让石越与司马光都长出了一口气。

紧接着，几天后资善堂直讲桑充国以亲嫌辞官，皇帝下诏“慰留”不成，于是赐金“以全其志”，同时在诏书中肯定了桑充国的才学德行，堪为师表。程颐由此成为惟一的资善堂直讲。

这也算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桑充国体面的辞职，朝野间对桑充国的不满与批评，还没来得及大爆发便随之消弥，皇帝不仅将他的继承者交到了一个他相对更信任的老师手中，也避免了矛盾激化后波及到赵佣的危险——任何对太子老师的批评，迟早都会延及到太子本人身上——这让皇帝和石越都松了一口气；而程颐的支持者们，则可以看到未来的皇帝能够受到他们所希望的教育，这个小小的胜利，也可以让他们暂时心满意足。

不过，显然没有人考虑过赵佣与赵俟的喜好；也没有人关心桑充国的学生们心里暗藏的不满……

总之，即使是汴京的市井小民，在熙宁十七年的十月，也都是充满希望的，尽管在这乐观之中，也同样夹杂着许多的抱怨。开封府百姓手中拥有的交钞，平均可能是其他地区百姓的十倍，甚至是数十倍，可他们每天都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拥有的交钞被商家以各种名目拒收，或者变相地贬值。他们当然也不是完全无所作为，人们开始想方设法地将自己拥有的交钞变成铜钱，但越是这样，人们便越会发现，市面上铜钱极度的短缺，于是铜钱对交钞的比价就越来越高。在民间，到处都流传着各种各样的谣言，这些谣言，大多暗示相同的事情，朝廷征税可能不再接受交钞，甚至可能会正式废除交钞。

很多人都相信，交钞是吕相公发明的，如今吕相公既然下台了，司马相公和石学士做了赵官家的宰相，那么吕相公的“发明”被废除，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事情。

汴京的市民从心里是赞成司马相公与石学士的。中下士绅阶层的意见，往往便影响着普通民众的意见，哪个宰相要是恰恰得到了这个阶层的广泛称赞，在这些人的舆论影响下，普通民众便也会认为那个宰相是好的。而司马相公与石学士，不仅仅得到了这种间接的舆论影响的称赞，更直接得到了普通市民的认可。每个汴京市民，都会敬服于司马光高尚的品格；同样，每个汴京市民，都要佩服石越出将入相的才干。倘若去问汴京的普通老百姓，他们都会说，赵官家早就该让司马相公和石学士当宰相了。他们相信司马光与石越能够治理好这个国家。而相对来说，王安石得到的支持，却比较局限于有见识的读书人，或者是那些一心想要激进改革的官员之中。

但是，尽管大多数百姓们信任司马光与石越，他们的乐观之中，却依然有着忐忑。而且这种心态，甚至弥漫于汴京的每一个阶层。交钞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人们不能不关心它的存废。在汴京，人们已经开始将交钞当成烫手山芋，想方设法要把它变成铜钱或者别的实物，而商家却不肯接纳，钱庄前面每天都排着长队兑换，以至于许多钱庄为了降低风险，开始限制兑换的额度，并且以比正常情况快得多的频率，向交钞局申请兑换铜钱。

国库也越来越窘迫了。

更糟糕的是，在开封府界出现的假交钞，让交钞的信任度雪上加霜。

也许在这个时候，只有少数的投机者，才认为这是天堂。

这是一个恶性的循环，历史上，当朝廷发行一种新货币失败后，便草率地全面废除，将负担转嫁给百姓的事情，已经发生过许多次。但这一次，如果宋廷采取了同样的办法，显然将会是最恶劣的一次。因为历史上的那些新货币，即使被废除，货币本身可能还能折点钱，但这次，被废除的交钞，拿回家糊墙都嫌太硬。

恐慌在静悄悄地蔓延，并且从民间开始烧到了庙堂。

国库的铜钱储备越来越少，让很多官员开始沉不住气。有一部分官员与汴京的普通百姓一样，认为交钞是吕惠卿的“发明”，与熙宁归化一样，都值得重新检讨。并且，这在政治上是打落水狗，毫无风险。他们将交钞与熙宁归化放在一起进行攻击，以一种事后诸葛的优越感，历数它造成的危害，大声呼吁朝廷予以废除。

这种攻击绝非没有市场。在大宋朝廷中，有相当一部分进士出身的官员缺少专业知识，又不习惯于对现实问题进行调查与分析，他们很容易被表面的现象迷惑，甚至就是听信传闻，便自以为是站在为百姓利益着想、为国家利益着想的立场，开始附合这种攻击。

仿佛交钞与熙宁归化便是万恶之源，只要废除此二政，一切就会好转。

更复杂地是，还有一部分有财政经验与吏治名声的官员，也开始讨论是否应当采取废除交钞、停止熙宁归化政策的断然措施。

一部分有在北方担任地方官背景的官员，率先对纸币完全丧失了信心，他们认为必须采取断然手段，在事情还没有恶化到不可挽救的地步之前，彻底废除交钞，恢复原有的币制……

而一些从东南诸路出身的官员，以及许多曾经支持新法的官员则反对废除纸币。他们相信宋朝需要纸币，但他们却也认为宋朝发行了太多的无本交钞，因此悲观地认为交钞崩溃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如果宋廷继续支撑下去，只会让国家的财政也随之崩溃……所以，他们也主张断然放弃交钞，并重新建立一个更加谨慎的纸币体系，也就是说，重新发行一种有足够金银铜储备的新纸币！

于是，废除交钞的声音，俨然成为宋廷中最大最响的声音。更糟糕的是，这些讨论是完全不受控制的。奏折、报纸、私人的聚会、耳语……人人都希望自己的声音越大越好！

而民众对交钞的信心，便在这些声音中，迅速跌到谷底。

仅仅在数日之内，汴京城内几乎所有的钱庄，便都陆续停止兑换交钞；大小商店作坊，也拒绝接受任何交钞；尽管如此，人们还是蜂涌上街，想用自己的交钞换取一切可以换到的东西。太府寺前更是挤满了拿着成箱成箱的交钞来兑换的大商人……虽然因为信息传递速度的限制，暂时还没有波及到其他的地区，但这不过是迟早的事情。

而这一切，却又反过来成为那些主张废除交钞的官员的证据，仿佛不是他们造成了这一切，仿佛他们是有着先见之明的，汴京主张废除交钞的声音，越来越大。

于是，拜相不到一个月，新麻烦大麻烦便接踵而来，石越陷入焦头烂额中。

但老天爷好象是认为宋朝的局势还不够混乱，十一月初，两名重要的新党成员薛向、常秩竟然又相继在汴京病逝，生老病死本是正常的事情，但在这个时候新党连损干将，却不免让汴京城中的新党，都生出兔死狐悲之感。而薛向素以理财闻名，他的去逝，在人们的心中造成一种极坏的心理暗示，更是给人心惶惶的汴京，又平空增添了许多不祥的气息。

汴京的这个冬天，阴霾、压抑。

石府。

侍剑看见一个丫环端着一个盘子从石越的书房轻手轻脚地退了出来，那女孩见着侍剑询问的目光，也不敢说话，只黯然摇了摇头。侍剑不由得叹了口气，无可奈何的摆了摆手，让那女孩退下。石越已经两天没顾上吃东西了。

“侍剑……”

“安叔？”侍剑转过身去，却见石安手里拿着一张名帖，他讶异地看了石安一眼。这十几天来，不算在政事堂当值，回到府中，石越平均每天要接见的官员士子，少说也有一二十人。潘照临不得已只好定下规矩，每日府中自掌灯时分起，便谢绝宾客。这时候已经过了戌初，石府中早已是灯火通明，石安虽是府中资格最老的下人，但平素都是极谨慎的，怎么竟敢坏潘先生的规矩？

石安显是知道侍剑在想什么，笑道：“这个人若不通传，怠慢了又怕相公责怪……”一面递过帖子给侍剑。

侍剑狐疑地接过名帖来，打开看了一眼，讶声道：“张商英？他来京了？”他一面说着，一面连忙合上名帖，道：“安叔且去客厅伺候，我马上去通报。”

自从离开杭州之后，这还是石越第一次见到张商英。在石越的记忆中，张商英依然还是那个负气倜傥、豪视一世的浊世佳公子。

张商英与石越渊源极深——当年正是因为石越的推荐，张商英才被破格任命为杭州太守，得以迅速东山再起。尽管石越也听到过一些传闻——张商英曾经举荐舒亶，但后来却因为涉嫌为亲属向舒亶干请，反被舒亶弹劾，差点就再次被贬去监盐税……石越并不知道张商英在这件事情当中是不是被冤枉的，他也没太放在心上。在石越心中，张商英算是一个出色的地方官。

正是张商英与蔡京等人一道执行石越在杭州创立的种种政策，并将之推广到两浙路、淮南东西路、福建路；此外，当年张商英同时得罪了新旧两党中的重要人物，以至于十来年都只能当地方官，但他与石越这么多年间书信往来，也从无抱怨之语——有了这两条，在石越心中，张商英就有一席之地。这次张商英得以回到汴京，出任太府少卿，石越在暗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不过张商英返京的过程，却是一波三折。虽然他接到敕令便立即起身，不料却在路上大病一场，以致迟迟不能履新——当然，他也因此避开了汴京的风波，但他一日不能上任，石越便一日不能安心。

交钞危机愈演愈烈，但兼任太府寺卿的李清臣，却委实无法让石越放心。李清臣什么都好——他支持变法，旧党也能接受他，而且也很有能力，无论是捕盗平叛，断狱治民，还是礼仪典故，文章制敕，都让人挑不出半个不字来——但偏偏就在理财上差了一点。这却也怪不得李清臣，他一生之中，从未到东南诸路当过官，履历当中也没有担任过与财计有关的官职，将他放到太府寺任上，他也只好用捕盗的本事来理财。而石越纵然心知不妥，却也没有办法换掉李清臣。李清臣既没犯过错，又得皇帝信任，石越想换掉他，不仅说服不了皇帝与司马光、王安石，也会让李清臣认为是一种侮辱——这会令他更加无法对太府寺施加影响力。

在蔡京调任户部之后，石越便只能指望张商英了。

“天觉是何时到的？可见过皇上了？”石越一面问话，一面打量着张商英。张商英身材与石越相仿，他年纪其实比石越还大上几岁，但因为保养得当，看起来倒比石越要年轻些。

“下官下午方进城，尚未蒙召见。”张商英挪了挪略微有点发福的身子，脸上微露不安之色。他返京之后，不先见皇帝，不先谒两府，反而先拜谒宰相私邸，倘被台谏知道，免不了要被弹劾。倘若面前坐的是司马光，只怕立时便要将他撵了出去。但他却有非见石越不可的理由。

“唔。”石越的脸色也微微变了下，“想来皇上不日便会召见天觉，太府寺举足轻重，关系甚大，如今更是多事之秋，天觉要多多费心。”

“太府主事的还是李邦直……”张商英一面抬眼偷看石越神色，一面斟酌着用辞，“下官来见相公，其实也是为了这事。”

“李邦直是好共事的人，天觉不用担心。”

张商英知石越误会，忙笑道，“下官担心的倒不是李邦直好不好共事。而是下官听说，李邦直在朝中力主反对废除交钞……”

石越很意外的望了张商英一眼。

“如今太府寺第一要务，便是交钞。朝中有关交钞的争论，下官未进汴京，便已听到不少。想来无论是皇上召见，还是谒见政事堂，都免不了要问下官的看法……”

“天觉之意是？”石越听他的言外之意，却越听越觉得不对。李清臣反对废除交钞，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他真正的动机石越也能猜到一二。李清臣奉命追讨永顺钱庄案流失的交钞，十分得力，屡受褒扬。这些交钞很多还在运回汴京的路上，若还没来得及入库，就被废除，这岂非是一个笑话？何况朝中真正掌握财计的大臣，都知道如今交钞对宋廷的财政非常重要，轻易废除，势必成为惊天动地的大事情，李清臣也担不起这么大的责任。也正是因为石马王李等人对废除交钞的谨慎或者反对态度，在众议滔滔之下，废除交钞才从来没有真正被提交到政事堂的议事日程上。石越盼着张商英回来，是希望借助他的能力，为交钞危机找出一条路子来，但此时听张商英言外之意，却似乎是张商英反而主张废除交钞。这未免大出石越的意料。

果然，便听张商英说道：“下官今日进京，特意去城内几家最大的钱庄门口看了看——倘不快刀斩乱麻，拖延下去，有百害而无一利……”

“你是想废除交钞？！”石越的脸色难看起来。

张商英避开石越的目光，道：“潘楼街的三家钱庄外，拿着交钞想兑换铜钱的人，堵满了几条街道；汴京城里的商贩还不到下官当年离京时的一半；五百文的交钞，竟然买不到一个大饼！相公，除非太府寺能开放兑换交钞，否则，汴京的情形，会如瘟疫一般向全国蔓延！”

倘若太府寺有足够的金银铜储备的话，还用得着在这里浪费唇舌？石越更加感到不耐烦了。李清臣已经几次调低了钱庄每日的最高兑换额度，但即便如此，按着目前每日兑换的规模，最多一个半月，太府寺将连半个铜子都找不出来。

“朝廷正在设法保证兑换。”石越的语气变得生硬。

“限额兑换不过是苟延残喘。”张商英依然不敢正视石越的目光，但言语中却并没有畏缩，“每调低一次兑换限度，对交钞就是一次打击，交钞已然伤痕累累。吕吉甫罢相前，韩忠彦在开封府还能靠平价卖米卖布，来平抑物价——但事到如今，他也只能眼睁睁看着，无计可施，现今连开封府征秋税，都不敢只收交钞，不纳粮米！下官记得相公曾经说过，交钞一物，全赖官府之信用行世，如今信用**然无存，恕下官直言，相公也没有点石成金之术……”

张商英说的都是大实话，但这却更加让石越恼怒。放诸四海皆准的所谓“经济学”原理，原本也只是个神话。更何况他连这些基本理论都懂得有限，更加不用说面对如此错综复杂的现实问题。

韩忠彦用十分传统的办法，付出巨大的代价，好不容易将物价平稳下来，眼看着一切就要好转，然后，几乎在一夜之间，局势就直转急下，完全不受控制的变成了如今的局面。在这个过程中，石越与司马光、王安石一样，都只能目瞪口呆的看着，束手无策。

知道应当维护交钞的信用又如何？知道应当满足充分兑换又如何？便如张商英所说，石越也没有点石成金之术。汴京有无数的品官之家、禁军家属、商贾……宋廷这些年累积发行的交钞，有多少最终落入了他们手中？石越连想都不敢想这个数字。

“……事到如今，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相公须得快作决断，废除交钞！”

“你知道废除交钞会令多少人倾家**产么？”失望的怒火涌上脑门，巨大的挫折感让石越一时间难以容忍张商英对他之前期待的“背叛”，只是多年的习惯才让石越竭力控制自己没有将怒气发泄到张商英头上，石越绷紧了嘴唇，眼中满是怒意。“这是抢劫！这是抢劫！”

石越的怒气让张商英心里徒然生出几分怯意，但他默然了一会，终于还是抿着嘴，低声回道：“下官只知道，若再过上一两个月再废交钞，朝廷会连军饷都要发不出来！”

“那天觉可知禁军的薪俸，如今也有一半是用交钞发放的？”石越声音中的怒气，越来越明显。他盼着张商英回来，是来帮助自己度过难关的。新官制中，太府寺架构上是设有两位少卿的，也许现在是时候考虑再任命一名少卿了。

石越的书房中，突然静了下来。在书房外面守了近一个时辰，侍剑才终于见着书房的门打开，石越与张商英一前一后走了出来，但让侍剑感到奇怪的是，石越将张商英送出书房，便即止步，并没有如平时待客一般，送至中门。

尚书左仆射府。

一个微微有点驼背的老仆人托着一盏油灯，引着四个二三十来岁的官员朝侧厅走去。一路之上，只见府中道路走廊的两侧，隔上好远才会挂上一盏的油灯，昏暗的灯光，仅仅能勉强照明而已。那老仆将这几个人引进侧厅坐了，便即告退，有两个老厢兵奉上茶来，一个三十来岁的官员拨开碗盖，放到鼻下闻了一下，道：“这是信阳军的茶。”

坐在他旁边的一人却叹道：“这又算得了什么好茶？这是堂堂左丞相之府，竟连根蜡烛都见不着……”

“如今蜡烛多贵，常兄不知道么？”那嗅茶的官员一面将茶碗放回案上，一面道，“现今本来物价便贵，泸州又是大宋蜡烛的主要产地，如今是连寺庙里的香烛都点得少了。”

“哎，多事之秋。”那姓常的官员微微叹了口气，便不再说话。

左仆射府书阁。

司马光翻弄着手中的名帖——刑恕和常安民他是极熟悉的，刑恕是程颢的学生，同时也算是司马光、吕公著的门人，他才华横溢，很早就中了进士，甚至一度受到王安石的赏识，但因为对王雱批评新法，得罪王安石，在熙宁初年被赶出京师，当了一个小县的知县，后来司马光与石越合作，主持撤并州县改革，他那个县被废除，因为吕惠卿从中阻挠，刑恕就一直被闲置，这些年间，刑恕开始是在嵩阳书院一面任教职，一面读书；同时也给《西京评论》写点文章，和司马康关系极好。石越抚陕时，据说刑恕曾经一度因富绍庭的介绍，想去石越幕府谋份差使，但不知何故，石越对他非常冷淡，他在陕西只呆了一个月，便悻悻回到洛阳，直到不久前，才因司马光的推荐，又做回崇文院校书——也算是个馆阁。

常安民也是旧党年青一代中的英材，他是熙宁初年的太学生，进入太学的时候，不过十四岁，熙宁六年中进士，王安石曾经对他百般笼络，但他不为...